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数码人类学开创者：农民工正在向城市“双重迁移”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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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驱动下，以社交平台为核心的“社交生态系统”迅速发展壮大，包罗了众多基本工作生活场景，而在新冠疫情发生的大背景下，人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进一步卷入到了一个“重度社交”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交平台如何不断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交平台与高速的城镇化之间有何种联系？社交平台飞速发展的背后又有哪些隐忧？

为此，城市进化论独家对话到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数码人类学的开创者，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教授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

数码人类学是指数字技术在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还可以指代对具体数字技术的研究。十几年来，丹尼尔·米勒一直关注数字技术给当今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并在伦敦大学学院创立了全球第一个数码人类学专业。

在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丹尼尔·米勒在全球开展了一项庞大的调研项目——覆盖8个国家9个研究点长达15个月的田野调查，堪称是全球研究范围最广的数码人类学比较研究之一。

“社交平台正在成为我们生活的空间，它在导致‘附近’（death of proximity）消失的同时，也有效弥合了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关系的撕裂。”丹尼尔·米勒告诉我们。

在他看来，中国大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了“双重迁移”（dual migration），不仅是在物理空间上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还从线下到线上，向着数字科技迁移。“这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的中国，而不只是‘迁移’进了工厂。”

“附近”不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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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传统的媒介要么是一对一私密的形式（信件、电话等），要么是完全公开的形式（广播、电视、报纸等）。而新兴的社交媒体不一样，它可以只针对某个群体，这个群体可大可小，游走于绝对的公与私之间。

“社交媒体把人放在了恰当的、可以调控的距离上，能够低成本地维持人际关系，形成了一种‘可控性社交’。这种灵活性与自由度是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丹尼尔·米勒说。

在不断“游走”的过程中，新兴社交平台持续深入人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占据了人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相较于传统平台，新兴的社交平台在公私领域之间，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空间。

在米勒看来，如今的社交平台不仅仅只是一个交流工具或平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聚集和交换载体，它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地方（where we live）——商务沟通、购物消费、娱乐活动等集聚于此。

如今，人们在“线上”生活的时长不断增加。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调查报告，我国网民规模达到了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到了26.2小时。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他指出，与传统相比，现在的社交平台具备许多明显不同的特征。此前传统媒体的传播非常受到地域和场所的影响，尤其是那些远距离的传播。在这个“重度社交”时代，事实上“距离已死”（death of distance）——我们可以很容易就联系到远在地球另一边的人，就如同在现实的街道中偶遇某人一般。

在米勒看来，社交平台不断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其一部分，这同时也导致了“附近的消失”（death of proximity）——朋友紧挨着你坐，你们俩却相互“忽视”，沉浸在各自的社交世界。某种程度上，人们仿佛成为了“旁观者”，要么透过社交平台关注外面宏大的世界，要么关注个体的自我，我们的“附近”被严重地压缩直至消失。

事实上，与丹尼尔·米勒一样，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也关注到了这种“附近的消失”。在他看来，在这样语境之下，原子化、个体化、那种具体而微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松散。但是同时，信任和意义系统高度甚至极度集中化——我不太信任你，却信任各种强大的“工具”，对复杂的技术构造出来的抽象系统高度信任。

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弥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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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外来务工者，移民，留学生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社会关系和维持原有的社会关系都已经离不开社交平台。

由于中国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导致了巨大的城乡差异，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经过此前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城镇化率刚刚跨过60%的门槛，农民工如何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又如何维系原有的、跨越城乡的社会关系成为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我们在研究中国大城市农民工问题的时候，发现在他们身上出现了‘双重迁移’（dual migration），他们不仅仅是在物理空间上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与此同时还从线下到线上，向着数字科技迁移。无疑，这样的‘数字迁移’（migration to digital technologies）有助于农民工更好地融入现代化的中国，而不只是‘迁移’进了工厂。”米勒告诉我们 。

此外，农民工和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许多时候也能靠社交媒体来修复。米勒观察到：“借助发达的社交平台，农民工父母每天都可以关注着远在千里之外，留守家乡的儿女的成长。或许，这就社交媒体存在的要义所在。”

事实上，类似的事情不仅仅发生在高速发展中的中国，也出现在人口结构复杂的欧洲发达国家。

“ 

我们关注到意大利米兰有许多外地移民，社交平台的发达程度与他们建立新的社交网络速度有着重要的关联。

”

米勒表示，“某种意义上，社交媒体弥合了大规模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社会断裂。”

世界并未变得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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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论调，社交大平台的垄断正在让全球趋于同质化。

米勒在其著作《世界如何改变社交媒体》（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以详实的调查例证进行了某种“反驳”。

“在研究开始前，我们认为是社交平台的不同特性决定了人们如何使用它们，诸如微信或者QQ，不断将人们的社交行为引导一致。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米勒指出，“由于用户来自不同地域及社群，囿于不同社会环境、文化和情感，因此媒介使用习惯千差万别。而正是这些长期存在的变量，决定着社交媒体因人而变，因世界而变。”

米勒强调道：“社交平台本质上是一种更加高效的工具，我们在社交媒体的行为逻辑不完全受社交平台本身特质的影响，更多时候是受到不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以社交平台流行的表情文化为例，不同社会语境之下，社交媒体上的表情文化所扮演的传播角色不尽相同。比如，在印度，表情包常用于严肃表达，在与家人或朋友聊天中表示祝福之意；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表情图包则多用于讽刺模仿，传递文字不便表达的含义。

“综合全球情况来看，社交平台衍生出的表情文化并没有限制人们的交流，也没有同质化表达行为；恰恰相反，这种表情文化可视为表达能力增强的表现，充分折射出背后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米勒表示。

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不再强调这些行为是由社交平台带来的，更多的是人们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选择了不同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这也是我们此前的研究为何注重于世界如何改变了社交平台，而不是社交平台改变了世界。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用户造就了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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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一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效应，描述人们关注的信息领域会习惯性地被自己的兴趣所引导，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但学界对于“信息茧房”的概念和危害仍存争议。

在米勒看来：“的确，社交平台开发者可以通过底层的算法设计和人工智能技术，去推送用户感兴趣的内容，同时更加精准地投放定向广告（targeted advertising），预测用户下一步行为。”

“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用户在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可以自主地进行不同的设置，添加不同的应用，创造不同的内容。目前，这样的高度自主权依旧掌握在用户手中。

”

米勒强调，是用户创造了内容，创造了社交平台，而不是平台开发者。以Facebook为例，马克扎克伯格并没有“主导”Facebook的发展，反而是广大的使用者，创造性地把Facebook变成了它现在的样子。

“我们在大量研究后，逐渐发现社交平台的使用者在不停地转换社交平台，他们倾向于忽略各个平台的属性，而在不同平台之间转换自如。因此证据显示平台并没有决定内容。”

对于数字技术与社交平台的发展，米勒整体持有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反对每当有新的技术出现，人们就开始沉浸在一种“怀旧式的伤感”中。

在米勒看来，“事实上，人类一直在利用技术，并被技术发展裹挟前行。无论是直播平台的崛起，还是AI在社交平台的广泛应用，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会同时带来积极与消极影响，但重点是，我们如何使用它们。”

不过，米勒也清晰地认识到，社交平台飞速发展所带来的隐忧——垄断、对个人隐私的侵入和滥用、网络诈骗等等。无疑，这是我们未来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努力解决的问题。

文字 | 谢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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