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无限“权利”的美国巨婴，一步步把美国推向分裂的深渊【大师计划·范勇鹏03】_风闻

文 | 范勇鹏

引：

上一讲我介绍了美国六七十年代以来所产生的，个人膨胀和欲望放飞，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一讲我主要和大家谈谈美国的文化战争怎么导致了政治的衰败？

当人们都无视公共美德，只追求自己的私利，并且把私利都看作神圣权利的时候，不同私利必然会发生冲突，并进而体现为文化思潮的冲突。

这一讲我就先从“权利”观念的泛滥讲起，人类的任何一种贪欲，都会找到合适的词汇，把自己打扮成一种正义。

近年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个名词“白左”，2018年这个词被收进了美国的词典，并且引起了福克斯等媒体的关注。福克斯好像特别喜欢这个词，前不久还在这个节目里边用“白左”来丑化拜登政府的班子，这可以算是中国概念打入西方文化的一个罕见的例子。

“白左”这个词虽然有不同的定义，但是大多包含有白左翼，崇尚普世价值，高调声张权利，对异常行为容忍度高，抗拒保守、传统和权威等价值的内涵。

究其核心特征，也就是一种“权利话语”。简单地讲就是“只要权利、不负责任”，这句话大体都可以涵盖了。那么它的社会根源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六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社会里边所产生的这种个体膨胀和欲望的放纵。

比如当时有一个现象就是，越战的时候有大量的年轻人逃避兵役，逃避兵役是违法的，是要上军事法庭的，但是逃避兵役的这些年轻人，发现他们可以在逃避责任的同时，还得到一种道德上的优势。因为他们当时恰恰迎合了那个时代的这种权利主义的价值观，同一群人在后来尼克松的“水门”丑闻里边，又找到了一种鄙弃权威的怀疑精神，所以这一代人就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但是他们的抗争姿态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不影响他们获得更多的权利为前提的，所以权利就变成了一种强势话语，一种欲罢不能的精神毒品，权利意识里边成长起来的美国人就变成了欲望无限，同时又不放弃道德优越姿态的“巨婴”。

正如史学家帕特森所说，他说“在期待进步中，美国人养成了缺乏耐心的习惯，抗拒排斥，对他们提出牺牲要求的领袖”。布兰森在1998年写到，美国人“陶醉于一种观念，即任何欲望和念头，都应该简单而迅速地得到满足”。

当时的保守派和一些社群主义者看到了这种权利意识的过度膨胀，认为这是万恶之源，对权利期望值的不断提高，会不断强化“自私”利益集团的欲望，然后他们对权利的要求就会变得越来越永无止境。

所以哈佛大学的格兰登教授在199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权利话语》。Rights Talk 。这本书里就写到，权利话语“催生了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加剧了社会冲突，阻碍了原来可以导向共识的对话”。这种权利话语带来了很多病症，其中一个就是“诉讼爆炸”，或者叫“讼棍”式律师的横行。

一个很著名的案例就是当时有一位在麦当劳餐厅里被烫伤的女士，获得了290万美元的天价赔偿。这件事对中国的消费者权利意识的兴起是有一定贡献的，当时对中国影响蛮大的，但是也是当年公知们吹捧美国的一个最主要的例证，但是中国人一般注意不到它的长期后果——就是加剧了美国律师的膨胀。

到1993年美国已经有80多万律师，10年之后超过了百万，到今天也不过是130多万。然后一些医疗事故赔偿金额数高达数亿美元，律师们能够得到赔偿金的1/3或者更多，一夜暴富。

很多律师发财之后进入到政界，通过选举制度继续来操纵、利用和强化这样一种趋势，使美国的“法治之蔽”几乎没有得到矫正的机会。

这些律师跟中国前几年很火的那些“维权律师”或者“死磕律师”非常像，在赚取暴利的同时，占据着为弱者权利说话的道义制高点。不过当时的美国的这些维权律师比中国的维权律师，在一个方面比起来要好一些，那些美国律师敲诈的对象往往是大公司，但是客观上带来了保险费等等社会成本剧增的后果，并且激化了社会仇恨。而中国的律师们更愿意跟资本站在一起，不过这个情况这几年有所好转。

当时的美国保守派人士就把这些律师称之为美国“唯一真正的寄生阶级”。另外当时有一些州级或者县级的法院的陪审团被称为叫“中大奖陪审团”。因为这些陪审团特别喜欢做出一些反企业的巨额赔偿判决，对这种现象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但是普遍的反感却没有办法撼动律师的地位，因为当时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里边，全美辩护律师协会成为一个极其强大的利益集团，因为有了钱就可以操纵选举，就可以成功地获得立法权力，所以他们成功地反击了任何试图削弱他们的改革。

权利话语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加剧了文化分裂

70年代，民主党自由派和知识分子艺术家还有作家群体们建立了一个稳定的联盟。自由派文化绑架了大学、基金会、好莱坞和媒体。自由主义精英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特别擅长发声，“白左”思潮迅速扩张。

大家想想今天的中国的网络空间和舆论空间里边，有一些所谓的权利运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特征？他们其实根本不关注真正的劳动人民、劳动妇女，甚至爱环境胜于爱人，爱动物胜于爱人。一群天天喝着星巴克，嘴里夹杂着英语词儿，满身文艺范儿或者中产范儿的那些伪精英，有时候习惯用粗鄙的语言、用杠精式的这种辩论，替他们想象中的弱势群体来发声，然后不断地自我感动，占据和浪费着大量的社会舆论空间。

当时美国一个典型的事件就是1998年的斯坦福大学，关于取消《西方文化》核心课程的一个争论，最后自由派取得胜利，用“多元文化”取代了“西方价值”，这样一个概念。在教材里边增加了关于奴隶制、3K党和麦卡锡主义等等，西方历史上这些罪恶做法的内容，在咱们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确实算得上是一个进步。但是当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教育标准，难免就会带来社会的分裂。

一个极端反映就是一种自恨情结。

比如当时纽约城市大学有一位教授，他在课堂上就把白人给描述成崇尚物质和具有侵略性的“冰人”。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同意他这种观点。但是站在美国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有一种种族主义自恨情结了。

他认为这种“冰人”给世界带来了“3D”，叫“统治、摧毁和死亡”，domination，destruction and death。然后相反非洲人则是温暖的、讲人道主义和共享主义的“太阳人”。那么白人进行这种自我反省是有必要的，就是他们历史上确实犯下了太多反人类的罪行，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你要放眼未来，要促进团结，而不是强化仇恨。

所以当时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在1991年就写了一本书叫《美国的分裂》，这本书里面就讽刺了美国大学校园里传播的琐碎的政治正确的言论标准，以及高度黑人中心主义的历史观，他评价当时多元族裔教条叫“用分化来代替同化，用分离代替融合，它贬低一而颂扬多。”今天美国校园和文化领域的政治正确已经登峰造极。就是当时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结果。

比如我们看美国学术界有很多，比如历史或者社会科学类的一些著作，他可能采取的是传统的一些研究方法，传统的研究内容，但是在导言里边都会像狗头保命一样，会加上一句，本书有一个重大的缺憾，就是没有从什么女性的视角，什么族裔的视角，边缘的视角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然后将来什么期待加以弥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种套话，变成了一个政治正确。

另外就是教师在课堂上，他如果你哪怕讲历史课，你用了一个历史上带有歧视含义的词都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你连批评某一种现象的时候都不能用。比如去年，美国有一位老师，他就讲解汉语里边一个口头语，因为我汉语里边喜欢说“那个那个”相当于英语的 while，因为这个词和黑鬼 Nigger同音，所以这位老师就被停职了。

非常奇葩的一种现象。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统治的校园政治正确，反而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真正的社会和经济公正性这些重要问题里边给转移出来。所以早在七八十年代就有人批评所谓多元文化主义，只是对苦难的一种“安抚奶嘴或者止痛药”。

这种文化多元主义的过度发展，自然引起了保守主义者的反击，直接导致了80年代的“文化战争”。

所以当时里根的内政部长瓦特就把美国人分成两类，一类是“自由派”，一类是“美国人”。这个观点就很搞笑，在那个时候中国自由派的精神之父们都知道，自由派不是正经的美国人。保守派作家海默尔法布在《一个国家，两种文化》这本书里面就指出，当时的文化战争已经把国家一分为二，我们站在今天回头看，这场文化战争其实从来没有结束，特朗普的当选只是又一次激烈的交火和爆发而已。

当时2016年大选期间开车撞向游行的自由派人群，摧毁校园中的格兰特雕像，以及美国大学校园里边的谩骂和斗殴，只不过都是这场文化战争的新战斗而已。拜登上台，自由派算是又扳回了一局，但是会导致这种文化战争的延续，后边还会绵绵无绝期。

随着民主党在这个过程里边变得越来越自由，共和党在1974年之后变得越来越保守，两党都忽视了民生、经济、阶级问题，然后热衷于堕胎、校车、积极行动、校园祷告、同性恋以及各种小众话题。70年代之后激烈的党派斗争，导致选民对政党越来越不关心，结果出现了一个选民和政党之间的“解盟”现象。de-alignment，就是选民和政党之间的联盟解体了。一直到2000年之后，两党虽然有很多人在努力，很多政治精英在努力，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有效地实现再次的结盟。

所以特朗普在2016年演讲的时候，讲一讲工人问题，就打开了通向白宫之门，不能不说就是这样一个发展的长期后果。

那么在这样一个走向衰败的文化中，任何制度他都没有办法避免衰败的命运。

亨廷顿早在60年代就开始关注政治衰败问题，虽然他关注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开始发生的制度衰败，自然也是他思考的动因之一。到2014年福山开始谈论政治衰败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更多地关注美国自身的问题了。

政治衰败有非常复杂的成因。首先我们要看到对任何制度来讲，衰败是一个必然的命运，任何制度都一定在时间里边是会衰败的，区别在于你这个制度有没有能力及时地做出调整，做出改革，然后重新焕发出生机。

其次，自由宪政制度，它从顶层设计上就是为了服务于资本对国家的掌控，因而它的腐败和衰败也是一种内在倾向，只是看它能否保持一个适当的度，不要因为吃相过于不雅而丢掉伪伪装的面纱。

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制度衰败的快慢早晚仍然取决于很多具体的因素。我前面讲到的个人膨胀，欲望的、贪欲的放纵，和权利话语的泛滥，的确加剧了这种衰败的到来。

50年代以来的这种权利革命虽然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也导致了国家的碎片化，就导致种族、移民、文化战争、党争，无休无止的争论，侵蚀掉了共同观念的基石。正如康马杰在尼克松辞职之前的讲话里边所说，他说美国从此之后没有了共识，自美国内战以来，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像70年代一样缺少和谐，然后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又加剧了这种离散性的倾向。

很多人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公民精神和共同体精神。我记得2014年我有一次在华盛顿坐地铁，遇到了一个女士，就是希拉里团队的一位前助手，当时就打招呼，然后我聊天我就问她，我说你认为美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她就说，她说已经没有公共美德了。

那么这种公共美德的丧失还带来了一个负面的后果，就是狭隘的“意识形态”意识的兴起，各种群体都跳出来，为“自私利益”来要求更大的权利和利益，使美国的政治过程和制度本身变得越来越利益集团化。

所以我们看到不仅我们过去熟悉的，像企业、工会和地区，这些利益集团会通过游说这种方式来影响美国的政治，后来包括族裔、残疾人、LGBT、吸毒者在内的各种所谓的“少数群体”，以及各种议题立场群体，都会通过组成利益集团来影响公共政策，更可怕的是连公共事务，包括像环保、社会福利、公民权利等等这些议题，都需要以利益集团的形式来运营，才能够得到关注和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必须要学会利益集团的游戏规则，才能够影响政治。

多数公共利益集团的成员其实是来自于特定阶级，他们不接地气，忽视下层弱势群体的真实想法，习惯于自上而下地来运作，依赖于富人的捐款和免税基金会，擅长于媒体公关，自如地游走于国会大厅和政府机关的走廊。那么这些人究竟他和他所声称代表的那些弱势群体，那些下层阶级或者社会议题之间还有多少真正的关联？其实很难说得清。

在1970年，大概有250家公司和1200多个行业协会在华盛顿派驻了官员，到198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0多家和1739个。

80年代初，华盛顿有一条街叫K街， K街主要是一些智库、游说机构，那么 K街上从业人数迅速增长到了3.5万人，成了华盛顿第一大产业。当时就有一位政府官员说这种情况，就像是中世纪的意大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公国和王国”， K街上遍布游说机构，所以当时被人称为“古驰峡谷”。美国当时最大的游说集团，“全国退休人员协会”和步枪协会，教师工会等大型利益集团一道，代表着各自的利益集团，然后争抢着从国家的躯体上撕咬下来最大的一块肉。集团利益几乎压倒了国家利益。

选举政治也因为贪欲的膨胀而变得更加依赖于金钱，有钱才能当选。当选之后你又得应付其他这些财大气粗的挑战者，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募集资金，没有时间来干正事。参众两院的议员们都要忙于筹款，通常顾不上正经的立法工作，竞选的花费直线上升，一个参议员席位的成本从1976年的60万美元跃升到1990年的400万美元。所以当时克林顿在一次采访里边就抱怨说，除了下一次筹款，我和希拉里、戈尔没有办法专注于任何事情，我们都快被逼疯了。

为了制约这种金权政治的弊端，美国人确实也做了一些努力，比如1974年通过了联邦选举法，限制了政治捐款的限额。所以今天我们国内有一些学者，有一些公知常常以这个改革为证据，来否认美国政治的金钱本色。但是这些学者通常不告诉大家的是，这场改革本身其实就是被利益集团所绑架的，最初推动改革的就是民主党和工会利益集团，是代表民主党利益的。后来大公司和共和党这些集团原来是反对的，结果后来摸到了法案里边一个窍门，我可以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摸到窍门之后，共和党反而是更加如鱼得水。

到1978年联邦选举委员会又裁决“软钱”可以合法地注入联邦选举，所以之后就有更多的候选人来选择利用合法漏洞。另外在2014年的一个司法裁决里边，1974年的改革的大多数成果又被联邦最高法院所推翻，理由就是因为对竞选经费的限制，侵犯到了“言论自由”。那么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微小的改革措施，最终也是在资本力量的围攻之下寿终正寝。

此外政治制度里边其他的一些衰败现象也很多，比如今天高度极化的党争，从那样一个所谓权利政治的时期衍生过来的。

所以当时就有人发现，美国的总统制在应对党争方面不如内阁制有效，古老陈旧的三权分立制度，也加剧了行政和立法部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另外美国过去很多人宣扬的这种所谓的制衡，这个制衡制度恰恰使美国的政治程序复杂不堪。比如宪法规定的总统的4年任期，在克林顿被弹劾期间暴露了严重的弊端，选举制度里边的弊端更多，比如选举人团制度，赢家通吃制度，以及由各州分别制定登记和投票程序的制度，都带来了大麻烦。

后来在戈尔和小布什竞选的时期造成了一场宪法危机，所以一直到去年大选，我们看到美国的总统制度、国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三权分立，包括各州制定选举制度的这样一种规则，几乎所有的制度方面都出了大问题，险些酿成一次非和平的权力交接。

这一次虽然仍然是勉强的涉险过关，但是下一次呢？下下次呢？特朗普背后毕竟有7400万选民，共和党还没有抛弃他，他会不会卷土重来？会不会有更极端的人物的出现？民主党目前在内部是成功地压制了左翼力量，那么谁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压得住？问题只要是背后的这种文化战争，美国社会的这种撕裂没有终结，这种党争它作为一种表象就会注定会持续下去，它的政治制度就一定会不断地衰败下去。至少我是看不到美国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内，它能够扭转这种衰败之势的任何可能。

所以最后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确实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发展，但是也有很多消极的发展。这些东西在一时间都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在这个过程中，我前边三讲讲到的，有个人的膨胀，欲望的放纵，权利话语的泛滥，以及制度衰败所汇成的这条潜流，却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猛烈。同时跟美国的经济金融化、去工业化、移民问题等等，一道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时间里边，涌出地表，呈现出一种喷薄跳荡之势。对眼下的美国政治游戏、社会冲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那么其实穿越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今天的许多境况，与历史上很多帝国的兴衰命运相映成趣。前面我提到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亚维利曾经说过，他说，在一个堕落的民族维持自由政体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弊端虽然很容易被认识到，但是纠正它却很困难，仅仅用合法的手段是不够的，必须用非法的手段”。

所以大家看看这个特朗普，其实某种程度上他就是想用非法的手段来做事，按照马基雅维利的政体循环理论，这种政体如果要生存，必须要倾向于王政，而不是民主政体。所以我们且看近年来的美国，包括像通俄门的漫长纠缠，特朗普和佩洛西在国会的府会斗法，包括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门，包括总统不断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等等。

另外2020年大选的结果，史无前例地迟迟未决。我们会看到美国政治的合法政治手段似乎正在一点一点地耗尽它的效用，将来会不会发生靠非法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的这一天，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英国的有一位历史学家叫约翰·格拉布爵士，也是一位前殖民主义者，他在1978年写了一本书叫《帝国的宿命》。这本书里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他说在西方或者在地中海文明里边，帝国是有“保质期”的，平均寿命250年。他有一句话说，他说“亚述人用弓箭长矛，英国人用歼船利炮，但是帝国的寿命都是一样的”，他还发现历史上很多帝国衰落的特征，都包括一些类似的因素，包括政治仇恨，异族移民的大量涌入，还有人口的多元化。

所以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欧洲和美国所上演的社会趋势，在历史上竟然是似曾相识。那么今天是美国建国245年，距离格拉布爵士版的历史周期终点只有5年时间了，历史会不会重演？没有人知道。面对霸权兴替、文明起落的这一场历史大戏，我们只能在谦卑的观察里边获取只鳞片爪的感悟。穷经皓首也不过是窥见命运巨轮之一斑。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永葆青春，问题在于能否“日新”、“维新”。美国今天所发生的一切都应该是中国人警醒。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