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日记：印度年轻医生记录崩溃一天：我要决定谁生谁死_风闻

06.

May

亚太日报 Shannon

罗汉-阿格瓦尔今年26岁，他要到明年才能完成医学培训。然而，在印度最好的医院之一的急诊室里，当病人喘着粗气被家属带来时，他就是那个必须决定病人生死的医生。

印度的医疗系统在新冠疫情的第二波残酷浪潮中已经濒临崩溃。阿格瓦尔正在新德里的圣家医院，负责着急诊室的一个严峻的27小时夜班。

圣家医院的每个人，无论是病人、家属，还是工作人员，都知道没有足够的床位，没有足够的氧气跟呼吸机来维持每一个送到医院门口的生命。

阿格瓦尔表示，“谁会获救，谁无法获救”，这该由上帝来决定。“我们不是为了这个而生的。我们只是普通人类。但此时此刻，我被强迫做这种抉择。”

过去两周，印度每天单日新增病例超过30万例，创下世界纪录。有专家表示，这些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保守的。在首都，5000多张新冠重症监护室的床位中，只有不到20张是空闲的。病人从一家医院赶到另一家医院，死在街上或者家里，而氧气则在武装警卫下运往库存紧缺的地方。火葬场昼夜不停地工作，每隔几分钟就会有遇难者的尸体运到。

路透社记录了阿格瓦尔的马拉松式值班情况，为印度令人痛心的疫情，和病例激增期间医院不堪重负的情况提供了最全面的描述。阿格瓦尔表示，他很担心，如果自己也被感染会意味着什么，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医院不太可能为他找到床位。

阿格瓦尔没有接种新冠疫苗。1月份正在为医务人员注射疫苗的时候他得病了。然后等到2月份，他开始放松警惕。他说：“我们都误以为病毒已经消失了。”

清晨的巡视

当阿格瓦尔在上午9点左右开始值班时，有四具尸体躺在一个区域，那里本该是工作人员脱下防护设备的地方。

急诊室里的情况则更夸张。病人和亲属挤满了每一个可利用的空间，许多人除了戴着简单的布口罩外，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手推病床距离很近，病人们可以互相接触，有位病人甚至躺在库房里。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和护士也不再穿戴完整的防护设备。

这家医院正处于绝望的境地 —— 通常可以容纳275名成人病患，目前却要照顾385人。医院外贴出的告示显示，可用的普通和重症护理病床的数量与几周前一样：零。

急诊室的工作通常是一项相对简单的任务，由更初级的医生负责，而高级顾问和专家则守护在重症监护室。但是这一规则早已被打破。现在，急诊室的值班医生才是医院里最重要的医生之一。

在开始到急诊室工作之前，阿格瓦尔首先要在新冠病区的普通病房里巡视。他和一位资深同事一起，负责65名病人。这给他的每位病患只提供了最多三到四分钟的诊疗时间。

他刚查完房，就接到一个紧急电话 —— 他的一个病人发病了。他冲下楼梯，沿着灯光昏暗的走廊来到323室，那里有一位老人已经失去了意识。

但这个病人是幸运的。他已经住进了新冠病房，与那些恳求入院的人不同，可以获得重症监护。阿格瓦尔表示，他们虽然没有床位，但也不得不管。他还说，一名保安被安排在急诊室外，以确保病患亲属不会试图“通过武力”来获取床位。

上个月，另一家医院的病患亲属在其死亡后用刀子袭击了医务人员。该市州的最高法院警告称，如果医疗资源短缺的问题继续存在，医院可能会面临更多法律和秩序方面的麻烦。

短暂的喘息

在德里长大的阿格瓦尔从6岁起就想成为一名医生 —— 这是一份在印度极具威望的工作。他在19岁时通过了考核，并开始在首都东部一家政府医院的附属医学院接受培训，后来在由传教士所创办的圣家医院当医生。

该医院的医疗主管和重症监护室主任苏米特-雷表示，医务人员们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分夺秒。“医生和护士们的士气很低落，”他说，“他们知道自己本可以做得更好，但就是没有时间。”

无论阿格瓦尔在哪里，当他试图睡觉时，都会听到心率监测器的声音。当他在医院里打盹的时候能够听到，在自己家中的床上也能够听到。这让他无法忘记在他看顾下死亡的病人，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缺乏资源。

阿格瓦尔通常在医院里吃午饭，但这一天， 他称之为“重症监护室的噪音”让他无法忍受。他在附近的一家24小时便利店找到了喘息的机会，那里有强劲的空调、进口麦片和店内轻声播放的美国流行音乐。

他一边吃着外卖咖喱饭，一边说：“这真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气氛。我只想在医院外休息一个小时左右，这样我就可以使自己的精神恢复。因为我还得在那里待上24小时。”

急诊室换班

下午3点前，阿格瓦尔回到急诊室值班。亲属们围着他，恳求他批准住院。

他的决策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他说：“如果一个病人发烧，那么我知道他生病了，但他如果不需要氧气，我就不能收他。”

“这就是标准。没有氧气，人们就会死在街上。所以不需要氧气的人，即使他们生病了，我们通常也不会收留他们。”

他开始巡视急诊室。他的速度很快，几乎不看那些能够坐起来并还有意识的病人。

当阿格瓦尔看着病人的X光片时，一位亲戚问道：“他能康复吗？”

“我会尽力的，但我不能保证什么。”他回答道，并已经转向下一个病人。

一位74岁的妇女卡鲁纳-瓦德拉正处于危急状态。阿格瓦尔用拇指轻按她的眼窝，测试是否有反应。没有，她的头向前倾倒，氧气水平低得可怕。

他告诉她的侄子普吉特，她可能随时会死。他恳求医生把她转移到有重症监护室床位的医院。“我们家的五个人在德里的不同地方，每个人都在努力，但没人找得到床位” 普吉特说道，手机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耳朵。

夜班

阿格瓦尔整夜都在与病房里不断出现的紧急情况作斗争。已有三位病患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年轻女子。直到凌晨5点，他才在急诊室的休息间里勉强睡了一会儿。

当他几小时后再次出现时，瓦德拉，这位没有在重症监护室得到床位的老人家已经去世了。她的侄子普吉特站在一旁，看着她的尸体被裹在白色的裹尸布里，被救护车送去火化。

在27个小时之后，阿格瓦尔的工作终于结束了，一种疲惫感让他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做。

但他还有最后一项任务 —— 一个朋友的父亲生病了，他来此求助。

这是他每天都会接到的无数相似的求助电话之一。十有八九他也无能为力，但他还是要尝试一下。

于是他重新戴上口罩，回到诊室里。

（来源：亚太日报 APD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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