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学说在欧陆的传播与启蒙运动的兴起（下）_风闻

牛顿学说在欧陆的传播与启蒙运动的兴起

The Diffusion of Newtonian Theory on the Continent and the Rise of Enlightenment Movement

　**作者简介：**陈方正(1939-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

　　原发信息：《科学文化评论》第20194期

　　内容提要：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反复争论，牛顿学说因为得到实测结果的证验而逐步在欧洲大陆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牛顿学说成为启蒙运动的触发点和意识形态根据，具有将欧洲甚至世界带入现代的巨大意义。

　　After nearly half a century of repeated debates,Newtonian theory had been gradually accepted on the continent because of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measured results.To a large extent,Newtonian theory functioned as the trigger point and ideological basis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which had great significance to bring Europe and even the world into modern era.

　　**关键词：**牛顿/原理/科学革命/启蒙运动　　Newton/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e Philosophy/scientific revolution/the Enlightenment

  牛顿的《原理》发表后震惊学界，英国人对他心悦诚服，奉若神明，但欧洲学者在钦佩之余，颇有保留。这是因为就物理原则而言，万有引力在当时观念中可谓匪夷所思，它的“实验哲学”基础也是不为人了解的崭新原理，而数学上他的综合证明法是以几何为根基，那不但逆潮流，而且正好碰上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学这强劲对手。这数股思潮在17-18世纪间复杂碰撞，导致了四方面结果。首先，牛顿和莱布尼兹两派为了争夺微积分学(亦即流数法)的发明权而产生十数年激烈论战，相持不下。其次，莱布尼兹的微积分学体系因简单明了，被大部分学者采纳。第三，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反复争论，牛顿学说终于因为得到实测结果的证验而逐步被接受。最后，在很大程度上，牛顿学说成为启蒙运动的触发点和意识形态根据。这几个过程错综复杂，交互影响，但其将欧洲甚至世界带入现代的巨大意义则甚了然。我们在此不可能对它们作深入讨论，只能够略为提示其脉络而已。

背景1：参知中国历法事（1582年明神宗万历十年-1664年清康熙三年）

背景2：中国皇家科学院---钦天监 官员的历狱之灾

（1664年清康熙三年---1670年清康熙九年）

背景3：法国国王数学家组团来华（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

五、启蒙运动的兴起

　　欧洲思想的近代转型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其后经历了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宗教战争、17世纪的科学革命等多个阶段，至终迎来18世纪启蒙运动的高潮，而其后果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后历时足足有五个世纪之久。在这最后阶段的变化过程中，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前后相接，那并非偶然，而是有密切关系的，而将这两者紧扣起来的是17世纪的异端思潮，其最突出的代表便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和斯宾诺莎的宗教哲学。

　　1.霍布斯：政治的科学观

　　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即17世纪中叶，科学就已经开始对政治和宗教思潮发生深刻影响了，最重要的例子无疑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他的《利维坦》(Leviathan)被视为第一部现代政治学著作(59)。霍布斯生于牧师家庭，由经商的伯父抚养成人，于牛津大学毕业后，依附卡文迪许家族，于1610年陪伴少主游历欧洲，深受其时的蓬勃科学发展影响，由是意识到亚里士多德思想已经过时，开普勒刚出版了《新天文学》，伽利略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等等。回国后他一度担任培根的秘书，但显然不认同他以经验为尚的思想。他在不惑之年再度访欧，于1630年在日内瓦无意中读到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对其严谨方法大为折服；第三度访欧则是在1634-1636年间，此番他专诚拜访了退隐佛罗伦萨的伽利略，得悉他的动力学研究，并到巴黎参加梅森的讨论圈子。回国后他先后收到笛卡儿的《方法论》和《沉思录》，并就其哲学作出公开响应，但两人意见始终相左。此外，可能是通过培根，他也认识哈维，并知道他的学说。

　　1640年清教徒革命起，他刚好发表了主张绝对王权的《自然与政治法律要义》(Elements of Law，Natural and Politic)，在大臣被国会判处极刑之后大起恐慌，匆忙出奔法国，在彼流亡十一年之久。1649年他受到国王查理一世被审判以及巴黎掷石党之乱起的刺激，开始撰写《利维坦》，1651年中出版，自是名声大噪，在获得护国君克伦威尔允许之后，于1652年初返国(60)。此书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其独特之处在于截然摒弃宗教、习俗、道德、传统等作为政治体制的基础，而代之以纯粹理性思考，行文力求简明清晰，结构类似于数学著作(61)。它视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为受权力私欲的追求所驱动之机械性个体，他们恒常争斗杀戮，绝无安全温暖可言；为解决人身安危这根本问题，个人乃同意设立国家(他称为共同体，commonwealth)，由国家订定人人必须遵守、绝无例外的法律，并以独占武力强制执行之，所以又称之为“鲸鲵”(即利维坦)。关键是，应该由谁来行使国家权力？答案是，任何个人或具有单一意志的团体均可，但其权力必须是绝对而无例外，不容在任何情况下反抗的。换而言之，无论是世袭君主或者如克伦威尔那样被推举出来的独裁者均可(62)。此书是西方第一个将客观科学推理方法移用于政治问题的认真尝试。在当时，它得罪了国内外几乎所有的人，从信奉君权神授的国王、高唱主权在民的国会，以至宗教文化意识受到冲击的清教徒、英伦教会、罗马教会、大学、皇家学会等等。但从中国人看来，则他的推论和孟子“天下乌乎定？定于一”之说颇相近，而灭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帝国也正是典型的“鲸鲵之国”。

　　2.斯宾诺莎：宗教的自然观

　　霍布斯冲击传统政治思想，斯宾诺莎(Bendict Spinoza，1632-1677)则冲击传统宗教观念，他的《伦理学》(Ethics)可以说从根本上摧毁了基督教的意义，而他仗以摧枯拉朽的利器同样是科学方法(63)。斯宾诺莎生于荷兰一个原籍葡萄牙的流亡犹太商人家庭，在阿姆斯特丹犹太小区长大，接受传统犹太教育，年长后跟随私人教师学习拉丁文和哲学。他22岁丧父，24岁(1656)遭逢大变，被革除教籍(excommunicated，cherem)，亦即断绝与犹太小区一切关系(64)，此后迁出独居，以磨制镜片为生。当时荷兰宗教和政治环境宽松，所以斯宾诺莎有机会接触大量不同背景和教派的年轻朋友，和参加定期小组讨论会，由于思想敏锐活跃且富于魅力，不旋踵就成他们的哲学导师。为了专心著作，他在1661年迁往小镇莱恩斯堡(Rijnsburg)。当年奥登堡慕名来访，自是书信联络不辍，并通过他与波义耳讨论化学问题。同年他应朋友请求，将平日有关上帝的论述写成《短论》手稿，即《伦理学》雏形。

　　他在1663年迁居海牙附近小镇乌尔堡(Voorburg)，同年出版《笛卡儿哲学原理》，此后认识邻近的惠更斯讨论光学和磨制镜片问题；以及范舒顿的学生胡德(Johannes Hudde，1672-1703)，后者不久跻身政界，对他颇能起保护作用(65)。由于受到霍布斯和科尔倍去世的刺激(66)，他在1670年匿名出版《政治神学论》(Tractatus Politicus-Theologicus)。差不多同时他迁居海牙，以便和朋友往来(67)。1672年荷兰发生政治巨变，宗教气氛变得严厉暴戾(68)，两年后《政治神学论》被禁及当众焚烧，1675年7月《伦理学》完稿付印，但外界流言四起，因此被迫停版。1676年莱布尼兹来访，其后他染肺病，不久去世，终年45岁。由于多位朋友的周详准备，《伦理学》连同其它遗作得以在当年年底以拉丁文与荷兰文两种版本同时面世；此外，他的论学书信也有83封出版，但私函全被销毁，使得他的完整面貌无从辨识。

　　斯宾诺莎深受笛卡儿哲学和17世纪中叶科学潮流影响，认为真知必须以推理方式求得。但他比笛卡儿更为激进，不但以几何论证方式来讨论宗教，而且认为心与物之间并无根本分别，拟人化(anthropomorphic)上帝(即在大自然以外的主宰)亦毫无意义，一切都只不过是充盈宇宙间的“物质”(substance)之不同形态(mode)和性质(attribute)的表现而已。换而言之，大自然的整体就是上帝，前者的运行就是后者的作为，两者并无分别，而这就是他的泛神论(pantheism)哲学基础。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论证宇宙的运行不可能受另一个意志、力量、目的之控制，而只可能依循本身规律运行，因此宇宙是无目的、无善恶，也无自由意志可言；在此宇宙中，人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显然都是受偶然因素决定，而无法自己控制，故应以平静心情来了解和接受，而这了解则有赖对于自然规律亦即上帝的认识。所以归根究底，他的伦理学就是将人格化的上帝归还为客观的大自然，将基督教伦理回复到斯多噶哲学态度，甚至颇近乎老庄思想。至于《政治神学论》虽然发表更早，其实是在《伦理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政治观念，它一方面通过大量《圣经》考证，来批判教士阶层干预、控制政治的祸害，另一方面则承接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格老秀斯、霍布斯等的政治哲学，认为政教不能够并立，政治权力必须统一，然而他却是坚决主张思想自由，并且认为掌权者倘若失职妄为是会导致叛乱的。

　　3.洛克与贝尔

　　其实，其他17世纪思想家亦莫不深受科学思潮影响，虽然方式和程度并不一样。像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就是在17世纪50年代的牛津实验科学圈中成长，他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一反亚里士多德甚至笛卡儿的观念，将知识的根源归于来自器官感觉所得经验，亦即是后天的，那带有浓厚培根色彩，而且间接否定了宗教观念的神圣性质；他的政治哲学出发点和霍布斯一样，也是基于契约，虽然结论却截然相反。至于在路易十四日益严酷的宗教政策下被迫逃到荷兰的法国新教徒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则受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影响很深，他借讨论彗星这自然现象来攻击迷信和教士乃至教会，又独立编纂庞大的《哲学与批判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那成为日后百科全书运动的前驱和典范。

　　统而言之，科学思潮是从17世纪之初兴起，而它对于哲学、宗教、政治的巨大冲击，则从17世纪中叶已经开始，到18世纪启蒙运动出现的时候，已经酝酿大半个世纪之久了。

　　4.启蒙运动的开端：伏尔泰与孟德斯鸠

　　启蒙运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我们在此不可能展开对它的讨论，而只是要稍为点出它和科学革命的密切关系而已(69)。有关这个运动，有三点是需要首先澄清的。在地域上，它波及整个欧洲，但起源于法国，是由一批所谓“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首先推动的。其次，在时间上，虽然它的开始和结束都有争议，但最蓬勃炽热的时期无疑是1730-1780那半个世纪之间(70)。最后，就内涵而言，它不仅仅有提倡理性、人权、民主等建设性的一面，而且还有反对、破坏的一面——它以近乎公开、正面、激烈地反对罗马教会和王权著称。所谓有立必先有破，这正反两面都同样重要，而在发动之初，以各种方式破坏和攻击建制的一面其实更重要。以下我们分三个阶段来看科学革命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为何启蒙运动起源于法国，它和科学革命又有何关系？这都可以从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戏剧性转变得到启示(71)。他本是一位才华横溢，享尽名声与繁华的剧作家，但在而立之年因为与一位贵族军官发生冲突而被投入巴士底大牢，其后更流放英伦三年(1726-1729)。归来后他继续文艺创作生涯，却已决志蜕变为哲人，遂在不惑之年(1734)发表《哲学书简》(Lettres philosophiques)，震动朝野(72)。他自己则早有预谋，与女友艾米莉·夏特莱侯爵夫人(Marquise milie du Ch telet，1706-1749)躲避到法国东北边界小镇的别墅去，自此以文化评论为职志。这事件往往就被视为启蒙运动的开端。

　　《哲学书简》短短五万字，共二十五函，它们只是如实描述英伦风俗、体制、学术、宗教、文艺等等，其所以具有震惊全国的巨大力量，主要是因为令路易十五治下的法国人意识到，比起英国来，法国在各方面都已经僵化、落伍了。也就是说，半世纪前路易十四那个睥睨全欧的辉煌“太阳王”时代已经过去，英法之间的强弱形势已经完全倒转过来。这个大逆转表现于：英国在政治上是更自由，在宗教上是更宽容，在学术上则更先进。《书简》第12封—17封分别谈培根、洛克、笛卡儿和牛顿(他被称为“笛卡儿学说的破坏者”)的比较、牛顿引力体系、牛顿光学，还有他的数学，合计占全书约五分之一。从此一斑我们便可以窥见，科学革命特别是牛顿的大发现，与启蒙运动的兴起有何等密切关系。

　　实际上，两者的关系还要比《哲学书简》显示的紧密和广泛得多。例如，为牛顿学说在巴黎科学院翻案的莫泊丢是伏尔泰的好朋友，同时也是艾米莉的数学老师和前度男友，他1628年的英国之行同样是他学术观念转变的关键，他测量地球形状的极地之旅就在《书简》出版后不到一年。不但如此，而且伏尔泰成为“启蒙思想家”之后数年，又出版了一部宣扬牛顿学说的通俗作品《牛顿哲学要义》(Eléments de la philosophie de Newton)，而作为数学家的艾米莉则更为沉实：她有不少科学著作，最重要的是花了多年工夫将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翻译成法文并加评注，此工作在1749年完成，同年她死于难产，因此译本到1759年方才出版，但至今仍然是通用定本。

　　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是启蒙运动另一位元老(73)。他出身波尔多(Bordeux)地方小贵族，以律师为业，活跃于当地科学院，虽然在自然科学无甚建树，却由于发表间接批判法国风俗、体制的《波斯书简》(Persian Letters，1721)而得以进入巴黎上层社会，并膺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结交巴黎科学院多位院士包括莫泊丢，为他们所看重。他在伏尔泰之前就已经游历欧洲，其间访问英国两年(1729-1731)并当选皇家学会院士。受到《哲学书简》的刺激，他中年后退守祖传庄园，以十数年功夫完成毕生大业，于1748年出版划时代巨著《论法的精神》(Del’esprit des lois)(74)。它堪称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各种政体之系统搜集和比较研究的典范。像《利维坦》和《伦理学》一样，它也是为罗马教廷所忌讳，而被列为禁书的。

　　5.天作之合：狄德罗与达朗贝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出生于17世纪末，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受他们影响、感召的，则有大批出生于18世纪的所谓“启蒙思想家”(philosophés)，其中以狄德罗、达朗贝和卢梭三位为最突出(75)。

　　在孟德斯鸠完成大业之后一年，比他年轻一代的狄德罗发表《论盲书简》(Lettre sur les aveugles)，并且因此被投狱四个月。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出生于法国东部小城，父亲是殷实的外科手术器械制造师和商人，15岁独自往巴黎求学，四年后在巴黎大学毕业，近而立之年以发表翻译、散文、小说，以及《数学论丛》(Mémoiressur différens sujets de mathématiques)等各种不同作品而渐露头角(76)。至于《论盲书简》则是从盲人观点出发，讨论认知基础的问题，它从官能缺陷的特定角度进一步大事发挥洛克《人类理解论》的思想，并且一直牵连到物质主义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故此犯了大忌被拘押。当时他刚刚译毕一套大部头《医学辞典》，又正在筹备出版《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各方为他奔走缓颊的有力人士甚多，故此短短四个月后就得以获释。

　　达朗贝(Jean-Baptise Le Rond d’Alembert，1717-1783)则是法国学界一颗耀眼新星(77)。他以24岁弱冠之年成为巴黎科学院初级院士，随后陆续出版《动力学理论》(Traité de dynamique)、《流体力学理论》(Traité de l’équlibre et du mouvement des fluids)等两部著作，名声鹄起，1746年被邀参加乔弗林夫人(Madame Geoffrin，1699-1777)的沙龙，翌年率先应用偏微分方程讨论流体动力学问题即风的成因，从而赢得柏林科学院论文奖，由是结识欧拉。1752年以开明专制著称的普鲁士国王菲德烈(Frederick II，1740-1786)邀请他出任柏林科学院院长，他惮于北方严寒而婉拒。两年后他膺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至晚年数学思考能力衰退，遂出任该学院终身秘书(1772)，致力于撰写颂词。

　　6.欧拉：将力学和分析学带入现代

　　在《原理》中牛顿的力学大放异彩，但它并没有形成系统方法，其大部分成果是凭借天才巧思，因应不同问题性质寻求特殊解决方法而得，而所用的数学也是将古老几何证题法独创翻新得来。如我们一再强调，这两方面工作都极难索解，它们虽然在英国有一批信徒，却始终不能发扬光大。所以今日的古典力学，其基本观念和定律固然都来自牛顿，其表达、论证、思考、计算的方法却和《原理》大相径庭。现代力学系统的建立，其实是在18世纪由克莱罗、欧拉、达朗贝，还有他的学生拉格朗日(Lagrange，1736-1813)等许多学者通过应用莱布尼兹、伯努利、洛必达那个传统的微积分学发展出来。在这过程中达朗贝占了相当重要地位。但在西方文化史上，他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和狄德罗共同编辑《百科全书》，那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在上述学者中，还有一位关键人物欧拉：他公认是18世纪最伟大数学家，而且为数学和力学在形式和方法上的更新，作了巨大贡献。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父子与伯努利家族的关系相当密切。他父亲曾经跟随雅各布伯努利学习数学，并且与约翰伯努利相友善，后来成为巴塞尔附近小城的牧师。欧拉数学天分很高，小时得父亲教导，后来在巴塞尔大学又成为约翰的私淑弟子，广事阅读当时所有重要的数学典籍，在19岁参加巴黎数学大赛而一鸣惊人，由是获得刚成立不久的圣彼得堡科学院聘任。此后他来回于彼得堡和柏林的科学院之间，在柏林时与院长莫泊丢合作愉快，但莫泊丢去世后他得不到菲德烈大帝的倚重和信任，最后回彼得堡终老(78)。

　　欧拉著作等身，数学上的成就与贡献不可胜数，从嘉惠后学的角度看来，则他在1748年出版的两卷本《无限分析学导论》(Introductio in analysin infinitorum)也有划时代意义：它之于现代数学革命，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之于古希腊数学革命，可谓异曲同工，都是系统化而集大成，继往开来之作。至于他在1736年出版的两卷本《力学》(Mechanica)则是以现代分析学的方法，来系统地重写《原理》中的质点力学，力学之具有现代面貌，就是从此书开始。当然，《原理》还包括复杂得多的刚体、弹性体、流体、多体等其他力学系统，它们的现代分析还需要多代学者的努力。但无论如何，欧拉这两部著作无论从符号、概念、计算方法或者根本理念上看，都可以说是现代数理科学的典范。牛顿是不可企及的开创天才，欧拉则是将他的发现神奇变化，重构成为有门径可依循的学问之人。

六、启蒙高潮：百科全书运动

　　在西方，百科全书的编纂源远流长，古代普林尼的《自然志》和中古早期伊西多尔的《词源》是最有名的例子，它们都曾经对学术传承发生重大影响。到17世纪初则有德国人阿尔斯特的拉丁文百科全书面世(79)。但由于科学飞速发展，到18世纪初它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1728年在英国出版的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1680-1740)两卷本《百科全书》(Cyclopedia)(80)，其理念是以辞典方式来囊括所有知识，并通过字源来显示其各部分的相关性。到18世纪中叶，当启蒙运动进入高潮之际，它就触发了法国《百科全书》的出现。

　　1.一波三折的出版历史

　　法国《百科全书》历经波折，最后成为一套庞大辞书，统共28卷(其中11卷为图录)，包括7万余词条，3千余幅图版。它是西方文化史上的划时代大事，对法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德意俄等都产生了强力冲击，而其本身也深受许多外来政治宗教事件影响。所以它的出版历史漫长复杂，延绵二三十年之久，这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81)。

　　酝酿阶段开始于1745年初，当时法国出版商布勒东(André-Francoise Le Breton，1708-1779)有意出版钱伯斯《百科全书》的法文版，起初用人不当，遭遇挫折，但公众对简介反应热烈，所以反而扩大了计划。他在1747年10月连同其他出版商与狄德罗和达朗贝签约，请他们主持翻译钱伯斯原书部分词条，并邀请其他学者撰文，将此书扩充成为一套全新的百科全书。他们选择狄德罗是因为他著作丰富，文笔明快，而且当时正在翻译大部头的英文《医学辞典》(82)，对翻译和编辑都有丰富经验。至于达朗贝被邀出任主编，则是借重他的名气和崇高学术地位，又看中他的数理专业知识，以及对科学精神的深切了解。这计划由他们两位担纲可谓天作之合——虽然像所有天才一样，他们日后也难免反目和剧烈争吵。这阶段以狄德罗在1750年为《百科全书》发布正式推介(Prospectus)和书商开始接受读者预订而结束。

　　1751年6月《百科全书》第I卷正式出版，卷首冠以达朗贝所撰长篇序言，开宗明义阐述这套辞书的宗旨，获得各方一致赞赏，此后印数就因为公众反应热烈而不断增加(83)。与此同时，以耶稣会士为主的保守力量亦开始对这套被视为“包藏祸心”的丛书展开猛烈攻击，大有灭此朝食之概。但由于得到多位居要津的官方开明人士特别是梅尔歇布(Malesherbes，1721-1794)一力回护(84)，刚诞生的《百科全书》得以勉渡难关，它的前七卷在1751-1757年间以每年一卷的稳定进度出版，这可以称为它的公开出版阶段。

　　但随着影响力日益增加和时局不断变化，《百科全书》从1757年开始它就遭到越来越严重的困难了。造成这个根本转变的有三大背景事件，即七年战争(1756-1763)的爆发使得狄德罗和达朗贝隐然有通敌之嫌(85)；1757年初路易十五遇刺受伤，随即对出版施行严厉管制；以及法国教士在1758-1759年间举行五年一度大会，借着捐献而对官方施加压力。至于直接导致危机的，则是《百科全书》第VII卷于1757年10月出版，达朗贝所撰的“日内瓦”(Geneva)词条对该国教士的宗教观念作了轻率和鲁莽论述，使主编陷入非常尴尬处境(86)。与此同时，保守派的恶毒攻击再度猛烈全面展开，将《百科全书》言论比喻为鸡鸭聒噪(Cacouac)；最后，爱尔维修出版了犯忌著作《论心智》——他并非《百科全书》作者，但倾向、论调相同，所以两者被捆绑看待(87)。

　　在这风雨飘摇情势下，达朗贝在1758年1月宣布退出编辑工作，伏尔泰随后也打退堂鼓，只有狄德罗仍然坚持继续。跟着局面急转直下，第VIII卷的出版陷于停顿，1759年1月检查总长对巴黎议会(Parlement)宣称《百科全书》是颠覆宗教和王权的全国性阴谋，两个月后王室下诏谴责和压制此辞书，并吊销其出版执照，等于宣判死刑。但在此绝望境地，面临破产的出版商和坚强不屈的狄德罗还是找到了一条生路，那就是争取得许可继续出版与《百科全书》相关的图录；与此同时，狄德罗则在梅尔歇布的庇护下秘密编辑其余各卷(88)。其最终结果是：余下十卷即第VIII-XVII卷同时在1765-1766年间趁耶稣会遭受灭顶之灾的时机集中全部出版(89)，而11卷图录则在1762-1772年间逐卷公开出版。经过22年奋斗，《百科全书》至此终于得以完成大业。而在此之后大半个世纪间(1768-1832)，它还出现了许多补充版、再版和扩充版，显示它的生命力是如何充沛和顽强(90)。

　　2.启蒙运动的宣言

　　那么，这套如此搅动西方思想的《百科全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可以从它所宣示的宗旨和实际内容两方面来看。前者见之于达朗贝的“初步论述”(Preliminary Discourse)，亦即整套辞书的总序(91)。

　　它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有关知识进步历史的部分。它承认古代的成就，但未加讨论就说“古人所留给我们的几乎所有类型杰作被遗忘了十二个世纪之久。科学和文艺的原则被遗忘了……对自然的深究和对人的探索被无数关于抽象形而上个体的无意义问题取代——那些问题无论如何去解决，都得用诡辩，也就是思想的歪曲”。换而言之，他将基督教主导的第4-15世纪那段漫长历史定位为堕落和黑暗时期，在其中亚里士多德学说和经院哲学主宰一切。因此，知识的重新累积是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但其初也还只是“对古代的盲目崇拜”(92)。真正的进步要等到16世纪：他所推崇为“人类都应该拜服”而“希腊会为他们立像”的四位大宗师依次是：“英国不朽的大法官”培根；“有名的几何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儿；“能够赋予哲学不变形式”的“伟大天才”牛顿；和“将形而上学还原为它所应有形式，即灵魂之实验科学”的洛克；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伽利略、哈维、惠更斯、帕斯卡、马勒伯朗士、波义耳、维萨里、莱布尼兹等。而与他同时代的那些重要思想家诸如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也都通过他们的作品得到不点名的揄扬(93)。

　　换而言之，它全面肯定过去一个半世纪间以科学和实验哲学为主导的思想巨变，有意识地将其中主要人物和他们的大量贡献分别轻重胪列出来，从而宣示，他们当初虽然只是孤立的个别学者，但在18世纪中叶则已经形成了一个与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而且可以与之相颉颃的崭新运动、新传统，而《百科全书》的使命，正就是要为这个运动树起鲜明旗帜，凝聚各方力量。“初步论述”最后列出了这套丛书的作者，那不啻是宣示阵容的“点将录”了。所以，这篇洋洋洒洒五六万字的序文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宣言”是非常确切的。

　　3.多元理念与民主意识

　　在西方，《百科全书》是套空前(但却非绝后)庞大的辞书(94)，达朗贝的“论述”道出了主编的意图，即是发扬从文艺复兴以来出现的新科学、新哲学。但它的真正面貌其实比此更为宽广复杂，这可以从它的全名《百科全书：科学、文艺与工艺的理性辞典》(Encyclopédie,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un des métier)窥见一斑。首先，除了科学和文艺以外，它还包括大量向来不为学者看重，可谓不登大雅之堂的“工艺”(trades and crafts)词条，诸如“黄铜”(Brass，Laiton)、“水泥工艺”(Masonry，Ma onnerie)、制纸、炼盐等等，其分量可能占到《全书》整体四分之一。它们的描述详细、精确、先进，而且往往是得之于观摩、考察乃至实地研究，令人想起两个世纪前阿格列科拉和帕里斯等先驱的工作(95)。

　　对工艺的重视当是由于狄德罗的影响，因为他的父亲是高级制造师，他从小接触、亲炙精密手工作业，明白其对社会的重要性和价值。而且，工艺本身虽然不牵连意识形态，但在辞典中将它与科学、文艺放在同等地位就有明显含义，即知识是多元的，在知识殿堂中工艺也有一席之地；而如此引申开去，则难免会得出人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在社会上工匠也同样有尊严和价值那样的观念。事实上，启蒙思想家大部分属于富裕的社会中上层，即来自小贵族、富商、律师、军官家庭，政治观念大多十分保守，倾向于温和改良。狄德罗则来自社会中下层，所以在推动启蒙事业特别是《百科全书》的出版上，他的态度特别热烈而坚定，在政治取态上他也最同情下层，最倾向于追求民主。他终身未能进入法兰西学院或者巴黎科学院而成为建制的一员，与此不无关系。

七、理性时代的来临

　　《百科全书》全名中另一个重要的词语是“理性”(reason)，这可以说是贯穿整部辞典的核心精神：即知识之进步必须以理性为准绳。但何谓理性？“理性”与“迷信”的判分标准是什么？这不是个简单问题，因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科学同样以理性为圭臬，而中世纪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系统之如斯庞大细密，也正就是因为全面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与方法；而西方法学史权威伯尔曼(Harold Berman，1918-2007)更将中古教会的法理学(canon law)称为“现代科学的雏形”。所以虽然兰姆斯、帕特利兹虽然早就树起反叛亚里士多德的大纛，而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沃利斯、惠更斯等也累积了大量科学发现，但这个问题始终隐而不显，没有被正视。

　　培根可能是开始认真面对这问题的第一人，笛卡儿则是首先深入思考，并试图提出解决方案的人，但他们的观念南辕北辙，而且都不能够应用到具体科学问题上去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原理》的出现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局面：它展现了一套解决大量悬而未决物理学问题的系统性方法，同时提出他称之为所谓“实验哲学”的观念，那可以说是培根和笛卡儿精神之融合。但为了我们在本章开头讨论过的原因，这一套学说却长期未能为欧陆学者接受。莫泊丢、伏尔泰以至狄德罗、达朗贝等科学家、启蒙思想家的重大贡献，正就在于令欧陆学者放下笛卡儿哲学的包袱，从而全面转向牛顿理论和实验哲学(96)——由是为“理性”带来全新的，有具体运作意义的了解。至此，西方才终于能够彻底抛弃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进入所谓“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

　　那么，从18世纪开始涌现的“现代理性”和自亚里士多德就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理性”有何分别呢？最根本的分别，也许就在于，后者是在传统中建立起来的一套理念和方法，它隐含对于传统体制、观念、见解、学问的尊重甚至服从，因此人能够运用心智去推理的范围是有限制的。现代理性则不再承认有这个限制：牛顿的大发现一旦被充分理解和接受，他那一代人就意识到培根和笛卡儿的想法是对的：人完全可以凭自己的智力来解开宇宙最深层的奥秘，也就是掌握大自然最精确的规律；而倘若如此，那么传统宗教、政治观念和结构自然也就失去它们的神秘光环，它们的魅力，而变为可以自由批判、讨论，甚至断然改变的了。

　　康德有名言：“启蒙是人从自加于自身的指导中解放出来。……鼓起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吧，那就是启蒙的口号！”(97)他的意思是：人是被各种传统体制所束缚的，它们虽然根深蒂固，历史悠久，但仍然应该由我们自己运用理性来重新审视，重新衡量，重新判断。这样，紧随启蒙运动，欧洲就迎来了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连串政治与社会动荡和巨变，那恐怕是康德或者他同时代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不能够预见的，但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来，那却是再也自然不过了。

　　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意识到，在人类进化的任何一个阶段，它所能够掌握和运用的理性总是有限度，而其后果也往往无从预测。这表现于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大恐怖，也同样表现于20世纪再度出现的科学革命，以至今日科技飞跃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剧变。所以，理性不仅仅是为人类心灵“解魅”(disenchantment)，而且还导致社会的长期变革和动荡。它的底蕴何在，至终是否有止境，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还不是我们所能够参透的。不过那些都是题外话了。

　　十年前出版的《继承与叛逆》(三联出版社，2009)，总结了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文明的若干原因，产生较大影响。增订版将于近期出版，若干章节大幅扩充。本文选自新增“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一章，经作者同意刊发。

　　①惠更斯1690年致莱布尼兹函，载于惠更斯《全集》(9)，538，转引自Guicciardini,N.Reading the Principi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122，作者译文。

　　②他在1690年出版《光学》(Traité de la lumière)一书，书后附有“论重力之成因”(Discours de la cause de la pesanteur)一文，其中讨论质点在阻滞介质中运动部分并未能超越《原理》，并且坦白承认如此；他亦坦承牛顿有关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吸引力的推论在数学上是正确的，但坚持此力的根源当根据机械世界观另外探求，见Guicciardini,1999,pp.121—125。有关他与牛顿在几何论证方法上异同的详细讨论，见同书pp.125—134。

　　③莱布尼兹在1689年初其实一共发表了三篇论文，有关光学的一篇，有关力学的两篇。两篇力学论文(特别是有关天体运行的第二篇，一般简称为Tentamen)是否写作于莱布尼兹见到《原理》之前抑或之后是个关键问题，它日后引起轩然大波，成为牛顿-莱布尼兹论争中的主要事件。有关Tentamen论文的专门研究见下列专书：Meli，1996；有关莱布尼兹对于《原理》的整体反应，以及这两篇论文意义的讨论，见前引Guicciardini,1999,pp.145—156。

　　④最近科学史家已经找到了他所用的《原理》原书，其上有大量“边注”(marginalia)，以及他阅读后所写笔记。这些经研究后被认为是在1688年秋季即上述两篇论文出版之前所作。见前引Meli,1996,pp.7—12,220,Ch.5—6，其中Ch.6是Tentamen的英译本。

　　⑤有关《原理》最初四篇书评的详细讨论见I.Bernard Cohen,“The review of the first edition of Newton’s Principia in the Acta Eruditorum,with notes on the other reviews”,in Harman and Shapiro,1992,Ch.12；以及Cohen,1971,Ch.6。

　　⑥《原理》在1687年7月初出版，这篇评介则发表于是年1月—3月，因此其实是“预告”和“简介”。

　　⑦此文发表于洛克的朋友，瑞士神学家拉勒克(Jean Leclerc，1657-1736)在荷兰所编辑和出版的百科全书Bibliotheque universelle。有关此文的讨论见前引Cohen,1999,pp.145—148，以及Guicciadini,1999,p.176。

　　⑧有关莱比锡《学报》的书评以及其与莱布尼兹的关系见Cohen,1971,pp.150—156；有关法欧兹证实为书评作者，见Meli,1996,p.7n。

　　⑨见Cohen,1971,pp.156—157.

　　⑩罗侯特在1671年出版的法文自然哲学教本名为Traité de physique，它由Théophile Bonet翻译为拉丁文，在1674年出日内瓦版，1682年出伦敦版，由于浅显明了，此后数十年间在英国大学被广泛采用。有关此书始末的讨论见Florian Cajori,“An Historical and Explanatory Appendix”，即Newton/Cajori,1962,pp.629—632(Note 5)。至于罗侯特的生平、背景和学说，则见Gaukroger,Schuster and Sutton 2000,Ch.14，特别是pp.331—332。

　　(11)由于建造天文台和院本部的需要，科学院本归宫廷建筑大臣主管，但它发展多年后这已经不合理，因此路易十四在1691年原主管去世后将之改隶更重要的王室本部(Maison du Roi)，那略如内务府，但职权更广。蓬查特朗伯爵原名Louis Phélypeaux，他于1690年出任王室部大臣，翌年因此兼管科学院。有关他与宾雍的背景以及后者被委任为院长(院内本来无此职位，只是由资深院士互相推举主席主持会议而已)的经过见Sturdy,1995,pp.221—226。

　　(12)即洪伯格(Guillaume Homberg,1652-1715)与图尼佛(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1656-1708)，详见Sturdy,1995,pp.226—238。

　　(13)有关丰特奈尔见Fontenelle/Mac Tutor以及Sturdy,1995,pp.230—241。

　　(14)马勒伯朗士在哲学上有名，相关英语论述颇多，但鲜有涉及其生平，这方面可参考Nadler，2000的导言以及他本人著作《形而上学与宗教对话》英译本前面所附小传，即Malebranche,1923,pp.15—20。

　　(15)此会在16世纪中叶源于意大利，属俗世修会性质，其法国的独立支派由伯鲁枢机主教(Cardinal Pierre de Bérulle,1575-1629)于1611年创立，他崇尚奥古斯丁与柏拉图的神秘主义理念，并且与笛卡儿相友善。他殁后该会选举曾经创办多个分会的康德伦(Charles de Condren，1588-1641)为总会长，笛卡儿的理性神学就是由他引入会中，由是得以迅速发展的。由于他们的影响，奥勒托利会的会规远较耶稣会为松散，其气氛亦更开明，有利于学术问难与发展。

　　(26)“机因论”的主旨是世间事物(即所谓“被造之物”)不可能具有直接驱动、影响其他事物的能力，因此事物之因果相应只是表面现象，其所以然全是因为上帝时时刻刻直接介入。换而言之，上帝并非仅仅制定自然规律然后任由其自动运转，而是时刻管控所有现象的发生。此观念最早由11世纪伊斯兰神学家伽札利提出(§8.6)，至17世纪又为笛卡儿和马勒伯朗士重新发展，见Gaukroger，Schuster & Sutton，2000，Ch.6；Garber，1992，pp.273—280。它是同时代哲学家莱布尼兹、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安诺(Antoine Arnauld,1612-1694)等讨论辨析的中心问题。

　　(17)科学院成立之初并无院长，秘书则采终身制，等同院内行政主管，以后此制度一直相沿不替。

　　(18)有关巴黎科学院的这个大改革见Sturdy，1995，Pt.4，特别是Ch.17；有关此后科学院所发表的悼词有以下专门研究，见Paul，1980。

　　(19)有关瓦里尼翁见Varignon/MacTutor以及Sturdy，1995，pp.218—220。

　　(20)洛必达的姓氏有L’Hospital，Lhospital，l’Hopital，l’Hopital等多种不同拼法，我们跟随第一种。有关他的事迹数据不多而且大多集中于他的家世，见l’Hopital/MacTutor以及Sturdy，1995，pp.248—249；有关他的数学见Coolidge，1990，Ch.12；他第一篇论文解决的问题是dy/dx=N/(y-x)，见同书pp.147—149。此外并见Boyer，1983，pp.460—461。

　　(21)有关雅各布·伯努利见Jacob Bernoulli/MacTutor。

　　(22)见Guicciardini，1999，pp.197—199。根据今人考证，此书大部分内容正如约翰伯努利日后宣称，是根据他的讲义编纂出来，但他曾为此支付极优厚酬金予伯努利，并且在书信中清楚订明有关条件，又未曾直接抹杀他的贡献，所以论者亦认为无可厚非。Coolidge，1995，Ch.12对此书有详细讨论。

　　(23)巴塞尔的伯努利家族一共出了三代八位知名数学家，这包括正文提到的第一代雅各布和约翰兄弟二人；第二代有约翰的三个儿子尼古拉斯(Nicholaus II，1695-1726)、但以理(Daniel，1700-1782)和约翰二世(Johann II，1710-1790)，以及他的侄子尼古拉斯(Nicholaus II，1687-1715，那是他另一位兄长尼古拉斯的儿子)，等一共四人；第三代则有约翰二世的两个儿子约翰三世(Johann III，1744-1807)和雅各布二世(Jakob II，1759-1789)。此外雅各布还有一位学生赫尔曼(见下文)，约翰还有更著名的学生即大数学家欧拉(Leonhard Euler，1707-1783)，他和约翰的两个儿子尼古拉斯二世和但以理一样，都远赴圣彼得堡在新设立的俄罗斯帝国科学院工作。所以在18世纪伯努利学派多达十人。这个数学家族的成员有两个特色：和第一代的雅各布一样，他们都反抗父亲为他们安排的其它职业(诸如法律或者医学)，而执意从事数学；又都性格倔犟暴躁，经常为名声反目，甚而剧烈争吵。

　　(24)有关此争辩的详细历史见Mancosu，1996，Ch6，这是本节资料所本。并见Harman and Shapiro，1992，p.392。

　　(25)其主要问题是在曲线的尖点(cusp point，即其导数的不连续点)如何能够决定两条不同切线的方向。

　　(26)有关雷蒙的事迹见Montmort/MacTutor；有关他与尼高在微积分方面的工作见Greenberg，1995，pp.232—243。

　　(27)此古堡在巴黎以东百余公里的马恩省(Marne)。雷蒙后来亦因拥有此古堡而改称蒙莫，我们为了区别他与世纪初的蒙莫(Henri-Louis de Montmor)起见，仍用雷蒙旧名。

　　(28)有关尼高事迹见Sturdy，1995，pp.380—381；有关他的微积分学研究见Greenberg，1995，pp.232—243。

　　(29)那就是紧接光荣革命的九年战争(1688-1697)，以及随之而来的西班牙王位之战(1701-1714)，两者都可以视为新旧教之间大规模冲突的延续。

　　(30)有关这段科学史上的著名公案，见贺尔的专书(Hall，1999)，此外Westfall，1980也有专章(Ch.14)论述，但前者的评论较平和，后者更尖刻。至于Guicciardini，1999的第三部分(Ch.7—9)则是对此争论的物理学和数学讨论。此外，莱布尼兹在1674-1676年间的工作是此问题关键，与此相关手稿和书信现已出版(Leibniz，2008)，见上章注；又Meli，1996是对莱布尼兹两篇动力学论文的详细研究和考据，它与此公案也有密切关系。

　　(31)它们简称为Schediasma和Tentamen，分别在1689年1月和2月在莱比锡《学刊》发表。前一文讨论抛射体在重力和阻滞介质作用下的运动，但在讨论阻力与速度平方成比例的情况时，错误假定阻力仍然可以分解为水平和垂直方向，此错误由惠更斯指出，他也不得不承认。后一文构想宏大，试图以笛卡尔学说为基础，以围绕太阳旋转的所谓“和谐漩涡”来得出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但这并不成功，它虽然作了没有根据的假定，却仍然无法重构第三定律。这两文的由来以及物理学细节见Guicciardini，1999，pp.146—156。《原理》出版时莱布尼兹在欧洲各地旅行，他后来对惠更斯宣称，写这两篇文章时只见到莱比锡《学刊》对《原理》的评论，而未见原书。但最近科学史家已经找到他所用，上有大量“边注”的《原理》原书，以及他阅读后所写笔记，这些经研究后被认为是他在1688年秋季即上述两篇论文出版之前所作。有关这问题的细节以及相关考据见Meli，1996，pp.7—12，220，Ch.5—6，其中Ch.6是Tentamen的英译。

　　(32)莱布尼兹在1694年9月才见到沃利斯《全集》第二卷，但它所附牛顿旧作基本上没有牵涉微积分基本定理，故而松一口气。见Hall，1980，pp.110—116和Westfall，1980，pp.517—520。

　　(33)法提奥在1693年与牛顿决裂，其后游历欧洲各地，但仍然参与皇家学会事务，他这小册子是在学会认证下出版的，其意图是响应伯努利在1696年提出最速坠落线问题挑战各国数学家。对此莱布尼兹在莱比锡《学刊》发表了匿名和署名的两个响应，后者在1700年5月刊登，对法提奥强烈反击，对牛顿则极其客气，无形中将自己和牛顿并列。那时他荣膺刚成立的柏林科学院院长。见Hall，1980，pp.116—128；Westfall，1980，pp.712—714；Guicciadini，1999，p.178。

　　(34)凯尔是格利高里在爱丁堡大学的学生，1692年赴牛津，两年后获硕士并出任讲师，讲授牛顿学说，同时破天荒在课堂上做物理示范；他在1700年膺选皇家学会院士，1702年出版《真物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True Physics)宣扬牛顿学说，于1712年出任萨维尔天文学讲席。见Hall，1980，p.143—144，159—160。

　　(35)此书即Elements of Astronomy，它包含某些数学错误而为莱布尼兹忽视，直到1705年他才发觉它对自己1689年的Tentamen文有客气但中肯的批评，而且无从反驳，而莱比锡《学刊》的书评反而对此书大加赞赏。见Hall，1980，pp.160—161。

　　(36)查恩是苏格兰人，1702年到伦敦，他此书(On the Inverse Method of Fluxions)立论松懈，错误亦多，但内容包含了欧陆在微积分学上的发展，却将所有发明归于牛顿。它初次激起了莱布尼兹的强烈不满，而在牛顿那里也极不讨好，故此后来他退出皇家学会转向医学。见Hall，1980，pp.131—136和Westfall，1980，p.639。

　　(37)赫伟斯顿习数学，1690年毕业于剑桥克莱尔霍学院(Clare Hall)，其后膺选院士并受按立为牧师，1702年由于宾特利的支持，继牛顿出任鲁卡斯讲席，其后与寇斯合作研究并推荐后者出任普罗姆讲席，1707年主持波义耳讲座。他虽然编辑和出版牛顿的讲稿，但牛顿对此书其实也极为不满。他受牛顿影响成为阿里乌信徒，但态度公开和激烈得多，因此在1710年被剥夺讲席并逐出剑桥。详见Westfall，1980，pp.648—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