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六十年前，我随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赴哈瓦那履新_风闻

沈允熬 中国前驻古巴大使馆翻译、随员，前驻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大使。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60多年前，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于1959年1月1日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反动独裁统治，取得了古巴革命的胜利。

中国人民对古巴革命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并以各种方式旗帜鲜明地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经古巴革命政府同意，新华社记者从1959年4月起常驻古巴。

同年7月，古巴革命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国派一位比较重要的干部去哈瓦那领导新华分社，把分社作为非正式的中国官方代表机构，等水到渠成时再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方对古方的建议十分重视，选派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曾涛出任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社长。

1960年9月2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百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

1960年8月28日，在美国操纵下，第七次美洲国家外长会议通过了一项攻击古巴革命、干涉古巴内政的《圣约瑟宣言》，激起古巴人民的极大愤慨。

9月2日，哈瓦那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强烈谴责美国对拉美各国的长期压迫剥削和对古巴革命的干涉破坏，表达了古巴人民誓死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坚持本国革命事业的坚强决心，同时感谢苏联和中国对古巴的无私援助，驳斥《圣约瑟宣言》对苏联和中国的诬蔑。

他高声地询问与会者：“古巴革命政府愿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同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场上百万人举起双手，大声回答：“同意！同意！”

这时卡斯特罗宣布：“中国代表已经在这里了！”他走到坐在前排的曾涛身边，拉着他的手高高举起，大声宣布：“从现在起，断绝同蒋介石傀儡政权的外交关系。”广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同声高呼：“中国！中国！”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哈瓦那宣言》。

1960年10月1日，外交代表曾涛（左三）和夫人朱黎清（右三）、中国贸易代表邹斯颐（右一）在哈瓦那举行国庆招待会，古巴总理菲尔德·卡斯特罗（中）、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切·格瓦拉（左二）、苏联驻古巴大使（右二）在招待会上合影。

9月8日，中方指派曾涛为中国政府代表，与古巴政府商谈两国建交问题，很快达成协议。1960年9月28日，双方同时发表经两国政府批准的建交公报。古巴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在中古建交之前， 笔者曾于1960年7月去过一次古巴。那时笔者还在外交学院学习，临时被借调到共青团中央当翻译，陪同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超访问古巴，并应邀出席了在哈瓦那举行的第一届拉美青年代表大会和在圣地亚哥市举行的纪念“七 · 二六运动”成立七周年盛大庆祝活动。

访古期间，我亲身感受到古巴人民火热的革命热情和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那时我们就感到古巴将会与我国建交，但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更未想到5个月后自己会被派到哈瓦那中国大使馆工作。

去西半球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大使馆

中古建交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头十年，没有一个拉美国家与我国建交。古巴不仅在拉美，而且在整个西半球，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古巴的工作，很快就任命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申健为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

申健和夫人熊友榛

申健原名申振民，曾任西安三青团书记、胡宗南部党政处上校参谋等职，深得胡宗南信任，还曾被蒋介石破例两次单独接见。他与熊向晖（原名熊汇荃）、陈忠经一起，当年都曾是潜伏在蒋介石爱将胡宗南麾下的中共地下党员。

他们三人身入虎穴，大智大勇，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对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隐蔽战线的“后三杰”。

申健大使的夫人熊友榛（原名熊汇苓）是熊向晖的姐姐。她也深受胡宗南器重。她与申健的结合还是胡宗南做的月老。申健和熊友榛解放前都曾被胡宗南派到美国留学深造，是我党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美国有直接接触了解的宝贵人才。

建国初期，申健曾被派到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印度任临时代办，拥有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馆的经验，后又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4年，负责美洲事务。中央选派申健为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是对他的高度信任和重托。行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都曾单独接见，面授机宜。

1960年12月28日， 申健大使向古巴总统递交国书前在总统府会客室，左2为黄文友参赞，左3为申健大使，右2坐者为方晓参赞，右1站立者为作者。古方陪同人员为总统侍从和礼宾官。

与此同时，我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地搭建去古巴设馆的班子，先后任命政务参赞黄文友、方晓，商务参赞邹斯颐，文化参赞周正，武官黄政基大校，以及二等秘书陶大钊（研究室主任）、孙立学（办公室主任）、熊友榛（研究室）、刘勇（武官处）、王嘉宾（文化处）等。

在外交部内，设立了去古巴建馆的办公室，日常工作由黄文友参赞主持，并由他作为大使馆临时代办率先遣组先期去哈瓦那，进行物色馆址等筹备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大使馆也须配备四五名西班牙语翻译。当时部里会讲西班牙语的干部屈指可数。我刚从外交学院毕业分配到外交部美澳司不久，也被选中。

接到上级通知，决定派我去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常驻后，我一面作体检、置装等出国前的准备，一面到建馆办公室协助工作。

分派给我的任务是准备使馆的办公用品，其中包括到驻外使领馆供应处定制大使馆要用的铜牌、国徽、国旗（从挂在使馆正门外的大国旗到大使专车上用的小国旗）、各种规格的对外照会和内部办公用纸和信封，向办公厅索取对外文书格式范本和与使馆工作有关的规章制度等。礼宾司专员韩叙给我们讲了一次礼宾常识和去国外工作的注意事项。

上世纪60年代初驻古巴大使馆的年轻翻译们与陪团出差到哈瓦那的黄志良在大使馆合影。右起依次为李国新、李云溪、黄志良、俞成仁、沈允熬。

拉美历来被美国视为“后院”。尤其是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半岛南端仅90海里。美国的战斗机15分钟就能抵达。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原先长期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但就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竟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反帝民族民主革命，不仅推翻了美国庇护下的独裁政权，而且先后采取了土地改革、将美国公司收归国有等措施。这是美国绝不能容忍的。

美国也担心古巴革命的榜样会在拉美其他国家产生蝴蝶效应，因而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力图扼杀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当时潜伏在古巴国内的反革命势力颠覆破坏活动猖獗，哈瓦那不时能听到枪声和爆炸声。

鉴于当时古巴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我国派往古巴的人员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很难预料，他们应该作好经受严峻考验的准备。为此领导上在组建使馆班子时作了一些特殊安排。

从领导的谈话中得知，当时被挑选去古巴工作的使馆成员都是党团员，并经过外交部和公安部的双重审查。此外，还安排我们到京郊进行一次枪支射击练习，以防遭遇不测时自卫。

随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赴哈瓦那履新

1960年12月中旬，申健大使夫妇、大使馆二等秘书陶大钊和夫人宋洁（机要秘书），加上作为翻译的我，一行5人，顾不上在京过新年和春节，启程赴古巴履新。

当时从北京去古巴很不容易，可选择的航线很少，而且航班的续航能力也差，途中须经停多地并转机多次。从北京出发，先到伊尔库斯克停了一夜，接着又先后经停莫斯科、布拉格和瑞士的苏黎世。在上述三地，我们都还能休息一两天，倒倒时差。

12月23日从苏黎世登上荷兰航空公司当年最先进的星座式四引擎螺旋桨客机后，沿途就只作技术性停留，加油、换机组，一两个小时后接着飞。

飞越大西洋前，经停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和亚速尔群岛中的葡属圣塔玛利亚；越洋后则经停加勒比海的荷属库拉索岛、阿鲁巴岛和英属牙买加首府金斯敦，才终于飞向我们此行目的地——哈瓦那。

拉丁美洲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地方。我们离开瑞士之后，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飞停停，登机、下机，加上时差（北京与加勒比地区时差12小时，昼夜与我们正好颠倒）和季节差（离开隆冬的北京时穿着呢子大衣，到加勒比地区只需短袖衬衣）的困扰，难得安然入睡，大家都感到不胜疲惫。

正当我们望眼欲穿地盼着快些抵达目的地时，哈瓦那上空刚好有一场热带暴风雨。只见乌云密布，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飞机在黑云中上下盘旋，颠簸剧烈，围着哈瓦那兜了几圈，却一直难以下降。

空姐开始时还宽慰我们，说机长正在作最大努力下降。后来不得不据实相告，因为气象条件极为恶劣，无法降落，只好飞往最近的备降机场——美国的迈阿密。

从机组来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无可奈何的，也符合国际航空界惯例。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却犹如五雷轰顶。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而且还因为在朝鲜战场打了一仗，双方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

就在我们离京出发前不久，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在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办公室周围安装了精密的窃听系统，被古巴革命政府侦破，表明美国为监视中方人员在古巴的一举一动不择手段。如果申大使一行飞到美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难以估量，起码将严重干扰申健大使去古巴履行使命。

申大使当即果断地表示绝对不能飞美国，令陶大钊秘书和我立即向机组交涉，要求他们与哈瓦那机场地面联系，尽一切可能设法降落；如实在不行，那就要求飞回到上一站——牙买加的金斯敦。

同时申大使指示我们立即准备销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以防落入敌手。飞机颠得很厉害，大使夫人等两位女同志已呕吐不止。我也感到头晕反胃难受，勉强忍着，坚持与机组交涉。

机组人员回复说，飞回金斯敦汽油不够，最近的备用机场就是迈阿密。看到我们表情严峻，态度坚决，并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准备销毁时，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场面，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答应再次与地面联系，作最后的降落努力。

时光在一秒一分地流逝，剩下不多的汽油在不断消耗，飞机已不能再这样盘旋徘徊。机组与地面商量后终于作出决断，完全听从地面雷达的指挥，实行盲降。幸亏那位驾驶员的技术较好，飞机在盲降中安全着陆哈瓦那国际机场。一场虚惊过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庆幸避免一劫。

格瓦拉亲临机场迎接申健大使

这是发生在机舱里的情况。在下面机场，除了先期抵达的大使馆临时代办黄文友参赞、哈瓦那新华分社社长曾涛等中方人员外，还有一个人也焦急不安。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格瓦拉少校。

1960年12月1日，切·格瓦拉代表古巴来中国访问，他见到了被他奉为导师的毛泽东。

他与土改委员会主任希门尼斯上尉及古巴外交部礼宾司官员到机场是来迎接申健大使的。格瓦拉少校刚率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问过我国，已与申健大使在中国相识。

按外交礼仪，一位外国新任使节抵达驻在国首都时，通常是由驻在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官员去机场迎接。格瓦拉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大使，显然是破格的做法，显示了他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深情。

1962月10月1日，切·格瓦拉（中）到中国驻古巴大使馆祝贺中国国庆。

格瓦拉一身戎装，冒雨伫立在舷梯旁。申大使走下舷梯，与格瓦拉紧紧拥抱在一起。申健说，刚才我们差点飞到迈阿密去了。格瓦拉回答说，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往美国。

从格瓦拉的语气看，他进行了干预，才使荷航班机终于在哈瓦那强行着陆，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看到他们雨中相拥，尽显战友深情，我们在一旁也难掩心内的激动。

格瓦拉在机场上告知，古巴革命政府为申大使提供一辆革命胜利后没收过来的凯迪拉克轿车和一名可靠的古巴司机，另配一辆警卫车和三名武装警卫，以确保申大使的安全。从那一天起，每逢申大使离馆外出，古巴武装警卫总是紧随左右。

古巴革命政府很重视我馆的安全，指派一名安全部门官员负责与我馆联系安保事宜，并赠送我馆20支冲锋枪用于必要时自卫。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大使官邸和参赞官邸均有古巴武装民兵日夜站岗警卫。

第一面在西半球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1960年12月28日，申健大使向多尔蒂科斯总统递交国书。

1960年12月28日，申健大使（左1）向多尔蒂科斯总统递交国书，右3为罗亚外长。

在极为亲切友好的谈话中，申健大使首先转达刘少奇主席对总统的问候，特别提到古巴政府在哈瓦那举行的百万人参加的全国大会上宣布与我国建交，“这是英雄的、史无前例的行动，中国人民对此深表感谢”。

多尔蒂科斯总统感谢我国领导人的问候，并表示“与中国建交是古巴人民由来已久的愿望，革命政府完成了这一愿望。对古巴来说，同真正的中国人民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

他还说，“古巴人民在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得到中国人民很大的援助，我们非常感谢。”申大使表示，“我们也对古巴人民在我国反帝斗争中的支持和援助衷心感激。”最后总统与申大使握手告别并亲切地说，“我们以后常联系。”

1964年申健大使离任前摄于哈瓦那中国大使官邸门口。右1为大使司机林祥谦，右3为使馆司机老邹，右4为作者。

我在大使馆办公室工作期间，有一项重要任务是在招待员祝长荣同志（转业军人）协助下，负责每天在大使馆正门前升降国旗。

由于我们使馆是当时我国在西半球建立的唯一大使馆，那面在中国驻古巴大使馆旗杆上升起的国旗，是当年在西半球高高迎风飘扬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1961年1月1日，亦即在申健大使向古巴总统递交国书后的第四天，美国悍然断绝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古巴面临的外敌入侵威胁日益严重。

三个多月后，美国倾力武装和培训的大批雇佣军在美国飞机和军舰掩护下，于4月17日在古巴吉隆滩登陆。

在雇佣军入侵前夕，卡斯特罗在悼念敌机轰炸中牺牲的烈士们的演说中首次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属于穷苦人，由穷苦人进行，也是为了穷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

次日获悉雇佣军大举登陆后，古巴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反击，经过72小时激战，全歼入侵雇佣军。10天后，卡斯特罗在当年5月1日的群众集会上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古巴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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