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黄蓝：三原色下的“七宗罪”_风闻

红黄蓝的中心是“黑色”。

撰 文 | 祁 青

“红黄蓝近三年来不断推进和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从管理机制、师德培养、家园共育等多方入手，构筑集人防、物防、技防为一体的管理机制和监控系统。”

这是4月17日，红黄蓝相关负责人在其召开的“全国教师安全强化培训会暨安全教育日主题活动”现场的明确表态。

红黄蓝似乎一直都很重视安全管理——2017年9月27日，红黄蓝纽交所挂牌上市当日，创始人史燕来表示“红黄蓝全国的直营和加盟园所都逐步分期地铺设无死角的监控体系”。

然而，近日瑞金市红黄蓝幼儿园男助教猥亵男童事件持续发酵。援引该班家长对其他媒体的表述：这起事件涉及幼童或不止一个，家长要求查看监控，园方只留下一句话：“你们去查呀。”随后便作出封园处理，再无其他回应。

从“中国学前教育第一股”，到口碑黑透的反面典型，红黄蓝的问题绝不仅仅只有这两起事件。蓝鲸教育细数红黄蓝的“七宗罪”，揭秘其“黑心发家史”。

虐童

提到红黄蓝这三个字，就不禁让人回想起2017年11月的那次虐童事件。

2017年11月22日，北京警方接到报警，有十余位家长反映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国际小二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明白色药片，并提供了孩子身上存在针眼的照片。

随后，警方展开调查，涉嫌虐童的幼儿园教师刘某被刑拘。

经查明，2017年11月刘某在所任职的班级内，使用针状物先后扎4名幼童，经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上述幼童所受损伤均不构成轻微伤。

2018年12月28日，朝阳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虐待被看护人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同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5年内，从事未成年人看护教育工作。

而在此之前，2015年12月，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红黄蓝幼儿园被曝出4名教师多次针刺、恐吓幼儿。经查实，4名教师被法院判处虐待被监护人罪，获刑2年6个月到2年10个月不等。该案于2017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列入依法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典型案例。

尽管上述两起事件也曾被认为是红黄蓝发展中的“黑天鹅事件”，但虐童事件的阴云却一直笼罩着，对受到伤害的孩子和家长的影响仍在持续。

猥亵

4月12日，微博网友爆料称，有疑似瑞金市红黄蓝幼儿园工作人员猥亵男童的内容。

据相关截图显示，该教师在其朋友圈发布了三张男童闻成人脚掌的照片，其配文写道“从小培养m”、“已经屏蔽家长领导了”。上述网友表示，已向瑞金警方反映了该情况，警方已将涉事幼师控制。

瑞金市教科体局当晚发布微博表示，已关注到网友反映情况，并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对涉事的红黄蓝幼儿园和该名教师迅速展开调查。同时，涉事教师已停职接受调查。

次日，瑞金市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瑞金市教科体局已责成该园解聘刘某，对该园限期整顿；约谈该园负责人并责令作出深刻检查。公安机关依法对刘某处以行政拘留七日的处罚。

4月14日，瑞金市红黄蓝教育机构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说明。

仔细研究上述说明的内容，涉事园所的表态令人咂舌：

其指出涉事教师“让个别孩子闻了他的脚”——是否意味着红黄蓝认为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具备严重性？

事件发生后，园所“向在场其他教师了解情况”——这句话细思极恐，在还有其他老师在场的情况下，涉事教师还敢如此明目张胆，是否可认为其他老师也对这种事情司空见惯、却无人阻止？

园所认定“此行为发生在玩耍嬉戏过程中，目前尚未发现强迫、虐童或猥亵行为”——这不禁使人质疑日常教学活动中，孩子与教师之间都有哪些玩耍嬉戏行为？配文、举动如此不妥，仍是“未发现强迫、虐童或猥亵行为”。既然如此，又为何“屏蔽家长和领导”？

况且，这也不是红黄蓝首次被曝出教师猥亵学生事件。2019年7月，青岛市北区检察院通报，当年1月红黄蓝旗下青岛万科城幼儿园发生外教猥亵儿童案件，该外教获刑5年、驱逐出境。

该案被教育部列入“2019年违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典型案例。屡屡成为“典型”，红黄蓝究竟埋了多少雷？

黑外教

如果说上述外教猥亵事件只是个案，那红黄蓝缺乏对外教的监管，无疑直接成为此类事件发生的导火索。

2019年7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北京蓝海云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北京良勖创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副经理刘某娟、北京蓝海云端员工刘某霞和赵某被判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获刑1年6个月到2年不等。

经审，被告三人于2016年8月至2017年9月之间，伙同外籍人员，组织有意愿来我国从事外教工作的塞尔维亚籍人员博格丹、乌克兰籍人员安德鲁和亚娜等人，以虚构的入境事由骗取短期学习签证或商贸签证的方式进入中国大陆境内，并将上述外教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派往北京市多家幼儿园非法务工。

据判决书显示，涉案中介与北京地区约30家幼儿园有合作，先后为朝阳、大兴、昌平等多个区县幼儿园派遣外教约80人次。这些外教，多为来自乌克兰、塞尔维亚、俄罗斯、多米尼加、古巴等国的外籍人员，且多数在来华前并无正经工作，进入幼儿园之后短则工作几个月，长则达一年之久。

判决书内容也指出，涉案幼儿园中不乏红黄蓝等知名连锁幼教机构，并曾向红黄蓝旗下10余家幼儿园派遣过外教。

实际上，自2017年4月起，我国就对外教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全面实施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制度。尤其是外语外教的入行标准，必须要教学母语国母语，有大学或以上学位，2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

而仅这一家黑外教中介，便服务红黄蓝十余家园所。令人震惊的同时，也反映了红黄蓝发展中最受诟病的问题——加盟模式。

加盟

“我想直营带加盟，加盟促直营，在体系之间相互成长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我内心一直坚持直营加盟共同发展，这一点也是我们自身的优势之一”，红黄蓝创始人史燕来在纽交所上市当日如此表示。

之所以要坚定推进加盟、快速扩张，除了要快速壮大规模进军资本市场外，可能还因为可以更多、更快盈利。

有红黄蓝工作人员曾对媒体透露，针对加盟园所，红黄蓝会通过售卖教育商品和服务获得收入。在某四线城市，加盟红黄蓝幼儿园需支付48万元加盟费用、5万元保证金，每年还需缴纳7万元品牌年度使用金。除此之外，加盟商还需购买红黄蓝相关课程产品，产品费用分为8、18、28万元三个档次，加盟商需在其中任选一种。

然而，加盟模式除了给红黄蓝带来丰厚收益，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尽管史燕来将“直营+加盟”模式看作红黄蓝的优势之一，但在其招股书风险提示章节中明确指出，加盟模式存在管理风险，总部无法确保加盟园达到自营幼儿园的监管力度。“尽管我们持续强调服务质量、对老师进行培训，但我们不能确保老师们一致完全遵守我们的服务规范和标准。任何不良行为和令人不满意的表现都将会伤害公司声誉，对营收和利润有潜在影响。”

2017年虐童风波后，红黄蓝的“直营+加盟”模式饱受质疑，其也将整改重点落脚到加盟模式上。2018年虐童案一审宣判后，公司官方微博曾宣布暂停幼儿园品牌加盟业务，对加盟管理大力整改提高。

而在2019年年报中红黄蓝表示，加盟模式已恢复，目前红黄蓝幼儿园给所有教师制定了安全手册。年报也承认，并非所有教师都可以一直遵守安全手册和相应的工作规范，“任何老师的不当行为都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

但红黄蓝一直没有放弃加盟模式。在红黄蓝官网上，有“加盟红黄蓝”的入口，包括加盟优势、课程体系、服务支持、加盟流程、盟商故事、加盟申请等。

据其财报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红黄蓝在中国29个省市拥有100家直营幼儿园和250家加盟幼儿园；6个直营亲子园和1152个加盟亲子园。此外，其在新加坡还有44家直营幼儿园和8家特许幼儿园。然而，2017年红黄蓝在全国只拥有300多家幼教机构，其中直营园的数量为110家。

两年间，其加盟扩张速度可谓惊人。明确认识到了加盟模式的弊病并多次声明，却仍然大肆扩张，也许挣钱才是红黄蓝的唯一追求。

跑路爆雷

加盟模式除了会给师资监管带来困难，还会引发跑路闭店甚至爆雷。

2020年11月，有媒体报道位于肥东县琪瑞大厦的红黄蓝亲子园忽然关门闭店，园长疑似跑路。媒体调查发现，2019年8月原园长王某嗣曾将这一园所转让给新园长朱某慧。

按加盟合同的表述，这一园所的特许经营权早在2019年6月30号就到期了，但朱某慧并未与红黄蓝总部续约加盟。于是到2019年11月，所有的课件都打不开了。教学被迫停止，朱某慧也失联了。

据家长介绍，朱某慧只同意将其接手园所之后缴费家长的费用退还，至于之前缴费的家长所交的费用，不予退还。

此事波及百余名家长，所涉及的欠款达40余万元。

然而这并不是个案。2020年4月9日，红黄蓝亲子园（奥克斯广场店）的家长们接到一封园方发出的致歉信，信中称“因疫情等原因导致园方负债累累实在无力再支撑下去，园方想通过无偿转让等方式都没人愿意接手，所以被迫于4月10日正式关园，退出教育行业。”

据初步统计，涉事家长达300余人，涉及学费120余万。但记者注意到，从家长们出具的合同来看，多数合同均未盖章。园所多位老师也表示，红黄蓝奥克斯亲子园于2020年1月起就拖欠老师薪资。从2019年11月起也未给部分老师缴纳社保。而从教师提供的工资信息来看，教师工资收入均由个人账户打入，而非公司账户。

针对此事，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有很多家长进行了电话投诉，“今天（9日）上午我们的工作人员已与他们的法人取得了联系。对方给出的原因是受疫情影响，无法继续经营，没有钱退款。”

而红黄蓝官方则回复称，“按照法律规定，被特许人（成都宝贝空间教育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法人陈某）作为独立主体，该公司财务独立核算，收入并未上交我公司。我们已多次联系督促被特许人履行相关责任义务，尽快通过合法有效途径解决纠纷。”

由于需使用官方的课件内容，加盟店是否续费直接成为孩子能否上课的不稳定因素。而加盟店财务独立核算，也使奔着“红黄蓝”这一响亮招牌去的家长，在园所爆雷后投诉无门。

财务造假

2017年11月，红黄蓝虐童事件东窗事发，股价一夜暴跌近40%。此后，红黄蓝与“虐童”二字紧紧绑定。

2020年12月，红黄蓝第三季度净亏损710万美元，同比扩大115.5%。

股价暴跌、大幅亏损，除了疫情影响，以及师资监管、加盟模式等经营上的问题，真正寒了资本市场的心的，还有红黄蓝被质疑财务造假一事。

2021年2月4日，网传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分所审计一组一名代号为“YW”的员工，制作了长达55页的PPT，举报在职4年期间各种不合规的人和事，其中涉及红黄蓝幼儿园。

举报人表示，红黄蓝2016年度审计（2017年6月19日-6月23日）中，许多底稿里的日期或金额与实际情况不一致。而审计项目成员张某末表示，此前她负责的很多底稿的抽凭工作"日期和金额都是随便填写胡乱编造的"，并未执行抽凭程序就在"凭证信息是否相符"栏目全部填"Y"（即全部相符），还乱填凭证编号。

举报人指出，张某末还在多处金额不符的情况下要求全部填相符，她表示"不用那么仔细，随便填填就行"。对此，举报人强调，抽凭作为审计工作中的重要程序，对发现可能存在的舞弊问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张某末的行为已严重背离审计职业道德。

中饱私囊

如果说被曝出财务造假一事还不足以掀起资本市场对红黄蓝的质疑，那么财务数据出现偏差的原因，可能就是红黄蓝在资本市场的信任被压垮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财报数据上看，2016年红黄蓝一般管理费用为742.4万美元，2017年则陡增至1841.8万美元，较前一年增长了148.1%。2018年，红黄蓝的一般管理费用更是涨至2000万美元以上。

对此，上述举报人的离职前同事还发现，红黄蓝下属北京培训学校的管理费用基本为高管和董事长孩子在海外消费的报销。如大量管理层出国购物、奥特莱斯消费、创始人儿子在纽约高消费、学习高尔夫等费用。

而在其表述中，德勤经理及合伙人在前一年的审计中发现了这一问题，但是在接下来的上市审计中，却将管理费用列为不需要进行细节测试的会计科目，而只是进行简单的复核。举报人的离职前同事认为，审计流于形式，对投资人及股东不负责，并可能牵扯出许多其他隐藏问题。

该离职员工还举报称，红黄蓝2016年年度审计中，红黄蓝项目合伙人单某莉收受红黄蓝价值几万元的美容卡，并在第二年的红黄蓝项目上涨审计费。请德勤帮忙掩盖红黄蓝的一些问题，严重违背审计独立性政策。

红黄蓝财报数据显示，2016年红黄蓝支付给德勤的审计费用为24万美元。而到了2017年，这一费用大涨至152万美元，涨幅高达533%。此后，红黄蓝支付给德勤的审计费用均维持在高位。

猥亵、虐童、黑外教；加盟、跑路；财务造假、中饱私囊……正应了这句热评——“有人说，中国人的‘底线’是孩子，而红黄蓝，正是这样一家屡屡触碰国人底线的教育机构。”

从“中国学前教育第一股”，到口碑黑透的反面典型，红黄蓝似乎并不期望有所改变。而教育这一行业抛开社会责任一味逐利，或许上市时敲响的钟声便已是丧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