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资本主义_风闻

从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当中，资本主义与科技征服了全球，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文明。其传播速度之快，涵盖之广，资本主义由此转变成资本主义“体制”。

推动这场大变动的是知识意义的剧烈改变。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在此之前知识一直被视为“道”，几乎是在一夕之间，知识就变成为“器”。知识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实用利器。原本被视为个人层面的东西，却变成为社会层面的东西。

大变动的头100年，知识被用于改良生产工具、流程和产品，结果产生了工业革命。同时也产生了新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相伴的共产主义运动。

在第二阶段，即大约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知识有了新意义，被用于解决工作本身的问题，这引发了持续了75年的“生产力革命”。无产阶级意外变成了不再一无所有的所谓中产阶级。

最后阶段始于二战结束之后，知识开始运用到“知识”本身。运用到已有知识的传播、沟通、整合、利用、转化、更新，以及运用到新知识的系统性组织化地开发或发现……持续到现在，引发了“管理革命”。除了资本与劳动之外，知识现在很快成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讲这种社会是“知识社会”恐怕还言之过早，但知识经济早已成为触手可及。

在1750年时，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即使在西欧也还只是边缘群体，现代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在100年的时间里，就已在西欧各地开花结果。到了1850年，西欧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地位已无足轻重，两个阶级相互对立。之后，只要是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科技所到之处，他们很快成为那个社会的优势阶级，共同代表先进生产力。

历史重大事件很少只有一个原因与解释，总是由许多各自独立、彼此分离的发展因素凑集而成。

1747年，第一所土木学校在法国创设。在1820年至区50年间，医学教育与实习合二为一，成为一种有系统的新技能。同一时期另一个发展是在1750年至1800年间，英国由原来的专利采用特许制，改变为注册登记制，由随王室喜好授予特权利益，转变为鼓励运用知识发明新产品、新工具与新工艺流程的社会风气，发明者得到相当的回报，由此结束了技术技艺的私传性。

把经验转化为知识，把言传身教转为书本学习，把秘诀转为方法论，把熟能生巧得来的技能转为应用知识，这些正是被我们称为的“工业革命”。

正是知识的含义出现了如此改变，遂使现代资本主义成为当时无可抗拒的历史洪流。

现代工业革命的技术变迁相当快，生产工具不需要多久就会更新，这并非工匠所能负担，需要资本的集中化。新技术也要求生产的集中化，要求在工厂集中生产。在成千上万、零零散散的小工场、小作坊，以及乡村农舍，知识无用武之地。只在大厂房下集中生产，知识才能大展拳脚。

18世纪中叶，大企业多属于政府所有，鲜有私人大企业存在。到了19世纪30年代，资本家私有大企业在西方已取得优势地位。马克思去世时，资本家的私有企业几乎遍及世界各地，有疏有密。

18世纪后半叶，西欧的机器工厂也还没什么地位，社会也还是完完全全的前工业社会，到处都是地主与佃农，牧师与海军军官、律师、工匠与小店老板，但确是彻彻底底的资本主义社会。此时，只在欧陆之外的远方国度美国，汉密尔顿最早看出，机器大生产正在快速成为国家经济活动的核心、中心。

由知识变迁引致的工业革命伴随的社会变迁之快，前所未有，结果引起了社会极度紧张与旧秩序冲突。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一般人以为：19世纪早期的工厂工人的境遇，比以前他们在尚未工业化的乡间当帮工时更悲惨，实在是一种误会。工人的境遇的确可怜，但他们之所以大批逃离农村，涌进都市工厂，正是因为在城里工厂中，再怎么可怜也还是强过以前在一个专制、固化、静态、贫穷的农业社会底层的日子好过些。在工业化的都市社会，毕竟有稍好一点的“生活质量”。

在工业城镇，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人口的平均寿命期望值反而延长，导致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人口数量大增。二战后，诸多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此类情形。

从早期发展的经验看，工业化指的是物质进步，而不是“更悲惨”。尽管如此，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剧变，速度实在太快，让人几无反思之机，结果造成许多人深受其害。随工业化兴起的无产阶级变成了疏离的人。

大多数同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或多或少都同意他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甚至连反马克思主义者也接受其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分析。但不管哪一派的自由主义者都相信，资本主义有改革修正的可能。

20世纪中叶，西方的不少人已明白工业革命的真义。弥漫西方世界的新保守主义首倡者——经济学家哈耶克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相反，他非常忧虑：马克思主义可能而且一定会成功。

是什么在左右“资本主义必然的矛盾”？当时的答案是“生产力革命”。

马克思去世前两年，生产力革命已经开始发生。

人类只要存在一天，就脱离不了工作，自古至今，一直都是如此。事实上，所有动物都必须工作，以求存活。

至少从21世纪初开始，工作史与知识史则应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工作在以往很少受到有权有势，有钱、有学问的人重视，因为工作一向是卑下的事，尤其是体力劳作。

19世纪乃至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们无不相信，提高生产量的唯一途径，是增加（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者的工作强度（让他们工作得更卖力一些）。

泰勒之所以着手于工作研究，乃是因为他看到资本家与工人愈来愈相互仇视，看到了马克思等看到的大量事实。他同时似乎还看到了众人所未看到另一面：阶级冲突未必非要激化到不可协调的地步。于是，他着手计划提高工人生产力，藉此他们就可以赚到相当的收入。

资方并不把它当成创造利润的活动，泰勒的计划非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还同时被西方工会势力所排斥。在知识史上，影响力超过泰勒的人寥寥无几，像他那样受到那么多误解或误用的也没几个。

部分原因，是因为历史证明泰勒是对的，知识分子们是错的。泰勒之所以很长一个时期一直备受忽视，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屑于工作俗务的态度历久不衰，尤其是其中有不少知识分子。

泰勒看不起资方，他与资方的关系一直未见改善，虽然他也看不起劳方。

泰勒的最大历史性影响或是在工作训练方面。二战后兴起的经济体，最早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知识改变了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使它们能够从未工业化状态，迅速发展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生产力。

运用知识于工作研究后，生产力一下子暴增。

多出来的生产力，有一半已经被转化到购买力的增加上，也就是生活水平提高上；另有1/3到1/2转化为闲暇时间的增加。

社会生产力的暴增，技术学家说是机器的贡献，经济学家则说是资本的贡献。然而在工业化初期的一段时间里，工人的生产力绝对增加的很少或几乎没怎么增加，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生产力却大增。之所以如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运用知识于工作后的结果。

无论靠机器还是靠资本，都无法提高工人的生产力，唯有运用知识于工作上、工作之中。

30年前，念大学对于最广大的农村孩子还近视一种奢侈品，或者说可有可无，因为不知道读书有何用。在20世纪兴起的草根企业家当中，念过大学的寥寥无几，上大学并不能保证一定能有好收入。

如今，即使想要中等以上收入的机会，如果没有一张正式文凭证明你有必备知识，恐怕是不行了。这种250年前从西方国家开始发生的知识意义的改变，现在已使社会与经济产生变化。正式知识被视为最关键的个人资源及经济资源。

传统的生产要素并没消失，也不会消失，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重要。

运用知识去找出现有知识最有效的运用方法，以产出效果，即我们现在所说的“管理”。知识早已被国家应用在有系统的国家工程项目创新上。

知识在整个社会层面的运用的第三次变动，可以称为“管理革命”。

现代工业革命扩散到全世界长达上百年之久，生产力革命历时70年，管理革命于经济领域首在先进国家发轫，不到50年已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力量。

现代各类社会机构、各类组织都需要管理。

非商业性组织最需要管理，因为缺乏像商业组织“盈亏底线”的监督。所有发达国家，尤其是主要新兴发展中国家，皆已接受这一观念。

随着管理所带来的经济扩张，我们逐渐了解到管理的真正含义。把知识应用在已知如何执行的事情上，我们称之为“效率”；把知识运用到尚未知的新任务上，即“创新”。只有效率和创新才是发展之道。

改变，意味着国家已把知识视为最关键资源。土地、劳动力与资本仍然不可或缺，重要性则受到些条件限制。如果有了有效的管理，具备运用知识于知识上的能力，土地、资本、劳动力等其他资源往往如期而至。

知识生产力，正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结构，创造出新的经济动力和社会动力。知识生产力，也引起价值、视野与信仰等基本问题，即引起社会凝聚力与生活意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