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周恩来总理首访巴基斯坦_风闻

孙宗强 中国文化部离休干部，曾在驻巴基斯坦使领馆任随员、领事达11年，后任驻比利时、菲律宾使馆文化参赞。

周总理乘敞篷车接受巴群众夹道欢迎。坐在副驾驶位上的是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曾五次正式或顺访友好邻邦巴基斯坦，无数次接待过巴基斯坦领导人和各种团组，为中巴友谊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为增进中巴友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巴人民的真诚热爱和尊重。我当年作为驻巴基斯坦使馆的一名年轻馆员，有幸目睹了周总理首次访问巴基斯坦的全过程。时隔58年，他在巴各地受到巴人民极其热烈欢迎的情景。他的精神风貌，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使我激动不已。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博格拉进行了两次会晤，周总理开诚布公的谈话，以及他在会议期间表现出的博大胸怀，求同存异、以理服人的风范，博得了巴总理的好感，双方一致认为应加强两国的交流与合作。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增进了相互了解，促成了1956年两国总统互访。

1956 年10 月19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举行会谈。（图片来自网络）

1956年10月，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排除各种阻力和障碍访华，受到中方热烈隆重的欢迎和接待。毛泽东主席会见并宴请，周总理同他进行了四次会谈。毛主席、周总理还以亲笔题名的肖像相赠，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同年12月，应苏拉瓦底总理的邀请，周总理就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回访。

那年冬天，周总理在贺龙副总理的陪同下，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南亚八国，其间第一次访问巴基斯坦。

根据工作需要，使馆决定一些同志参加代表团随团活动。我是1952年被派去驻巴使馆工作的，有幸成为代表团的最后一名成员。

使馆给我的任务就是近身保卫和必要时作简单的乌尔都语翻译，因此，在访问过程中我要尽可能地靠近总理或先于总理抵达现场，还携带一架捷克产的16mm电影摄影机进行拍摄。

这样我便有幸近距离地目睹周总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独特的外交风格和感人的人格魅力。现在回想起来，总理的潇洒英姿、音容笑貌仍然栩栩如生地显现在眼前。

巴基斯坦当时的首都是卡拉奇，虽已12月，却晴空万里，温暖如春。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中巴两国国旗，机场上人潮如涌，鼓乐喧天，周总理在检阅台上神采奕奕地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贺龙副总理身着元帅服站在总理的右后方。在整个欢迎仪式过程中，贺龙副总理身着元帅服站在总理的右后方，始终与总理保持一定距离，以突出总理，而周总理则常常停下来回头照顾贺龙元帅。这种互相尊重、水乳交融的革命情谊令人深受感染。

（图片来自网络）

周总理这次访问，除了卡拉奇外，还访问了海得拉巴、白沙瓦、拉合尔和当时东巴基斯坦的首府达卡。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许多地方常常是人山人海，其热烈隆重的场面令我十分感动，我都用电影机拍摄下来。我至今还珍藏着许多巴方赠送给代表团成员的珍贵照片。

从下飞机起，周总理就投入到夜以继日的工作中。在巴方安排的拜会、会谈、宴会、茶会、招待会、群众大会、参观访问等各种活动中，周总理抓紧一切机会做巴政府高级官员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但又始终不忘记巴人民群众。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西方的反共反华宣传甚嚣尘上，对巴方接待中国总理的这次访问也是多方阻挠，施加各种负面影响。周总理的这次访问，本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真诚愿望，按照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反帝、反殖的大局出发，充分理解巴的实际情况和处境，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赢得了巴朝野的信任和尊重，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中巴关系沿着新型国家关系的道路向前发展，几十年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的典范、全天候的挚友。

周总理有着过人的精力和非凡的记忆力。已经连续访问了几个国家的他每天三四点钟就起床，很晚才休息。使馆给总理送电报的机要员常说，真不知道总理什么时候休息。

在招待会上，有些官员第二次见面，他就能叫出对方的名字，使对方甚为惊讶，说总理一天见那么多人，怎么能记住我的名字呢？总理与人谈话，不搞外交辞令，态度诚恳亲切又坦率自然，既有鲜明的原则立场，又不给人以丝毫强加于人的感觉。

有时在招待会上，因为站得时间久了，总理喜欢双臂抱在胸前，身体稍往后倾，像老朋友聊天一样和人家谈话，谈到高兴处会爽朗地开怀大笑，使谈话的气氛十分融洽。在强光的照射下，总理粗重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和蔼可亲的笑容极具感染力，不论在什么场合，他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周围的人们。

当然，周总理也有严厉的时候。那是在耿飚大使在使馆草坪为总理访巴举行的答谢招待会上，巴总统、总理等不少官员，以及社会名流、记者等云集现场，招待会持续时间很长。

在招待会快要结束时，突然听到总理用英语严厉地对一个人说：“No Formosa,No Formosa!Taiwan,Taiwan!”接着就看到两个巴基斯坦人把这个人架了出去。

事后听说，那是一个印度记者，在向总理提问时几次称台湾为“福摩萨”，总理纠正了他几次，他还是坚持用“福摩萨”，总理才当面打发了他。当时在场的人都说那个记者不对。

周总理不仅管大事，对涉外的小事也非常注意。在离开卡拉奇到西巴的海得拉巴、白沙瓦、拉合尔和东巴的达卡访问前，总理传下话来，要随团的每个人都要买一件“morning gown”（晨袍），那时我才知道，按当地风俗，住旅馆或宾馆时从起床到穿上西装出门前要穿晨袍。

在文化名城拉合尔，当地进步人士米安·伊夫蒂卡鲁丁在著名的夏丽玛公园里为周总理举行市民招待会。公园里冠盖云集，风景如画。

午餐开始前，代表团的秘书找到我说，总理讲话稿的最后一句——“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岁”要用乌尔都语。我告诉他后，他当时就用汉语拼音写了下来，念了一遍觉得不大好念，我们又改成英文拼音。

后来，总理在讲话中说到最后一句时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用乌尔都语很清楚连贯地念出了“中国和巴基斯坦人民友谊万岁”，立即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周总理在巴群众欢迎大会上讲话，身后就座的是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

从西巴到东巴，代表团乘坐的是巴国内航线临时改为专机的小飞机，快到达卡时遇到大风，飞机颠簸得很厉害，一会儿被风抬了起来，一会儿又深深地跌下去，连巴方陪同人员都有些紧张，而周总理却若无其事一般，与周围的人谈笑自若，下飞机前还专门走到机舱前部与巴机组人员握手表示感谢，称赞他们的驾驶技术好。

到达达卡时天已逐渐黑了下来，只见下面黑压压的人群在移动，听说是巴总理苏拉瓦底动员了20万群众迎接周总理，这在巴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一下飞机，车队就被欢迎的人群挤散了，只能跟着人群缓缓地移动。后来车子一点都走不动了，只看到巴方已安排周总理一个人站在机场中央的台子上，四周的强力探照灯打在他的身上。周总理的卫士成元功同志只能站在台下，而总理则泰然自若地在上面站了约十多分钟，直到巴方人员请他上车。

我忘不了达卡的人，房上、墙上、车上、船上、桥上到处都是欢迎周总理的人，总理的访问成了东巴人民欢乐的节日。

在东巴，感人的一幕发生在一个火柴厂里。工厂比较破旧，设备也很落后，仅是半机械化的。但周总理按照巴方安排，像在巴各地参观一样，仍是兴致勃勃、认真仔细地观看每一个工序，并不停地询问着，以表示对主人的尊重。

周总理在巴基斯坦参观纺织厂

走到包装工序时，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站在机器旁，双手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把机器上不断送过来的火柴装进火柴盒里，周总理便在他旁边站住，仔细地看了一会儿，又问了陪同人员几句话。小男孩头也不回地做他自己的事，因为机器不容许他有半点分心。

这时就听总理对身边的人说：“我要给他一点奖励。”至于小男孩最后能得到多少钱，那就不得而知了，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总理对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童工的关心，显得那么亲切自然，又是那么令人回味。

1956年12月，周恩来访问巴基斯坦时，在苏拉瓦底总理（右一）陪同下参观纺织厂。（图片来自网络）

访问结束了，那是1956年年底，12月30日，周总理下一站要访问印度。巴总理等巴方人员和耿飚大使夫妇等中方陪同人员在飞机旁排成一行欢送总理、贺龙元帅和代表团，我站在最后一个。上飞机前，周总理一直走到队伍的最后和送行的人一一告别握手。在和总理握手的时候，我想到总理10个日日夜夜的辛劳，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总理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使我懂得了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什么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总理心里装着党、国家和人民、装着全世界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因此受到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爱戴与尊崇。10天中，我亲身感受并沉浸在这种精神之中，这就是伟大的“周恩来精神”，令我终身难忘。

1974年，孙宗强、华克放夫妇在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

我在上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两度在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领馆工作，深深感受到了巴基斯坦人民对周总理的热爱之情。巴朋友常称周总理是中巴友谊的奠基人，我想这是非常贴切的。

点击「外交官说事儿」，品味更多中国外交官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