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制造大国缺的是什么？（对原稿的补充）_风闻

      中国现代工业的基础基本上是1953年才算有了一定的基础（主要基于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是严重的短缺经济，所以经济战线“重产量，轻质量、重设计，轻工艺、重整机，轻配件、重生产，轻管理，重加工，轻材料” 的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就质量管理体系而言，中国企业落后的就更多。最早推行质量用“数据说话”还是华罗庚在文革时期由于中科院的数学所被造反派干扰的无法工作，为此借“向工农兵学习”的“档口”带着所里的人下到企业推广“优选法”和“统筹法”（这两门数学理论是世界最早作为数理统计科学进入现代质量管理原理的数学基础）。这是中国企业管理最早的启蒙（比西方国家晚了将近100年）。中国的现代质量管理体系在“两弹一星”中，由钱学森等人借鉴了美国“曼哈顿工程”的实践过程总结出《系统工程控制论》。在“两弹一星”研制中设立“总体部”，是中国最早的工程管理体系的核心（但是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军事保密的原因，非军工企业没有推行）。一直到1985年以后“全面质量管理（QC）体系”才被引进中国（全面质量管理（QC）体系最早是美国管理学者根据曼哈顿工程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但是其缺点是对人的作用重视不够。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起飞”中由于“日本制造”的名声不好，这时日本开始引进美国的管理技术来提高“日本制造”的质量和效率。日本学者（石川馨等人）发现美国经验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没有把人的因素作为管理的核心要素。所以，日本首次以出了以人为核心的“全面质量管理（QC）理论”。从此日本在质量管理上已经超过了他的老师——美国。“日本制造”由此逐步成为世界高品质的代名词）。1985-1989年，以国家计量局、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纺织工业部牵头搞“质量效益年”为契机在国有纺织企业中推广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QC）工作。这是中国工业首次推行贯彻以“全面质量管理（QC）体系”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管理推及工作。后来问题出在哪里，当初很多人不知道（只觉得有些形式大于内容）。一直到“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出现，人们才认识到人的习惯思维阻力，理论基础差，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制约，生产流程以及后勤保障等等因素不适应等等诸多因素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要求（就好比新生儿的先天不足）。

      林毅夫在其《新结构经济学》里指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 ， 由于禀赋结构不同，相应也会有不同的经济结构 。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 ， 其要素禀赋结构一般会呈现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 同时资本相对稀缺的特点 。 因而生产也多集中于劳动力或资源密集型产业 （主要有维持生存的农业 、畜牧业 、渔业和采矿业） 。 采用传统的 、 成熟的技术 、 生产 “ 成熟的” 产品 。 除了矿业和种植业 ， 这些生产活动很少有规模经济。 这些国家的企业规模一般而言相对较小 ，市场交换往往也不正规 。通常仅限于在当地市场上跟熟人进行交易 。这种生产和交易对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要求不高 ，只需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初级的基础设施就可以了”。

       林毅夫还认为：位于发展阶段谱线另一端的高收入国家 ， 则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禀赋结构图景 。 这些国家相对丰裕的要素不是劳动力 ， 也不是自然资源 ， 而是资本 。 因而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具有比较优势 。这些产业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 （各种硬件 、 电力通信 ， 道路港口等 和必须完备的软件以及法律法规体系 ，以及文化价值系统等）  。

      所以仅仅靠“拿来主义”企业未必就能重生再造成为现代企业。回过头来说， 1985-1989年，以国家计量局、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和纺织工业部牵头搞“质量效益年”为契机在国有纺织企业中推广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QC）工作贯彻不是很成功就在于推行过程中过分偏重于形式（比如“看板管理”，日本工人只要根据现场取得数据用纸或者在地上画上几条平行坐标线，在上面把数据值点到坐标图上就可以预测质量波动和变动趋势。而中国企业则大多用黑板做好了全部坐标图挂到墙上再开会讨论。这真么能实现过程控制的适时性？看似轰轰烈烈，实际没用。）

      企业管理的第一个要素是人，人的工作质量。当初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观丰田公司时，发现日本企业管理的范畴很宽：从原材料到对用户的服务，从管理者到一线员工，从车间到食堂，从工作到休息，从厂内到厂外，从办公室到厕所······完全按照QC管理要求的“全员全过程管理”的要求去落实“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持之以恒不留死角”的要求去做。日本的经验就是尊重人的价值。把人作为最有潜力的资源来使用。美国和我们做的都不如日本人那样细致和到位。

     下面再说人的问题。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里还有这样的结论：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劳动者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能力 ， 但其形成则需要很长时间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若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在以后可能就没有能力弥补这一损失 。在一个动态增长的经济中“ 新产业 ”新技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 ， 因此提前做好规划并进行相应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一套精心设计的人力资本开发政策应该是一个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南仁东是天文学家，他搞天眼，从理论到天眼设计，他又是工程师和总设计师。再到设备研制和天眼馈源悬吊的钢索材料制造，他又是工艺师。那么按现在的技术职称序列是不是就得说他是高级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大国工匠？这总觉着不对眼。须知，中国最缺的人才是工艺（包括试验）人员。工业如此，农业和生物都是如此。吴健雄是最知名的试验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诺奖成果就是她验证的。吴健雄的工作要在中国指不定会被列入工匠序列——原因评委会大概说：试验不是发明，仍算是“手艺活”。这是很荒唐的。其实袁隆平和屠呦呦的科学院院士评选也是遇到这样的麻烦——种地的和摆弄草药的不属于“士”，只能算是“匠”。大概只有当它们饿肚子或者得了疟疾才会想起袁大爷和屠奶奶的工作是多么重要。       

       好在现在终于承认“师徒制”的重要性了。古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这只是一种设计思维。实际上人类永远找不到建立这一个“支点”的工匠。我们有芯片设计人员，但是7nm以下工艺的人才我们几乎没有。所以台积电不帮忙我们设计的芯片只能停留在图纸上，原因就是流片工艺条件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