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聪｜从“神圣噪音”到“世俗寂静” ——噪音政治及其反叛_风闻

作为声音与其社会解释的关键隐喻，“噪音”及其相关的理论研究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主题。在人类学著作《神话学》中，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施特劳斯按照“生与熟”“湿与干”“新鲜与腐败”等逻辑范畴，将“寂静与声响”化作一组对立的主题，二者以“火”的出现为分界点，前者属自然范畴，后者属文化范畴。从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出发，加拿大声音理论家 R.M. 谢弗发展出自己关于噪音的一套理论。谢弗认为，现代工业发展以及声音复制技术所带来的“声音分裂”（schizophonia），使“寂静”（silence）与“噪音”（noise）成为相对立的概念，前者是自然的、世俗的，后者是文化的、神圣的。谢弗关于噪音的定义及相关研究，最早是在现代技术层面上进行讨论的，但他关于现代社会噪音及其救赎的一系列分析，却成为当代西方声音研究，尤其是声音政治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为我们深入探究“噪音”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资本等相关问题提供了独特切入点。

“天空下水道”里的“声音帝国主义”

对于天生耳朵敏感的音乐家谢弗来说，自然和社会生活环境中的一切不和谐音都是他挥之不去的困扰，哪怕这些声音在普遍意义上并不为同时代人所反感。1965 年，在音乐教育领域已久负盛名的谢弗来到温哥华，加入西蒙弗雷泽大学传媒系任教。当时在他居住的房子附近，有很多喷气式海上飞机每天从温哥华港起飞，对他的作曲计划形成了严重干扰，同时也激发了谢弗对环境和噪音的思考。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写就的《噪音》（The Book of Noise）一书中， 谢弗提出，现代城市是一个“声效战场”（sonic battleground），人类在维持高保真自然环境的战斗中步步溃败，与所生活环境声音景观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劣，越来越多的现代人逐步失去听觉和健康感。谢弗援引叔本华的观点，认为“人对音乐的敏感程度与他所能承受的噪音大小或类似的东西成反比”，“当我们对所听的声音越来越挑剔时，我们会逐渐被干扰的声音信号（如音乐会中不守规矩的观众行为）分散注意力” 。谢弗把噪音的增加归咎于可获得的技术进步，如建筑、交通、电动工具、小工具、收音机和其他电子或机器声音等。在他看来，科技领域是一个危险的混乱地带，其中的声音录制技术带来了“声音分裂”，人工保存的声音与自然的原本声音之间发生分离，这潜在地掩盖了自然声音并污染了人们的听觉空间（aural space），给地球、动物和人类的声音环境和听觉健康带来实质性伤害。 

谢弗通过对多伦多空中交通的分析逐步展开其关于噪音的论述。他认为，天空的噪音污染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增长得都快，航空业比任何其他行业都更有力地摧毁既有的和平与安静。20 世纪 70 年代的加拿大，政府还未制定出针对建筑和拆除设备的相关声级规定，日益繁忙的超音速运输和飞速发展的国际航空业，使城市上空喷气式飞机的数量与日俱增，飞机马达刺耳的声音直射整个社区、屋顶、花园、窗户、农场、郊区以及市中心——多伦多城市声效环境严重恶化，昔日的静谧无处可寻。“听听天空。轰隆轰隆的声音和空气中的刮擦声，只不过是一种残缺的想象所造成的可以听见的创伤。”“航空旅行每五年翻一番，航空货运增长更快……噪音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马力比例上升，也就是说，在航空业中，噪音每五年翻一番。”  不久之后出现的超音速飞机更是加重了这种噪音灾难。谢弗的数据分析显示，超音速运输机不仅在起飞和降落时会产生更多的噪音，导致远场噪音增加，同时机场附近的横向噪音严重恶化。更关键的是，这种飞机的飞行速度一旦超过音速，就会产生一种额外的如雷般的轰鸣声，称为“音爆”（sonic boom）：“与其他飞机的声音不同，超音速运输吊杆的爆炸区宽约 50 英里，并沿着飞机飞行路径的整个长度延伸。超音速飞机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机场。” 由此，谢弗把现代城市的上空形象地比作“天空下水道”（the big sound sewer of the sky），以此来引起人们对于噪音问题的关注。

R. Murray Schafer,《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按照谢弗的理解，“天空下水道”除了带来肆虐的噪音灾难之外，其最严重的危害还在于，它有足够的存在合法性。为了确保日益发展的航空业的兴盛，加拿大政府并没有出台任何针对机场噪音的限制措施和治理方案。相反，这些噪音还被当作社会现代化进程的进步指标被广泛宣传——噪音所到之处，便是现代化完成之地。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机器昼夜不停旋转对工人造成的永久性耳蜗损伤。蒸汽发动机的嘈杂声一直被视为动力和效率的标志，这些声音伴随着铁路的铺展一步步从城市蔓延到乡村，打破宁静，成为工业革命进程中强有力的“征服者”，并在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谁能控制声音环境，谁就能控制别人。这就是所谓的声音帝国主义（sound imperialism）。”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谢弗对“声音帝国主义”的定义 ：首先，在帝国主义的扩张过程中，声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强度的声音输出是其最显著的表征。“近几个世纪来，欧洲和北美已经掌握了各种旨在支配其他民族和价值体系的计划，而被噪音征服在这些计划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事实上，噪音作为一种吸引注意力的东西是如此重要，如果能够开发出安静的机器，工业化的成功可能不会如此彻底。为了强调这一点，让我们更戏剧性地说 ：如果大炮保持沉默，它们就永远不会用于战争。” 其次，帝国主义扩张的幅度、力度随现代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加深，最先是通过火车、坦克、战舰实现陆地和海上的扩张，然后则凭借飞机、火箭、无线电逐步实现空中的霸权。当代声音文化研究经常提及的一个例子就是希特勒对广播的应用。如果没有无线电，纳粹对于整个德意志的征服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在谢弗的时代，伴随无休止的领土扩张和资本剥削，多伦多上空的“天空下水道”也在疯狂扩张，天空的噪音污染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增长得都快。“领土扩张一直是西方文明的目标质疑，正如我们拒绝给我们的环境留下一个未被开发、未被掌握的空间，我们也拒绝给声音空间留下安静……我们文明的震耳欲聋的噪音也是这种理智的非本土野心的一种内在表现。” 最后，如同科技进步与资本集中可以大大加速资本主义的垄断竞争和对外扩张，随着世界各地工厂和机场的增多，现代工业所产生的大量噪音以压倒性的优势不断蚕食原本的和谐静谧，成为现代声音景观中的支配力量，逐渐具有了定义并控制其他声音的权力。“当声音权力足以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声学轮廓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帝国主义的。例如，一个人有一个扩音器比没有扩音器更具有帝国主义色彩，因为他可以控制更多的声音空间。”“拿着铁锹的人不是帝国主义者，而拿着手提钻的人则是因为他有能力打断和支配附近的其他声学活动。” 经由“天空下水道”和“声音帝国主义”，谢弗将自己的噪音理论逐渐引向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现代声音技术带来的权力再分配和资本重组。

“神圣噪音”背后的权力与资本

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噪音是何以成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当我们的耳朵被噪音包围，我们实际上在听什么？谢弗关于“神圣噪音”的相关分析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在“天空下水道”这一形象比喻的基础上，谢弗还用大写的 NOISE 来描述并界定与超音速飞机轰鸣相类似的、拥有存在合法性的、不受约束的巨大声音。这些噪音“不仅没有出现在社会不时制定的禁止性声音列表中，反而被有意地作为打破沉闷的宁静的一种手段” 。此类噪音的生产者不仅有权发出最大的声音，更重要的是有权使其不受责难，所以谢弗又称其为“神圣噪音”（Sacred Noise）。

超音速飞机

在每个社会中，都有某些行业或组织被允许在任何时候发出他们想要的任何声音，只要他们想大声就大声。没有法律可以阻止这些声音，因为这些声音被认为是神圣的噪音。无论你在哪里找到它，你都会找到一个权力中心。甚至可能是一些对人有伤害的声音，比如工业革命期间的工厂噪音。然而，当时没有人可以抱怨这一点——因为那是神圣噪音。 

过去也有很大的声音，最大的声音则来源于战争与宗教 ：战争中的刀光剑舞，宗教仪式中的圣骨铃音。基于对这些声音规律的思考，我提出了一项原理 ：社会中噪音最大处即为权力中央，我称之为“神圣的噪音”，因为这种声音是无法禁止的。 

“社会中噪音最大处即为权力中央”，这是谢弗对噪音背后的权力问题及其伪装所做的最为精辟且深刻的判断。回顾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形形色色的神圣噪音不断变换自身的样态，但其与权力中心的紧密联系却从未间断。最早的时候，神圣噪音表现为大自然中那些人类祖先无法理解的巨大声响，如雷声、火山爆发、暴风雨等，这些噪音仿佛就是神力的表现，它们振聋发聩的巨大力量唤起人类祖先对神秘宇宙的无限恐惧和敬重，“神圣”一词也由此而来。随着文明的出现，这种“神圣”的力量逐渐从自然声音转移到特定宗教场所中的响声，如教堂的钟声和管风琴声。在中世纪的任何地方，教堂的钟声都是社区最响亮的声音。钟声日夜不息，向社区成员发布时间或宗教活动的信息，安排社区成员一天的劳动作息，同时也通过特定的声响和频率来宣告战争、疾病、灾害和死亡。因此，钟声逐渐成为个人或集体身份、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通过钟声来发布信息或命令则成为权力和威信的象征。因为什么敲钟、在哪些时候敲钟、以怎样的频率敲钟，由什么人敲钟，以及由哪些人铸钟，在特定的社会秩序和权力体系中都变得至关重要，“古老的等级意识在争吵中重新浮出水面” 。

工业革命以降，工厂的机器轰鸣、机场的吞吐巨响又成为新的神圣噪音。褪去神秘宗教色彩、逐步实现世俗化的现代噪音，虽摆脱了其原本的功能，却获得了更大限度的效用，因此，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神圣噪音”。谢弗认为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意识到机器噪音背后的权力问题及其伪装，只有敏感的人，如文学家（福楼拜、狄更斯、左拉）和艺术家（瓦格纳、谢弗自己）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之进行批判。“19 世纪初，工业革命取代了教堂，铁路把工业噪声带到乡间。敏感的人都不喜欢铁路 ：福楼拜、狄更斯、左拉和瓦格纳都讨厌铁路的噪声。” 与之前不同，这一时期的神圣噪音最典型的特征是能够通过一系列伪装，为其存在寻找合法性。即使机器轰鸣严重损坏了产业工人的听力，但“呼吁禁止噪音”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工会的相关运营章程中。因为彼时，机器乃是国家最大的权力。实业家将发动机发出的嘈杂声宣传为动力和效率的标志，从而通过机器的轰鸣声更加强调自己是“征服者”。航空公司会花费大量金钱通过广告等方式来暗示、假装不存在噪音问题，营造一种虚假的宁静，如极力渲染这是一趟“宁静”的旅程，或标榜自家飞机的发动机可以“安静”地运行，实质上却是悬置噪音，对其完全充耳不闻。而在这些神圣噪音的面纱下，与权力相伴随的常常是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也正是火车声、机器声与飞机声不被禁止的最关键原因。

分析噪音背后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这是经济学家出身的法国文坛、政界怪才贾克· 阿达利《噪音 ：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主要目的。在这本书中，阿达利提到了一种特殊的音乐——“慕札克音乐”（Moozak），同样也是谢弗着重分析的一种影视业和流行音乐行业的噪音音乐。所谓慕札克音乐，就是安静柔和的背景音乐，又叫衬托音乐。这种音乐每次播放 15 分钟，然后短暂停顿，常常被选择在商场、机场、写字楼、超市等场所播放，时间往往是上午 10:00— 11:00 以及下午 3:00—4:00。这两个时间段里人们相对比较疲劳，慕札克音乐常选用耳熟能详的当代和传统交响乐改编曲调，大量使用弦乐器，远离铜管乐、声乐和打击乐，能够让人们放松心情，增加额外的精力与活力，从而刺激消费或加强劳动。通过有目的的编辑，不动声色地将经济与美学结合，进而占领听觉空间、压制其他声音（如商场或写字楼里的机械振动、脚步声和人类语言）、剥夺听众的自主性，这种音乐最终成功实现对听觉空间及相关社会秩序的操控。因此可以被视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的神圣噪音。由于人无法像闭上眼睛那样关上耳朵，慕札克音乐就像空气中的香水一样到处泛滥，成为不能不听的噪音。正是基于此，谢弗将之形象地称为“听觉香水”（acoustic perfume）。“慕札克音乐一开始就有着精心策划天堂的强烈动机（它经常出现在关于乌托邦的作品中），但最终却总是成为尘世无聊的防腐液。” “今天传播音乐的技巧助长了窃听与社会监视制度的形成……规格化、刻板化的音乐，是伴随而且限制日常生活的独白，而事实上再没有人有发言的余地。” 真正对慕札克音乐做标本式研究的，要数现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艺术史与传播学系教授乔纳森· 斯特恩（Jonathan Sterne）。1992— 1995 年，斯特恩对美国规模最大的购物娱乐中心“美国商城”的音乐及音乐传播设备进行了实地调研，认为，“在美国购物商城任何地方，一个人一定会穿行在音乐声音及其变化中。因为，音乐可以划分区域 , 它能给一个经过再划分的声音空间提供轮廓框架 , 以特别的方式为聆听者创造了一个体验空间的机会” 。商场中每个人的购买能力不尽相同，慕札克音乐对商业化建构布局的参与，使所有顾客都感觉不到社会的紧张关系和阶层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出平等的拟像，而最终的目的就是影响消费者对商品种类、价格的选择，以及消费目标动向等。

贾克· 阿达利，《噪音 ：音乐的政治经济学》

从以上的爬梳可以看出，相对于早期神圣噪音通过权力等级划分对倾听主体在感知层面上进行震慑与压制，工业革命时期的神圣噪音则侧重单刀直入式的帝国主义攻击与扩张，而当代神圣噪音则改头换面，披着“温情脉脉的面纱”，以一种掩盖差异、制造平等的拟像，成功规训耳朵，实现最大盈利。这种纵向的梳理与横向的分析，将原本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噪音理论，拓展为一个更加幽深的主题——声音研究应关注声音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权力结构运作，探究声音符号如何以不同的方式传递政治身份、阶级属性和文化差异，从而对主体产生影响。

禁忌社会的“消极寂静”

谢弗对于噪音的定义与批判全面影响了 20 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声音研究，并带来了“国际噪音清除运动”“世界声音景观工程”等全世界范围的声效生态保护、建设行动。然而，对其噪音理论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戴维·诺瓦克（David Novak）就曾明确反对谢弗的噪音理论，认为“噪音可以预见社会的未来，成为文化变革的先知”；而阿达利也曾明确表示，正是噪音“打断了商业和技术的重复，从而代表了创造力的基本力量” 。究其根本，“什么是噪音”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对性，一个人的鼾声可以是另一个人的音乐，寂静对有些人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黄金，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可能会是令其无法喘息的噩梦。正如道格拉斯· 卡恩（Douglas Kahn）所说，“我们知道噪音首先是噪音，因为它们存在于不应该存在的地方，或者它们在应该存在的地方没有意义”，所谓的噪音“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概念” 。例如，慕札克音乐在发明最初，其主要功能是用来掩盖电梯内部的噪音，减轻人们在电梯间内听到奇怪声音所产生的恐惧感，而当后来被作为控制主体行为的符号学实践四处泛滥时，它自身就变成了本质意义上的神圣噪音。

既然噪音在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概念，那么我们可以在“噪音”与“寂静”这一对相反范畴的复杂张力中发掘出维系二者的根本概念——“禁忌之音”（taboo sounds）。当一种声音成为特定声音景观中的支配性力量、具有定义并控制其他声音的权力时，要么其自身会逐步成为面向大多数倾听主体的禁忌之音，如中国传统礼乐制度对音乐使用的严格规定 ；要么会重新定义噪音，将那些与之对立的、可以干扰或阻碍其帝国主义扩张的声音，划定为不被允许的声音，即噪音——例如在基督教统治时代，教会禁止信众发出一些被视为亵渎神灵的声音，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暴力冲突中，欧洲殖民者会将奴隶的音乐和言语描述为噪音并予以禁止。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种关于噪音划分及禁忌标准的吊诡现象——让主体聆听，让主体相信，让主体沉寂，在这三种情形中，噪音都是权力的工具 ：当用来使主体忘却暴力的恐惧时，它是神圣仪式的象征 ；当用来使主体相信秩序与和谐时，它是制造美感意境的拟像 ；当用来压制消灭反对的声音时，它是新的声音秩序与禁忌标准的制定者。

我们可以以摇滚乐为例对上述禁忌之音进行分析。流行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摇滚乐，节奏强烈、简单有力，表演形式无拘无束，尤其是其中的重金属音乐，更是以独特的冷酷刚硬风格给听者带来歇斯底里的狂躁，在欧美青少年群体中产生了近乎疯狂的影响。在谢弗看来，大约与喷气式飞机同时出现的摇滚乐，不仅在旋律曲式上打破了古典调性音乐的和谐之美，其对于扩音设备、电子合成器的运用、演唱时轰炸式的呐喊等，不断对人的耳膜、听觉进行撞击、撕扯，并造成损伤性刺激，因此是最典型的现代噪音。然而谢弗的学生却对此不以为意，他们并不觉得摇滚乐是一种声音污染，反而对之投入极大的热情。其中的原因，就是诺瓦克和阿达利所认为的，在摇滚乐这类“噪音”中，蕴含着预见社会、文化变革的革命性、反叛性乃至创造性力量。从表面上看，谢弗与后二者的观点存在分歧，但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发现，两种南辕北辙的噪音理论背后所关注的，都是置身噪音之中的倾听主体——现代人的听觉感受、声音表达乃至生存状态，并且最终都指向对“神圣噪音”所带来的声音霸权、声音控制等“消极寂静”（negtive silence）的批判。

就像“神圣噪音”总是与战争、灾难等创伤性事件联系在一起，“寂静”则常常与压抑、恐惧、绝望等词汇掺杂在一起。当我们从语义学的角度对 silence 进行考察便会发觉，与汉语的“寂静”一词常常表达的“静谧”“宁静”“平静”等含义不同，在西方文化中， silence 的辞源意义总是与“沉默”“无声”“失语”“喑哑”“使缄默”“禁止出声”等消极的、负面的、压抑性的词汇绑定在一起，“寂静”在很多时候代表一种无法言说的僵局和消极状态。而造成这种僵死、消极状态的根本原因，在谢弗看来就是人们面对“神圣噪音”的全面压迫时心中涌起的无边恐惧。由此，我们可以探查在现代社会频频出现这类寂静的原因。我们认为，在恐惧之外，“消极寂静”还有以下两个来源。其一，是对于“神圣噪音”的倦怠和免疫，是倾听主体的一种否定性反应。这种寂静，更多时候表现为一种“听而不闻”（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的孤独、空洞与麻木。人的耳朵不具备天然屏蔽功能，没有选择听与不听的权力。缺乏积极的努力和主动选择的喜悦，这些自然导致了懒惰。当主体不得不将自身暴露于神圣噪音之下，抑或无法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时，“自我免疫”就可能成为应对声音禁忌及噪音侵犯、渗透、规训、改造的一种常见方法。萦绕在超级市场和写字楼里的“听觉香水”不仅不要求听者听懂具体的音乐，而且还通过模式化编码从根本上控制聆听者的倾听方式，听者听的同时不需要做任何努力，而不需要费神的聆听也使他们很快忘却了现实对自己的要求。这种带有明显否定性的消极寂静，在 20 世纪的现代艺术，尤其是音乐、戏剧、诗歌中颇受青睐。正如现代诗歌中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常常都孕育着潜在的意义， 20 世纪的荒诞派戏剧也常常运用失语、喑哑、无声来表达现代人生存状态的荒芜与可笑。如尤奈斯库就在他的戏剧作品中，或安排哑巴演说家向看不见的人群传达“人生真谛”，或运用大量静默、停顿和机械重复让人产生恐怖和窒息感。通过这些无声的语言，戏剧家想要揭示的正是现代人身处动荡社会时心中充满的孤独与恐惧，以及走投无路、无言以对的麻木和绝望。

在恐惧和窒息之外，我们所认为的另外一种“消极寂静”是对“神圣噪音”或声音禁忌的无声反抗，这可以看作是倾听主体的一种批判性努力。恰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说，“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不能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在政治语言中，沉默有时也可以作为应对冲突局势的重要政治象征和解释性战略。相比较而言，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消极寂静，一直是整个 20 世纪各种人文思想、艺术形式争相表现的生命主题。如精神分析学和语言学均通过在自我的政治和情感结构中相互交织，使人们对声音和沉默的对立理解变得更加复杂。压抑和表达、沉默和声音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构成精神分析学中对意识和无意识的理解的核心。“寂静在音乐、视觉艺术、电影和文学等艺术中的运用都本着这样一种观点 ：寂静是一种创造性的工具，一种形式资源，它有可能通过将一个事物分解成另一个事物来质疑明显对立的二元逻辑（存在作为缺席，空虚作为充实，安静作为表现，寂静是生命的强度）。这种矛盾心理一直是 20 世纪先锋派作曲家对沉默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干预点，他们利用对沉默的不同理解来激发不同的效果。” 现代艺术家习惯用无声的语言来滋养隐喻化的寂静，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观看或倾听方式，让人们获得更加直接、更为感性的艺术体验。例如，约翰· 凯奇因为忍受不了慕札克音乐的劣质曲目，曾打算写一个“无声的作品”卖给慕札克公司，以期在持续播放的背景音乐中保持寂静。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那首石破天惊的《 4′ 33″》其实是凯奇用来对抗电子噪音、纪念宁静环境声音的批判性作品。又如在同名音乐作品《寂静》中，加拿大作曲家约翰· 怀恩茨威格让指挥家指挥乐队用一大段的静音来纪念希特勒的受害者。在他看来，“死寂是纳粹大屠杀最后的声音” 。

尊重并恢复“积极寂静”

无论是对无限永恒的恐惧压抑，还是对逃无可逃的“我听我不在”，抑或是对抗禁忌、反抗侵犯的政治沉默，上述几种“世俗寂静”从根本意义上来说，都是消极的、负面的或否定性的。然而，在谢弗的理论中，真正能够帮助人们消除噪音、实现与大自然宇宙和谐共存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寂静”。谢弗为之赋予了全新的涵义——它拥有无限的生成性的力量，是一种“积极寂静”（positive silence）。

面对日益严重的声音分裂和噪音污染现象，谢弗特别强调应对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清洗我们的耳朵（ear cleaning），训练我们对于声音的正确的敏感性，强化我们对于何为理想声音、何为理想音乐的辨别力，由此恭听世界本然的和谐乐章。战胜慕札克音乐的办法，就是去听它。谢弗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前工业时代的各种寂静自然声音景观，他从细波呢喃的大海写起，写簌簌飘落的树叶，写鸡犬相闻的乡野农庄，写窸窣细簌的森林，写涓涓潺潺的山泉。在他看来，“洗耳”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寂静”，这样才能让更少的声音带着原始的光辉浸入。恢复寂静将教会我们如何把寂静本身看作一种积极和幸福的状态，把它看作是勾勒我们行动的伟大而美丽的背景。没有它，我们的行动将无法理解，甚至根本不可能存在。所有的声音研究都要以“寂静”为底本。谢弗曾说，“没有一种哲学或宗教比道教更能抓住寂静的积极幸福。” 他甚至直接引用《老子· 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目的在于强调寂静并不是消极的真空，而是积极的完美与实施，同时将这种对“寂静”的理解运用至宏伟的“世界声音景观工程”之中。

通过谢弗的系列著作，很多人得出结论，谢弗对于现代工业噪音的强烈批判、对高保真自然声音景观的追寻极具乌托邦色彩，连同其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不断尝试的一系列“事件性”音乐创作，都被看作是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怀乡和绝圣弃智的朴素想象——这些已经构成了对谢弗评价的陈词滥调。然而，如果我们将谢弗的噪音理论与其享誉全球的“国际噪音清除运动”及“世界声音景观工程”等声音实践相结合并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噪音理论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此。谢弗对寂静的强调、为返回寂静时代所作的一切努力，真正想强调的是理想声音景观的平衡与和谐，以及如何在当代社会通过对声音景观的设计改造重新实现这种平衡与和谐。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深化理解谢弗为这个噪音时代开出的“积极寂静”这一药方。首先，他想要回归的是充满活力的、鼓舞人心的“积极寂静”。这里的“积极寂静”并非是什么声音都没有。约翰· 凯奇坚持认为，世界上不存在寂静这种东西，因为总有东西在发出声响。即使是在完全屏蔽掉所有声音的无声舱，人依然可以听见两种声音 ：自己神经系统的运作和血液在头部的循环。在那首令其备受争议、脱胎于《易经》的实验性音乐作品《 4′ 33″》中，从钢琴家大卫· 都铎走上舞台端坐到合上琴盖起身，这期间“无声”的 4′ 33″，既有听众席上的骚动声，又有钢琴家衣袖的摩擦声、远处角落里的咳嗽声、乐章中间翻动谱子的纸张声，还有不明就里听众的紧张呼吸声，等等，这些声音聚合在同一时空，通过音乐家的呈现刷新了前述西方传统文化中关于“寂静”的种种消极内涵，赋予其无限开放的可能。在这种充满无限可能的、开放的空间中，现代人的听觉的敏锐性就可以再度被激活。而谢弗之所以强调清洗耳朵、祛除噪音，正是因为要时刻保持对声音的清醒与敏锐的感知力，保持对置身世界的新鲜经验，在倾听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清晰地倾听自己。毕其一生，谢弗一直认为，没有声音时人的听觉最灵敏，而有声音时人的听觉则最不发达。神圣噪音的侵扰与压迫严重损坏了现代人的耳朵，使他们不再敏感于宇宙万物的窸窣呢喃，更遑论倾听内心独白，专注于深沉思考。努力恢复积极寂静，就是努力恢复人对于永恒世界的敏锐感知，恢复对万千声音现象的直接经验。要想恢复声音现象的原始光晕，除了清洗耳朵，谢弗给出的另一具体的实践方法是“声音漫步”（soundwalk）。“声音漫步也可能包含耳朵训练练习。例如，可以比较不同收银机的音高或不同电话铃声的持续时间。在不同的房间和通道里都可以找到特征音和不同的步行表面（木材，砾石，草地，混凝土）可以探索。” 如果一个人在走路时能听到脚步声，那么他就可以断定自己是在生态环境中。当声音漫步者被指示去听音景时，他就是听众 ；当他被要求参与其中时，他就成为作曲家和演奏者。声音漫步是对城市某些地方的奇妙发现。你不仅发现了声音，而且你更在场，你看到了，闻到了，听到了日常生活中你通常不知道的事情。这种经历会让你在社区和生活空间中更有基础，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更贴近自己的生活。

其次，仅仅在声音景观中停留是不够的，还应将其视为好奇心和审美享受的对象，从批判和美学的角度检查整个环境，清理混乱，重新将社会置于人文主义的框架中。谢弗声音景观理论强调的是特定景观之内各种声音的民主与平衡。反对噪音对耳朵的侵扰，这是声音研究的重要主题，不仅谢弗，很多其他的声音理论家亦持此观点。谢弗试图在“世界声音景观工程”中做的是真正倾听那些声学现实，并理解这在声学设计方面意味着什么。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声音景观，并尽可能创造一种平衡。“他对理想声音景观的定义，从声学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我们可以听到每一个声音的地方——没有声音掩盖另一个声音——那里有一个人类尺度的声音景观，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和我们自己的声音。对他来说，这就是平衡的音景。众生与其他众生——没有人是戴着面具的。” 因此，批判神圣噪音、支持世俗寂静的关键，就变成了当代人应该如何理解声音景观的民主与平衡。具体来说，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在嘈杂的声音环境中我们对自己做了什么，以及我们应如何从声学上改变我们所置身环境的声效生态，从而保持我们的理智，认知噪音、寂静及其背后的符号学机制，拒绝神圣噪音的压迫。这种需求在当代城市环境中表现得尤其迫切。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我们要思考如何通过寻求一种充满活力的、鼓舞人心的“积极寂静”来摆脱那些压迫性的“消极寂静”，摆脱那些没有生命与活力的死寂。

最后，通过城市声效设计，修复城市声音景观，从声学上改善城市声音景观，以保持我们的理智，更加贴近生活，这一点正是“世界声音景观工程”的目标与初衷。既然遥远而宁静的乡村声音景观可望而不可即，现代人能做的就是对置身其中的城市声音景观进行设计、改造，在对城市造型、色彩、层次等视觉空间进行研究的同时，将声音也考虑进城市的环境设计、规划、保护之中。“声音陈设并非简单的指音乐，它还包括了自然声音、人的活动声、人为制造的声音，历史声、文化音和社会音” ，对现代城市声音景观的悉心修复，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当代中西方声音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主题，那就是充分尊重自然与社会中的各种声音，减少噪音的污染与压迫，恢复充满活力的平衡宁静，最终回归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和谐乐章。

结语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噪音。从对“神圣噪音”的批评，到对“积极寂静”的追寻，谢弗对于当代社会噪音及其反叛、救赎的研究，连同科尔班、阿达利、斯特恩、凯奇、诺瓦克等人的噪音观念与理论，为我们深入认识当代社会噪音权力、声音政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与文化文本。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对当代声音文化的研究范式与路径做进一步的拓展思考。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与城市空间高速膨胀、城市特色日益丧失相伴而来的，还有城市声效空间的逐步沦陷以及城市声音景观的日益模糊，由是，关注城市声音环境建设、强化声音景观与听觉感知的关系研究，探索主体与空间、经济和社会实践的文化意义就变得至关重要。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厚的声音 / 听觉文化资源，与前述西方当代学者关注声音实践的具体研究相区别，中国传统声音文化更加侧重声音研究的形而上意义，如“大音希声”“声与政通”“声无哀乐”等。这些命题与论说不仅启迪点染了以谢弗为代表的西方当代声音理论家的相关研究，更为当代中国学者赋予了当下声音研究的中国视野和民族文化立场。周志强提出“声音政治”这一全新概念，主张在当今的文化政治条件下，声音以及听觉文化的研究应该关注声音权力结构运作背后的政治逻辑如何对人的情感结构产生影响。萧梅等音乐学学者则深入田野，对中国传统仪式音乐予以审美直觉、文化事象、行为表达等多维度的民族人类学分析，以此探察声音背后人的行为、观念及其精神。未来，我们可以将这些民族传统与当代视角充分融合，借鉴西方前沿成果，对当代中国的城市声音景观展开深入探究，加强人与所栖身世界的对话，为当代的城市建设提供基于声音维度的文化、政治、社会意义思考。

谢弗说，“遥远时代的树林是人类的寂静避难所。当下的任务不仅要回归寂静的树林，更要为回归安静的时代而努力” 。如同人需要睡眠时间来恢复和更新其生活能量，我们也需要从寂静中恢复精神上的平静。保持理智，认知噪音、寂静及其背后的符号学机制，拒绝神圣噪音的操控与压迫——无论这种操控是外显于形还是潜入心灵，也无论这种压迫是自上而下还是脉脉温情；同时以沉思的专注力倾听周遭，摆脱那些没有生命与活力的死寂，从技术与噪音的嘈杂喧哗中找

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