为什么我对新港旅游气泡持悲观态度？_风闻

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旅游气泡计划在今年 5 月 26 日开始执行首个航班。但是，最近新港两地的无法溯源病例（包括新加坡的陈笃生医院菲律宾籍护士和香港的菲律宾籍女佣两案），使得对新港航空气泡的担忧再次袭来。

笔者对新港旅游气泡能否在 26 日顺利开航颇感不乐观。一方面，现有的情况不足以使得两地疫情控制在合适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大型节假日亦增加人员接触的机会，使得感染可能性上升。

节假日带来的疫情担忧

我们需要了解的是，这一次两地疫情的爆发，首个检出的对象罕有的都是外国「客工」——香港东涌的情况始于一位菲律宾籍女佣，而新加坡陈笃生医院的情况始于一位菲律宾籍护士。

笔者相信情况同时出现在外籍人士身上并非偶然——在新港两地打拼的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籍人士颇多，而他们周末常会一同「老乡会」排解乡愁。这种老乡会的形式十分多样：一方面主要以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为主体，在宗教场所（教堂、寺庙和清真寺）和公众地方（例如内地访港游客有所耳闻的中环遮打道一带）聚会；另一方面则通过群组在网上联系，商量体育运动、本地旅游等线下活动。

在客工所属文化的重大节日期间，这种活动往往尤为热烈：由于他们的节日安排和占社会主体的华人社会有所不同，因此回乡探亲的可能性极低。笔者推测，之所以两者都巧合地出现在菲律宾人身上，是因为菲律宾人刚刚过完数个重大节日：4 月 4 日的「复活节」、4 月 9 日的「勇士日」，正如华人在春节期间齐聚一堂一般，都是在外菲侨齐聚一堂庆祝的节日之一。

因此，笔者对开斋节（又称古尔邦节，5 月 13 日，穆斯林传统节日）和佛诞（又称卫塞节，香港等汉传佛教地区设于农历四月初八（5 月 19 日），新加坡等南传佛教地区设于农历四月十五（5 月 26 日），佛教徒传统节日）尤为担忧——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籍客工会集中庆祝开斋节，而信仰佛教的缅甸、老挝籍客工则会集中庆祝佛诞。如果按照菲律宾人目前的情况推测，印尼、缅甸籍人士中出现疫情恐只是时间问题。

手停口停的隐忧

笔者也曾在外打拼，深知背井离乡不易，聚会解乡愁也乃人之常情。过去数年有幸在港澳和新加坡多个旅游场所为本地旅游的外籍客工拍照留念的笔者，亦和他们就日常生活做过简短交流。

在外籍客工的日常生活话题中，笔者经常听到的担忧是医疗事务。

一方面，与在办公室上班的职员，身体有恙时可以由同事分担工作负担不同，家庭佣工等个体受雇者，一旦身体有恙即无法工作，不但雇员本人「手停口停」，往往雇主家庭内的事务也会陷入混乱。换言之，雇员在受雇期间的健康状况，往往会决定雇员是否会获得续约——没有雇主会选择一个体弱多病的雇员。

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办公室上班的职员，也会面临无形的压力。一方面，这些外籍客工是以「合同工」的形式输入的「补充劳动力」，其雇佣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毫无疑问会影响员工在报备自身健康事故的意愿。

同时，语言也是因素之一。与中英两种语言的流利使用者可以向医生完整地叙述自身的病情和行动轨迹不同，对外语不甚流利的外籍劳工而言，向本地医生求助都是难事。虽然政府在公立医院提供翻译服务，但安排始终需时。

因此，尽管新港两地的法律都强制雇主为雇员提供免费医疗，但无论是在雇主家中工作的家庭佣工中，或是在公司工作的外籍补充劳动力中，敢于使用这一权利，向雇主请病假前往医院就医的员工都是少之又少。在新加坡的案例中，病人是护士尚可及时获得注意；而在香港的案例中，菲律宾女佣就医过晚，使得追踪传播链困难重重。

总结：「为了开放而开放」是事实上的「绥靖」

由于这两个因素，笔者对于新港的「航空气泡」抱持高度悲观的态度——节日临近恐带来大量人流聚集，而外籍雇员缺乏支持导致的讳疾忌医的情绪则会干扰病毒的诊断检测工作。

目前可以发现的是，与已经「清零」的旅行气泡（例如在内地和澳门之间的那样）能够相对稳定地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相比，在没有「清零」的地方之间的旅游气泡异常脆弱——去年新港胎死腹中过一次毋庸多言；2020 年 5 月开始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之间的陆地旅行泡泡仅仅维持了夏季四个月，就在秋季来临之际被疫情打破；而 4 月 19 日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航空泡泡」，也在 5 月 2 日由于西澳大利亚州（珀斯）出现三例病例而将西澳大利亚州排除在外。

我们也需要将这一问题的思考提升到哲学层面。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泡泡的上空，悬挂着一条名为「疫情」的钢针——一旦疫情稍有变动，人们就会如惊弓之鸟般戳破泡泡。这令人不禁想起抗日战争初期——那时的香港和新加坡侥幸在殖民统治下暂时免于侵略，但两地人民仍然时刻担心得陇望蜀的日军南下。

「倾巢之下焉有完卵」，这种担忧在 41 年终究应验，一语成谶：日军始终是，在 38 年广州沦陷之后，香港沦陷只是时间问题；而在进犯越南、泰国沦为傀儡之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毫无疑问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无论殖民政府如何绥靖退让，毫无疑问都无法改变日军的想法。

这种情形和世界疫情局势何其相似？印度最近高速狂飙的疫情已经告诉我们，病毒随着时间变异出传染性更强，潜伏期更长的特性这一点是必然的。换言之，在疫情防控时，那些自诩「不清零也能做得好」的国家，往往都会在病毒产生变异株后，又遭到新一波疫情的袭击。换言之，病毒界只会严格按照达尔文演化论「随机变异，自然选择」的规则行事，断不会和人类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和妥协：病毒连耳朵都没有，哪里知道人类的意图？

因此，在没有清零的情况下达成的「旅行气泡」，和沦陷期间的生活又有什么分别？每当病毒稍有风吹草动，旅行气泡就要被戳破的情况下，外出旅游者随时面临政策变更的风险。这种担惊受怕的不确定性，势必对旅客带来严重影响。

唐太宗有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为了开放而开放」这一事实上的对病毒的「绥靖」不会有好结果。对于病毒，只有全力消灭，才能维持旅行气泡的长期安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