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赌我的生命！ ──1937年2月9日托洛茨基对纽约6500人的演说辞_风闻

我赌我的生命！

──1937年2月9日托洛茨基对纽约6500人的演说辞

托洛茨基

王凡西　译

　　亲爱的听者，同志们与朋友们！

　　首先我要为我那蹩脚的英语向你们道歉。其次我要对这委员会表示谢意，因为牠使我能向你们讲演。我讲演的题目，就是莫斯料的审判。我不想片刻越出于这一题目的范围，其实这一题目的本身也就太大了。我不想激动你们的感情，也不想刺激你们的神经，而是要申诉于你们的理知。我并不怀疑，理知是会站在真理这一方面的。

　　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的审判，在舆论上已经引起了恐布、冲动、愤怒、不信，或至少引起了疑虑。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的审判，又一次地发生了这样的感情。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既然怀疑到这个案件之是否正直，这就是说，人们已经猜疑到这是一桩揑造的寃狱了。而政府却是站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之下的，竟受到这样的猜疑，难道不是最可耻的吗？为了苏维埃政府的利益起见，应该怎样办呢？应该驱散这些猜疑。真正的苏联之友应该怎样办？应该坚决地对苏联政府说：必须以任何方法来消除西欧各国对于苏维埃公道的不相信。

　　对于这一要求，苏联的当局回答道：「我们自有我们的公道，别的与我们无干。」他们的能事不在于对群众作社会主义的教育，而在于效法希特勒与莫索里尼的采取夸耀权势的政策。

　　即令那些深信着莫斯料审判之公道的「苏联之友」（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对自己的良心不能加以检察的是多么的可怜呀！），以及那坚决拥护官僚制度的人们，都应该和我们一致起来要求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审查委员会。莫斯科当局应该供给该委员会一切必要的证据。证据显然是不会没有的，因为当基洛夫案审判时，有49人曾根据着此种证据而被杀，此外还有150人是未经审判而被枪决了的。

　　现在让我们来提示一下吧，为要在世界舆论之前，保证莫斯审判决词之公正，伦敦的泼立脱以及巴黎的罗森马克这两位律师曾经自告奋勇，至于美国那位记者杜朗底，更不用说了。但是谁又能保证这些保证之可靠呢？泼立脱与罗森马克两位律师很感激地承认道：苏维埃政府已将一切必要的解释，都交给他们去研究。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这位「英皇的顾问」泼立脱之见邀于莫斯科，是正在走运，因为审判的日子是对全世界严守秘密的，直到临时才加以公布。苏维埃政府在幕后求助于外国的律师与新闻记者时，倒并不想到这是羞辱了自己司法的尊严。但当社会主义者国际与职工会国际请求给予机会，派遣他们的律师到莫斯科去的时候，他们却不多不少地被当作杀人犯与德国秘密警察的保护者看待！当然，你们知道我并不是第二国际或职工会国际中的一员。但是他们的道德威望，要比那软脊骨的律师们之威望高出无数倍，这还不是显然的吗？所以我们很有权利说：莫斯科政府对于那些事先可以保证得到歌颂的权威者与专家们，才能低首下礼；因此，他们很乐意请「英皇顾问」来充当格柏乌的顾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从来对于一切以客观而无私态度来研究的人，都加以横暴的拒绝。这又是无可争辩的与死硬的事实！但是这一结论也许还不确切吧？那末要驳斥这个结论也是极其容易的：祇叫莫斯科政府把一切关于基洛夫审判案中疑点之郑重的，正确的与具体的解释，交给国际审查委员会就好了。可是除过这些疑点之外──唉！甚么都没有了？正因为如此，莫斯科要想尽一切方法来迫我──主要的被告──保持沉默。在莫斯科可怕的经济压迫之下，挪威政府将我拘禁了起来。幸亏墨西哥之非凡的好意，许我和我的妻并不在拘押中，而是在自由的地位遇到了这次新的审判，这是多么欣幸的事！不过一切逼迫我保持沉默的车轮，如今又在转动了。为甚么莫斯科那样害怕我一个光人的发言呢？祇因为我知道真相，知道全般的真相。祇因为我绝无需要隐瞒的事情。祇因为我手里拿着事实，文件与证据，准备出席于公开的与无私的审查委员会，把这真相揭穿到底，我在此声明：假使这委员会判定我有丝毫犯了史大林所诿与我的罪状，那我事先发誓我将自动地置身于格柏乌的刽子手之前。这几句话我希望能说得很清楚的。你们都听到了吗？我如今向全世界发表这一个声明。我请求在我们这一星球之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都把我这几句话刋载出来，但假使委员会调查的结果──你们听见吗？──断定莫斯科的审判乃是有意的预谋的诬构，是用人们的骨与神经来建筑的构诬，那我可并不要求我的原告们也自动地置身于枪手们之前。不，人类几世代的记忆中之永远的僧恶，已经够他们承受的了！克里姆林皇宫中的原告们听到我的话吗？我是在直对着他们的面上投掷挑战的信号，我等待着他们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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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这个声明顺便答复那些常常遇到的反驳者与浅薄的怀疑者：「为甚么我们一定要相信托洛茨基而不相信史大林呢？」一个人如果常常忙碌于心理的推测那是很可笑的。这里的问题不是一个个人信任的问题。这是一个证实的问题。我提出一个证实！我要求证实！

　　听者们与朋友们！今天你们希望于我的不是反驳那些事实上不曾有的「证据」；也不是详细地分析那些「自招」，这种不自然的，人工的，不近人情的独角戏，其本身已经带着反驳了。我需要用比较原告还多的时间去具体地分析这两次审判，因为解结比较打结更难。这件工作我将用著作来完成，并在将来的委员会的面前来完成。我今天的任务在于揭破莫斯科审判的根本的，原始的恶性，指明罗织的动力，牠的真实的政治目的，牠的参与者及被害者的心理。

　　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的审判集中在「恐怖主义」上。毕亚大可夫，拉狄克的审判，中心点已不是恐怖行为，而是托洛茨基派与德国日本联盟，预备战争，破坏苏联，在工业中怠工，并消灭工人。怎样解释这种显然的差别的呢？在16人被处决后，我们常听人说，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诸人的口供是自愿的，诚恳的并合于事实的。并且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也都要求处自己以死刑，既然如此为甚么他们关于这个最重要的事──托洛茨基派与德日联盟并阴谋破坏苏联──一句都未说到呢？他们能忘记了这阴谋的这样「小节」吗？他们自己这所谓甚么中心的领袖们，能不知道二次审判中的那些被告们，即那些次等角色所知道的吗？这个谜是容易解释的：新的罗织是在16人被杀以后，即在过去的5个月期间造成的，目的在于给世界报纸的不利的反响一个答复。

　　16人审判的最无力部分，是控告老布尔雪维克们与希特勒的秘密警察建立联盟。但不论是齐诺维也夫，或卡明尼夫，或其它任何被控以政治罪状的人，都没有承认这一盟约；他们在这种极端自污之前都突然停止了！接着又说，我经过一些暧眛的不知名的中介人，如奥尔堡、栢尔曼、弗利兹․大卫德以及其它等人，而与德国秘密警察缔结了一种联盟，其伟大的目标，则在于为奥尔堡得到一张哄都拉斯的通行证。这整个事情是太愚蠢了，没有人会相信他。整个审判失掉了信用，于是需要以一切代价来纠正舞台经理人的巨大错误，于是需要来弥补起这个空隙，而雅果达便被叶佐夫所代替了。一个新的审判又是到议事日程上。史大林决意这样答复他的批评者道：「你们不相信托洛茨基能因为一个奥尔堡和一张哄都拉斯的通行证，而与希特勒秘密警察缔结联盟吗？好的，我叫你们明白他与希特勒联盟的目的是挑拨战争与分割世界。」可是要扮演这个第二次的更伟大的表演，史大林已没有重要的角色了；他已经枪毙了他们。在这重要表演的重要地位上，他只能放置第二等的角色！所以指出史大林为甚么看重他的共同工作者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决不是多余的。他已没有别的著名人可以升作「托洛茨基派」了，即令就他们多年以前的关系说。这就是命运所以严重地降临到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的原因。于是那种说我经过不知名的偶然的中介而与希特勒秘密警察这种霉烂废物相会见的说法放弃了。问题突然高升到世界的舞台！这不再是哄都拉斯通行证的问题，而成为分割苏联甚而打败美国的问题了。因了巨大电梯的帮助，这阴谋在5个月的期间，从龌龊的警察渣滓升到要决定许多国家命运的高度。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斯米尔诺夫，穆拉其考夫斯基，都毫不知道这种伟大的计划、联盟与前途，而就钻进了他们的坟墓。这便是第二次罗织之根本虚构处。

　　为要掩藏（虽然是轻微地）这两次审判间的众目昭彰的矛盾，于是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在格柏乌的指挥下证明了他们曾经组织过一个中心，因为托洛茨基不信任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很难想出比这再笨拙再狡诈的解释了！自从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投降后，我确实已不信任他们，1927年以后我就与他们没有关系。但我更不信任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1927年，拉狄克曾经把反对派同志布拉姆金交给格柏乌之手，因而他遭受了秘密的未受审判的鎗毙。这时我在俄国反对派公报（在外国出版）上写道：「在失掉了道德平衡的最后残余以后，拉狄克甚么无耻的勾当都干得出。」我被迫而引证关于史大林的不幸的受害者的这样难听的话，是不免刻薄的。但如果因了感情而掩没真理，那是罪恶……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目空一切地来看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在这点自尊上他们是不错的。但不止此。在16人审判时，原告说斯米尔诺夫是「苏联托洛茨基派的领袖」。被告穆拉其考夫斯基，为要证明他与我相接近，宣布说只有经过他才能见到我，而原告方面则着重地提到此事。但这是怎样可能的呢，即不但齐诺维也夫与卡明尼夫，就是那所谓「苏联托洛茨基派的领袖」斯米尔诺夫以及穆拉其考夫斯基，也都毫不知情我训令拉狄克（我公开污辱为叛逆的人）的那种计划呢？这是第二次审判的浅显的虚构处。这虚构处已经明白显露在太阳底下。我们知道牠的来源。我们看见了后台的牵线。我们看见了牵线者的凶残的手。

　　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都承认了可怕的罪状。但是从被告人而非从原告人的观点看来，他们的罪状仍是叫人不了解的。借着恐怖手段，怠工及勾结帝国主义之帮助，他们一定愿意去恢复苏联的资本主义制度了。但是为了甚么呢？终他们的一生，他们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或者他们受了个人动机──权力欲发财欲的引诱吗？在别的任何政权之下，毕亚大可夫与拉狄克无希望占到比他们被捕以前还要高的地位。或者他们是为了对于我的友谊，而就这样愚笨地牺性他们自己吗？荒谬的推测！就他们过去八年间的行为，言语与文章看来，拉狄克与毕亚大可夫表明他们是我的死敌。

　　恐怖行动吗？但是反对派分子受了俄国一切革命经验的陶冶之后，会能预见不到这种行动只能成为消灭最好战士的籍口吗？不，他们是知道这个的，他们是预见到这个的，他们是曾几百次说到这个的。不，恐怖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另一方面，牠是统治的小组织所绝对需要的东西。8年以前，即1929年3月4日，我写道：「史大林所可用的方法只有一个了：企图在正式党与反对派之间画上一条血线。他绝对必须把企图暗杀，预备武装暴动等等，牵连给反对派。」注意：历史上的邦那巴特主义从没有离开制造政治阴谋而能存在的！

　　希特勒或日本天皇在下次大战中是命定地要失败的，并且与他们缔结那样一种可笑，不可信的与无意义的联盟，这除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耻辱与毁灭以外，不会得到甚么；这样而说反对派会和他们联盟，那一定是把反对派的份子都看作白痴。在另一方面，这样的一种联盟──托洛茨基派与希特勒──却是史大林所最必须的。伏尔德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就必须发明一个。」格柏乌说：「如果这种联盟不存在，那就必须揑造一个。」

　　莫斯科审判的中心点，在乎牠的不近情理。按照官场的说法，托洛茨基派自1931年以后，就组织了那最不堪的阴谋。可是他们这一切人，虽是用命令指挥的，却是用一种态度来说话和著作，而用另一种态度来行动。虽然包含在阴谋内部的人有几百，但在5年长期间却连一点阴谋的踪迹都未发现：没有分裂，没有排挤，没有被没收的信件，直到总的自招的一小时！在这里便发生了新的神秘。这些曾经组织过暗杀，准备过战争，分割过苏联的人，却在1936年8月，未经证据的压迫──不，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只为了某些神秘的理由，而突然自招了这一切可怕的罪状，至于这种神秘理由是甚么，则伪善的心理学者说是「俄罗斯灵魂」的特质。试想：昨天他们还在毁坏铁路，用毒药毒杀工人──由托洛茨基的未发现的命令之指挥。今年就都变成了托洛茨基的控告人，并把他们的假造的罪恶都堆到他的头上。昨天他们还只梦想着要杀史大林，今天他们一齐对他唱赞美歌。这是甚么呢──疯人院吗？不，杜朗底先生们告诉我们说，这不是疯人院，而是「俄罗斯灵魂」。先生们，对于俄罗斯的灵魂你们是在说谎啊！对于一般人类的灵魂，你们也是在说谎。

　　神秘不但在于这些自招的同时性，而且在于牠们的普遍性。总括起来，按照总的自招说，这神秘是那些阴谋者曾作了一些正是致命打击了他们自己政治利益，而却极有利于统治小组织的事情。再则，阴谋者在法庭所说的一切，正是史大林的最忠实的代理人所要说的。通常的人，在叙述他们的意见以后，从不能作出像齐诺维也夫，卡明尼夫，拉狄克，毕亚大可夫所曾表演的行为。对于自己的意见的爱护，政治的自尊，自卫的简单本能──这一些都要迫他们去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个性，为他们的利益，为他们的生命作鬬争。惟一合理而适宜的问题是：谁把这些人引到了一切人性都毁灭掉的地域，并且是怎样引到的？法律学中有一个很简单的原理，可用作解释许多秘密条件的钥匙，这原理是：is fecti Cui prodest；谁是获得利益的，谁就是犯罪者。被告人的全部行为，从头到尾，都不能用他们自己的意见与利益去说明，而只能用统治小组织的利益去说明。虚构的阴谋、自招、戏剧式的判决，和全部的真实处决，这一切都是由同一人的手布置成的。谁的手呢？Cui protest！谁得到利益呢？史大林！此外的一切都是欺诈，虚伪，与关于「俄罗斯灵魂」的呓语！在两次审判中，并没有出现战鬬者，阴谋破坏者，所出现的都是格柏乌手中的傀儡。他们表演别人教给的剧本。这种可耻的表演的目的是：消灭整个反对派，毒毁批评思想的根源，并无限量地拥护史大林的横暴政制。

　　我们再说一遍：那控告是一种预先布置的罗织。如果顺着事实去加以检验，那这种罗织必不可免地要在每个被告的自供中显露出来。原告维兴斯基很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从不对被告人提出一个简单的具体问题，因为这问题一定要大大地纠缠住他们无法解脱。名字，文件，日期，地点，转递方法，会议详情──所有这种决定重要的事情，维兴斯基都给罩上可羞的外衣，或者更确切地说，无耻的外衣。维兴斯基并不是用法官的语言去问被告者，而是用罗织的过去主人的约定的语言，用盗贼的隐语去问被告。维兴斯基问语之隐约示意的性质──加上完全没有物质的证据──这就是第二次打击史大林的有力证明。

　　但我不愿把我自己限制在这些消极的证据中。啊，不──维兴斯基没有说明，并且也不能说明那些主观的自招是真实的，这就是说，与客观事实相符合。我现在要负担起一件更难的工作：说明每个自招都是虚伪的，即与事实冲突。我的证明是甚么呢？我将给你们一对例子。我至少需要一点钟才能把这两个主要的插话说给你们：一个是被告贺尔次曼虚伪地说曾到哥本哈根去见我，听取恐怖行为的训令；另一个是被告毕亚大可夫虚构地说曾到奥斯洛去见我，听取分割苏联的训令。我手中有全部的证据可以证明贺尔次曼未曾到哥本哈根去见过我，毕亚大可夫也未曾到奥斯洛去见过我。现在我只说时间许可的范围内提出几个最简单的证明。

　　贺尔次曼和别的被告不同，说出了日期：1932年11月23与24日（这秘密处是很简单的，即由报纸知道我这时到了哥本哈根），并说出了以下的具体详情：贺尔次曼经过我的儿子里昂․西道夫的介绍去见我，而他，贺尔次曼与西道夫会见的地方是布里斯托旅馆内。这个布里斯托旅馆，是贺尔次曼与西道夫在柏林预先约定的。当他到了哥本哈根时，他果然在这旅馆的大厅中遇到了西道夫。他们俩就从那里去见我。在贺尔次曼与我会见时，据贺尔次曼说西道夫在房子内外踱来踱去。这是多么生动的事实！我们像得求似地叹了一口气：到底我们不光是看到含混的自招，而且还看到像是事实的东西了。可是，亲爱的听者们，事实的悲惨的部份却是我的儿子并未到过哥本哈根，无论是1932年11月，或是在他的一生的别的时期。我请求你们牢牢记住这一点！1932年11月，我的儿子正在柏林，即在德国而非在丹麦，并且在那里他曾设法要到哥本哈根去会我和他的母亲，但未成功。不要忘记这时威玛宪法的民主主义已经断了牠的最后一口气，而柏林的警察正在变得益加严密。我儿子筹备离开柏林的详情，都有准确的证据可考，那时我们每天从哥本哈根向柏林的儿子所发的电报，也可以在哥本哈根的电报局查到，几十个人证，他们那时在哥本哈根围绕着我和我妻，都知道他设法办理通行证而终未得到。谢谢那些未成功的努力与障碍，牠使我们的会见未能实现的事实还存在于几十个人的记忆中。他们都还活在外国，并且都已经发表了文字的证状。这够不够呢？我应该希望这已够了！泼立脱与罗森马克或者要说，「不够」！因为他们只肯宽宥格柏乌。好的：我愿在这里和他们相见。我还有许多更切近的，更直接的，与更不可反驳的证据。事实上，我们会见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离开丹麦返回土耳其，路经法国的时候。这次会见是多亏法国当时总理赫礼欧的个人帮忙才得实现的。在法国外交部里，我妻给赫礼欧的电报（署为12月1日）还保存着，并且赫礼欧在12月3日给柏林法国使馆的电报训令也还保存着，这训令是叫立刻给我的儿子办理通行证。有个时期，我很怕巴黎的格柏乌代理人会偷去这种文件。幸而他们没有成功。这两个电报几星期前很幸运地在巴黎外交部中找到了。你们听清楚我的话吗？我现在有这两个电报的样张在我的手里。我不引读牠们的原文，号码和日期，以免损失时间，明天我将把牠们发表在报纸上。在我儿子的通行证上有法国使馆发给的护照，上署日期为12月3日。4日早我的儿子离开了柏林。在这个通行证上有当日经过边境时盖的印章。这通行证还完整地保存着。纽约的公民们，你们听到我从墨西哥城发出的声音吗？我希望你们听到我的每一个字，虽然我的英文太不行。我们与我们的儿子会见于巴黎的北火车站，在一个二等车上，然后我们又乘这车到冬克尔格，伴着我们同去并在那里欢迎我们的朋友有几十个。我希望这已经够了！无论是格柏乌，无论是泼立脱，都不能否认这事。他们已被置在铁钳之中了。贺尔次曼不能在哥本哈根看见我的儿子，因为他在柏林。我的儿子也不能于会谈时在房子内外踱来踱去，那么谁还相信会见的事实呢？谁还会丝毫相信贺尔次曼的全部自招呢？

　　但还不止此，照贺尔次曼说，他会见我的儿子，如你们已经听到的，是在布里斯脱旅馆的大厅。好漂亮……但事实是哥本哈根的布里斯脱旅馆在1917年连墙根都拆毁了！1932年这旅馆仅有留恋的记忆存在。1936年，牠才重建，这恰是贺尔次曼宣布他的倒霉的声明的时候。有礼貌的泼立脱向我们假设道，这或许是「笔下之误」。苏联的速记人员一定已听到了布里斯说这个字是有错误的，但是没有那个发表报告的记者与编辑人纠正了这个错误。好的！但是关于我的儿子怎样说呢？也是速记人员的笔下之误？这里，泼立脱跟在维兴斯基之后，却一声不响了。实际上，格柏乌从牠在柏林的代表知道我的儿子曾设法办通行证，因而认为他曾到哥本哈根会见过我。「笔下之误」的原因就在这里！贺尔次曼从他多年前侨居国外的记忆中显然知道有个布里斯脱旅馆，因此他提出牠的名字。这样就发生了第二次的「笔下之误」！这两个笔误合起来却撞下了一个大祸：贺尔次曼的自招成了一阵飞扬空中的灰尘，如布里斯脱旅馆拆毁时那样。而且同时──切不要忘记！──这又是16人审判中最重要的自招：所有的老革命家中，只有贺尔次曼会见过我并听取过恐怖行为的训令！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插话。毕亚大可夫在1935年12月半，从柏林乘飞机到奥斯洛去见我。毕亚大可夫还生存时，我曾向莫斯科法院提出了13个精细的问题，但无一字答复。这13个问题中，每个问题都会打毁毕亚大可夫的神秘的旅行。同时，我在挪威的房东，国会议员克纳德森（Kourad Knudsen），和我从前的秘书屋尔夫（Erwin Wolff）都已在报上说明1935年12月没有俄国客人去看过我，而且我无论到那里去都是他们同行的。这样的证据不能使你满意吗？这里还有别的证据：奥斯洛航空署当局，因了这个记载，曾发表了一个正式声明，说在1935年12月间，没有一架外个飞机降落到他们的飞机场！或者这航空署的记录也有笔下之误吗？泼立脱先生，你的「笔下之误」已经够了，请你发慈悲再发明些更能叫人相信的东西吧！但是你的想象在这里对你毫无益处：我手中有几十种直接间接的证据，都可暴露不幸的毕亚大可夫的口供是无稽的，他只是受了格柏乌的逼迫，在幻想的飞机中飞去见我，正如神圣的审判异教徒法庭之逼迫女巫们到扫帚柄上去和魔鬼开会一样。技术已经变动了，但本质还是一样。

　　在这纽约跑马场里，必定有很多著名的法学家。我请求他们注意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贺尔次曼或毕亚大可夫，都丝毫未说到我的住址，即是说，会见我的时间与地方。也没有那个谈到他们到外国去所用的明确名字，或明确的通行证。原告竟而未曾问到关于通行证的事。这理由是明白的：他们的名字一定在外国的旅行者名簿里找不到。毕亚大可夫不能不在挪威住宿，因为12月的白天是很短的。可是并未说出旅馆的名字。原告也竟而未问到关于旅馆的事。为甚么呢？因为布里斯脱旅馆的鬼怪还在维兴斯基的头上作崇啊！原告并不是原告，而仅是毕亚大可夫的问话者与示意者，正如毕亚大可夫仅是格柏乌的不幸的牺性品。

　　现在我不能提出大量的证据与文件，这些证据与文件会从根铲除所有被告的全套自招，斯米尔诺夫，穆拉其考夫斯基，特来兹尔，拉狄克，伏拉地米尔․洛姆，奥尔堡，总之，所有那些曾有极小企图，要说出事实与时间地点的情状的人。但是，这一个工作，只有在一个研究委员会的面前，有法学家的参加，有仔细审察各种文件的必需时间，并听取证人的口供，才能成功地完成。

　　但我在这里已经说过的一切，我希望已允许我们对于那将来进行的研究有了一个预断。一方面，这一个控告在其骨子里就是空虚的：全体老辈的布尔雪维克都被控为犯了一种没有意义或目标的，可怕的叛逆罪。说到这种控告成立的根据，则原告虽然作过成千成万的逮捕和搜查，但他的手中没有一点物证。这从头到尾地无证据是打击史大林的最可怕的证据！鎗毙是完全根据着强迫自招的。但一提到这些自招的事实的时候，则牠们只须稍经批评的检查便立刻成为粉碎。

　　格柏乌不仅犯了罗织之罪。牠还犯了腐败的，粗糙的，愚蠢的罗织之罪。没有惩罚是坏事的。因为不加管束所以批评的力量无从起来。因此虚构者可以不管好坏，随意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信赖自招的全部结果，于是……处决。如果把整个控告的虚构特质与实际口供的显然虚伪加以详细比较，那么这些庞大的自招所剩下的还有甚么呢？只有审判异教徒法庭的窒死人的气味，此外甚么都没有了！

　　但是这里还有别种的证据，在我看来同样重要。在我被放逐的一年及侨居外国的八年中，我写给亲密而在远方的朋友的信约有两千封，其中所说的都是当时政治上的最重要的问题。我收到的信及我的覆信的底稿都还存在。感谢这些信件的持续性，牠们揭破了控告之深刻的矛盾，日期的差错，与直接的荒谬，不仅牵涉到我自己及我的儿子是如此，即是牵涉到别的被告人也是如此。但是，这些信的重要性还不止此。在这些年中间，我所有的理论的与政治的活动，都毫无遗漏地被这些信件反映了出来。这些信件补充了我的书与我的文章。检查我的通信，在我看来，对于确定我自己与我的通信者的政治的道德的人格，是决定重要的事。维兴斯基不能向法庭提出一封信。而我则要向那委员会或某个法庭提出几千封信，并且这些信又都是写给那些与我最亲近和无话不说的人们的，尤其是写给我的儿子里昂的是如此。单单这些通信就可以用牠的内在的定谳的力量，把史大林们的揑造从根斩除。原告者将同着他的遁辞与诬蔑，而被告者将同着他们的自招独角戏，一起被悬挂在无物的空中。这便是我的通信的重要所在。这便是我的案卷的内容。我并不请求任何人相信。我是在诉于理知，诉于逻辑，诉于批评。我提出事实与文件。我要求证明！

　　在你们中间，亲爱的听者们，必然有少人在自语道：「被告的自招是伪造的，这一点已很清楚了；但是史大林用甚么方法得到这些自招呢？这倒是秘密所在处！」其实这秘密并不深奥，中世纪时天主教的异教徒审判所，能用简单得多的技术，从被告人逼出各种自招来。民主的刑法都排弃这种中世纪的方法，因为牠们不能发现真情，而只能简单证实问话的裁判官所暗示的控状。格柏乌的审问有一种澈底的天主教审判异教的性质，这便是那些自招的简单秘密！

　　苏联的整个政治空气浸透异教徒审判所的精神。你们读安德烈․纪德的小书《从苏联归来》吗？纪德是苏联的朋友，但不是管僚们的仆役。再则，这个艺术家是有眼睛的。纪德书中有一段小小的插话，可以无限量地帮助我们了解莫斯科审判。纪德在游历终结时，想打个电报给史大林，但因为未受过异教徒审判官的教育，他用简单的民主的字「你」去称呼史大林。他们拒绝接收这个电报！当局的代表们向纪德解释道：「写信给史大林的时候，必须称呼『工人的领袖』或『人民的元首』，不要用简单的民主的字『你』。」纪德试去反诘道：「史大林不是超乎这些奉承之上吗？」这没有用处。如无拜赞廷式的奉承，他们仍拒绝接收他的电报。到最后纪德说：「我屈服在这场恼人的战鬬中，但我不负任何责任……」像这样一个世界承认的作家与受尊重待遇的宾客，还被人围困了几分钟，并被迫签字于非他自己所愿拍发的电报，而这祇是一些小的教庭法管所命令他的东西。如果你不是一个著名的游历者，而是一个苏维埃公民，一个被闭锢被迫害的反对派份子，一个最下层社会的人；并且如果你被迫签字的不是问题史大林的电报，而是几十件关于你的罪状的口供──如果这样，试想想看，你将会得到一种怎样的想象的图画呢？世界上或者有许多英雄，他们能忍受各种的暴虐──身体的与道德的，横加于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妻子的身上的。这我不知道……我个人的阅历告诉我，人类神经系统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史大林可以经过格柏乌，把他的受害者坑陷到一种黑暗的绝望，耻辱与鄙劣的深渊中，使他们把最可怕的罪名都放在自己的头上，而其前途他们也知道如不是立刻死去，也只能有极微弱的生存希望。真的，如果他们不想自杀，如汤姆斯基所采行的，那他们还有甚么办法啊！越飞老早就发现了这条出路，还有我的两个军事秘书格拉次曼（Glazman）与布托夫（Boutov），齐诺维也夫的秘书包格丹（Bogdar），我的女儿齐纳衣达（Zinaida），以及许多别的人，都采行了这自杀的道路。自杀或是道德的毁灭──再无别的路可走！但是还不要忘记，在格柏乌的监狱中，就是自杀也还是得不到的奢侈品啊！

　　莫斯科审判并没有污辱了革命，因为牠们是反动的产品。莫斯科审判并没有污辱了老辈的布尔雪维克；牠们仅只说明了就是布尔雪维克也是血肉作成的，当死的钟摆动时，他们也不会无此境地抵抗。莫斯科审判污辱了那孕育牠们的政治制度──无尊荣无良心的邦那巴特主义的制度，一切被鎗杀的人是嘴上咀咒着这种制度而死去的！

　　进两步，退一步──历史就是这样困恼人地向前移动的。让那些因感于这种困恼而垂悲泪的人去哭泣吧。但流泪是无益的，我们必须接受斯宾诺莎的忠告─不要哭，─不要笑，而要了解！

　　主要的被告是些甚么人呢？老的布尔雪维克、党、苏维埃、红军、共产国际的创立者。控告他们的是甚么人呢？资产阶级律师，十月革命后才自称为孟雪维克，在布尔雪维克获得了确定的胜利利后才加入他们的维斯兴基。在真理报上写诬辱被告者的丑恶文字的是甚么人呢？前银行报的主笔，被列宁在文章中仅看作『痞棍』的查士拉夫斯基。前真理报编辑布哈林已被捕了。现在的真理报主笔考而措夫（Koltzov），原是资产阶级的报屁股文的作者，他在整个内战期间都在白党的营垒中。十月革命与内战的参加者之一的苏柯尔尼可夫，已被判作叛逆了。赖可夫斯基则在等待控诉。这两个人都曾担任过伦敦的大使。而这个职位，现在则被孟雪维克右派，在内战期间曾任考尔恰克边境上的白党政府的总长马易斯基（Maisky）所占据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杜洛伊安诺夫斯基（Troyanovsky），现在把托洛次基派分子看成反革命者。而他自己，则在十月革命的首几年间是孟雪维克的中央委员，直到布尔雪维克开始去分配重要位置的时候，他才加入他们。苏柯尔尼可夫在未任驻外大使以前，曾任人民财政委员长。今天在这个位置上的是谁呢？是格林谷（Grinko）──他于1917到1918年间，同白党一道在幸福委员会中作反对苏维埃的活动。苏联的最好外交家之一是越飞，他曾首任驻德大使，但已因受迫害而自杀了。现在在柏林代替他的是谁呢？第一个是曾经悔过的反对派份子克里斯丁斯基（Krestinski）；接着是金丘克（Khinchuc）──从前的孟雪维克，反革命的幸福委员会的参加者；而最后则是1917年跑到反动营垒中去的苏利兹（Ｓuritz），我能把这个名单伸展到无限的长。

　　这样广大的人的变动（在各省尤其变动得惊人），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这些原因是甚么呢？听者们，现在是我们最后承认在苏联内部已有新的贵族政治之形成的时候了。十月革命是在平等旗帜下进行的。而官僚制度则是巨大的不平等的集合体。十月革命已经打毁了贵族阶级。而官僚制度则造成了新的绅阀。十月革命毁坏了爵号与勋位，而新贵族政治则制造了许多元帅与将军。新贵族制度吮吸了国家收入的极大部分。牠在人民面前的地位是狡诈与虚伪。牠的领袖们不得不隐藏真实，欺骗民众，装饰他们自己，把黑叫作白。新贵族制度的整个政策是罗织。那所谓新宪法也不过是一种罗帜罢了。

　　害怕批评就是害怕群众。官僚们是害怕民众的。革命的火山喷口还没有冷。官僚们不能只因为别人都要求取消特权，而就可以用血的压迫手段压碎不满者与批者。因此原故，所以攻击反对派的那些虚伪的控告，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一种系统办法，这就是从统治阶层的现形势中产生出来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的特尔米多派怎样对付雅可宾吧。历史家奥拉德（Aulard）写道：「敌人们并不是暗杀了罗伯斯比尔及其朋友而就满足：他们诬告他们，在法兰西的眼里，他们把他们扮作保皇党，扮作已经卖给了外国的人。」史大林没有发明一点甚么。他仅仅用法西斯代替了保皇党。

　　当史大林主义者把我们叫作「叛逆」的时候，在这个控告中不仅含有仇恨，并且含有某种的真诚的。他们认为我们背叛了将军们与元帅们的神圣阶层的利益，即那惟一能「建造社会主义」的人，但事实上他们是损伤了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人。我们一方面，则认为史大林主义者是苏维埃民众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叛徒。用个人动机解释这样一种猛烈的鬬争，是荒谬的。这不仅是政纲不同的问题，而是社会利益不同的问题，这不同正以一种加大的敌对形势在冲突。

　　你们会问我：「你的总的诊断是甚么呢？你的推测是甚么呢？」前面说过：我的演说只限于莫斯科审判案。我的那本新书：《被背叛的革命：苏联现在怎样，并且牠往那里去？》正是叙述苏联的社会诊断与预测的。但我要用两句话告诉你们我的感想。

　　十月革命的基本收获，是那容许生产力发展的新的财产形式，这种收获现在还没有遭毁坏，但牠们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没有群众的独立行动与人类个性的蓬勃，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对这两种东西史大林则怕得发抖。人民与新专制主义之间之公开的革命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史大林政权前途之悲惨已命定了。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还是工人民主主义来代替牠呢？历史还没有决定这个问题。这决定也要靠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动如何。

　　如果我们一分钟允许法西斯主义在西班牙获得胜利，并因而允许牠在法国也胜利，那么那被法西斯环子所围绕的苏维埃国家，将命定要更加退化，必然要从政治的上层建筑的退化发展成为经济基础之退化。换句话说，欧洲无产阶级的解体，即大概表示苏联的破毁。

　　反之，如果西班牙的劳苦群众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如果法国的工人阶级坚决选定了工人阶级自由之道路，那么苏联的被压迫的群众将要伸直脊骨并抬起头来。这时候将敲史大林专制主义的最后一点钟。但苏联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不会自己发生的，这也依赖着你们。苏联民众需要你们的援助。首要的援助是把真实情形告诉他们。

　　问题在于：是援助堕落的官僚以反对人民呢，还是援助人民的进步力量以反对官僚，莫斯科审判是一个信号。谁不留意这信号谁就倒霉！从前德国共和国的审判确实是有重要意义的。但牠仅是关系着可恶的法西斯主义，即一切黑暗与野蛮的恶行之集合体。莫斯科审判则是在社会主义旗帜之下作恶的。我们决不能把这面旗帜让给伪造者的主人们！如果我们这一辈人力量太弱，不能在地球上建立起社会主义，那我们要把这面无污点的旗帜交给我们的儿童们。摆在前面的这个斗争是远超于个人与党派的重要性之上的。牠是为全体人类前途的鬬争。这鬬争将是严厉的。这鬬争将是长期的。谁要寻找身体的安适与精神的宁静，那就让他到一边去吧。在反动时期，依靠官僚比较依靠真理是便当得多的。但是那些把社会主义这个名词不看作空洞声音，而看作他们的道德生活的内容的人们──前进吧！威胁、迫害、虐待，都不能阻止我们！即令我们不能及身而见，但真理是要凯旋的！我们要传播走向真理的路。真理是要胜利的！在命运的一切严重打击之下，我将是快乐的，像在年青时候的最好日子里那样快乐，如果我能同你们一道有贡献于真理之胜利！因为，朋友们，最高的人类快乐不是对于现在的享受，而是对于将来的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