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任继愈与毛泽东》_风闻

习五一原创04-23 09:56 投诉

毛泽东主席接见任继愈这件事，当时的学术界可说是家喻户晓，今天仍为不少人所关注。其来龙去脉以及此事的影响，先生哲嗣任远、任重发表的《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已有详尽说明。这篇文章，只是以一个学生的角度谈谈老师对于这件事、包括对毛泽东主席本人的态度。

一，对于接见处之泰然、淡然

1978年，我考上研究生不久，先生接见我们。一位女同学就提出，请先生讲讲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形。先生没有接腔，用别的话叉开了。从此以后，我，还有我研究生同班的同学们，也就再没有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先生去世以后，有人说先生曾经和他们大谈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形，那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为什么不可能发生？

一位师兄见告说，先生有一次在党小组会上检讨自己的缺点，说是有点士大夫的清高，对于钱财不怎么看重。

土大夫是古代读书人的通称，其中主要是儒者。士大夫清高的缺点，近代以来论述者不少。然而这种清高也会轻易转化为新时代的清正廉洁。所谓清正廉洁，不仅是不重钱财，也包括淡泊名利，不屑于借名人和权威以自重。古代那些持身清高的士大夫是如此，这种品质传流到今天也是如此。

表现先生这种品质的，可由以下几件事佐证。

第一件是先生写的纪念他最尊敬的教语文的小学级任老师曹景黄的文章。其中讲到，曹老师讲课风趣幽默。讲到《论语》中的“臧文仲居蔡”，说蔡就是乌龟。古人把乌龟当神物，现在成为骂人话。他们村叫蔡家庄，就是乌龟庄。同学们都笑了。对于什么是“居蔡”，也就印象深刻。

曹老师讲到《论语》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时候，又引用曾子说的“胁肩谄笑，病于夏畦”，并解释说，那些耸起肩膀、陪着笑脸的谄媚作态，比夏天在农田里干活还要劳累。然后列举社会上巴结上司、拍权势者马屁的事例加以说明，常常引得哄堂大笑。

还有一件事，是先生1939年在中央政治学校作助教。一次吃饭时，一位高级职员在饭桌上大讲蒋委员长曾亲自骂过他，并且原封不动、绘声绘色地加以描述。自己不以为耻，听者也都面露欣羡之色。此事使先生进一步感到国民党的前途无望。

先生在几十年后还能想起这些事情，足见这样的事情对他影响之深，从这里也足以见到先生为人的态度，也很容易理解先生为什么不大谈论毛泽东主席接见的事情。

有一次，我和先生谈起某个已经有些成就、但为人处事却令人难以恭维的学者。先生说，当年他曾想考先生的研究生。但是一见面，他就先拿出某某权威写给他的赞扬信。先生说，您还是考别人的研究生吧！

先生去世以后，北大陈来教授的纪念文章讲到了一件事：

作研究生和博士生期间，都拜访过任先生。这一期间，我对任先生识人的高明，特别推崇。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1978年入学北大作研究生时，有位南方某大学的青年教师来北大进修，也在我们的课上听课。但此君极善交际，堪称奇才。不但校内文科老先生们皆被他哄得高兴，对他表示欣赏，校外北京中国哲学史学界的领导人物也都被他的忽悠所迷糊，跟他的关系相当密切。但是老先生之中只有一位不为所动，那就是任先生。这位青年教师还善为奇诡之事，后来事发自尽，也不必说了。那时我跟任先生谈起。任先生说，这个人来，谈的都不是学问的事，只是说一些吹捧的话。这一点，使我对任先生非常敬佩。

这件事，我们也都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也都去听张岱年先生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经常和这位青年教师见面。他总在我们面前讲点先生的坏话，远不像他在先生面前尽讲吹捧的话，所以听课一年之久，和他几乎没有什么交谈。后来听说，他因为不只一次嫖娼被拘，羞愧自杀，这就是陈文说的“奇诡之事”。嫖娼罪不至死，自杀也不必，但总算未失廉耻之心。当时听说他正在做一件与科学史和哲学史都相关的工作，也因此中断，至今尚无人接续，我为此感到惋惜。

先生不喜欢听奉承话，也不会说奉承话。冯友兰先生曾经评论说，任继愈这人不会向人献殷勤。冯的侄女冯钟芸教授是先生的夫人，很可能，先生即使对于女友，也不会献殷勤。这样的做人处世态度，要他大谈毛主席的接见，是不可能的。

二，记录不记“鼓励个人的话”

据任远、任重最近发现的、先生关于毛泽东主席接见的回忆记录，一共七、八页。据先生的胞弟、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回忆、先生向北京大学领导写的报告，仅仅两三页纸，还没写满，像一篇新闻报道。如果这个回忆准确，则先生去世以后发现的这份记录，仅仅是为保存事实真象所留的、至少是生前并不准备公布的历史资料。

据任远、任重的文章，记录的内容，都是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胡绳和陈伯达。但是他们两个没有更多的讲话，所以没有记录。此外还有一项没有记录的，就是“毛主席鼓励个人的话”。

这是一份资料性质的文件，一般说来，那些鼓励个人的话，可以不向别人炫耀，作为一份历史资料，还是应该记下来的。因为这是历史。而在新中国历史上，至少在新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事件。那些“鼓励个人的话”，也是谈话的重要内容，应该记录。但是先生没有。也就是说，就连仅仅为留资料而保存的记录中，先生也不记那些“鼓励个人的话”。所以迄今为止，除了后来毛主席的一份批示中明确说到的“凤毛麟角”四个字以外，主席还有哪些“鼓励”的话，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了。

作为学生，我不大同意先生不记录那些鼓励个人的话。在这件事上，先生对自己的严格，达到了苛刻的程度。

三，著文只谈古为今用

先生自己撰写的关于这次接见的文字，只有1978年12月20日发表于《文汇报》的《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不过文中没有讲宗教研究问题，讲的是毛泽东主席如何古为今用的三个事例。毛主席屈起一个手指，说我们学《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在对敌斗争中坚持不放第一枪；然后又屈起一个手指，说要学《左传》的“退避三舍”，在井岗山反围剿时，解放战争时打莱芜城，都曾经大踏步后退，甚至一退几百里，不止三舍；接着又屈着第三个手指说，我们学《礼记》的“礼尚往来”。对敌斗争，不无辜寻衅。敌人挑衅，也不立即报复。等待时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敌人。

1978年，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年代。我的同学想请先生讲讲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形，也就是这个时候。可以想见，那时候，关心这个问题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学生，所以先生写了这篇文章。

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接见先生，谈的主要是宗教研究问题。然而在这篇文章中，先生却偏偏没谈宗教研究问题，讲的只是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因为如果谈到宗教研究，就免不了那些“鼓励个人的话”。先生不愿谈这些，所以只讲了古为今用，也算是对社会有个交待。

四，晚年才公布谈话过程

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毛泽东主席接见先生的情况，大约有以下几篇文章：

第一篇是署名“晓飞”的《任继愈与毛泽东的一次会见》，发表于《中华英才》1991年11月。后被收入王霄鹏主编的《名人名家新闻内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

第二篇，《任继愈·坐阅千载荣枯》，作者姜苏鹏，发表于《中华英才》1997年第3期（总第159期）

第三篇，《任继愈·高扬科学和无神论之剑》，作者何海清，发表于《中华英才》1999年第16期（总第220期）。

第四篇，是2004年8月23日《时代人物周报》发表的《毛主席让他研究宗教》一文，署名韩雨亭；

第五篇，《一部大书与一座图书馆》，署名“余果”，2007年发表于《老同志之友》第2期。同名的一篇，于第二年、即2008年发表在《中国人才》第13期，署名“余玮”；

第六篇是2008年《人民论坛》第6期（总第222期）发表的《觉悟了的群体才能推动社会》，署名记者蒋荣华。其他有关毛泽东主席接见先生的报道，基本都没有超出上述几篇文字的内容。

综合上述几篇文字内容，可以对毛泽东主席接见先生的情况作如下描述：

1959年10月14日凌晨2点半（习惯说是13日深夜），毛泽东主席派车把先生接到中南海。先生不知道是什么事，心情有点不安。见面时，主席开门见山地说：“你写的文章我都看过了，今天想请你来谈谈。”谈话首先涉及先生写的几篇研究佛教的文章，说梁启超没有讲清的问题，先生讲清楚了。主席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主席问到北京大学有没有人研究道教和福音书，先生回答说没有。又问北大哲学系有多少人？先生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主席说，500 多人的哲学系怎能没人研究宗教呢！谈话还谈到中国哲学问题。主席赞成先生对孔子的评价，认为孔子是重要的思想家，政治上是保守派；但不赞成先生说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并亲自背诵《老子》中“道常无名”以及“视之不见”等语句，说明老子是唯心主义者。

此外是先生去世以后，2009年7月26日《新京报》一篇署名张媛的《任继愈受毛泽东钦点研究宗教》的文章，其中讲到先生曾向乐峰教授说过，他见主席之前的心情有点“惴惴不安”，并说当时先生的职称是“副教授”。

迄今为止，主席和先生四五个小时的谈话，所能查到的，也就这么一点。其中哪些是先生讲的，哪些是记者们从别处得来的，已经弄不清楚了。

先生为什么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公布这些材料？

引起我们注意的，有两个因素：一是先生出生于1916年，1991年，先生75岁。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先生刚刚六十出头。我硕士毕业后，随即参加了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写作班子。当时所谓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事情不断见于报端。先生不只一次指着当时《光明日报》上定期刊载的知识分子逝世名单说：这一半是该死的，这一半是不该死的。先生也不只一次在写作班子内讲：“我老了，现在只能作五年计划了”。直到有一次，我说我都听您说了好几次了，先生才不再对我们讲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先生六十多岁以后，常常有一种危机感，希望在他生前，把要做的事情做完。“人生七十古来稀”。70岁以后，先生更加感觉自己已到垂暮之年，毛泽东主席接见的情况，应该告诉人们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事件。

九十年代讲的内容，主要是宗教研究方面的。因为这时候，正是所谓“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的时期，特别是特异功能大师们正得势兴时的时期。公布这些内容，也是对当时社会上有神论泛滥状况的一种回应。所以其中有一篇报道，题目就是《高扬科学和无神论之剑》。

五，在学术问题上，就是毛主席说的，也不盲从

毛泽东主席接见任继愈先生，主要是谈宗教研究问题，同时也谈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问题。因为学术界的人都知道，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哲学工作者。所以在这次谈话中，谈到中国哲学史研究，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谈话中，毛泽东主席认为老子是唯心主义的，和先生的观点完全相反。

这次谈话是1959年。1961年，任继愈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主编《中国哲学史》教材，1963年，书编成出版。书中关于老子哲学，仍然坚持是唯物主义的。1964年，该书出第二版；1966年，该书第五次印刷，先生仍然坚持，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直到十几年后，也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先生才改变了看法。觉得说老子哲学是唯心主义也说得通。八十年代以后，先生仍然十分关注老子哲学的研究。先生的最后结论是，对于老子哲学，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界来评说，是不合适的。

这段事实的考察表明，尽管任继愈先生对于毛泽东主席非常尊重，并且认为毛泽东主席在哲学和宗教方面读的书很多，而且是真正看透了。但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某些观点，却并不盲目跟进。学术界某些人说，先生和毛泽东主席谈话后，就改变了自己对于老子哲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关于老子哲学的性质，仅仅是一个小问题，更大的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先生和其他许多大学教授一样，被批斗，被抄家，被下放在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在庐山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天才”问题。陈伯达选编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录加以支持，成为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庐山会议之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陈伯达“天才论”的批判运动。

为了批判天才论，毛泽东主席提出要学点哲学。先生被从五七干校召回，主持编撰《中国哲学史简编》。同时在编的，还有一部《简明中国哲学史》。

第二年，也就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不久，对陈的批判公开转为对林彪的批判。后来，林彪政变纲领公布。由于纲领中有颂扬孔子的内容，传统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林彪政变纲领的指导之一，于是批判林彪的运动逐渐加进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成为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3月，江青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说，历史上，法家主张中央集权，一般是进步的；儒家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 由此开始，儒家和法家的分歧，逐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斗争。这年9月，一场以“批林批孔”为正题、“评法批儒”为副标题的思想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或称“评法批儒”运动，《简明中国哲学史》按照儒法斗争的线索作了修改。所谓“儒法斗争”或者“评法批儒”，直接涉及中国哲学史的基本线索、指导思想问题。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要不要也按儒法斗争的线索进行修改呢？先生的答案只有一条：不改。尽管这是毛泽东主席提出的。

然而不按儒法斗争写中国哲学史，在当时，并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就在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出版当月，即1973年10月，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北京某教授的《读者来信》，来信中批评某些哲学史著作不讲政治，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当时哲学圈内的人们都知道，这几乎是点名批评任继愈的哲学史。而遭到《红旗》杂志的直接批判，其后果将严重到什么程度？今天的读者是难以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和写作组的同志们一起，每天都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

如果说以前的一些分歧，比如老子哲学的性质，仅仅是局部问题，而且是学术观点，可以讨论。那么，儒法斗争不仅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且涉及哲学史的核心和指导思想问题。先生非常苦闷，觉得这哲学史没法研究了。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国家、社会培养几十年，总要为社会做点事情，于是先生想到了编写《佛教辞典》，觉得这样的工作涉及不到一般理论和政治问题。现在出版的、由先生主编的《佛教大辞典》，其基础，就是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准备的。

六，“凤毛麟角”仅仅是“很少”的意思，还是高度称赞？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联合撰写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批示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定名为《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主席一生作过很多批示，但是这个批示，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当时我们全党，几乎只有毛泽东主席一个人意识到宗教问题的重要。也就是从这个批示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宗教学，或者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才正式被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研究宗教，被提高为党和国家在思想文化战略方面的重要部署。而任继愈先生，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这篇批示中。毛泽东主席用了“凤毛麟角”这个辞，被认为是毛泽东主席对任继愈先生宗教研究的高度赞扬。不过互联网上有文章指出，“凤毛麟角”仅仅是“很少”的意思，并不含有对作者赞扬的意思。

单从字面意义上说，互联网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正确的。“凤毛麟角”确实只是“很少”的意思。然而批示中也提到了《现代佛学》杂志。佛学杂志在当时也很少，为什么不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呢。因为这个杂志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而且“文章的水平也很低”。

其实，毛泽东主席接见任继愈先生谈论宗教研究问题本身，就说明，毛泽东主席对于任继愈先生写的关于佛教研究的文章，是充分肯定和赞扬的。并且在接见的时候，明确指出，同意先生关于禅宗问题的见解，认为先生讲清了梁启超未能讲清的问题。所以，在这次接见四年多以后批示的“凤毛麟角”四字，毫无疑问，就是对先生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

2006年年初，《光明日报》将发表一篇关于先生的访谈，希望我写一个关于先生学术成就的短文，和这个访谈配发。我的短文中，自然提到了“凤毛麟角”，并且后面还有“人才难得”四个字。我把文稿拿给先生看，先生指着“凤毛麟角”四个字淡淡地说：“这不过是说‘很少’”；指着后面那个“人才难得”说：“这是说邓小平的，不是我。”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批示，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任所长。有的文章说，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所长，也可以说有根据。因为批示中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是有的文章说，是毛泽东主席让他研究宗教，这就不正确了。不是毛泽东主席让他研究宗教，因为在毛泽东主席批示的二十年前，任继愈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中，就对中国古代的儒佛道三教有独到的研究。说毛泽东肯定和赞扬他的宗教研究，是正确的；说是毛泽东主席让他研究宗教，是不正确的。

七，儒教问题和对毛泽东的批评

任继愈先生对于毛泽东主席也有所批评，主要是批评毛泽东主席晚年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言行中有封建主义的影响。其批评集中在“儒教问题”的提出。

文化大革命中对毛泽东主席的狂热崇拜和盲目跟从，促使任继愈先生去反思这种现象的原因。他的结论是，这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的残余。而中国古代的封建主义的在思想上的表现，又集中体现在儒教中。依照儒教的教义，国家的君主，也就是皇帝，同时也是人民的思想导师，这叫做“君师集于一身”。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就是说，他是以前的、已经去世的导师。那么，现世的导师，应该是继承孔子事业的优秀儒者。但是孟子以后的儒者们都不敢这样说。受唐太宗李世民委托、由当时最优秀的儒者孔颖达领导完成的《五经正义》就说道，上天为民众任命了君主，也任命了导师。不过这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因为君主就是导师。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说毛泽东主席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主席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认为“四个伟大”“讨嫌”。他说其他几个伟大都不要，只要一个导师，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小学教员。但是在任继愈先生看来，自己要不要是一回事，事实又是一回事。毛泽东主席，多年来就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是事实。又要兼作导师，这就是中国古代“君师集于一身”在新条件下的表现，是儒教的思想残余。由于最高领导又兼作导师，所以在中国就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只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才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情况，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利的。对我们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不利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酿成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灾难的一次表演，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我们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出的一次“麻疹”，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因为我们对于封建主义的批判，不彻底，人们甚至还往往把封建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东西。

任继愈先生在批评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时，也指出，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不是一个人的责任。没有盼望神的群众，神就不会被创造出来。文化大革命中，把毛泽东主席当作神明的造神运动，毛泽东主席负有责任，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封建余毒太深，也是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就是把封建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去推广。早请示，晚汇报，喊万岁，以语录定罪，弄得几乎亡国。毛泽东同志负有责任，但这和全民族的民主意识太差、全民族的封建余毒太深、整个党和干部的认识水平的局限，都有关系。

所以任继愈先生晚年提出“群体哲学”的概念。所谓群体哲学，就是希望哲学思维能被更加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摆脱愚昧，避免一些盲从。

任继愈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包括他对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是否正确？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甚至全民族，在促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中，各自应负什么样的责任，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有一条，现在就可以说，是正确的。那就是，中国古代，也有个全民信仰的宗教。这个宗教，就是儒教。儒教的影响，今天仍然可以处处看到。从民间的看风水，信算命，到二十世纪末延续二十多年的特异功能运动，最后闹出个法轮功。在这些事件中，许多人，甚至包括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家政治和文化事业中担任重要职务、有重要成就的人士，都像文化大革命中一样，狂热地信奉那些不该信奉的东西，可说都是儒教余毒的表现。

八，毛泽东是中国五千年来第二件大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领导者

任继愈先生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正式评价，首先是在毛泽东主席接见之后。先生当时的感受是，毛泽东主席读书很多，而且真的看透了。还说，毛泽东主席的见解独到但不偏颇。而最集中的评价，则见于先生1993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报》第6期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文章，题目是《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使命的巨人——毛泽东》。文章以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认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建成多民族的大一统封建国家”，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第二件是“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件大事已经开始，并正在进行。毛泽东是第二件大事的“参与者、推动者和领导者”。他完成了洪秀全、孙中山，也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想要完成但未能完成的大事，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着通常要数百年才能完成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的道路。文章最后，先生写道：

毛泽东之所以不朽，因为他参与并领导了中华民族的这一不朽事业。中华民族五千年间做的第二件大事，为了建立新中国，既要除旧，又要布新。新兴事业正开始进行中，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不朽，毛泽东的业绩同样不朽。

唐代诗人杜牧说过，称赞孔子德行的，无人比得了孟子；称赞孔子尊贵的，没人比得了韩愈。现在可以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正确评价毛泽东功绩的，没有人比得了先生。再看看这些年来那些只喜欢把眼光盯住我们探索中的失误，或夸大其词，或恶语相向，甚至无中生有的文字，不由人立刻想起韩愈那著名的诗句：“蚍蜉撼大树”。而毛泽东的事业，比起李杜的诗文，其光芒又不知要长过多少。

毛泽东的事业，是中国人民五千年来第二件伟大的事业。和这件伟大事业无法分开的第一个名字，是毛泽东。毛泽东的伟大，不仅是个人的伟大，也是中国人民建设人民民主国家事业的伟大，中国人民的伟大。作为一个中国人，贬低毛泽东，也是贬低中国人民，贬低自己。这类损害中华民族形象，也损害自己形象的言论，是最不明智的“非愚则诬”一类文字。先生曾受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并没有“高举紧跟”，而是和许多同仁一样，遭受着这场风暴的煎熬。不一样的，是他从来没有从个人恩怨出发，怨天尤人，总是把自己的苦难看得“云淡风轻”。他常常称赞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计个人的委屈，从民族大义出发，从国家大计出发，正确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从司马迁开始，到近代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都是如此。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爱国主义品格。中国过去需要这样的品格，现在同样需要这样的品格。因为如先生所说，我们的第二件大事，正在“开始进行”中。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势力，还没有彻底摆脱，我们需要团结一心，需要放下个人的恩怨，努力奋斗。在这个队伍中，先生是学术界优秀的代表。

本文摘编刊登《南方周末》2016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