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不住不如不管？美国是如何一步步沦为“大妓院”的？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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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1日，巨富显贵云集的纽约曼哈顿，一位地检署检察官隆重宣布：

　　我们不再起诉卖淫和无证按摩，还要撤销914起尚未审理的案件，以及5080起对站街妓女的指控。

　　这位检察官表示：

　　“起诉卖淫不能使我们更加安全，而且适得其反，把弱势群体进一步被边缘化。”

　　当然，这位检察官还说了，虽然卖淫不起诉了，但与卖淫有关的犯罪还是要管的，比如嫖客、人贩子之类。

　　卖淫无罪，嫖娼违法，这种新奇的逻辑不是这位检察官临时起意，而是各方势力掺和下的和稀泥。

　　三个月前，纽约州参议院两位女参议员刚刚提出了一个**《性交易幸存者的正义与平等法》**，要求废除卖淫犯罪的规定，对嫖客也只是罚款处理。

　　只不过，皮条客、开妓院依旧是非法的。

　　即，卖淫与嫖娼分开，个人与组织分开，一个合法一个不合法。

　　其中一个女参议员丽兹·克鲁格认为，妓女在性交易中处于劣势，如果出一个偏袒妓女的法案，不就平等、正义了吗？

　　没想到，推特的评论却翻了个大车。

　　一边是部分妓女们站来出来，直接表示，我们不要什么一分为二，嫖客和妓女都要非罪化，要来就来彻底的合法化。

　　另一边的网友却认为，卖淫与人贩子是混在一起的，不能分开理解，不然会祸害整个社会。

　　还有人釜底抽薪，直接开扒所谓的“卖淫无罪，嫖娼违法”，实际上不但没有保护妓女，反而在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总之，这个所谓的《性交易幸存者的正义与平等法》以及纽约地区检方停止起诉卖淫的做法，哪头都没有讨好。

　　最后遭殃的，还是处于旋涡中心的失足人群。

　　1

　　最荒唐的“扫黄”

　　由于传统新教理论对于饮酒、卖淫甚至堕胎都有很强的抵触心理，美国主流社会的道德观念，在明面上要比欧洲保守得多。

　　最极端的一次是1920年，美国直接颁布了最狠的“禁酒令”：

　　除了自己在家喝酒，连与朋友一起喝都是违法行为，而且凡是制造、售卖乃至运输酒精含量0.5%以上的饮品都违法。

　　但美国各级政府是散装的，执行的都是领薪水的雇员，根本没有能力来保障一刀切的“禁酒令”落实，结果是酒品黑市猖獗，高利润的地下酿酒行业让黑帮赚了个盆满钵满。

　　刚好，1920 年代的美国经济发展迅速，金钱至上冲击着传统价值观，政府腐败横行、枪支暴力泛滥、黑帮势力猖獗。原本目的是为了净化道德，结果因为执行不力，反而酿成黑市猖獗的“禁酒令”为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背了锅，最终在1933年被废除。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者，从禁酒令的失败上，得出了一个非常拧巴的结论：

　　管不住还不如不管。

　　同样，美国卖淫业的现状也是，明面严打，实际放任自流，合法化呼声随之高涨。

　　法律上，除内华达州的几个县以外，卖淫都属违法。其中，38个州通过了禁止性交易的法律；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有禁止拉客法；其他州则利用流浪罪限制卖淫。

　　即使内华达州，妓院也只能在人口仅数万人的小镇开业，像赌城拉斯维加斯等大城市是不允许卖淫的。

　　但在私底下，美国的色情行业却极其繁荣，同时严守约定俗成的行规，不熟的人摸不清门路，但只要有人带路，就能找到各种肤色的妓女与五花八门的服务。

　　跟中国一样，美国警察也会在重要时间点搞“扫黄”，行动往往雷厉风行，动辄铁拳，手段不可谓不狠。

　　为了起到教育警示作用，警察还会将皮条客在网上公开示众，让“从良”者现身说法哭诉色情行业的危害。

　　但另一方面，卖淫等相关犯罪在美国法律中是轻罪，只判罚款或30~90天监禁，而且在处理具体案例时，法官也草草了之。警察费半天劲抓进去的色情业者可能不到一天就放了。

　　为什么？因为美国各级政府都是各自为政、自负盈亏的“企业”，打击卖淫这种没啥油水的事情自然不在乎，反正乱的又不是富人区。

　　久而久之，美国警察的扫黄原动力就“变味”了。

　　1978年，当时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律规定，只有发生过金钱交易的行为，才算犯罪。

　　当地一位副局长弗雷德里克斯灵机一动，亲自出马“钓鱼”，跑到汽车旅馆找了个妓女，花了55 美元爽了一把，穿上裤子付完钱之后，当场就逮捕了对方。

　　最后，弗雷德里克斯成功把这个妓女送上法庭定罪，警局还给他报销了这笔“风流账”。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这案子一出，全美警察都呵呵一乐，从此钓鱼式扫黄成了家常便饭。

　　面对外界的质疑，曾经就有阿拉斯加州的警方解释，钓鱼只是为了收集证据，就像打入毒贩内部，并出售几包带有标记的可卡因，都是为了大局服务，只能“牺牲”一下自己。

　　唯一的问题是，这个“牺牲”有点太频繁了。

　　有一位妓女从业五年中，被警方抓了四次，其中有三次都碰见了卧底。

　　按照她的说法，分辨客人是否是警方卧底，实是一件难事。卧底们的行为与回头客根本没什么不同，由于“常年实战的经验”，他们甚至在某些方面会显得更加老练，除了不爱买单。

　　2016年，喜欢“钓鱼抓嫖”的美国警察终于栽了个大跟头。

　　一名18岁的加州妓女Celeste Guap在网上爆料，有来自六个地区的32名警察与她发生关系，其中包括整个加州奥克兰市警队！！有人在她还是未成年的时候就“钓鱼执法”了。

　　Celeste Guap还说，很多警察都知道她当时未成年，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小雏”，甚至带她去参加局子里的活动！

　　更让美国老百姓舆论惊掉大牙的是，32个睡她的警员中，只有3人付钱，其他警察都是支付＂特别嫖资＂——给扫黄行动通风报信！

　　事件爆发的原因也很狗血，一天晚上Celeste Guap穿着比基尼在路上感到不安全，就打电话想叫个警察老熟人，结果没人回应，于是她就生气了。

　　结果是，一名警员自杀、两人辞职，但大多数都只有一些口头谴责，该干嘛干嘛。

　　由于警察太热衷钓鱼“扫黄”，2017年，阿拉斯加州政府只好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警察与女郎发生亲密接触，当地的警察也不再拥有卧底扫黄豁免权。

　　讽刺的是，一名警察局的高级官员立刻表示反对，认为法律在污名化警察，甚至还有数名有十几年扫黄经验的警官宣布辞职。

　　不让钓鱼扫黄，就干脆辞职，美国警察可以说是理直气壮，没有半点心理压力。

　　跟美国警察动不动就开枪一样，本质上，他们只不过是政府雇佣的地方保安，什么“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根本就不当回事，一切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好处的事情绝对不干。

　　在执法机构普遍性纵容下，色情行业有恃无恐，就出现了美国一方面严格禁止色情，另一方面色情产业又极其发达的矛盾现象。

　　警察扫黄不争气，于是，美国人再次祭出了**“管不住不如不管”**的万用灵药，卖淫合法化运动愈演愈烈。

　　几十年来，美国的色情行业一直在“人权”的幌子下搞非罪化、合法化。

　　2019年，色情行业联合各路人权、法律甚至劳工组织与LGBT群体，成立了一个卖淫合法化联盟——Decrim NY，游说一些位高权重的政客。

　　纽约市长白思豪就是其中一员，连他老婆麦克雷都站出来表态支持性交易合法化：

　　“过去，性工作和人口贩运是犯罪，所以被法律打击的人群绝大多数是LGBTQ，有色人种，非法移民。对于这些人而言，性工作是一种生存手段。”

　　或者说，性工作也是一种工作。

　　这些政客非常明白，对于色情产业的合法化，最开心的应该是华尔街的权贵了，再也不用胆战心惊了。

　　在2009年2月，纽约“第一老鸨”之称的克丽丝滕·黛维斯，突然抖出了一份令华尔街高层毛骨悚然的招妓名单。

　　名单中，有破产的雷曼兄弟、JP摩根大通、高盛集团、美林证券、德意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高层，以及大规模私募基金经营人、NBC电台副总裁、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华尔街法律事务所合伙人、美国职业棒球协会共同主席等。

　　在资本、政客的共同推动下，庞大的美国性交易产业上最后一根锁链已经松动。

　　妓女合法了，嫖客无罪还会远吗？

　　可以说，“卖淫无罪，嫖娼违法”只不过是第一步，是个跳板，性交易彻底合法化才是真正目标。

　　美国政客们与活动家们不知道吗？不可能，因为欧洲就是这么沦落的。

　　2

　　尴尬的北欧模式

　　美国政客们推动的**“卖淫无罪，嫖娼违法”**，也叫“北欧模式”。

　　凭借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与丰富的人均资源，北欧一直是各种西方“普世价值观”的试验田，对色情行业的管理也不例外。

　　传统上，欧美各国法律都规定卖淫嫖娼非法，但从70年代开始，西方的性解放运动催生出一股“卖淫合法化”的潮流，各国政府迅速动摇。

　　70年代开始，瑞典政府对卖淫行业做了很多调查评估后认为，卖淫完全合法化不符合瑞典人的道德观念，但又觉得卖淫是双方自愿行为，是“人权”与“自由”的行为。经过多年争论，1998年瑞典通过了一项法案，从经济学的**“供需理论”**出发，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卖淫合法但嫖娼非法，或者说，只有妓女本人合法，其他一概非法。

　　制定者认为，嫖客是需求，妓女是供给，只要打击嫖客，就没有了需求，卖淫就会会减少，最终保护了妇女权利。

　　于是，用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瑞典模式”诞生了，也称为“北欧模式”。

　　自从瑞典于1999年通过该法律以来，已有多个国家效仿。挪威、冰岛、加拿大、北爱尔兰和法国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政府正在考虑该法律。

　　2014年，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议会都通过了建议，建议采用北欧模式作为解决欧洲性交易的最佳方法。

　　这也就有了美国曼哈顿这场“卖淫合法”的司法转型。

　　但是多年后，一个在爱尔兰妓女在相关推特下留言道：

　　作为在"北欧模式"国家中的性工作者，我可以告诉你，不管我们处境如何，这种模式都会对性工作者造成伤害。请不要推广这种模式，这对我们没有帮助。

　　这就尴尬了。 

　　为什么呢？原来，妓女们认为，法律在执行中出了偏差，理由是：

　　1、北欧警察把在同一住所卖淫的性工作者认定为开妓院，所以妓女们只能化整为零，才有合法的身份，却没办法保护自己免遭暴力对待。

　　2、由于“购买性服务”是违法，所以嫖客们总是在自己的地方“叫外卖”，而且暴力违法倾向更重，妓女则只能冒风险前往，暴力事件增加了90%。

　　3、只要和妓女有关系的人，甚至家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皮条客”，摧毁了妓女的生活圈。

　　4、最关键的是，法律的牛皮吹得震天响，却没有任何措施帮失足者重返正常社会，只是将大把的银子扔给了媒体。

　　说白了，所谓的“北欧模式”的结果，不过是瑞典的政客博了个美名罢了，至于能不能帮助弱势群体，根本不是他们关心的。

　　另一群人就更有意思了。

　　“北欧模式”推出不到一年，就暴露出重重弊端，于是一些性产业从业者，商人，学者和所谓的人权运动家，开始趁机造势。他们认为， 北欧模式保护不了妓女，那是因为做得还不够，唯一方法是彻底合法化。

　　于是，2000年，荷兰宣布性交易合法化，2002年，德国也宣布性交易彻底合法化，其他周边国家的色情行业监管机制随之土崩瓦解。

　　整个欧洲high了。

　　统计数据显示，全欧洲70％的网民访问过色情网站；德国3/4的男人当过嫖客，每天性交易成交量高达100多万起。

　　瑞典社会学家阿克瑟尔•曼松形容为，“欧洲男人去妓院相当于去麦当劳”。

　　“性产业”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丰厚收益：40万性工作者每年为德国创造超过60亿欧元税收；经济落后的希腊卖淫业收入每年也高达50亿欧元，连荷兰女王每年的新年祝词都不忘感谢妓女给社会做出的贡献。

　　一向对性产业暧昧有加的文学圈也跟着摇旗呐喊。

　　德国一位著名女演员的色情小说登上了世界畅销书排行榜之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裔英国作家奈保尔还曾通过媒体向给服务他的妓女表示感谢。

　　后果却是，色情行业成了法外之地。

　　比如，性交易合法化的新西兰，官方数据显示，除了立法最初几周，从2003年到2015年1月，十几年里，整个新西兰只对性产业进行了11次检查。

　　原来，由于性交易彻底合法了，财大气粗的妓院老板名正言顺地禁止警察进入妓院搜查，否则就是“骚扰”等罪名伺候，而高价聘请的律师更让警方头疼不已，防不胜防。

　　哪怕警察得到了情报，说有儿童和妇女被拐卖到妓院，他们也无能为力。

　　与新西兰一样，德国与荷兰高举“欧洲妓院”的牌子，其红灯区都成了人口贩卖、性病传播、毒品交易、暴力凶杀的法外之地。

　　欧洲国家因嫖娼染上性病和艾滋病的人高达患者总数的15%；德国性工作者有72%遭受过暴力威胁；欧洲毒品交易近五成在红灯区内达成；红灯区成了谋杀、偷窃等犯罪的高发地带。

　　最严重的是，每年从中东、非洲被贩卖到欧洲的妇女达50万人，丹麦近一半的性工作者都是人贩子卖来的，很多都是未成年。红灯区成为了人口贩运最重要的一环。

　　藏污纳垢的性交易披上了人权、自由的外衣，而引发的人口贩运也往往涉及跨国交易，于是原本关于如何拯救弱势群体“扫黄”的问题，沦为了各国角力的政治工具。

　　3

　　真正的人权与自由

　　2013年，有三位学者Cho、Dreher和Neumayer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出版月刊《World Development》上发文明确指出：

　　一国性交易合法化，会加剧该国贩运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

　　文章分析了150个国家的人口贩运数据库，发现人口贩贩运与性交易合法化高度相关。

　　人贩子问题最严重的地方，最高一档除泰国、土耳其外，几乎全是西方发达国家（流入许多被贩运人口）。荷兰、比利时、德国等国家都在这一档，都是性交易合法的地方。

　　通过综合考虑收入、法制水平、是否民主、移民比例、宗教信仰等变量之后，发现：只要给卖淫开口子的地方，人口买卖问题都在加剧。

　　全球的人口贩运中，约有65-95%的受害人最终流落为性工作者。

　　之所以那么严重，离不开一些国家故意纵容与性交易有关的人口贩卖，比如日本。

　　尽管日本在45年前就明令禁止娼妓行业，但是官方对色情业实际上是睁一眼闭一眼，东京新宿地区夜总会集中地“歌舞伎町”夜夜人声鼎沸、皮肉生意兴隆。

　　日本政府甚至一度制度性地为人贩子提供了便利：娱乐签证。

　　这类签证门槛很低，只要说声自己从事艺术行业就能获得，可以在日本居住六个月，所以很多都申请者都是东南亚地区贫穷的年轻姑娘。

　　日本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把名额优先给菲律宾等国家。人贩子利用了这个规定，每年拐卖、欺骗、贩运近十万姑娘进入日本，从事皮肉生意。

　　这种公开耍流氓的行为，全世界都看不下去了。舆论压力下，日本政府才开始考虑“十倍缩减”菲律宾公民入境“娱乐签证”的发放数量，借此加大打击性服务人口走私的力度。

　　在性交易合法化的我国台湾省，人口贩卖问题也是出了名的泛滥，人贩子集团在台湾几乎无法无天。

　　2016年，台湾破获一起由嘉义市市议员洪有仁为首脑的人贩子集团。洪议员的弟弟、弟媳都是人贩子，还在议会任职助理，从财政预算中领工资。这些人对所控制的受害者性交易抽成高达70%。

　　美国以前就一直用“人口贩卖”问题，编列所谓的《世界人口贩卖报告》对各国政府世界压力。台湾当局一度因为放纵人口贩卖而被点名，而当今天的民进党政府对美国俯首哈腰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就把台湾划到了最轻微的级别，被民进党拿来宣传自己的业绩。

　　对于美国随意评价他国人口贩卖问题的态度，俄罗斯外交部就毫不客气，直接扒了美国人的底裤：

　　美国才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贩卖国家。

　　这背后的数据是，每年有10万到50万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被贩卖，并从事苦役。美国向其驻外国军队提供性奴，却对此保持沉默。此外，每年有10万美国未成年人沦为雏妓，许多被收养的美国孩童长大后被卖掉，从事苦力或色情行业。

　　今天美国纽约曼哈顿停止进行卖淫指控，意味着明天，美国就会有更多地方在原本就无力治理色情产业的前提下，干脆以“人权”为借口，彻底放弃监管，却仍旧站在道德高地对他国指手画脚。

　　所谓的“北欧模式、“非刑事化”、”去罪化”，在真正能解决“卖淫嫖娼问题”的方案面前，只不过是一个一个藏污纳垢的笑话。

　　在新中国成立前，各地也经常有女孩神秘失踪，而下场往往是被卖进窑子，沦落风尘。

　　1936年，一项“北京地区被拐女子的最终结局”显示，有76%的人被卖为妓女。

　　为断绝性交易以及相关社会乱象，1949年11月的一天， 北京出动大批警力，一夜之间封闭了以八大胡同为首的所有妓院，并将1200多名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

　　第二日, 《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宣告: 从此, 在人民的首都, 妓院绝迹, 妓女解放。什么是解放呢？

　　不单单是人生自由，还包括物质条件、精神思想等等限制枷锁的打碎。这需要政府投入极大地物力、人力、精力。

　　一开始，妓女们情绪激动、谣言四起，她们常年被妓院老鸨欺压，以为政府要将她们强行送往矿场、军队。

　　为了安抚她们，工作人员先是把各自的私房钱、首饰财物都按人一一分清楚，归还到人，还把老鸨、妓院偷偷藏起来的赃款接济给了一些穷困的妓女们，任她们在教养院、收容所安心住下来。

　　当时医疗条件不好，北京市政府就特地组织了北大医学院、 性病防治所等单位给95%都被性病等传染病折磨的妓女们集中治病。当时还从国外进口了13000余针盘尼西林，总价相当于折合12万斤小米 。

　　这批药是专药专用，帮妓女治好为止，其他机关部门都要不走。

　　经过一系列的安抚与开导，原本不合作的妓女们终于丢掉了妓院里那套才子佳人的话术，开始抹着眼泪主动诉说自己真正的身世。底层的草根窑姐与年老色衰的高级妓女，身世悲惨同病相怜。一些养尊处优的高级妓女也意识到了自己优渥生活的残酷真相，一起号啕大哭。

　　半年后，几乎所有人都重新回到了社会，建立了家庭，成为了普通劳动者。

　　这种断然禁娼、持续改造、回归社会的方式，就叫“北京模式”。中国也一度成为人类历史第一个真正禁绝色情行业的国家。

　　比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今天的欧美国家在物力财力上，显然有太多优势，可真正缺乏的，是“人权”外衣下，去保护弱者的真心。

　　今天，西方国家在人权、经济学、小政府等等幌子下，已经对色情、毒品、赌博、重婚、政治献金等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了非罪化处理，陷入了“我不查就没有病例”的混账逻辑。

　　可“非罪化”不代表黑暗消失，反而要求政府需要用更强手段、更大耐心、更多资源，去帮助、引导那些困在黑暗中、习得性无助的弱势群体，而不是为官僚机构甩锅减负，为了政治选票和弄稀泥、为利益团体站台牟利。

　　面对罪恶，雷霆手段，方显菩萨心肠，才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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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美国曼哈顿将停止起诉卖淫，纽约州数千案件撤销****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杨敏.新中国妓女改造轶史[J].农家之友,2014,(05):36-38.

　　性交易合法化会加剧人口贩卖吗？——来自世界范围内的证据 知乎 作者 Man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