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达蒂·罗伊：作为“危机制造机”的政府正将印度拖入地狱_风闻

【本文转载自“澎湃思想市场”微信公众号】

印度著名左翼作家、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近日在《卫报》上刊出此文（原标题为《我们正见证着一场反人类罪行》）。去年三月，在百万贫穷、饥饿的进城务工人员在莫迪紧急下达封城令后不得不徒步返乡的事件发生后，思想市场经授权翻译刊发了罗伊的“大流行是个传送门”（中文标题《阿兰达蒂·罗伊谈印度：瘟疫照亮了社会的遮蔽之物》）一文，罗伊对那场次生灾难做了时间线的梳理和在场的报道式分析。同时分析了大瘟疫所揭露出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并提醒我们，不要渴望回到“正常”，而需要把这场瘟疫看作一个传送门，从这里开始想象和抵达一个新的世界。

在一年后的今天，印度疫情急转直下，罗伊以更切身的“人间地狱”经历者视角，书写着自身的恐惧及周边人所遭遇的苦难，并控诉着莫迪政府如何集体制造着这场灾难——民主制度运行所必需的每一个独立机构都被损害和架空，导致病毒全面失控。

《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经罗伊授权翻译刊发，以飨中文读者。本文由《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全球大学[Global U]和结绳志联合发布，感谢全球大学的刘健芝老师促成本篇的授权。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卫报》原文。

阿兰达蒂·罗伊，印度作家、社会活动家、左翼知识分子，著有《微物之神》、《极乐之邦》。

文｜阿兰达蒂·罗伊

译｜ Aseem

在2017年北方邦一次特别两极化的选举中，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加入战场，进一步搅动局势。他站在公开演讲台上，指责由反对党领导的邦政府在穆斯林墓地（kabristans）上的投入超过印度教火葬场（shamshans），以迎合穆斯林群体。他用他惯用的粗声嘲讽语气煽动人群，每一个嘲弄和讽刺都在句子中间升高音调，继而在震慑的回声中落下。他说：“如果一个村子里建了穆斯林墓地，那么也应该在那里建一个印度教火葬场。”

“印度教火葬场！印度教火葬场！”满心崇拜、听得入迷的群众附和着。

也许莫迪现在开心了，因为印度火葬场的集体葬礼上火焰升腾的画面正在登上国际新闻头条。而且，他治理的国家中所有穆斯林墓地和印度教火葬场都在加紧工作，满足相应人群的需求，甚至远超负荷地运行。

《华盛顿邮报》在近期一篇社论中设问：“能把人口13亿的印度隔离起来吗？”这篇社论讨论的是印度正在发生的灾难以及在国家界限内遏制新的、快速传播的变异新冠病毒的困难。文章回答道：“不容易做到。”而就在几个月前，当新冠病毒在英国和欧洲肆虐时，这样的问题不太可能被以如此方式提出。但是，考虑到我们的总理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我们印度人没什么资格感到被如此提问冒犯。

莫迪发表讲话时，欧洲和美国的民众正在经历第二波疫情的高峰。他没有说任何表示同情的话，只是长篇大论地吹嘘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对疫情的充分应对。我下载了这篇演讲稿，因为我担心当历史被莫迪政权改写时（很快就会被改写），这篇稿子可能会消失或变得难以找到。以下是一些精彩片段：

“朋友们，在这个充满忧虑恐惧的时候，我带来了13亿印度人的信心、积极和希望…根据此前的预测，印度将是全世界受新冠影响最大的国家。据说印度将出现新冠疫情的海啸，有人说7-8亿印度人将被感染，还有人说200万印度人将死去。”

“朋友们，用其他国家的成功来评判印度的成功是不可取的。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8%的国家，我们通过有效遏制新冠疫情，使人类免于一场大灾难。”

魔术师莫迪鞠了一躬，他有效遏制了新冠疫情，拯救了全人类。既然现在事实证明他没能控制住疫情，我们能抱怨其他人对我们的歧视和偏见吗？能抱怨其他国家的边境对我们关闭，航班被取消吗？能抱怨我们被和病毒，我们的总理，以及他本人、他的政党和其政治品牌所代表的一切疾病、反科学、仇恨和愚昧，一起困在这里吗？

2021年4月29日，印度新德里，新德里市内的一个临时新冠患者护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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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波疫情波及印度，并在去年消退时，政府和支持它的评论界欢欣鼓舞。在线新闻网The Print的主编谢克尔·古普塔（Shekhar Gupta）发推说：“印度过的不容易，但我们的下水道没有被尸体堵塞，医院没有床位紧缺，火葬场和墓地也没有出现木材短缺或空间不够的情况。好得不像真的吗？如果你不同意，请用数据说话。除非你认为自己是上帝。”抛开那些冷血无礼的论述不谈，我们难道需要神来告诉我们大部分大流行病都有第二波吗？

尽管这波疫情的严重性让科学家和病毒学家也感到吃惊，但对这波疫情其实已有预料。那么，莫迪在演讲中吹嘘的针对新冠的基础设施和对抗病毒的“群众运动”在哪里呢？医院床位紧缺。医生和医务人员临近崩溃状态。朋友们打电话说，病房里没有工作人员，死去的病人比活着的还多。人们在医院过道里、马路上和家中死去。德里的火葬场已经用尽了柴火。林业部不得不给予特别许可砍伐城市树木。绝望的人们在使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引火物。公园和停车场都被改成了火葬场。仿佛有一个无形的UFO悬停在天空中，吸走了我们肺里的空气。这是一场我们从未见过的空袭。

氧气成了印度病态证券交易所的新通货。印度的精英们——资深政治家、记者、律师在推特上乞求医院床位和氧气瓶。氧气瓶的黑市交易发展迅猛。血氧饱和度的检测仪和药品难以求得。

2021年4月29日，印度新德里市一个临时新冠患者护理中心存放的氧气瓶。

还有其他的隐藏市场在发展。在自由市场的底端，可以通过行贿来看你所爱的人最后一眼，他们被装进袋子、堆积在医院的停尸房中。或是通过附加费用让神职人员念出最后的祷词。绝望的家庭被冷漠的医生通过在线医疗咨询机构诈取钱财。在自由市场顶端，你可能需要卖掉土地和房产、用尽每一卢比才能在私人医院接受治疗。仅仅是在他们同意收治你之前的押金，就足以让家庭的经济状况倒退好几代。

所有这些叙述都不足以表达人们所遭受的创伤、混乱、尤其是屈辱的深度和广度。发生在我的年轻朋友T身上的事，仅仅是德里数百个、也许是数千个类似故事中的一个。20多岁的T住在他父母在德里郊区加济阿巴德（Ghaziabad）的小公寓里。他们一家三口都确诊为新冠阳性。T的母亲病得很重。由于是在疫情早期，他很幸运地为母亲找到了一个床位。T的父亲患有严重的双相抑郁症，他开始变得很暴力并伤害自己。他不睡觉，被自己的秽物弄脏。他的心理医生试图在网上帮助他，但是心理医生自己也不时崩溃，因为她的丈夫刚刚死于新冠。她说T的父亲需要住院治疗，但由于他是新冠阳性，所以这行不通。于是T整晚整晚地保持清醒，按住他的父亲，给他擦洗身体。每当我和他通话，我都感到自己的呼吸在颤抖。最终，讯息传来：“父亲过世。”他不是死于新冠，而是死于彻底无助引发的精神崩溃所导致的血压飙升。

该如何处理尸体？我拼命给我认识的所有人打电话。阿尼尔班·巴塔查里耶（Anirban Bhattacharya）是回应我的人之一，他与知名社会活动家哈尔什·曼德尔（Harsh Mander）一起工作。巴塔查里耶即将接受审判，他因2016年在大学校园内协助组织抗议活动被控犯有煽动罪。还未从去年的严重新冠感染中完全康复的曼德尔，因动员人们抗议2020年12月通过的《国家公民身份认证》(NRC)和《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两者都公然歧视穆斯林——而正遭受拘捕并关闭其经营的孤儿院的威胁。曼德尔和巴塔查里耶是众多公民中的一员，他们在政府治理缺失的情况下，自己设立了求助热线、采取应急措施，不辞辛劳地组织救护车、协调葬礼、运输尸体。这些志愿者所做的事对他们而言并不安全。在这一波疫情中，倒下的、挤满了重症监护室的是年轻人。每当年轻人死去，我们中的年长者也会丧失一点活下去的意志。

T的父亲被火化了。T和他的母亲正在恢复中。

一个男子坐在即将被火化的尸体中间，新德里。图源：路透社，Adnan Ab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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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终将平息。肯定会的。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中谁能活到那一天。富人会呼吸得更顺畅。穷人则不会。现在，在生病和死去的人中，还有一丝民主的痕迹。富人也被击倒了。医院在乞求氧气。一些医院已经开始让病人自备氧气。氧气危机导致了各邦之间激烈、不留情面的纷争，各政党都试图将指责转向别处。

4月22日晚，25名接受高流量吸氧的新冠重症患者在德里最大的私立医院之一的Sir Ganga Ram医院死亡。该医院发出几条绝望的求助信息，试图补充其氧气供应。一天后，医院董事长急忙澄清道：“我们无法判断他们是由于缺氧而死”。4月24日，在德里的另一家大医院JaipurGolden，又有20名病人因氧气供应耗尽而死亡。同一天，在德里高等法院，首席政府律师图舍尔·梅塔（Tushar Mehta）代表印度政府发言说：“让我们试着别当爱哭鬼…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确保全国没有人缺少氧气。”

身披印度教橙黄袍的北方邦首席部长阿杰·莫汉·比什特（Ajay Mohan Bisht）——他被大家称为约吉·阿蒂迪亚纳特（YogiAdityanath）——已宣称他执掌的北方邦的任何医院都不缺氧气，并且警告将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造谣者且不得保释，还将没收其财产。

阿蒂迪亚纳特不是在开玩笑。来自喀拉拉邦的穆斯林记者西迪克·卡潘（Siddique

Kappan）在北方邦入狱数月，起因是他和另两名记者前往北方邦报道哈特拉斯地区一名达利特女孩遭轮奸谋杀的事件。卡潘现在病情严重，而且新冠阳性。他的妻子向印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提交了一份绝望的请愿书，称她的丈夫被“像动物一样”捆锁在马图拉医学院医院的病床上（最高法院已命令北方邦政府将他转移到德里的一家医院）。这其中传递的讯息似乎是，如果你生活在北方邦，帮自己一个忙，别抱怨地死去。

对抱怨者的威胁不仅限于北方邦。法西斯主义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莫迪和他的几位部长都是该组织的成员，该组织还拥有自己的民兵武装）的一名发言人警告说，“反印度势力”将利用这场危机来散播“负面情绪”和“不信任”，并要求媒体帮助营造“积极氛围”。通过封禁批评政府的账号，推特也在帮助他们。

我们该去何处寻找慰藉？寻找科学？我们应该紧盯数字吗？有多少人死亡？多少人康复？多少人感染？峰值何时到来？4月27日，官方报告的数据是323,144例新增病例，2,771例新增死亡病例。这种精确性让人略感放心。然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数据的？即使是在德里也很难得到检测。来自小城镇的墓地和火葬场的葬礼数量表明，死亡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的数字高30倍。在大都市以外地区工作的医生们会告诉你实情为何。

如果德里正在崩溃，我们如何设想在比哈尔邦、北方邦、中央邦的村庄里正在发生什么？在这些地方，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劳工正携带病毒逃往家乡，他们对2020年莫迪的全国封锁记忆犹新，饱受创伤。那是全世界最严苛的封锁，仅在实施前四小时宣布。它使移民工人滞留在城市，没有工作，没有钱付房租，没有食物，没有交通工具。许多人不得不步行数百英里回到他们遥远村庄的家中。数百人在途中死亡。

这一次，尽管没有全国性的封锁，但工人们争相赶在交通仍然通行、火车和公共汽车仍然运行时离开城市。他们离开是因为心里清楚，尽管他们组成了这个巨大国家的经济引擎，但当危机来临时，在政府的眼中，他们根本不存在。今年的离城潮引发了另一种混乱——在他们回到村庄的家中之前，没有隔离中心供他们停留。就连一点点保护乡村不受城市病毒影响的假装也没有。

在这些村庄里，易治疗的疾病，如腹泻和肺结核，都会致人于死地。那他们要如何应对新冠？他们能得到新冠检测吗？有医院吗？有氧气吗？不仅如此，有关爱吗？抛开关爱不谈，有一点点关心在意吗？没有。因为在印度公众的心本应存在的位置，只留有一个心形的洞，填满漠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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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清晨，传来了我们的朋友布拉普帕伊（Prabhubhai）病逝的消息。他死前表现出典型的新冠症状。但他的死不会被计算在官方的新冠数据统计中，因为他死在家中，没有经过检测或治疗。布拉普帕伊是讷尔默达河谷反大坝运动的中坚力量。我去过他位于凯瓦迪亚（Kevadia）的家中好几次，几十年前，第一批原住民部落民被从这里赶走，为修建水坝和官员入驻让路。现今像布拉普帕伊这样流离失所的家庭仍然居留在居住区边缘，他们贫穷困苦、无依无靠，沦为自己曾拥有的土地上的违法居民。

凯瓦迪亚没有医院。这里只有“团结雕像”（Statue of Unity），按照独立运动领袖、印度第一任副总理萨达尔·瓦拉巴伊·帕特尔（Sardar Vallabhbhai Patel）的形象建造，大坝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它有182米高，是世界上最高的雕像，耗资4.22亿美元。雕像内的高速电梯会将游客带上去，从帕特尔的胸口位置观赏讷尔默达大坝。当然，你是看不到被摧毁的河谷文明的，它被淹没在巨大的水库深处。你也听不到关于人们的故事，他们发动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美丽、最深刻的抗争之一——不仅是反对修建这座大坝，更挑战了关于文明、幸福和进步的公认观念。这座雕像是莫迪钟爱的项目。他于2018年10月为其举行了落成典礼。

团结雕像

发消息告诉我布拉普帕伊情况的朋友曾在讷尔默达河谷做了多年的反大坝活动人士。她写道：“当我写下这些时，我的手在颤抖。凯瓦迪亚居住区及其周边地区的疫情状况很严峻。”

由精确数字构成的印度疫情图表好似在艾哈迈达巴德修建的墙，以遮蔽唐纳德·特朗普在前往莫迪于2020年2月为他举办的“向您致意，特朗普”（“Namaste

Trump”）活动的途中会驶过的贫民窟。尽管这些数字很残酷，但它们给你描绘了一个“重要的印度”，但肯定不是现实中的印度。现实中的印度期望人们以印度教徒身份投票，死去时则像用完即弃的一次性物品。

“让我们试着别当爱哭鬼。”

尽量别去想这样一个事实：早在2020年4月，政府自己成立的委员会就已经提出了氧气严重短缺的可能，并于11月再次提及这一问题。尽量别去想为什么连德里最大的医院都没有自己的制氧机。尽量别去想为什么总理关怀基金（PM Cares Fund）——这个不透明的组织最近取代了更公开的总理国家救济基金（Prime Minister’s National Relief

Fund），它使用公共资金和政府基础设施，但其功能就像一个私人信托基金，不受任何公共问责——突然进入解决氧气危机的行列。现在莫迪会在我们的氧气供应中拥有股份吗？

“让我们试着别当爱哭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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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莫迪政府过去和现在都有许多更紧迫的问题需要处理。摧毁民主的最后残余、迫害非印度教少数群体、巩固印度教国家的基础，这些都必须马不停蹄地进行。比如，在阿萨姆邦，必须紧急建造大规模监禁设施，这是为了200万世代生长于此但突然被剥夺了公民身份的人们准备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独立的最高法院坚决站在政府一方）。

数百名学生和活动人士以及年轻的穆斯林公民面临审判和监禁，他们是去年3月在德里东北部发生的针对他们自己社群的反穆斯林屠杀的主要被告。如果你是印度穆斯林，那么你被杀害也是你的罪责，你的社群要为此付出代价。阿约提亚(Ayodhya)的新罗摩庙举行了落成典礼，它修建在被印度教暴徒拆毁的清真寺原址上，这些暴徒受印度人民党的资深政治家庇护（在这个议题上，我们独立的最高法院坚定地站在了政府和暴徒一方）。此外，还将通过富有争议的新农业法案，使农业企业化。成千上万的农民上街抗议，他们被殴打、遭遇催泪弹袭击。

还有一项耗资惊人的计划急需关注，这便是建造一个宏伟的替代物来重振新德里的殖民帝国中心区域正在逐渐黯淡的宏大景观。毕竟，新晋的印度教政府怎么能在旧建筑里办公呢？当德里封城，疫情肆虐之时，“中央景观”（Central

Vista）项目——被宣布属于基本必要服务（essentialservice）——的建设工作已经开始，工人们被运输进来。或许他们可以修改一下原计划，增设一个火葬场。

此外，还要组织大壶节（Kumbh

Mela），以便数百万印度教朝圣者能挤在一个小镇上，在恒河中沐浴，在接受赐福和净化后，在他们返回全国各地的家中时，一视同仁地传播病毒。尽管莫迪温和地建议，或许可以转而进行“象征性的”神圣沐浴——不管这是什么意思，但大壶节仍在继续（媒体没有像对待去年参加伊斯兰传道会Tablighi

Jamaat的穆斯林那样对他们进行抗议，或是称他们为“新冠圣战者”，或指控他们犯下反人类罪）。还有几千名罗兴亚难民，他们不得不被紧急遣送回他们逃离的缅甸，那里正经历政变，被种族灭绝的政权统治(当我们独立的最高法院就此事进行请愿时，它再次赞同了政府的立场)。

所以说，就像你看到的，莫迪政府一直在忙、忙、忙。

除开所有这些紧急活动，还要赢得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这需要我们的内政部长、莫迪亲信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多少放弃他的内阁职责，在几个月内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西孟邦，在大小城镇和村庄散播其政党的凶恶立场，挑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西孟加拉邦是一个小邦，选举本可以在一天内完成，而且过去也确实如此。但由于这是印人党角逐的新领地，需要时间将其干部（其中许多不来自孟加拉地区）从一个选区转移到另一个选区，以监督投票情况。选举日程被分为八个阶段，塞满一整月，最终阶段于4月29日结束。随着新冠感染人数的增加，其他政党恳请选举委员会重新考虑选举日程。选举委员会拒绝了，坚定地站在印人党一边，选举继续进行。还有谁没看过印人党的明星竞选人即总理本人的视频？其中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不戴口罩，对同样未戴口罩的人群演讲，感谢空前数量的支持者上街支持他。那天是4月17日，当时官方公布的每日感染人数已经飙升至20万。

现在，随着投票结束，西孟加拉邦正在成为新的新冠大本营。你猜新的三重变异毒株被称为什么？“孟加拉突变株”。新闻报道说，在西孟邦首府加尔各答，每两个检测的人都有一名新冠阳性。印人党公开宣称，如果它赢得西孟加拉邦，它将确保人们获得免费疫苗。如果它未能获胜呢？

“让我们试着别当爱哭鬼。”

2021年4月26日，印度新德里，当地露天火化新冠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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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疫苗怎么样了？它肯定能拯救我们，不是吗？印度不是一个疫苗大国吗？事实上，印度政府完全依赖两家制造商，即印度血清研究所（SII）和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Bharat

Biotech）。这两家都获准向世界上最贫穷的民众兜售世界上最昂贵的两种疫苗。本周，他们宣布将以较高价格将疫苗出售给私立医院，以较低价格出售给各邦政府。粗略计算表明，这些疫苗公司很可能会获得惊人利润。

在莫迪的治理下，印度的经济已被掏空，数以亿计本就生活不稳定的人们陷入赤贫。现在，大量民众仅靠着2005年国大党执政时制定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NREGA）的微薄收入维持生存。不可能指望处于饥饿边缘的家庭会支付月收入的大部分来接种疫苗。在英国，疫苗是免费的，是一项基本权利。不按规定私自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被起诉。而在印度，企业利润似乎成为了疫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

当这场空前巨大的灾难在我们的电视媒体上播出时，你会注意到这些与莫迪勾结的媒体如何吐出同一种提前训练好的说辞。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系统”已经崩溃了，新冠病毒摧垮了印度的卫生医疗“系统”。

然而，系统并不是崩溃了，这个“系统”几乎就没存在过。政府——这届政府以及之前的国大党政府——有意拆除了仅有的医疗基础设施。现在我们目睹的就是当大流行侵袭一个公共医疗系统几乎不存在的国家时所发生的事情。印度在卫生方面的支出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5%，远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甚至不如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即使是这个数字也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因为那些虽很重要但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医疗保健的内容也被算进了这个数字里。而真正的数字被预估为0.34%。悲剧的是，2016年《柳叶刀》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这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城市地区78%的医疗服务和农村地区71%的医疗服务现在由私营企业提供。而公共部门的资源也被行政人员、医疗从业人员、转诊中介和保险机构形成的腐败关系网系统地转移到私营部门。

医疗保障是一项基本权利。私营企业可不会帮助那些忍饥挨饿、疾病缠身的垂死的人——如果他们没有钱的话。印度医疗的这种大规模私有化无异于犯罪。

不是系统崩溃了，而是政府失败了。也许“失败”并不准确，因为我们目睹的不是疏忽，而是彻底的反人类罪行。病毒学家预测，印度的病例数量将呈指数型增长，直至每日新增超过50万例。他们预测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有数十万人死亡，甚至更多。我和我的朋友们已经说好每天互相打电话以确认平安，就像学校里的点名一样。我们淌着眼泪、担惊受怕地和我们爱的人通话，不知是否还能再见到对方。我们写作、工作，不知能否活着完成进行中的事业。不知还有什么恐怖和屈辱在等待我们。这一切的屈辱，就是导致我们崩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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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必须辞职”的话题正在社交媒体上疯传。在表情包和讽刺漫画中，成堆的骷髅头从莫迪的长胡子后探出。或是救世主莫迪在尸体的集会上发表讲话。或是把莫迪和阿米特·沙阿描绘成秃鹰，在地平线上搜寻尸体以增加选票。但这只是故事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这个没有感情的人，这个眼神空洞、皮笑肉不笑的人，却能像过去的许多暴君一样点燃他人的激情。他的病态具有传染性，这让他与众不同。在印度北部——这里是莫迪的最大票仓，而且由于人数众多，往往决定着国家的政治命运——他带来的痛苦似乎转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快感。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rick

Douglass）说得很对：“被压迫者的忍耐决定了暴君的限度。”我们印度人多么以自己的忍耐力为豪啊。我们是多么出色地规训自己去冥想，去转向内心世界，去放逐我们的愤怒，以及为我们无法变得平等而辩解。我们多么温顺地接受了对我们的羞辱。

2001年，莫迪作为古吉拉特邦的新任首席部长首次亮相政治舞台。2002年的古吉拉特邦暴乱事件让他留下千古骂名。在几天的时间里，印度教暴徒——在古吉拉特邦警察的注视乃至积极协助下——谋杀、强奸和活活烧死了数千名穆斯林，名义是“报复”此前的火车纵火事件，其中50多名印度教朝圣者被烧死。暴力事件平息后，那时仅被其所在政党提名为首席部长的莫迪呼吁提前举行选举。在竞选活动中，他被树立为“印度教徒心中的王”，这为他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至此以后，莫迪再也没有输过任何一场选举。

古吉拉特屠杀中的几名暴徒后来被记者阿希什·克坦（Ashish

Khetan）的镜头拍下，他们吹嘘自己如何将人砍死，如何剖开孕妇的肚子，将婴儿的头猛砸向石头。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能如此行动，全因为莫迪是他们的首席部长。这些录像带在全国电视台播出。莫迪仍在执政，克坦的录像带被提交给法院接受检查，克坦也好几次作为证人出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杀人犯被逮捕和监禁，但很多人被释放了。在最近出版的《卧底调查：我的印度教特性黑暗之旅》（Undercover: My Journey Into the Darkness of Hindutva）中，克坦详述了在莫迪任首席部长期间，古吉拉特邦的警察、法官、律师、检察官和调查委员会如何串通一气篡改证据、恐吓目击证人、调任法官。

尽管了然这一切，印度的许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大公司的CEO和他们所拥有的媒体公司，仍努力为莫迪当上总理铺平道路。他们羞辱和压制我们这些坚持批评的人。他们的口头禅是“继续向前看”。即便到了今天，他们还在赞扬莫迪高超的演说技巧和他有多么“辛勤工作”，以此冲淡对他的指责。他们对反对党政治家的谴责、蔑视和霸凌则要强烈得多。他们尤为蔑视国大党的拉胡尔·甘地，尽管他是唯一一位坚持警告大家即将到来的新冠危机并一再要求政府尽力准备的政治家。帮助执政党消灭所有反对党，这无疑是在彻底摧毁民主。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处境——在他们集体制造的地狱里，民主制度运行所必需的每一个独立机构都被损害和架空，而病毒已经失控。

我们称为“政府”的，实质上是一台危机制造机，它没有能力带领我们走出这场灾难。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政府的所有决策都由一人做出——此人很危险，而且不太聪明。这场疫情是一个国际问题。为了应对它，至少管控这场大流行的相关决策需要移交给某种由执政党成员、反对党成员以及卫生和公共政策专家组成的超党派机构。

至于莫迪，引咎辞职是一个可行的倡议吗？或许他可以从“辛勤工作”中休息一下。那架造价5.64亿美元、仅为他的VVIP旅行定制的波音777“空印一号”已经在跑道上闲置一段时间了。他和他的手下可以直接离开。我们其他人将尽我们所能为他们收拾残局。

不，印度不能被孤立。我们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