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 | 数智革命中的文科“死”与“生”_风闻

2019年4月，中国教育部发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强调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和新文科的整体推进，由此宣告国家层面的“新文科”建设正式开启。然而结合中外关联的现代演变来看，“新文科”的倡导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关联深远，由来绵长。在汉语世界的本土传统中，前有先秦儒家的“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后连佛道汇通的《文心雕龙》——原道、征圣、遵经，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以数理化为主的新式学科取代“经史子集”的本土分类，从此走上了一路向“西”，亦即理性实用的国家之途。

文科之“文”

汉语本义里，“文”指什么呢？照杨煦生梳理阐释，在甲骨文原型中，汉字之“文”兼有“文身”与“文心”两路。前者外显，后者内修，都可做名词和动词解，既代表结果又体现行为。“文身”之文突出纹饰，彰显言辞，表示“以文附形”。“文心”之文重在内敛，意在修行，强调“以文炼心”。因而合起来看，古汉语的“文”，表示人与自然的分野而非后世的学术分科，象征人由初始状态的提升改变，以此为基础延伸至整个的文化和文明。故有学识教养者称“文人”，做人的理想则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不料近代之后事情起了大变，西学激荡，国文撕裂。在外来语词及其标举的学科范式冲击下，汉语“文”的古义不仅日趋式微，原本的主导构架也每况愈下，所指范围日渐萎缩，眼见着就快被西式的科学概念和范畴排除、取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汉语之“文”被重新界定，不断被改造、被规训，以顺应“中体西用”或“全球西化”的时代变局，呈现出一系列阶序性演变。依我观察，在教学格局与知识论域意义上，汉语的“文”被先后转变为四大类别，即语文、中文、文史和人文。

“语文”的字面意义指语言文字，要点是把“文”定格为学习工具，代表识字念书，以筑牢国民的基础教育，确保社会成员最低限度的文化素质。“中文”的含义有所不同，在高等教育阶段代表最重要的学科之一，即中国语言文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其不仅可与“外文”（外国语言文学）相对以彰显国粹，还赋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效用意义，即以被视为革命齿轮和螺丝钉的文学为核心，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不过“中文”的所指其实模糊不清，表面看代表“国文”“国语”，但在内地的教学实践中，大多仅指汉字、汉语和汉文，与中国多民族共同体内一百三十多种民族语文的实际格局不相匹配，体现不出中国语文的多样风采。当进入“人文”之文，“人文”的称谓才真正触及当下“文科”的基本含义及其问题要点，并且揭示了隐藏在其背后的学术规则和等级格局，也就是现今以自然科学为基点、坐标和参照的知识谱系。在此格局中，科学包括自然与社会两类，人文不过三分之一。而当自然与社会两大部类联盟，以科学之名合并为一的时候，人文的地位即被挤到一边，成了边缘配角。更有甚者，随着科学话语的日益强大，世人逐渐将“人文”也吞并到科学囊中，改其名为“人文科学”，形成科学范式的一统天下。在这样的格局中，人文也成了科学的一种，被强求服从和服务于实证理性，失去了自身的诗性特征和价值意义。

话说回来，现代汉语的“人文”含义及其学科划分，其实源自西学。作为学科，指liberal arts（也译为“博雅学”“博雅学艺”）或humanities（人文学）；若指思想、思潮，则与humanism即“人本精神”“人道主义”相当。对于人文的学科作用，西方教育界人士看得很重，有的甚至总结说“整个西方教育的传统就是liberal arts的传统”。不过，这样的判断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历史演变中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文科之“死”

斯诺（C. P. Snow）

在20世纪中期，由“人文”地位引发的最著名挑战，当举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之争。1959年，斯诺（C. P. Snow）应邀在剑桥大学演讲，提出震惊学界的科技与人文“鸿沟论”，随后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出版，在西方引出一场持续不绝的思想论战。斯诺指出：“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是科学家，并且尤以物理学家最有代表性。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互不理解的鸿沟——有时还存有敌意和反感。”斯诺认为双方对立虽然严重，内在原因却在于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一方对热力学第二定律一无所知，另一方对莎士比亚不屑一顾。此外，由于传统习性的制约，整体的表现是“重文轻理”。在斯诺看来，文理之间的对立竟然都以误解为基础，“这是很危险的”，由此导致的分裂——尤其是文科对理科的无知与偏见令人担忧。他指出：“现代物理学的大厦正在一天一天高耸入云，而西方世界中最聪明的人中间的大多数人对它的理解却大约同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一样多。”斯诺论说的汉译本在中国改革开放后面世，译名《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凸显了斯诺对人文学者轻慢科技专家的忧心。结合中国当年的形势，译者的意图是要让国人从批判“白专”的阴影走出来，提升理科的地位，更深刻地认识科学的巨大作用，呼吁人文与科技结合，彻底改变“一些人对人本主义的精神茫然不知，另一些人对科学理性精神全然不晓”的现实状况。

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如果说斯诺的论述体现了20世纪中期科技与人文的失衡而且是偏重“文科”的话，20世纪80年代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笔下的学界格局已呈现令人震惊的突转。一方面，现实社会变得愈发机械化了——“没有意义的活动被根据机器的模式组织起来。这一模式的目的在自身之外，并不对这一目的提出疑问”。另一方面，人文学者的传统使命日渐式微，“教授们不再对真正的文化问题、生命的意义作出反应”。针对此景，利奥塔宣称“文科已死”，与之并列的还有“知识分子之死”。后者出现的原因在于后现代的社会转变：一面是科技知识的高歌猛进, 另一面是精神文化的崩溃和“知识分子”漂泊不定感的蔓延，从而导致“知识分子”的光环褪去,“留下的只是极其平常的、专门性的技术工人的命运”。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就围绕文理关系的西方论争而言，接下来需要引入的人物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沃勒斯坦从认识论角度出发对“两种文化”的由来进行了深度阐释，强调学科与知识的划分是社会利益及权力较量的产物。他认为文理鸿沟的产生源于强调二元分离的“笛卡尔模式”。对此，沃勒斯坦组织专题小组调研，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考察报告《开放社会科学》。报告提出超越两种文化，重建社会科学，就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学研究而言，主张打开学科限制、破除学院壁垒、跨越传统界限、扩展机构联合。依照他的判断，文科的问题既非排斥理科，也不意味着即将“死去”，关键在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文科与世界体系转变的不相适应，因而最为紧迫的需要是对自身的改造、重建。为此，沃勒斯坦强调文理三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相互连接。他指出：“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穴位的研究者的。”在这意义上可以说，至少从沃勒斯坦的小组开始，西方学界就接连提出了主张文理兼容的“新文科”，而非普遍认为的2017年才由北美一所学院发起。由此便得追问，文科之新，“新”在何处？

文科之“新”

依照中国2018年陆续发布的文件解释，“新文科”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中的要点包括：“新文科”是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核心是“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科技革命交叉融合”；目标在于“培养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家”。

在此，新文科与新时代关联了起来。而所谓新的时代指的就是新的科学理念与新的信息技术。为此，政府文件明确提出了“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时代要求，其中突出的科技新标志是“智能化”和“互联网”。于是，新时代的文理结合便表现为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自我更新，推动既有体系的新科技化；二是哲学社会科学介入新科技革命，对理工农医的知识生产及学科培育进行有效参与，以实现彼此间的互补共建，交叉融合。不过结合近代中国的演进格局来看，仅就科技助推文科而言，政府发起的本轮新文科倡议还不能说是首创，而是以往同类活动的延续，或曰“第三次浪潮”。从大处说，自戊戌维新以来的历史进程中至少出现过两轮，即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和改革开放后的“新技术革命”。前者经由著名的“科玄之争”，推动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兴起；后者则伴随“信息论”、“系统论”及“控制论”的全面渗入，重启了全社会对科技问题的关注及人文思想界的观念更新。如今作为“第三次浪潮”的新文科启动，其内涵绝不仅限于院校墙内的课程设置与教法提升，而与更大范围内的知识生产及国民认知密切关联。因为文科的“科”不仅指教学科目，而是关涉整体的人文思想，关涉一个时代的观念形态和知识转型。

在这意义上，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科技议题提上议程，不仅意味着对文科的时代挑战，更意味着文科必须介入和参与。如果说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好比开启未来的隐形钥匙，积淀厚重的人文思想就是自我反省的调控之灵。在数智互联网面前，远离移动和链接的文科或许会因陈腐僵化而被遗弃；而失去调控的科技则会像无头之兽一般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近年来接连由“基因编辑婴儿”“隐私泄露”等科技事件引发的公众焦虑和伦理恐慌无不表明，对于文理关联的时代之新，无论人文抑或理工其实都没做好准备。

可见，进入数智时代，文科之“新”不等于文理之间的简单叠加或硬性组合。文科之“新”体现在整体的知识生产及教育传承相联系的观念、形态、内涵、范式及体制、交往等各个方面，创建主动融入并积极参与到智能化与互联网之中的新人文，实现全社会都掌握科技，全科技都彰显人文。以此为基础，以往的文理之分将不复存在，而会回归形上形下的道器关联。无论“后人类”是否面世、何时来临，结局都是天下一家，认知的世界不再强调边界与区分，而是全体朝向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而论之，在近代中国的语境中，自戊戌维新以来，变革文科可说是朝野关注的百年大计。百年之后，政府发布与工、医、农配套的新文科计划，可视为对此路途的世纪回应。然而百年之间，情势演变，每次发起的起因、动力及力量配置皆不相同，因此成效如何不但期盼实践的推进，同时也有待时间的检验。文以载道，任重道远；文科之路，绵延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