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探索（二） ——对从1840年以来部分中国历史的看法_风闻

本文是《艰难的探索（一）》的续篇。故与上一篇一样，先把本篇各章节的目录名称放在前面，用来介绍一下文章的概貌。本篇各章节的序号，也是顺着前一篇排列的。

目录名称：

7    新中国建国到1957年反右派前夕

7.1  共同纲领和人民民主专政

7.2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

7.3  镇压反革命

7.4  抗美援朝，立国之战

7.5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8       对反右派运动的一点看法

8.1     简略说一下当年反右派的经过

8.1.1  “仓促开展”、二个“没有想到”和三类意见

8.1.2   发生“仓促开展”和二个“没有想到”的原因和部分过程

8.2     说一些可能还没有人公开说过的话

8.2.1   当年反右派运动的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8.2.2   当年反右派运动的悲剧为什么没有避免的一些原因

8.2.3   当年反右派运动造成的一些恶果

8.2.4   当年的一些货真价实右派言论的产生原因

8.2.5   对当年的反右派运动最后再说几句

7 新中国建国到1957年反右派前夕

7.1 共同纲领和人民民主专政

如前所述，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后签订了“双十协定”时，蒋介石无论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上都是占有优势的；但是，由于其内在的问题，不到4年，就败退台湾。在这段时间内，军事上打败仗，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政治上背信弃义，不仅杀共产党，还杀了许多非共产党的持不同政见者，把中国国内除国民党右派以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派别都推到中共方面去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商定的《共同纲领》，从一定意义上说，实际上是对这近4年中国政治的总结，表明了中国国内除国民党右派以外的几乎全部的政治派别都赞成在中国实施以中共为核心的国家体制。

人民民主专政，是《共同纲领》的关键内容。共同纲领中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这段话中讲了三个重点内容：统一战线、基础和领导。其中统一战线是讲的参加这个政权的各种社会成分，而该政权的基础和领导，是参加这个政权的各种社会成分都认可的。在统一战线中，中共是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依靠对象，统一战线中的其他社会阶层，是统一战线要团结的对象。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为什么会认可上述的基础和领导呢？因为他们从辛亥革命以来，特别从1946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实际中认识到，只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中国才能得到切实的稳定和发展。

人民民主专政中的统一战线，是名副其实的；代表统一战线中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民主党派，在县级及以上的各级国家政权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和政府）中都有相应的人员参加，并且有职有权。民主党派进入政府，成为参政党，是中国特有政治形式；这不仅是对当年共同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这一历史事实的认可，也是保证中共能在政府中听到不同社会阶层意见的一种重要安排。

7.2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

     “耕者有其田”，这不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而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中共所主导的土地改革，其本质就是在新形势下实行“耕者有其田”。当然，在实行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发生过违反中共制定的土地改革政策的事，这是任何一个政党在推行其政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但是，中共以其特有的纪律性和执行力，有力地纠正了土地改革中发生的违反政策的问题，使得土地改革在大陆上以很快的速度和比较平稳的方式实施了，绝大部分地主、富农在土地改革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总产量有了显著的上升。

    现在有人提出对土地改革后的合作化运动的责疑，说什么土地改革把地分给农民，合作化运动又把土地收回来了，是瞎折腾，是欺骗农民。这是没有经历过农村管理的人们的幼稚的想法。当年中国是在农业生产水平很低的条件下进行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后有了土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了，农业生产是上去了一些；但是，一方面缺乏强劳动力的家庭虽然有了土地，但是没有能力种好地，生活水平无法上升；另一方面对农业产量影响极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家一户难以进行。怎么办？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才能解决上述那些问题，也确实解决了相关的问题，特别是需要进行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问题，使总的农业生产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至于1978后包产到户的成功改革，是建立在比解放初期好得多的农田水利和有能力购置一定的农业机械产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和以后的合作化运动、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1978后的包产到户也很难成功。另外，中共并没有欺骗农民；农民在土地改革中分到的土地，经合作化后，并没有失去，而是变成了通过集体持有；国家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时候，农民能得到经济补偿，其基本理由就是农民通过集体持有着在当年土地改革中分到的土地。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没有当年的土地改革，改革开放后国家征用土地时，经济补偿就只能落到地主的头上，怎么会落到普通农民头上呢？

7.3 镇压反革命

建国初期，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的溃散武装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国民党团骨干分子60万。此外，在城乡还有一批会道门头子、 土匪等势力。对于这些人，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就会出告示要求这些人到有关部门登记并说明自己的问题，遵守新政府的各项规定。凡是能服从告示要求的人，中共各级政府一般都把他们当作战场上投降共军的国军人员对待，给以生存的出路，对于其中有特殊才能的人，还吸收他们进入政府或国营企业工作。除此以外，凡是不属于以上这类人的原国民党政府的各级人员和原国有企业、官僚资本企业的人员，均全部接收下来，让其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履行相应的职责，给以相应的待遇。中共这样做的核心理念，是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哪些人，而是要改造社会制度，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落后的社会制度；凡是诚心服从新社会制度的，不管其以前信仰过什么，新政府都给他们发挥建设新社会的积极性的机会。中共的这一套做法，极大地安定了人心，很快地恢复了全国的社会治安和生产秩序。

当然，出现以上情况的原因，除了中共的政策正确和实行政策坚决以外，还有个重要因素是蒋介石的军队和各级政府的迅速溃败和覆灭，让那些人对旧政权没有了希望。

如果有了翻盘的希望（指国民党重新掌握全国政权），一些头脑中存在着比较顽固的反共观念的那批人，就有可能起来以各种方式反对新政权。那时，一些极端反共分子用来蠱惑人心的宣传，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有原子弹的美国人会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年6月底，美国派遣第七舰队侵入我国台湾和台湾海峡，明确帮助蒋介石对抗中共。这时候，“美国人会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就从仅仅存在的可能性，变成了一种有现实依据的东西。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留在大陆上的一些极端反共分子就开始变本加厉地到处造谣煽动，搜集情报，破坏生产，暗杀干部，甚至进行所谓“大陆游击”，准备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他们在大陆上进行的这些行动，实际上成了当年内战的继续，这些人实际上成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的先头部队，成了配合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的进攻的别动队。在这种形势下，坚决镇压这些人的破坏活动，保卫人民革命胜利的成果，保障人民生命的安全，是新中国必须采取的措施。因此，1950年7月21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同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也就此发出指示，要求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请注意，中共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后，及时提出了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这是为了避免运动中出现差错而及时提醒各级领导把握方向；这与当年国民党右派在1927年清共时提出的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 口号相比，有天壤之别。由于新中国的各级政权严格地执行了中共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使得这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很快取得了胜利，使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局面。

前些时候，有人责难解放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举出了某些人在此运动中不该杀而被杀了，以此来证明中共解放初期搞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搞错了，言下之意是想说中共的政权是个嗜血无度的坏政权。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初期，中共的执政方针是安抚百姓、稳定局面、发展生产以巩固政权。1950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则是新中国的政权在受到顽固的反共分子的进攻下的无奈之举，既是当年内战的继续，后来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一部分。不开展这样的斗争，新中国的政权就有垮掉的可能，抗美援朝战争就有失败的可能。同时，中共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也是很谨慎的，绝大部分地方政权都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因此，该运动才有可能很快取得了胜利，保证了社会的安定，新政权仍然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并且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有效地支援了抗美援朝。在当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什么样的人该杀，什么样的人该判刑，什么样的人该被劳动教养或管制，都有明确规定的；并且是在中共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权的监督下严格执行的，而不是由群众运动随意决定的。当然，虽然“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得比较谨慎，但是也不可能不出一点差错。抓住某一点差错，用来否定整个面上的成绩，这是一种诡辩术，严重地违反了研究历史中必须遵循的“孤证不立”的原则。

7.4 抗美援朝，立国之战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外用兵。抗美援朝这仗该不该打？不打有什么坏处？打了有什么好处？抗美援朝中表现出了中国人民、中国军队和中国领导人的哪些重要的精神？这些问题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了，在此不作详细讨论，只想说一下我的一些简明扼要的想法以表示我的态度。

首先，抗美援朝不是新中国主动挑起的。据史料记载，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开始时，是朝鲜的内战。据说，内战的一方是以金日成为代表的多年坚持武装抗日的朝鲜人，他们是依靠苏共和中共的支持坚持下来的朝鲜的武装力量。内战的另一方是以李承晚为代表的受到美国支持的朝鲜人；他们的武装力量主要来自向打击日寇的美军投降的“伪军”（“伪军”是日本统治朝鲜时期由朝鲜人组成的听从日本人指挥的武装力量）。这二方是怎么会打起来的，是有史料记载的，不是我这里研究的对象。在这里提一下，是想说明朝鲜战争开始时是朝鲜内部有着二种不同政治背景的朝鲜人之间的内战。但是，195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月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这样，朝鲜战争就在美国的参与下成为有外国参与的战争，并且这场战争涉及到了新中国。1950年9月15日，美军第10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30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所以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10月1日美军越过北纬38°线，19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因此，新中国是被迫踏入朝鲜战争的。

 新中国面对被侵略的威胁，怎么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经过反复讨论，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抗美援朝的决定如何作出，有过许多报导，这是中共正式对外宣布的。在此，不重复了。这里，想从一般的国内国际战争的常识角度说一下。

当年美军打朝鲜人民军是势如破竹，并且从美军登陆台湾和巡逻台湾海峡就可以看出，美军已经与台湾的蒋介石联合起来了，这时候，如果中共畏战，只守鸭绿江，就先在气势上输了一步。如果美军以确保消灭北朝鲜军队为由冲破鸭绿江上解放军的防线，在用狂轰滥炸给了解放军打击后，放台湾的蒋介石的军队攻入东北，是完全可能的；当国共两军在东北开战后，美军在东北用飞机轰炸的方式秘密支援国民党军队，也是完全可能的。这样，当年新中国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就不能发挥作用了，在大陆上的内战就又爆发了。如果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秘密支援下攻下了东北，新中国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正因为有以上的危险，因此中共考虑到解放军经过三年多对国民党军的势如破竹的大胜，有了大兵团与美式装备军队作战的经验，有着胜利者的锐气和尚未因和平到来后斗志的减弱的几百万军队，再加上北朝鲜多山地的地形和苏联至少在武器上的支援，采取秘密入朝的方式给美军以迎头痛击，取得首战的胜利和在北朝鲜山地作战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能达到以上目标，美军知道了共军的厉害，也就很难再有帮助国民党军打新中国东北的动作了。只要打痛了美军，将战争限止在北朝鲜，不影响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破除了蒋介石利用朝鲜战争反攻大陆的可能，抗美援朝的基本目的就达到了。

这就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理由。

毛泽东知道美军的厉害，为了鼓舞志愿军将士的士气和中共核心层抗美援朝的决心，他把自己最喜欢的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抗美援朝的前线。这体现了中共的领导人与中共军队心连心、共患难的精神。我作为一个已经有了心爱的下一代的父亲，当我看到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毛泽东支持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毛岸英奔赴炮火连天、随时会失去生命的朝鲜战场时，将心比心，不禁肃然起敬，湿了眼眶。

由于前方将士的英勇奋战、后方人民的大力支援，再加上把握恰当的外交政策，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比中共预想的还要好。志愿军与美军接战于鸭绿江边，停战于北纬38度线，从接战到停战，志愿军向南推进了近乎半个朝鲜半岛，这当然是重要的胜利。这也是当年美军没有想到的结果。志愿军以比美军差得多的武器装备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主要是依靠志愿军（实际上就是解放军）的英勇顽强和卓越指挥。解放军的英勇顽强和卓越指挥从此就在世界上传开了，一洗当年清朝军队败于西方强国和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败于日军所带给中国军队是软弱无能的耻辱，解放军从此立威于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震摄世界上任何想侵犯中国的敌对势力；这是抗美援朝为立国之战的第一层意义。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朝鲜进行的，没有打乱新中国建国初期恢复经济的努力，并且，由于抗美援朝激起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御外敌的精神，对经济建设也是一种促进力量；因此，抗美援朝并没有影响到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另外，新中国通过抗美援朝用自己的流血牺牲成功地援助了当时的同盟国家朝鲜，显示了自己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力量和责任担当，在该阵营中得到了值得尊重的地位。用一句江湖上的俗语说，就是新中国是个既有能力又愿意为兄弟们两肋插刀真汉子。后来苏联放弃在抗日战争中通过与美国在雅尔塔协议的秘密条款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特权、给中国以156项基础的工业项目的援助，这与志愿军通过流血牺牲取得抗美援朝胜利有很大的关系。新中国的现代工业体系，就是在前苏联给予的156项工业项目援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正是这个虽然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但是却是旧中国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的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几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工业基础，仅靠政策上的改变，这个成就是不可能通过仅仅几十年就取得的。 抗美援朝提高了新中国在当年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并因此帮助新中国踏进了现代工业国家的门槛；这是抗美援朝为立国之战的第二层意义。

因此可以说，抗美援朝在军事上、经济上和中共领导人的威望上，取得了完胜。

7.5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于1957年6月19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是时任中共主席和新中国主席的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的整理稿，实际上是对中共执政经验的一个总结。该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中共从革命党（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到执政党（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执掌政权）转变的一个标志。该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从哲学上思想上阐述了中共在夺取政权并基本上巩固了政权后应该如何执政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共作为中国执政党的今天，仍旧能从这篇文章的精神中理解中共的执政思路。

    当年中国大陆上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说是在敲锣打鼓声中完成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所反映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虽然从现在看来，当年那种全部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方针是否有必要是存在疑问的，但是，当年那种办事的方式和背后的理论考量，还是值得欣赏的。当年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给民族资本家以定息这一点，与苏联没收资本家的方式完全不同，一方面没有因所有制的变化而严重地影响生产，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承认了在社会主义政权统治下资本对生产的重要性和一定的合理性，这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共能从理论上将外资和民营企业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8 对反右派运动的一点看法

    1957发生的反右派运动，在新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次运动为什么会发生？ 这次运动发生时的时代历史背景是什么？这次运动发生后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以后的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犯了哪些错误？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等等。这些都是在研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时必须回答的问题。为能简要而准确地回答这一系列问题，先简略地说一下当年反右派运动的经过是必要的。

8.1****简略说一下当年反右派的经过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由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文中说：“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指示》规定，整风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整风运动的主題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整风过程中，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复杂局面，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是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判断，把一些明显错误的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甚至把大量对党的工作的批评意见都看成是右派进攻，导致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党的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作出的正确判断由此而改变，这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曲折。”

以上这些内容，由于是中共党史研究室2011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文中对当年反右派运动的描述，因此可以看作是中共内部在反右派运动54年后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权威的看法。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文中，将“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专门列了一章。在该章中，比较详细描述了当年从整风到反右的全过程，也讲了一些从整风到反右的历史背景和经验教训。虽然已经尽可能完整地回答了“这次运动为什么会发生？ 这次运动发生时的时代历史背景是什么？这次运动发生后对当时社会的发展和以后的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犯了哪些错误？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这一系列问题，但是，仔细看后，感到还应该作一些补充，才能更好地从这一段历史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

8.1.1**“仓促开展”、二个“没有想到”和三类意见**

从《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进行叙述的那一章的内容中，从社会上其他相关资料对“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描述中，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不是中共事先有准备的运动，而是仓促开展的。不仅如此，实际上可以说这场反右派运动，中共中央没有想到、被打成右派的人也没有想到。我想作的补充，就从这个“仓促开展”和二个“没有想到”说起。

为什么会“仓促开展”？这与二个“没有想到”有关。而二个“没有想到”是与中共在解放后取得了一系列不平凡的成绩有关。

由于中共在建国后比较谨慎，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社会稳定，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因此，中共认为全国绝大多数人在政治上一定全部拥护中共；要想将社会主义继续顺利地向前推进，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党内一些人的思想作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为此，在当年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中共《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占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办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根据中共的历史，可以看到，当年延安的整风，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次很可能也想通过整风为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打下牢固的基础。即使现在看来，当年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讲的那些话仍然是正确的。

但是，中共对于“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这一点的理解超出了现实。实际上，“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是当时的政权，广大群众拥护当年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不是赞成包括思想理论上、经济上、领导方法上等等一切方面。因此，当人们在整风中对各级领导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为方便分析，称这类意见为“第一类意见”）的时候，一些领导人虽然听了不舒服，但是由于有中共中央的权威压在那儿，也不好发作；可是，当有些人在整风运动中拿欧美国家的体制与我国的体制对照后提出要求改进的时候（为方便分析，称这类意见为**“第二类意见”），特别是有些人提出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些冤假错案要求改正的时候（为方便分析，称这类意见为“第三类意见”**），就有相当一批中共的领导人就认为这不是“拥护我们的广大群众”提的问题，并且实际上提出第二类和第三类意见的绝大多数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在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或干部，还有少数原国民党政权中留在大陆上又被中共政权留用的人员，而占人民群众绝大多数的工农兵都没有提这类意见，并且那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又与被推翻的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因为当时国际上也刮起了一股反共的风潮。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受到批评、感到心里不舒服的中共各级领导人就认为，这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代理人借整风之机对中共的攻击。

实际上，当年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意见中，绝大多数是“第一类意见”，提出“第二类意见”和“第三类意见”的为数很少。但是，这三类意见都是在整风中向中共各级领导提意见时提出来的，都属于向中共各级领导提意见；特别是由于第一类意见很多，使得这次整风运动变得很热闹，变成轰轰烈烈地向中共各级领导提意见的运动。到后来，那些提第二类意见的少数人感到，这是一个很好地利用这个起来的群众运动要求改变中共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领导地位的机会，于是相关的各种议论就在整风运动中传播开来；这种传播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所说的“极少数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提第三类意见的人数更少。这些意见中有些是认为土地改革或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些具体案件是冤假错案的，有些则是从原则上认为土地改革或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不必要的，或者是犯有严重错误的。这些意见平时不大好说，现在既然已经形成了轰轰烈烈地向中共各级领导提意见的运动，就趁此机会提出这类意见。这些意见在当年一般都被归入右派言论；只要在提这些意见的同时不另外再提“改变中共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领导地位”这样的要求，提这类意见的人若被定为右派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就被归入应该被平反的对象；如果当年提这些意见的人是把这些意见作为要求“改变中共在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领导地位”的依据，这些人的言论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所说的“极少数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8.1.2****发生“仓促开展”和二个“没有想到”的原因和部分过程

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整风中跟着向中共各级领导提意见的潮流以各种方式提出要改变中共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的言论，中共中央没有想到，毛泽东没有想到；他们想，解放前夕、解放初期，中共一改当年国民党不尊重知识分子、甚至于杀害敢于起来反抗旧政权的知识分子的做法，对广大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给予的待遇比给名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好多了，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知识分子也纷纷表示拥护中共的领导，当整风运动发动起来后，这些知识分子怎么要起来夺我们的权力呢？

由于有上述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见不仅北京有，而且从整风运动的内部通报中和部分公开宣传报刊上可以看出各省、市也都有。中共自从执政以来，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大规模对其领导权的责疑，感到若不给予回击，政权可能会失去；于是决定给予回击。这就是反右派运动的开始。为什么说发动反右派运动是很仓促的，这是与发动整风运动相比较而言。发动整风运动，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所说，前后用来将近一年的准备时间，而发动反右派运动，从整风运动开始算起，也不过一个多月。实际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在上面没有想到的前提下，没有仔细想清楚，就仓促发动反右派运动的。一个没有想到，再加一个仓促，这就给反右派运动出现后来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广大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想到，向中共提提意见，怎么会被定为属于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呢？按理说，知识分子考虑问题复杂，怎么会没有想到呢？这与中共解放后一系列的行动相关。第一、解放后，留在大陆上的原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大部分被留用，中共建立的县以上的各级政权的主要官员中，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人士；第二、在解放后到1957年前开展的土地改革、禁毒禁娼、镇压反革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中，中共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的意见，政策制定得比较稳妥，开展得比较平稳，虽然也有差错，但是纠错也开展得比较努力，因此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冲击非但不大，而且有所促进。第三、对在各个不同岗位上的知识分子的业务工作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其经济待遇一般不低于可类比的中共政府官员。可以说，广大知识分子从以上这些事实中看到了中共为了建设好新中国而对中国各个非中共阶层的尊重和诚意。因为存在着上述的基本看法，因此，当这次整风运动初期，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中共主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时候，又看到整风文件中提到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提法，有些知识分子在向中共各级领导班子提意见时，就有点口无遮拦了。这些口无遮拦的批评意见中，有许多就成了后来被作为评定右派分子的“罪行”。

浏览一下当年总数为几十万以上右派分子的作为“罪行”的各种言论，虽然种类很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为了帮助中共各级领导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内容，其中有些虽然过火了一点，有些甚至于也说错了，但是一般都是处于“希望你改正错误，而不是想推翻你的领导地位”这样的尺度范围内。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想以欧美国家多党竞选理论为基础，通过列举中共执政中存在的问题，证明中共已经不适合领导当年的中国，借那时对中共提意见造成的“民意”风潮，改变中共的领导地位，想通过竞选取得执政权力。因此，前一类人，是占了当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后一类人，只占了当年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中的极少数。这就是当年存在的实际情况。

当年一开始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人中间存在着类似上面说的两种情况，实际上在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不久，中共的高层就已经意识到了。因此在反右派运动结束后不久，就陆续开展了内部甄别摘帽的工作，几年内有很多人通过内部甄别摘帽摘去了被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据说，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1998年到2003年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先生，也曾经是右派分子，也是在文革前通过内部甄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当年经过内部甄别摘帽的这批人有多少，没有查到公开发表的数据，但是估计也应有十几万到几十万之多。

8.2 说一些可能还没有人公开说过的话

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至今，已经有60多年了；从1980年完成全国右派摘帽工作至今，也有近40年了；对这段历史的评论，已经有太多的人说了太多的话了，我在此不想简单地重复，只想说一些可能还没有人公开说过的话。

8.2.1****当年反右派运动的悲剧是有可能避免的

拿中共以前所遇到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与这次“反右派运动”相比，前者中共是被迫参与的，是难以通过主观努力避免的，而这次“反右派运动”是中共主动发起的，因此通过主观努力，是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的悲剧而取得好的结果的。在整风运动中遇到类似反右派运动发生前的比较激烈的情况时，执政当局是有条件采取的比较好的应对办法的。下面说一下可能采取的比较好的应对办法和相关条件。这对当今的现实，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由于当年发生“右派言论”是在由中共主动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发生的，当执政当局发现出现了按原来的设想无法控制局面的时候，既不要翻脸，也不能鼓励，应该利用政权还在手中，并且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没有出现无法控制的“右派言论”，立即将整风运动转入整改阶段，提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由各级党组织吸收群众中比较理智、有一定威望的人成立改进作风领导小组，把在前阶段运动中提出的“对各级领导在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进行集中整理，按先易后难、先重要后一般的原则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并付之实施。可以说，由于当年中共具有很高的威望，只要中共将整风运动及时地转入整改阶段，而不是进行“反击”，原来那种似乎将矛头对准中共各级领导的风潮式的形势，就会转成如何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意见的细致的讨论；并且只要能在后续的日常工作中能实现部分的整改，中共各级组织与群众的关系就会比整风前更密切更和谐，这也就达到了整风原先设想的目的。

如何对待那些少数“想用欧美国家的体制取代中共领导的意见”，也不难，只要组织一些人写几篇文章在报刊上集中予以批评即可；与此同时，不允许此类意见再公开发表在报刊上和课堂教育中。对于提出这类意见的人，则先让他们学习报刊上的那些批评“想用欧美国家的体制取代中共领导”的文章，听听他们的看法，根据他们的认识程度再决定今后如何使用他们。例如，将他们调离文化宣传的领导岗位和与政治文化宣传有关的教师岗位，安排其他恰当的工作，让他们在不影响大局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等等。总之，只要他们在整风转入整改阶段以后，不违反当时的各种法律和法规，就不要给予“定为敌我矛盾”的处理。

如何对待那些“提出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一些冤假错案要求改正的”意见，则更简单。对于那些只是泛泛而谈，不涉及具体案件的意见，则按上面处理“想用欧美国家的体制取代中共领导的意见”的类似办法处理相关的意见和提意见的人。对于那些涉及具体案件的意见，则将当年中共颁布的与“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交给他们，让他们对照着分析具体的案件，提出能承担责任的意见，通过其所在单位的中共组织，交给相关的部门处理；其中确实需要改正的应该按法律和政策予以改正，不能改正的则予以具体的说明；这样做，不仅对于全面落实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各项政策有好处，而且对于提高各级干部的工作水平也有好处。

那么当年能不能按以上办法做呢？应该是完全有条件这么做的。理由有三条：1、中共牢固地执掌着政权，有着很高的威望，有着很强的纪律和执行能力；2、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工农兵是拥护中共的；3、中共当年颁布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比较接地气；有许多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出的问题，都是违反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因为存在这三大理由，因此，当年完全有条件那么做。如果按前面的办法做了，现在被责难多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就不会发生了，也不可能发生右派翻天的问题，当年的整风也能收到原来设想的效果。

8.2.2****当年反右派运动的悲剧为什么没有避免的一些原因

那么当年为什么没有按以上办法做呢？有好几个原因。

1、在1956年苏共20大以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共运动，有些国家几乎被反共力量颠覆。这些国家发生反共运动时，其中有许多言论与1957年中国整风中的言论是相似的。因此，中共想通过反右派运动，将这些思想和所形成的政治力量消灭在萌芽中，以避免发生与东欧国家中类似的动荡。

而实际情况之一是，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机制是不同的。新中国是一批理想主义者带领以中国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为了自己的利益、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打出来的；各级政府机关的主要掌权者中的大多数人，是接受了中共思想领导的农民们；他们根本不会去相信那些鼓动他们反对中共领导的知识分子的话语，甚至于可以说，那些掌权的原中国的农民们也听不懂那些知识分子所说的话，他们所熟悉的是“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那些反对中共领导的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将在整风运动中集聚起来的对抗情绪变成颠覆新中国政权的力量。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他们各级政权是在苏联红军打败了德、意法西斯后，从当地的有文化的人士中选出来的，东欧各国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比中国农民高得多，这样的各级政权的掌权者和选举他们的选民们，容易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当苏共的理论和内部斗争上出现问题之后，东欧各级政权的掌权者和选举他们的选民们也就跟着怀疑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特别是当东欧的执政者出现了一些执政失误造成群众对政权的对抗情绪以后，一些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的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将这种对抗情绪转变成颠覆原来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政权的力量。

实际情况之二是，整风中绝大部分向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主要是想在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前提下，改进中共各级领导的工作作风，与当时中共提出整风的目的差不多；而当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反共风潮时，那些说着形式相似话语的东欧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是要推翻当地执政的共产党。

中共当年没有看清楚包括上述二种实际情况在内的新中国政权与东欧社会主义政权之间存在的巨大的不同，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了解放后中共政治工作方面的第一次大的失误。

2、中共在建国之初与各民主党派达成了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后，下意识地认为凡是拥护中共执政的，都应该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凡是不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都不拥护中共执政。而实际情况是，当年许多拥护中共执政的民主党派，并不是因为拥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而拥护中共执政，而是因为他们虽然并不从心底里认同“人民民主专政”，但是从心底里反对蒋介石的腐败政权，他们是因为反蒋而拥护中共执政的。将思想上不认同“人民民主专政”但是在政治上拥护中共领导的知识分子，全部看作企图颠覆中共执政的反对派，违反了统一战线的原则。这是中共当年开展反右派运动的思想根源之一。

3、中共自从延安整风强化了内部建设后，其各级组织的执行能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直到1957年整风运动前，各项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因此在对待建国后和平时代的第一次党内整风运动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事先没有考虑到可能发生的问题，事情发生后没有冷静地思考问题和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试点，就贸然仓促地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反右派运动。

4、由于中共在执政前，其战胜对手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讲道理，从舆论上争取群众。由于其政治对手国民党右派、日本侵略者等是用明显违背中国社会默认的是非标准的手段打压中共，中共当年宣传舆论的内容主要是抨击不平等，争取平等；因此，当时只要对中共没有偏见、持有中国社会默认的是非标准的人，几乎都能接受中共的宣传舆论，只有坚决反共的人，才会对中共的宣传舆论说三道四。中共在执政后，仍习惯于该思维方式；许多中共领导人认为，凡是对中共的宣传舆论说三道四的，就是坚决反共的人。实际上，中共执政后，在中共执政的范围内，中共各级领导与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中，就都产生了领导与被领导的这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作为被领导者，一方面承认领导者具有合法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被领导者对具体领导者工作中产生的错误或者使当事人难以理解的言行说三道四，都是非常正常的行为，绝不能将对中共的宣传舆论说三道四的人，都当作坚决反共的敌人来看待。不懂得这一点，思维方式仍停留在执政前，这是中共中间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在反右运动中发生错误的重要思想原因。

8.2.3****当年反右派运动造成的一些恶果

反右派运动不仅成为西方反共势力攻击中共的口实，而且对中共的实际工作造成恶果。

恶果之一：由于不恰当地开展了反右派运动，不仅造成了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与中共各级党组织之间的巨大隔阂，而且，反右派运动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影响，也传导到广大工人、农民与中共各级党组织之间，使得中共从当年延安整风开始倡导的在人民内部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优良传统受到责疑；反右派运动后，中共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几乎成了普通老百姓批评不得的神圣的堡垒。从此，说假话、看领导脸色说话办事等歪风邪气开始盛行起来，使得想办好事情的中共领导也很难听到真实的情况汇报；这也是后来在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中发生的一些严重错误难以得到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

恶果之二：苏共20大后，在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界造成了混乱，中共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征程。这时候，特别需要在中共党内理论研究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由于反右派运动抑制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优良传统，许多中共的理论工作者在调查研究、思考问题时也变得畏首畏尾，生怕闯了会引火烧身的禁区，即使在内部，也极少有新思想新观点的讨论，中共在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的具体运作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8.2.4****当年的一些货真价实右派言论的产生原因

上面说到中共没有处理好整风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搞出了堪称悲剧的反右派运动。但是，这并不是说在反右派运动中发生的那些言论都是对的。实际上，当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批判的有些“右派言论”确实存在很大问题；如果按这些人的言论来改造新中国，共产党会亡党，新中国会亡国，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发表那些存在很大问题的“右派言论”的原因很多，前人已经作过的分析，在此不再详细叙述了。在此主要是寻找发表这些言论的思想根源。为做好此事，先将发表这些言论的原因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原因是因发表者个人的家庭、社会关系及相关经历所导致的对中共的厌恶感；这种厌恶感是无法用讲道理的办法解决的，因此，本文就不对这类原因进行详细分析了。第二类原因是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出了偏差；这类原因有可能通过讲道理的办法予以分析说明。本文主要说一下在认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导致发表存在很大问题的“右派言论”的原因。

在第二类原因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认为欧美国家的体制优于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只有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取代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才能建设好中国。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看法。

形成这种看法的原因主要有二条。

第一条是事实依据；欧美国家当时的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高于新中国，而且还高于当时作为新中国榜样的苏联。

第二条是由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他们饱读各种文献资料，特别是理论文章，主要时间和精力是与理论文章打交道。这种情况既是他们的优点来源，也是他们的缺点来源。所有能够成为出版物书籍的理论和文章，大部分是前人所总结过去的事实写出来的，或者是根据过去的事实推导出来的。较好地理解这些理论和文章，是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能力，若文化水平低，则难以理解这些理论和文章。因此说，知识分子能比较好比较快地理解前人所写的著作，这是他们的优点。

他们的缺点也正是由此产生的。因为，任何理论和文章，都需要用一系列词语按一定的逻辑规律结合起来形成的。而这一系列词语和一定的逻辑规律所对应的现实世界，肯定是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如果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与理论文章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比较一致，那么，该理论文章直接使用的成功率就比较高；如果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与理论文章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相差较大，该理论文章直接使用的成功率就比较低，甚至于会失败。这种在文章中所运用的词语和逻辑规律与所对应的现实世界间的差别，在自然科学界出现得比较少，而在社会科学界就比较多。有许多知识分子不懂得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的这个规律，因此就会犯错误。例如：当年中共中间的王明、博古等从苏联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用他们从苏联学到的理论直接指导中共红军的工作，结果是惨败。为什么？并不是苏联总结的理论文章错了，而是该理论文章所对应的现实世界是当年苏联的，将其直接用于中国，当然要失败了。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照这样的分析，任何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文章都没有用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还强调要读书呢？这就要涉及到如何正确地应用理论文章了。知识分子对理论文章的理解能力强，按原有的理论文章进行推理和表达的能力也强。因此，当人们需要对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时，能熟练参照理论文章得出解决问题办法的知识分子，一般能比较快地得出结论。并且，由于知识分子读的书多，往往会拿出好几个可供选择的办法供大家挑选。这时候如何选出最佳办法，就成了事情成败的关键。如何选择呢？人们往往习惯于选择与自己的经验最吻合、最容易、最简单易懂的方案。由于知识分子特别擅长参照理论文章进行推理和表达，并能得到普通人能感觉到的最容易、最简单易懂的方案，因此他们提出的方案往往最能得到普通人的青睐。当年中共中间的王明、博古等从苏联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在苏区红军中推行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仅因为他们得到了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的支持，而且他们的理论在当时也说服了许多红军指挥员跟着他们走。同样是知识分子的毛泽东提出的方案，一开始也不受到许多红军指挥员的认可；除了毛泽东的方案没有得到第三国际的权威认可以外，其方案比较复杂、麻烦，没有王明、博古的方案那样直白、爽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直到红军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伤亡和败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巨大代价后，广大红军指挥员才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只有毛泽东看起来复杂、麻烦的方案才能救红军。

毛泽东也是知识分子啊，为什么他提出的方案能够救红军呢？毛泽东也读过许多书，毛泽东提出的方案也肯定受到他所读的书的影响，并且，如果毛泽东没有读过那么多书的话，也就可能提不出那样好的方案。因此，读书并不是提出错误方案的原因，并且读书还是能提出好方案的原因之一。毛泽东与王明、博古那些从苏联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最大的区别是，他把实践放在第一位，把读书得到的知识作为提出解决实际问题方案的参考，把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判断各种方案是否合理的标准，而不把方案是否合乎按过去理论文章推导出来的结论、或者方案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认识作为判断各种方案是否合理标准。

说到这里，就可以比较明确地指出当年那些想用欧美的政治体制来解决中国问题的“右派分子”在认识问题的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了。中国当年的工业化程度很低，农村人口占90%以上，文盲率很高，封建宗族观念很强，人口多，中央的财政能力很弱，老百姓的宗教信仰也与欧美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等等，这样的国情与欧美国家差距太大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用适用于欧美的政治体制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呢？总之，当年那些真心想用欧美的政治体制来帮助中国发展的人们，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太迷恋书本、没有认识到中国与欧美先进国家的国情差别太大了，许多概念的实际内涵差别也很多，许多从欧美国家得到的结论决不能简单搬到中国来实施。

当然，话也要说回来，在当年整风反右运动中，许多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言论中，也有许多是说出了中共确实存在的问题，也有许多虽然讲得比较偏激，但也能起到提醒的作用。因此，虽然不能按照有些人的意见用欧美的政治体制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是对于整风反右运动中产生的各种言论，除了触犯刑法或行政法规的以外，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是十分必要的。

8.2.5****对当年的反右派运动最后再说几句

从文革后到现在的几十年间，凡是谈到反右派运动，总是给人以一种当年的社会死气沉沉、人们似乎都胆战心惊地活着这样一种感觉。实际上，这种感觉只存在于开展整风反右运动的政府机关和文化单位中被定为右派和右派边缘的少数人中间，就算加上他们的直系亲属，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连1%都不到；并且随着后来内部对右派进行甄别的工作的展开，这个比例就更小了；整风反右运动造成的伤痛只留存于上面所说的很少的一部分人中间。因此，当时整个社会还是与开展整风反右前那样很欣欣向荣的样子，绝大部分人对于整风反右的开展，就像完成其他政治任务一样，运动一过，就几乎忘记了，又在中共的领导下进行与“革命和建设”有关的其他工作。可以说，从当年留下来的各种报刊和其他文献的记载中，从当年没有被定为右派和右派边缘的绝大部分人的回忆中，几乎看不出整风反右运动对当年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建设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据说有一项规定：在工人、农民、中学生和军队中军级及以下的作战部队中不定右派。这么一来，反右运动的负面影响在中国整个人口的比例中就自然变得很小了。

在此用这样的篇幅说这个事，是想说明，当对某种政策执行后的结果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将参与该行动的人的数量、类别等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就能限止一旦出现问题后负面影响的扩大；这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经验；这是在论及反右派运动的负面影响时，值得记住的正面的经验。

在结束有关右派这个问题的谈论时，想谈一下我对一般“右派分子”的看法。 我认识一个当年的“右派分子”，也看过一些被称为“右派分子”的“罪行”的材料。从这些可以称为“第一手的材料”中我感到，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当年向各级领导提意见，其目的是希望他们能真正按照中共的要求改进工作作风，做好工作，这些人值得尊重；即使那些有板有眼地从理论上政策上发表与中共不同意见的被称为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中间，其中多数也是因为希望中国能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才出来说话的，他们的意见虽然总体上在中国缺乏可行性，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值得参考或能提起警觉的，与这些人也应该友好相处，听听他们的意见没有什么坏处，他们的个人品格与那些崇尚当汉奸的汪精卫之流有天壤之别。

写在后面的话（上文若能发表，这段应该删除）：这篇是从解放后写到反右派运动，没有一丁点儿涉及到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