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艘诺亚方舟上 | 不自觉的历史_风闻

多年来，经常有人问我，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为什么我们选择去上海。答案恼人，但是非常简单：我们要寻一个逃命的去处，而且除了中国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愿意接纳我们。就这样，我们去了上海——这个谁都不喜欢的目的地。上海位于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这座城市的名声不好，是一座无法无天的野蛮城市，气候很差，盛行热带疾病，没有工作机会。但是，在1938-1941年，大约1.8万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却为了一个铺位或一个座位苦苦争斗，不惜使用贿赂和哄抢的手段，只为登上一艘驶往上海的渡轮或者穿过西伯利亚的火车，而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想逃往世界上唯一对他们敞开大门的地方。     ——布卢门撒尔《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

一、希特勒告诉戈培尔：让冲锋队放手去干吧

1938年11月9日晚，慕尼黑，希特勒在戈培尔陪同下出席啤酒馆暴动15周年的纪念活动。跟往年一样，元首在打腹稿，准备说上两句。一条从巴黎传来的消息，打断了他的思路——前天遭枪击的德国驻法国大使馆三秘恩斯特·冯·拉特，伤重不治身亡。杀拉特的是17岁的犹太青年赫舍·格林斯潘。

格林斯潘祖籍波兰，但他的家族在他尚未出生时就移居汉诺威。10月28日，行刺发生前10天，1.7万名旅居德国的波兰犹太人在没有任何预告和准备的情况下，被德国政府赶出国境，其中就包括格林斯潘的父母和妹妹。波兰方面拒收，1.7万名犹太人被圈进了波德边界的集中营。11月3日，妹妹给暂居巴黎叔叔家的格林斯潘寄来了明信片，上头有被驱逐期间的可怕经历，以及少女特有的一惊一乍。格林斯潘当天去大使馆求助拉特，后者爱莫能助。失心的格林斯潘做出了错误决定。11月7日，他带着手枪再度来到大使馆，对着拉特连开三枪，两发子弹击中腹部，穿透内脏。年仅29岁的拉特死得有点冤，他是犹太人的同情者，并因此而遭调查。现在，对他的调查因他的死而结束。

戈培尔苦等拉特的死讯整整两天，行动需要一个由头。他同希特勒耳语了几句：“民间对犹太人已忍无可忍，自发的示威恐难免，（纳粹）党对此不应干涉。”希特勒转身告诉戈培尔：让冲锋队放手去干吧。

希特勒言简意赅，战后给出了数据，他对戈培尔所说的每个单词都要搭进去100万犹太人的性命。

帝国各级官员的执行力，确保了元首口谕的效率。党卫军头目海德里希当即用特急电报作了部署：不得阻拦即将发生的示威，犹太人教堂可以烧毁，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可以捣毁，犹太人特别是有钱的犹太人应予逮捕……

那一夜，党卫军和冲锋队脱掉制服，走上街头，挥舞棍棒，他们的目标是犹太人的商铺、教堂和住宅。11月9日至10日，全德267座犹太教堂遭亵渎、7000间犹太商铺遭打砸、无数犹太民宅遭破坏，91名犹太人被杀害，超过两万名犹太人被逮捕，在集中营饱受虐待。

在24小时内，犹太人商铺和住宅被砸毁的玻璃，相当于比利时半年的产量。碎了一地的玻璃，在皎洁的月光下绽放出宝石的光泽。由此，一个诗意而浑蛋的名字送给了人间惨剧：水晶之夜。

美轮美奂的夜晚，只是600万犹太人赴死之旅的开始。而能活下来的幸运儿，命里都有一张诺亚方舟的船票。

水晶之夜一周之后，41岁的犹太裔音乐人沃尔夫冈·弗兰克尔，被几名盖世太保从柏林家中带走。他去的地方离家不远，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三角形布局的营地里关押着5000个犹太人。

弗兰克尔只有50%犹太血统，他母亲是日耳曼人，太太罗莎·弗兰克尔与他的情况一模一样。按犹太正统派的标准，夫妻俩根本不能算犹太人。弗兰克尔也是这么想的，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十足的德国人，忠于祖国。一战时，他作为德军炮兵士官在西线服役。1916年夏，索姆河战役期间，他的驻地紧邻着第16巴伐利亚预备步兵团，那里有还是下士军衔的希特勒。一战后，弗兰克尔回到柏林大学，修完法律专业。1923年，他入职柏林法院，成为诉讼庭的一名法官。

如果索姆河战役中炸伤希特勒的炮弹威力更大一些，弗兰克尔多半会在柏林法院混到退休，一辈子埋首于魏玛共和国繁琐的法条。业余时间，他会到柏林爱乐乐团里客串一把中提琴手。钢琴和作曲，是他在克琳特沃斯-施瓦万卡音乐学院辅修的专业。

遗憾，关于希特勒的假设不成立，弗兰克尔平铺直叙的法律人生也不成立。1933年，希特勒上台。随即，他驱逐了国家公职人员中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弗兰克尔。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保护不了她的法官。当不了法官的弗兰克尔，只能将业余爱好当作全职工作。他以自由音乐人的身份参加了“德国犹太文化联盟”组织的许多演出，吃穿倒也不愁。但水晶之夜让节奏彻底变了。

弗兰克尔在集中营里关了两个月，“德国犹太文化联盟”为救他尽了最大努力。不过，他能被释放，真正一锤定音的似乎是一些同情犹太人的知名人士，譬如指挥家奥托·克勒姆佩雷尔。集中营的经历，弗兰克尔释放后就没再提起过。可一个想法显然不可改变：必须离开德国，离开希特勒的德国。

犹太人的生存智慧指引着弗兰克尔——最生死攸关的时刻，要找帮过你的人而不是你帮过的人帮忙。1939年1月底，他登门拜访恩公克勒姆佩雷尔。恩公为弗兰克尔写了一封推荐信，这封信决定了他去处和归途。

弗兰克尔被抓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破产的银行业主、无宗教信仰的犹太人埃瓦尔德·布卢门撒尔，已经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周。水晶之夜次日凌晨，躺在床上的他被当地警察局的人带走，太太瓦莱丽对着丈夫背影徒劳而沮丧地呼号。

家庭的变故，被一个孩子的视角见证，便更加揪心。那是布卢门撒尔夫妇12岁的儿子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未来的美国第64任财政部长。父亲被带走那一刻惊悚回望的眼神，令他终身难忘。这个眼神，同迈克尔幼年时在选帝侯大街偶遇希特勒敞篷车队的可怖印象叠加在一起，构成了关于犹太人生死的基本面。父亲的集中营岁月历时六周，母亲变卖家产换得了他的自由。他回家时体重减轻了60磅，头发被剃光。这六周成了父亲内心不可弥合的创伤，“跟普通德国人没什么两样”的幻觉被击得粉碎。

布卢门撒尔一家子，必须从客厅里的那个地球仪上，找到他们新的安身立命之处。令人失望，地球仪上的陆地貌似只有两类：不允许犹太人居住的和不允许犹太人入境的。

例外不是没有，上海，一座靠近长江口、杂乱无章的远东大都市。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上海大部分地区，中国政府无法正常行使管辖权。从1937年8月到1939年8月的两年时间，上海成了世界上唯一不需要签证、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工作证明即可进入的“自由港”。

对于犹太人来说，上海的存在表明上帝并没把事情做绝。对于德国犹太人来说，去上海只需要一本德国政府发放的单程护照。他们的财产得留在德国，每个人随身携带现金不能超过10马克。不是说了嘛，去上海不需要经济担保。

怎么去上海呢？“八一三”事变后的两年，来上海的德奥犹太人一般走海路。走陆路穿越西伯利亚，是德国占领波兰之后的模式。搭船走海路，路线有三条：南下意大利走地中海航线，往西从荷兰、法国、比利时出发绕行大西洋，往东沿多瑙河到巴尔干出黑海。从意大利出发的，占了多数。

弗兰克尔夫妇走的路线是南下意大利，布卢门撒尔一家也是如此。原本，母亲考虑让儿子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独自一人去法国走大西洋航线。父亲反对，他说一家四口到哪儿都要在一起。这个略显儿女情长的决定，避免了骨肉分离。1939年4月初，布卢门撒尔一家四张船票终于凑齐。该动身了。

柏林安哈尔特火车站，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候车大厅。1939年4月6日夜晚，布卢门撒尔一家在此同亲友们告别，满怀感伤和对未知前程的忐忑不安。颇为讽刺，在充满离愁别绪的舞台上，其实都是没能读懂剧本的演员。落寞的远行者后来得到了拯救，而赶来送别的亲友们都没能活着走出二战，他们最终登上的是去往集中营的火车。

4月8日早上，布卢门撒尔一家入境意大利。过勃伦纳哨卡时，父母和姐姐被党卫军带去脱衣搜查，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留下来看守行李。但这点羞辱和盘剥又算得了什么？毕竟，活着才是最实在的。晚年的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用抒情的笔调回忆了火车穿越国界进入意大利那一刻：最后一丝怀疑烟消云散，我们再也不用担心还会出什么差错了，生活终于褪去了恐怖和威胁的面纱。

是的，亚平宁的阳光是治愈忧虑的特效药。半岛两侧的主要港口，威尼斯、热那亚、利沃诺、卡塔尼亚和那不勒斯，停靠着即将远航的邮轮，邮轮恭候着丧家犬般的人们。

二、红伯爵号：将苦难的人渡往彼岸

恩公奥托·克勒姆佩雷尔为弗兰克尔写的推荐信，收信人是近卫秀麿。近卫秀麿是近卫文麿同父异母的弟弟，此人没有从政，成就主要在音乐方面，他被誉为“日本交响乐之父”。写信前不久，近卫秀麿刚来过德国，担任柏林爱乐乐团的客座指挥。信文如下——

亲爱的同僚：

我想向您着力推荐来自柏林的沃尔夫冈·弗兰克尔，他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尽可重用，中提琴手为佳。

热诚而衷心的问候！

克勒姆佩雷尔

1939年1月24日

近卫秀麿收到信后，提前为弗兰克尔作了安排。弗兰克尔自己并不十分清楚，由于这封信，他东去之后的处境已经有了附加分。他所能确定的是，在上海恐怕还要以音乐为业，这也是过去几年间他在柏林为了谋生而从事的工作。作为柏林期间对十二音列体系研究的总结，《非功能性音乐》的手稿揣在他随行手提包里。这部论著因为作者的犹太人身份，而被德国各大出版社拒绝。

文献资料里关于弗兰克尔离德来华的时间说得很含糊：在1939年3、4月间登船，在4、5月间抵达。但他所搭乘的邮轮却是一个藏着众多线索的已知项：康特罗索号。

康特罗索号，在意大利语中就是红伯爵号。红伯爵号排水量18000吨，由意大利劳埃德-萨伏伊船社于1920年向苏格兰威廉·比尔德摩尔造船厂订购。红伯爵号还有一艘同吨位的姊妹船，叫康特凡蒂号。对了，又叫绿伯爵号。1932年，劳埃德-萨伏伊船社资产重组，红伯爵号和绿伯爵号一同被转卖给了劳埃德-的里雅斯特船社。劳埃德-的里雅斯特船社以东方国家为主打业务，两位伯爵跑的都是欧亚航线。1933年初，张学良通电下野，赴欧考察，乘坐的就是红伯爵号。

1938年11月之后，红伯爵号和绿伯爵号的业务量暴增。希特勒的排犹政策给了劳埃德-的里雅斯特船社一个发财的机会，船社给了犹太人一个逃命的机会。南下意大利的犹太人，绝大多数坐的是该船社的邮轮，红伯爵号，绿伯爵号，以及吨位小一些的维多利亚号。劳埃德-的里雅斯特船社的售票广告是这么打的：“归国乘意大利快船，从威尼斯至上海，途中仅23日。”当然，并非所有邮轮都从威尼斯出发，偶尔也会有班次从热那亚起锚，那是红伯爵号和绿伯爵号的前东家劳埃德-萨伏伊船社的母港。

“1939年3、4月间”的红伯爵号，就是从热那亚出发的。起锚时间是当年的复活节，1939年4月9日，一个寓意着重生的日子。因为沿着亚平宁半岛西侧航行，整个航程将不止23天，红伯爵号抵达上海的时间是一个月后。

红伯爵号一个月的航程，对于弗兰克尔来说，是过去六个月乃至六年来难得的一段平静、完整、不受干扰的时间。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对《非功能性音乐》进行修订和补充。一间舱壁上挂着卡拉瓦乔《鲁特琴师》仿作的狭小舱室，是弗兰克尔夫妇一个月内的私人住所。舱室里有一张写字台，更为迷你，但好歹能摊开稿纸。大块头的前柏林法院法官，坐在书桌旁为勋伯格的作品加注释。《非功能性音乐》274页的德文版手稿，似乎是作者前半生的一份收据，同时，也将定义作者的后半生。气温随着红伯爵号东去而升高，邮轮东出地中海、穿过苏伊士运河驶入红海后，舱室里如同蒸笼一样。在闷热的午后，弗兰克尔时常会到甲板上吹吹海风。好心的意大利船员已经在甲板上支起了帆布泳池，池子里灌着海水。乘客们在享受着海水浴，许多来自三等舱的犹太难民也偷得浮生半日闲。

当弗兰克尔从帆布泳池旁走过时，或许，会看到一个黝黑精瘦的半大小子在水中扑腾，尖下巴、深眼窝、窄鼻梁，一张典型的犹太少年的脸。或许，我们只能说或许，他就是13岁的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或许，少年的父母此时还留在舱室里，翻看着《英语1000词》和《四万万中国顾客》。后一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广告公司的总经理卡尔·克劳，他长期住在上海。他在《四万万中国顾客》中向读者兜售着关于中国的粗浅常识：人很多，很有魅力，习俗难以理解，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潜在的顾客……

《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

中文版的布卢门撒尔自传《我的20世纪：历史的危难关头和美好时光》，并不支持这样的巧合。在书中，作者有些莫名地提到：他们一家来中国是乘坐日本轮船。然而，这个细节与史实不太对得上号。从1938年11月至1940年6月间，跑意大利到中国海路航线的，日本轮船少之又少。布卢门撒尔自传里的另一个细节，则让“日本轮船说”产生更多疑点：他们一家于1939年5月10日抵达上海。犹太难民来华的高峰期，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会对每一艘载有难民的邮轮进行报道。1939年5月，抵沪的班次有意籍邮轮红伯爵号、维多利亚号、朱利奥·切萨雷号、德籍邮轮沙恩霍斯特号。5月10日，没有载有难民的邮轮抵沪。最接近于这一天抵达的邮轮，恰恰是5月8日进港的红伯爵号。中文的《申报》和英文的《以色列信使报》，都有这艘邮轮的消息。摘录《以色列信使报》的报道：

5月8日，又有440名犹太难民从德国（原文如此，应为意大利）乘“罗索号”邮轮抵达，新来者中有50名儿童。最初纳粹分子驱逐犹太人出境时还允许他们携带衣服和行李，但最近来到的难民仅仅带着手提包，他们说纳粹分子不允许他们携带其他任何财物。

440名犹太难民中，肯定有弗兰克尔。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是不是50名儿童之一呢？或许是，或许不是。时间刻度的比对，更倾向于前者。如果是前者，那么在走出公和祥码头时，迈克尔·布卢门撒尔没准会瞟到身边匆匆走过的一位中年男子，身材高大微胖，前额宽大，有些谢顶，不断用手帕擦着两颊的汗，他的手提包里藏着《非功能性音乐》的手稿。

过去的一个月，他们曾经同船而渡。往后，还有更多巧合在他们之间发生。

三、法租界：音乐人和霍屯督人

一个月的航程中，还有一件小事不容忽略。邮轮途经那不勒斯，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父母曾赶着下船，去银行取款。金额大约100英镑，是少年的叔叔和姑姑汇来的，他们很早就定居南美。这100英镑的接济，使得布卢门撒尔一家跻身“有经济实力的难民”之列。在布卢门撒尔自传里，他的比喻令人拍案叫绝：这笔钱是一道墙，把我们和彻底的灾难隔开。

这道墙也把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在上海的八年经历隔成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四年。

第一个四年在法租界。因为“有经济实力”，布卢门撒尔一家可以不必登上开往虹口的卡车。他们在一家满是跳蚤的旅店过渡几天后，找到了在上海的第一个落脚点。那是格罗希路（今延庆路）51号的一栋小楼，有个富丽堂皇的名字，艾琳别墅。布卢门撒尔一家租住了小楼里的一间单人房，房东是一家破落的白俄。男主人叫基奇金，自称是沙皇旧军队里的“上校”，曾同红军交过手。但据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父亲推测，“上校”的军衔顶多是中士。“上校”太太是按摩师，一家的经济支柱。夫妇俩有两个女儿，很有可能是做皮肉生意的。这家还有一位哥萨克风格的厨师格里沙，烧得一手美味罗宋汤，晚上喜欢搂着洗衣女工睡觉。

艾琳别墅里的视听元素，构成了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对上海最初的印象：房东基奇金的大嗓门、他那两个衣衫不整的女儿、厨子格里沙满嘴的荤段子，还有就是潮湿闷热的气候。

年长四岁的姐姐斯蒂芬妮，在全家搬进艾琳别墅前，就去了一个英国人家当保姆。兹事体大，这意味着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口粮。性格坚毅的母亲瓦莱丽，为了全家生计，早早地就有了打算。到上海没多久，她就开始为霞飞路（今淮海路）上的一家俄罗斯杂货铺推销服装面料，主要客户是外籍女士。她改装了一辆人力车作为运输工具，并雇佣了一个叫福的中国车夫。在生意交往中，母亲发现邮轮上恶补的《英语1000词》全无用武之地，销售对象的语言微环境是俄语和法语的拼盘。推销服装面料的营生，勉力维持着一家的开销，100英镑的汇款是时不时要动用一下的总预备队。

犹太人有经商天赋，不过在那个时代的上海，找到任何有回报的工作都是一件碰运气的稀罕事。在来沪的犹太人群体中，真正衣食无忧的是那些有独特技能和专业经验的人，譬如医生、工程师和音乐家。

比起布卢门撒尔一家，沃尔夫冈·弗兰克尔的生活就有格调得多。他的寓所也在法租界，离艾琳别墅直线距离很近，不到1.5公里，蒲石路（今长乐路）372号一间带独立卫浴的公寓。有格调的生活，前提是有体面的工作。抵沪不久，弗兰克尔便在外籍人士音乐圈子里建立了声望。恩公奥托·克勒姆佩雷尔写给近卫秀麿的推荐信在起作用，对此，弗兰克尔能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当然他自身的能力和经验，也至关重要。在柏林时，他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中提琴手兼作曲家。

作曲家在上海的创作始于1939年6月，他窝在长乐路的公寓里，一口气改编了两部经典曲目，原作者分别是亨德尔和巴赫。两部改编曲，将由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排练。乐队由意大利人马里奥·帕奇领导，但主体是流亡上海的俄罗斯人，持证建筑师谭抒真是第一位加入该乐队的中国人。工部局管弦乐队，是弗兰克尔来沪后最早效力的乐队。他是乐队的中提琴手，有时也客串第一或第二小提琴手。慕尼黑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弗兰克尔在华期间至少参加过16场大型音乐会的演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作为工部局管弦乐队的成员。

弗兰克尔另一个合作的团队是中国交响乐团，他担任指挥。中国交响乐团与上海音乐院（上海音乐学院前身）联系密切，时任上海音乐院院长的李惟宁是乐团顾问。而李惟宁的前任、上海音乐院创始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萧友梅先生，是近卫秀麿莱比锡音乐学院的学长。至此，一条襄助弗兰克尔的链条梳理清晰。这位流亡上海的德国犹太人，因为音乐而免于贫困和匮乏。作为回报，他将勋伯格的十二音列体系引入中国，并为中国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据与弗兰克尔交往密切的中国学生桑桐回忆，老师于1941年夏收到李惟宁的聘书，任教于上音作曲系。之后六年，弗兰克尔是上音作曲系的金牌教师，他以精炼的归纳、明确的逻辑和提纲挈领的讲授而博得好评，曾正式或私人受教于他的学生包括丁善德、桑桐、秦西炫、李德伦等等。

任教上音前两年，在他去学校或者回寓所的路上，推算一下，可能是东正教圣母大堂附近的某个街角，他很可能会同一位犹太少年擦肩而过，曾经黝黑的皮肤变得白皙、瘦削的肩膀变得宽厚、喉结若隐若现，那是15岁的正在蹿个儿的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弗兰克尔上下班的路线，恰好穿越了少年漫游的领地。

青春期的布卢门撒尔，是父母的一块心病。多年后，他不无得意地回忆，那是他生命中第一次摆脱控制、独立生活，野蛮成长的他是母亲瓦莱丽嘴里的“霍屯督人”。上海的街头巷尾，是塑造他世界观的教材。哦，这是一本充满了诱惑的教材，舞厅、赌场、夜总会、跑马场、大世界……上述场所，布卢门撒尔都曾光顾过，他在这些地方找到了刺激、满足了好奇、识别了人性的真伪善恶，也与生活短兵相接。

上海的生活就是在街上讨生活，各色人等从少年布卢门撒尔眼前掠过：拔牙的、采耳的、卖香烟的、拉皮条的、出租孩子的，意大利水手、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戴头巾的锡克族警察、穿方格呢短裙的苏格兰士兵……

街头英雄布卢门撒尔，大概率会遇见一位背着中提琴盒的白人中年男子，高大、微胖、谢顶，还是那么怕热。只是对于双方来说，身旁走过的那个人，是平行世界的另一个故事。

四、隔离区：恐惧中的求生游戏

1941年，德国驻沪领馆通知布卢门撒尔一家：他们的国籍已被注销。印有红色“J”的德国护照，成了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废纸。此事后果，要在两年后才显现出来。

1943年2月18日，日本占领当局颁布《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布告规定：上海地区的无国籍难民，在三个月内迁入指定区域，此区域范围是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之北界以南。

在遣词造句上，布告充分体现了东方民族的婉约，日本人只说“无国籍难民”而没说“犹太人”，只说“指定区域”而没说“隔离区”。但明眼人都清楚，要去隔离区内定居的是谁。

布卢门撒尔一家是布告的告知对象，弗兰克尔也是，他的德国护照也是一张有纪念意义的废纸。布卢门撒尔一家是在收音机里获悉布告的，虽然震惊，但他们很快就遵令行事，搬进了隔离区。父亲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经历让他心有余悸，对任何官方的通牒都不敢违逆。他们的新家是舟山路59号，建于1910年的外廊式联排楼房。未来四年，他们一家将占据这个门牌内十个隔间中的一间，简称“木头箱子”。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不大愿意面对却又不得不提及的插曲，他们一家迁入隔离区时已经不是四口人了，他父母的婚姻于1942年春天走到尽头，母亲跟另一个男人走了。所以“木头箱子”里的布卢门撒尔一家是三口人：父亲、姐姐和他。

三个人属于一个更大的范畴：聚集在两平方英里内的约1.4万（另一说是1.8万）名犹太难民。这个区域有一个更具历史感的称谓，叫隔都。

1943年的上海隔都隔都生活是一段苦难的岁月。苦难，在于对死亡的恐惧。隔都是妥协的产物，日本人有自己的算盘，没有立刻执行旨在把在沪犹太人一揽子解决掉的“梅辛格计划”。可暂不执行不等于以后不执行，何况犹太人被圈在一起，更容易一揽子解决掉。“另一只靴子”始终折磨着隔都里的犹太人，直到日本投降。苦难，也在于对生计的担忧。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的救济款，在前一年已经中断。犹太难民大批涌入，伙食只能更优化配给了，每天两餐改一餐，每餐12盎司面包改6盎司。即便如此，也维系不了几天。神智尚未被饥饿搅浑的犹太人明白，一切都要靠自己了。

迈克尔·布卢门撒尔逐步担负起家庭的经济责任，派上大用处的是他早早就办好的通行证。有必要解释一下，日本占领当局规定，搬进隔都的犹太人不允许自由进出，除非，你有上海无国籍难民处理事务所发放的通行证。通行证必须由日本军官合屋叶签署，此人长相猥琐，又矮又瘦，有个与他名字反差颇大的绰号“变态人合屋”。布卢门撒尔是怎么从变态人那儿骗到通行证的，无从考证，但这张贴着他照片的纸片真是帮了他们一家子大忙。他为一家隔都之外的瑞士化工厂做跑腿的工作，除了固定的薪水，还能够从进设备的商店拿到不少回扣。

合屋叶

据布卢门撒尔回忆，他上下班都靠步行，单程一小时。人们可以想象，1943年或者1944年的某一天清晨，一位十七八岁的犹太青年走出舟山路59号的“木头箱子”，穿行在“小维也纳”，跟密尔经学院的拉比打个照面，向路障旁的犹太保甲炫一炫通行证，然后一路西行……这就是街头英雄布卢门撒尔隔都生活的常态，一场恐惧中的求生游戏。在舟山路与华德路（今长阳路）十字路口东拐，沿着华德路走个三四百米，就到了弗兰克尔的家，门牌号是343号。在隔都，布卢门撒尔和弗兰克尔住得更近了。

弗兰克尔夫妇迁入隔都比较晚，在日本人布告的截止日前几天。尽管隔都的住所与法租界的公寓相去甚远，可好歹是个独立的门户。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居住地较为偏远、生活供给偶有短缺，音乐家的工作受布告的影响似乎不大，他继续参与乐团演出，也继续从事音乐教学。此时的上音已经被汪伪政权接管，更名为国立音乐院。

弗兰克尔有一张当时稀有的季度通行证，这使得频繁来往于隔都和市中心的他，少了许多周折。兰心大戏院、青年会礼堂、上海犹太总会的舞台上，经常能看到这位身材高大微胖并因此显得有些雍容的艺术家。无论是1943年之前还是之后，他的合作伙伴中，国立音乐院院长李惟宁都是极其重要的一位。弗兰克尔希望尽可能避开政治问题而专注于音乐，但不断变化的战局让他很难静下心来。少有的欣慰是，他为《非功能性音乐》编制的78页的定稿清样已经付梓。

战争的进程，在弗兰克尔看来有些不可捉摸。经常能读到的日方报纸和难得一见的欧美报纸，传递出截然相反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差异变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以置信。直到1945年春天之后，判断形势已经不需要报纸了——美军飞机越来越熟门熟路地光顾上海。1945年7月17日，一架美国轰炸机误炸隔都，250人丧生，其中有31名犹太难民。这是二战中犹太人来沪后遭遇的最大规模死亡。

好在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死亡和恐惧也要结束了。

当结局来临时，甚至有些不可思议。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在隔都居民中传播。长期在黑暗里走的人，却不敢相信真的有光，大家觉得这只是“无稽之谈”。但次日，所有的日本军人和平民像约好似的突然全部消失，街上只剩下犹太人和他们的中国邻居。一阵诡异的静谧之后，真正的狂欢开始了。

五、别离：还是同一艘船？

1946年3月1日，弗兰克尔指挥中国交响乐团在兰心大戏院举行音乐会，演奏的曲目包括莫扎特的《唐璜》、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和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演出的合作者中，已经没有了李惟宁的身影。担任乐队首席小提琴手的，是年轻的马思宏，马思聪的弟弟。

音乐会举行的时候，弗兰克尔的家已经搬回了法租界的愚园路1000号，此时的他是自由的、富足的，也是劳累的。

二战结束后的两年，是弗兰克尔教学任务最繁重的两年。除了执教已为国民政府接收的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他还要去南京国立音乐院兼课。这是他学生丁善德介绍的工作，学生已经担任了该校的钢琴老师。1947年初是弗兰克尔繁忙的极限，他在沪宁线上往返奔波。火车碾过铁轨的咔嚓声和忽然吼起的汽笛，像极了他对学生讲述的无调性音乐。桑桐，弗兰克尔最喜爱的学生，正在老师辅导下，试着创作一部无调性音乐作品。这部钢琴伴奏的小提琴曲被命名为《夜景》，它是桑桐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无调性音乐作品。

事后看，《夜景》也是弗兰克尔在中国艺术教学生涯的尾音。流亡上海八年后，犹太音乐家想再动一动，他选择的下一个去处是美国，这也是他人生的归途。临走前，他推荐另一位犹太音乐家朱里奥斯·许洛士接替他担任上海音专作曲系主任。

二战结束，迈克尔·布卢门撒尔的人生曲目，以一种跳跃式的节奏排演。日本人败退后，上海到处是美国士兵和水手，他们强壮健康的体魄，没心没肺的表情，对于历经苦难的布卢门撒尔有着魔一般的吸引力。美元在城市里流通，电影院里公映着西部片，货架上摆放着蓝莓、巧克力和开心果，很多难民在美国的驻沪部队找到了工作，布卢门撒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离开了瑞士化工厂，为美国空军做仓库管理员，月入75美元。这份工资，足够支付舟山路59号的房租。不错，布卢门撒尔还是住在那儿。不是不想搬家，而是不想周转——他想一步到位直接去一个说英语的国家。这位在上海底层打拼出来的犹太青年，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

舟山路59号有趣的是，布卢门撒尔一开始申请移民的国家并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但加拿大驻重庆使馆以他无国籍为由拒绝了他，措辞非常礼貌。礼貌的措辞，让布卢门撒尔失望了好久。幸运的是，杜鲁门签署的难民入境令为他开了另一扇窗。1947年9月初，布卢门撒尔口袋里揣着65美元，搭乘一艘改装过的美国运输船前往旧金山。船起锚时，站在船尾的青年逼视着渐行渐远的岸，那是他熟悉的汇山码头、熟悉的上海。八年岁月，逝如流水。

回到这艘船吧。在这艘改装过的美国运输船上，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场面吗？或许，我们还是只能说或许，青年布卢门撒尔会在船上遇到一位高大、微胖、穿着薄款西装的中年男子。不，该称他老年男子了。50岁的他，头顶边缘的头发已经花白，他是音乐家弗兰克尔先生吗？弗兰克尔看着21岁的布卢门撒尔，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吗？弗兰克尔会想到眼前的干练青年，就是八年前在红伯爵号帆布泳池里嬉闹的半大小子吗？

很多证据，强有力地支持着这种匪夷所思的可能性。弗兰克尔离沪赴美的时间也是1947年9月初，也是坐船。20多天的旅途中，他创作了一部组曲。作者很有心，在乐谱上标明了途径的城市：上海、南京、神户、横滨、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这一串城市，刨除洛杉矶，都确凿无疑地出现在了布卢门撒尔关于赴美航程的回忆中。少了洛杉矶，因为布卢门撒尔在旧金山就下了船，那是1947年9月24日。

从此，两位在过去八年里神同步的犹太难民，各奔东西，再无相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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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主角后来都加入了美国籍，赴美之后的履历大致如下：

弗兰克尔定居于洛杉矶。初到美国时，他以为好莱坞电影谱写背景音乐为生，并以抄写乐谱的收入贴补家用。当然，他始终没有停止过严肃音乐的创作，他的作品最终获得了世界的认可。1965年，他的《交响箴言》在米兰获得斯卡拉剧院奖。1983年3月8日，他在洛杉矶去世，享年86岁。

布卢门撒尔抵达旧金山后，先就读于旧金山城市学院，此后分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毕业后，他成长为一名商界领袖和政界顾问。1977年，他被总统卡特任命为财政部长，成为“在美元上签字的人”。这是布卢门撒尔最闻名遐迩的身份。

布卢门撒尔赴美之后，布卢门撒尔和弗兰克尔没有交往的记录。此前神同步的八年，事实上，他们也没有直接的交往，且多半互不知晓。只是，各种线索汇总起来，勾勒出他们并行的轨迹。也许，这种神同步代表了二战来沪犹太人普遍的命运，从大难临头到劫后余生。上海恰似红海中的乾地，一同由此走过的人，足印难免重合叠加。这座魔幻的城市，卡萨布兰卡和拉斯维加斯的混合体，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救助了超过25000名犹太难民。如今，在长阳路与舟山路十字路口，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纪念馆院落中的难民名单墙上，刻着18578位犹太人的名字。人们从中能找到“沃尔夫冈·弗兰克尔”，也能找到“迈克尔·布卢门撒尔”，他们依然靠得如此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