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些和非洲人恋爱的中国女性是要用身体抵抗种族主义，后来发现并不是_风闻

来源：一席

邱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讲师。

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中非爱情故事在这个淘金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女性难道是被利用被欺骗的一方吗？

中非爱情故事

2021.3.20 北京

大家好，我叫邱昱，目前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

在过去二三十年来，中国和非洲之间有了很多经贸往来，商品和人员的流动也日益频繁。这个流动是双向的，既有很多的中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到非洲去，也有很多非洲留学生、商人来到中国。

在2010年前后，我开始读到关于广州的非洲人群体的消息，也看到了很多关于中非婚恋的帖子。

帖子后面的很多留言非常难听，他们会说难道中国没有男的了吗，你们要去找非洲人，或者说是不是非洲人那方面很厉害，所以你们舍不得离开。还有很多讨论是关于中非混血小孩的，说这些混血小孩污染了所谓的华夏血统等等。

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正在剑桥大学准备开始做我的博士研究，我当时沉浸在关于种族主义、情感和女性主义的文献之中。

我看到这些新闻报道和帖子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愤怒的，但是同样我也很好奇，这些中非的年轻男女们是如何相遇又相恋的呢？所以我就把它作为了我的博士研究题目。

广州的非洲人

2012年秋天，我第一次从英国飞到了广州。为什么会选择广州呢？当时广州被称为“巧克力城”，因为有很多非洲商人在这里从事外贸相关的活动。他们最初到东南亚和香港做生意，后来辗转来到广州进货，干的是我们俗称的“倒爷”，或者代购的工作。

他们从广州的批发市场买了货后，再转卖到非洲或者是欧美国家，从中赚取差价。他们有的人选择长期待在广州，开档口卖货，客户大多是短期来广州的非洲商人们。

那么，**广州到底有多少非洲人呢？**这是很多人会问我的一个问题。虽然媒体上经常会有一些非常夸张和噱头的说法，但是从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看，其实广州在册的非洲人数并不太多，从2014年到现在，不过就是一万出头，当然这不包括很多逾期滞留的没有被涵盖在这个数字里的人。

▲ 中国官方媒体公布的人口数据（单位：万人）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非洲人在哪儿？**广州有两个极为鲜明的非洲人聚集区，一个是小北附近，在这里活动的非洲人大部分来自非洲法语区，还有一些人是从北美和中东地区来的。

另外一个区域，也就是我调研的区域，是三元里一带，这一地带集中的几乎都是讲英文的非洲人，其中尼日利亚男性占绝大多数。

为什么是男性呢？这跟尼日利亚本身的性别分工有很大关系，他们认为外出经商的都必须是男人，女人要在家里看孩子。我们看到的中非婚恋群体之中，尼日利亚男性和中国女性占了最大的一部分，所以我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尼日利亚群体。

我当时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很难打进这个非常小的尼日利亚群体里，他们的防备心理非常强。在三元里的这些批发市场里，如果你跟他谈生意，他会跟你聊两句，但是如果你不跟他谈生意，问他的个人信息，甚至是情感世界，他们就开始闪烁其词了。

我本来以为这些市场中的女性们，会因为性别原因愿意跟我聊两句，结果她们对我也很排斥。当时我非常地着急，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每天都在这些市场里头跑，但是很难找到人愿意跟我说话。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终于找到了一对愿意跟我交谈的中尼夫妇。我刚在他们的档口坐下，拿出笔记本准备开始做访谈的时候，隔壁档口就有人过来说“千万不要跟她说话”，然后这个访谈就做不成了。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对我的身份感到非常害怕。他们一方面觉得我到档口来，既不买东西，也不谈生意，而且我讲的英文和那些在市场中的女性说的英文很不一样，大家对我有很多好奇。

当时尼日利亚社群内部有很多关于我的“传说”，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中国政府派来的间谍，也有可能是当地的便衣警察，去查他们中到底有多少是逾期滞留的。还有更夸张的说法，说我是某个chairman（社群领袖）的地下情人，是过来勘察情况的。

当然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才知道，当时的我感到非常沮丧，因为我没办法融入他们。但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用知道的几乎所有的“尼日利亚知识”和一些年轻人闲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聊天后，终于获得了一小部分尼日利亚青年们的认可。

三元里的尼日利亚青年

Achike就是其中一位，他是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到中国一年多。在来中国之前，他在尼日利亚最大的城市拉各斯，做了三年的学徒。这三年内他什么都没有干，就是为师傅干活，没有领取一分劳务。

作为回馈，三年结束之后，师傅送给他一张来中国的机票，不仅把他送到了中国，还把他委托给了在三元里的一位老乡。Achike在中国的时候就住在这个老乡家里，白天在服装市场里为他看店，以换取免费的住宿。

在市场里，像Achike这样的青年男子有很多，他们不甘心一辈子为别人打工，所以Achike慢慢地也开始琢磨起要搞自己的生意，他把目标定在了LED屏幕上。

在尼日利亚，甚至在整个非洲地区，最流行的手机并不是苹果、华为手机，而是组装机或者山寨机。他们就把这些在中国生产的手机组件，分批运到尼日利亚或者非洲其他地方，然后在当地组装成手机。

▲ 图源网络

这种手机很便宜，一台也就五六百人民币，Achike从每块LED屏幕中能够获利0.3到0.5美金，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天能够拿到100到200美金的收入。

对他来讲，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因为在拉各斯一个普通蓝领的月薪也就一两百美金。但是其实Achike的生意非常不稳定，有的时候他一个月都拿不到一份订单。

我跟Achike熟了之后，才慢慢了解他的世界。原来，他跟无数个在广元西路、三元里一带开档口的尼日利亚人一样，都是逾期滞留的，是所谓的“黑户”。他行事非常谨慎，他早上六点钟起床来到档口，深夜十一二点才会离开档口回家。

他只在固定的时间，也就是下午的四点半左右，去电子批发市场。因为经过观察，他认为这个时间比较安全，不会有警察来抓他们。其他的时间他都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档口里。

Achike之所以如此谨慎，其实跟当时广州的一个大背景有很大关系。从2010年前后开始，广州政府开始严抓“三非”外国人。所谓的“三非”指的是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工作。

▲ 李东/摄

他们被抓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就像我们从图片中看到的那样，很多人在街上走着就被警察给抓了，直接关进了警察局，等他们筹够足够的机票钱，就会被遣返回去。在买机票回家之前，他们都会在这个监狱里待着。

一旦遣返，几年内都没办法再回到中国。我也有听说，有人为了躲避警察，从批发市场的高楼上纵身一跃跳下来。他们对被遣返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他们觉得到了中国就像一只脚进入了天堂，但是被遣返就是被重新打回了地狱。

在2012年前后的时候，签证过期在广州的尼日利亚人群体里是挺常见的，但滞留的原因多种多样。**他们大多都是拿一个月的旅行签证来中国，**一个月的时间很短，很多商铺根本无法完成他们要的货物，但他们又无法获得续签，所以就被迫滞留了。

也有的是被中国厂家骗的血本无归，只能等着赚到钱才能买到回国机票。有的人下了飞机就把护照撕了，发誓不赚到钱就不回国。所以他们中的很多人滞留后都过着动荡、危险的生活。

我在档口里跟他们聊天，认识了大概五六十名像Achike这样的青年，他们的梦想其实都非常简单、一致，就是希望能在中国闯出一片天地来。我当时觉得很庆幸，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认识很多的中尼夫妇们，但是能够了解这些青年们的故事。

紧接着一个很大的苦恼出现了，我遇到了很多来自尼日利亚人的非常直接奔放的求爱。很多人见到我就会说“Yoyo, I love you so much”，或者说“Yoyo, I want to marry you”，我要跟你结婚。

当时的我跟那些青年们差不多大的岁数，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苦恼，所以我就向市场里的那些中国女性们求救。没想到的是，我向她们袒露我的苦恼反而获得了她们的信任，她们觉得我是她们中的一员了，我也就阴错阳差地打进了她们的小圈子。

尼日利亚人的中国女友

我陆陆续续认识了大概二三十名中尼的夫妇，他们的故事千奇百怪。但是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最开始时我以为这些女性是要用身体和情感去抵抗种族主义，但我发现其实她们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先锋女性”，她们对女权和所谓的抗争并不感冒。

她们告诉我，在认识她们的男友之前，她们甚至都不知道尼日利亚在哪，她们会去百度搜索非洲哪个地方是尼日利亚，所以她们跟我想象中的那些形象很不一样。但是我很好奇的是，这些女性为什么会跟非洲人在一起呢？

Rase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当地生活的底层女孩。她的爸爸曾经吸毒、贩毒，还有放高利贷。她还有一个妹妹，妈妈是从来不出去工作的。

▲ Rase与男友KC

在Rase特别小的时候，爸爸就开始吸毒了，他们住在握手楼里，生活非常艰难。在Rase读初中的时候，爸爸因为肺癌去世了，所以她不得不辍学到深圳打工，支付妹妹的教育费用。但她没有气馁，开始自学英语，还去夜校参加了很多培训。

在广州的批发市场里能看到很多Rase这样的女性，她们来自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山东等各个地方，大多数都不是独生子女，都有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她们在家里得到的关注和爱都比较少。

她们有中专或大专学历，从家里出来之后，到了广州，她们就在外贸市场从事我们称为“市场女”的工作，其实就是做销售工作。她们要去派发卡片，认识更多的外国客户以获得提成，所以她们跟工厂女工很不一样。

工厂女工生活在非常狭隘的工厂环境里，但是这些市场女是非常开放的，她们每天要接触不同的人，非常的自由，想法也很开放。但同时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里，她们又很孤独、缺爱。

动荡不安的亲密关系

Rase就是在市场里认识了她的男朋友KC，就是我们刚才在图片上看到的那一位。KC也是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的男性，他同样是非法滞留在中国。

他们当时认识的时候，Rase正在派卡片，KC对Rase非常感兴趣，之后就约她出来在KFC喝咖啡。Rase说，当KC握住她的手，非常诚挚地跟她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时候，她真的觉得那就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感情。

像他们这样的情侣，过的都是非常地下的生活。因为KC没有签证，他没办法像其他情侣一样逛街、吃饭，他们大多数时间只能靠微信和短信交流。**在这样的感情中，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抱团取暖的真情。**Rase跟我讲，当她身体不好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KC都会认真地倾听她。

**这种感情中也有便利性的互相利用的成分，**比如KC希望Rase能帮他打理所有跟生意相关的文件内容，比如出租档口、帮他租房子，都是借用Rase的名义。

除此之外，Rase还要帮助KC逃避警察，当他们发现他们的住所附近已经有人被抓了之后，他们需要迅速地离开，这些搬家的工作全都是Rase在做。

但是，他们这段感情遭到了Rase家里的极力反对。我们刚才也提到了，Rase的爸爸在去世前一直在吸毒，爸爸是去三元里瑶台一带拿毒品的，她的妈妈自然会觉得三元里、黑人、毒品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她非常反对这段感情。同时，她觉得非洲那么遥远，为什么要嫁过去？

Rase没有听家里人的意见，还是继续跟KC在一起。毋庸置疑，这样的感情是动荡、不稳定，同时也是撕扯的。

Rase和KC在一起的时候，她29岁，他们在一起了五年。在这期间，她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的未来，因为KC在中国没有合法的签证，所以他们不能像其他的情侣一样办理登记手续。

所以，当五年后KC自己提出说想回到尼日利亚，以一个合法的身份再回到中国的时候，Rase其实是比较开心的，所以她同意了他的决定。KC向Rase承诺一年之后再回到中国。

这一年过得非常漫长，KC受到了很多的阻碍。他不知道一旦被遣返，五到十年之内就不能再回到中国，他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成功。

一年之后Rase告诉我，她要去非洲。Rase从来没有办过护照和签证，这是她第一次出国。当时是2014年，我陪着她从广州飞到拉各斯，在档口里见到了KC。

▲ Rase在尼日利亚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KC对她说，我们还是分手吧，这段感情看不到未来，我没办法回到中国，就没法跟你在一起。Rase很伤心，在尼日利亚辗转待了一年多，最后又回到了中国。她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36岁了。

**我发现这个群体中的女性，一旦她们选择跟尼日利亚人在一块之后，就很难再走出这个圈子，**Rase也是。她回到了中国之后，又找过两个非洲男朋友，而且全部都是尼日利亚人。

现实与希望

当然在这个圈子里也有一些比较幸运地一直走下去的，比如Emma和John。我认识Emma和John的时候，他们的二女儿刚刚出生。Emma是在新加坡打工的时候，认识了John，她很快就怀孕了，继而他们立马回到了尼日利亚办了签证和登记手续，再回到了广州。他们是法律上相对安全的一对，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签证方面的困扰。

但是，**他们面对的是更加长期的歧视和不平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John需要回到Emma的老家山东，去办理团圆签证的续签手续。他跟我说，每去一次就是一次折磨，因为当地的工作人员会百般阻挠，会质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每次给的团聚签证的时限都不一样。

对于这部分来自尼日利亚，但选择在中国长期扎根的人来说，**他们面对的更大的困扰是就业问题，**他们没有办法通过团圆签证或团聚签证拿到工作许可，所以他们很多人只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依靠从事外贸工作来获取生计。

压力更大的是他们的下一代，Emma跟John有两个小孩，他们上街的时候经常会被人骂小黑鬼。到后来Emma实在受不了了，就告诉她的小孩说，**下一次别人骂你小黑鬼，你就骂他小黄鬼。**像Emma这样的家庭其实很多，他们希望小孩们能够鼓起勇气，不畏缩，真正地站起来去面对这些不平等和歧视。

▲ 图源网络

让我很意外的是John告诉我，**他觉得中国人的偏见并不是他理解的种族歧视或种族主义，而仅仅是来自ignorance，这其实是可以消除的。**他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中尼的家庭，是弥合这种文化不理解、文化隔阂的最好的粘连剂。

我非常同意这一点，因为只有互相理解才能产生改变，我们才能对这个群体有更多的包容。

这种改变大多数是从他们这种小家庭开始的。比如很多女性会告诉我，跟尼日利亚人在一起之后，她们会更加在意自己的清洁。因为出乎她们的想象，尼日利亚人很爱干净，他们一般一天要洗两到三次澡，特别讲究仪容仪表。

尼日利亚丈夫的改变则是体现在性别观念上，他们到中国之后才感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因为在尼日利亚，伊博族的大多数女性是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但是他们现在会以更加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和尊重他们的中国妻子们。

这些中国女性的家人也开始对他们有更多的关注。比如Rase的妈妈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改变之后，经常到三元里一带，用自己蹩脚的英文和这些非洲人聊天。她说这些人虽然看上去处境非常糟糕，但他们其实非常的乐观、开朗。

我也看到有很多中国女性，她们以所谓的“尼媳”（尼日利亚媳妇）来标榜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的共同体，互相帮助，给彼此提供情感支持，特别是给那些刚刚步入这种感情的中国女性们。

也有很多广州在地的青年组织，正在创建和扩大公共空间，讨论理解和接纳这些来自非洲的外国人们。

前段时间我又回到了广州，我很惊讶地发现Achike也结婚了，对象是一位来自广东的女孩Lily。她也是一个市场女，但经过多年的打拼，已经成为了一个外贸公司的中层干部。

他们其实很早就在一起了，也办了教堂的婚礼，但是因为Achike的身份，他们一直都没办法在中国登记结婚。所以在疫情之前，他们曾经打算一起回到尼日利亚，在那边生活。

去年的疫情打破了他们的所有计划，但是阴错阳差的是，留在广州的Achike，意外地获得了中国当时提供的人道主义的紧急签证。所以，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之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份被洗白了，他非常开心，终于可以和女朋友一起去领证了。

他说，我终于可以在街上，牵起我妻子的手走路。他很自豪地告诉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他终于有能力为他的爸爸买辆车了。他也很希望能够在广州买一套房子，在中国待下来。

他知道我在北京，所以他准备在签证到期之前来北京，他想看看这个他生活了十多年的国家的首都长什么样。我突然意识到，这些非洲人的淘金梦，跟我们以前听到的下南洋，或者去欧洲的那些中国人的淘金梦，并没有什么差别。

“出走”的权利

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中非爱情故事在这个淘金梦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女性难道是被利用被欺骗的那一方吗？我越是跟她们接触，越觉得这个答案并不正确。

其实在这样一段感情里，不仅仅是尼日利亚方在寻找他们的淘金梦，这些中国女孩子也在寻找。

这群来自中国与尼日利亚的青年男女们，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阶层中其实占据着非常相似的位置。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尽管有各种文化和地域方面的阻碍，他们想做的无非是在一起，好好努力，过好日子。

鲁迅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娜拉走后怎样》，讨论的是当女性没有经济独立的时候，走出原生家庭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想，在这批广州的中国女性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进阶版的娜拉，她们不再需要父权式的依赖，她们在争取经济独立，更重要的是追求婚恋价值上的自主和自由，她们在寻找一种“出走”的权利。

我想，这个东西不正是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希望找到的那个突破界限的力量吗？她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何为幸福，以及如何去争取它。只是本质上，这从来与种族和肤色无关。

这就是我要给大家讲的中非爱情故事，谢谢大家。

策划丨恒宇啊

剪辑丨张不二设计丨Ci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