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与中国历史上的内卷和内乱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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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一胎化政策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内卷化，追捕孕妇，堕杀胎儿，旷古所未闻。

中国历史上的内卷是一种常态，内卷与内乱，成为一种历史周期律。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内卷化的结果，而且存在一种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到后来这种“农民起义”的规模越大，用波澜壮阔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扰乱十四省，导致整个明朝统治秩序和财政经济的崩溃，规模已经相当惊人。清末的太平天国和其它一些“起义”，更是造成两亿人口的死亡。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这样频繁的内卷与内乱？也就是黄炎培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过去我也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总认为历史周期率是正常的，治乱兴衰既然无法避免，那么内卷和内乱就会成为常态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无法跳出中国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局限性来看问题。

最近这几年注重于先秦历史，特别是周代历史和古代人类学史的研究，却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毛泽东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中国自秦代皇权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以后，历朝历代搞的都是儒皮法骨，执行的都是法家专制主义的路线，并不是孔子所推崇的“周制”，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只有西周真正实行的是纯粹的儒家政治。这个问题汉宣帝也曾经讲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周秦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变革，从儒家封建制向法家郡县制转变，而法家郡县制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央集权，这种趋势还会越来越强化。到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演变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后来还在不停的强化，明代和清代以后的中央集权更加厉害。

但是这种高度集中到中央的权力，有时候也并不真正在皇帝手中，而是被身边的奸臣、宦官、外戚、后妃所盗取，成为祸乱国家的根源。秦始皇时代这个情况就已经出现了，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伪造秦始皇的遗诏，杀掉皇位的合法继承人长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蒙毅兄弟，拥立少不更事的秦始皇幼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然后又把秦始皇所有的子女都杀光，最后赵高又把李斯父子和胡亥也杀掉了。所以权力如果太过于集中于最高统治者，对他本人也是危险的。开创此种制度的秦代就已经深受其害，后来的统治者仍然执迷不悟，继续沿着秦政的覆辙往前走。

周秦之变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越来越强化，为了维护皇权专制主义，从上到下的政治和社会管控越来越严厉，最高统治者疑老婆、疑父兄、疑子弟、疑宗室、疑大臣、疑武将、疑天下人，人人都是皇权的敌人，“不亲其亲，独智其智”，“大臣不自信，师儒不相亲，长吏不能抚，于是乎纲断纽解，独夫之势成”，这个就是法家政治路线最后的演变结果。这种严于内部控制的政治制度设计，使得整个国家逐渐丧失了活力与对外扩张的动力。随着人口的增殖，内部资源环境日趋紧张，“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峒已开深菁”。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压力如果不能对外释放，多余的人口如果不能走出去，国家如果不能从对外贸易中收割全世界的财富，就只能走向激烈的内卷和内乱。

中国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农民起义”比较少见，这是因为当时的南方还在地广人稀，人口数量有限，人均占有资源量高，人地矛盾不突出，谋生较易，人民只要能够维持基本的生存，就不可能成规模的去造反。宋朝时期虽然已经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于军事和政治建设乏善可陈，但对于民间社会的管控仍较宽松，这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南宋时期，人口数量已经超过1亿，而其版图是很有限的，之所以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因为其商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南宋能够从全世界收割财富来缓和内部的矛盾，并支撑其长期的抗金和抗元斗争。南宋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工商税收，占其总收入的70%，农业税只占30%（见贾大泉《宋代赋税结构初探》）。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漆侠认为南宋的年铁产量已在15万吨左右。作为对比，到18世纪前夕，整个欧洲铁的总产量也才在14至15万吨。 南宋还有非常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针对穷人有国家免费医疗、免费养老、免费教育。

明朝和清朝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这两个朝代不仅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还把走出国门的华人视为“天朝弃民”，任其自生自灭，有时候还要追到海外去屠杀。郑和的七下西洋，就干过这种事儿。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说，“郑和舰队，横行东南亚，所至之处，无非小国，谁能抵抗？明军主要的战果，却是覆灭了建国异域的华人聚居地，将南洋的旧港(亦称巨港，今曰苏门答腊之巴邻旁市)等地的华人首领，抓回中国”，当众处死。其实巨港华人领袖陈祖义并无敌对明朝之意，在郑和擒杀陈祖义之前，陈祖义还曾遣子向明朝贡方物。整个明朝时期，只有明末的郑成功对发展海外贸易的重要意义有深刻认识。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南明隆武帝上书，提出“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之策，又劝其父郑芝龙“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后来郑成功和其子郑经能够坚持长期抗清，亦是凭借发展海外贸易获取的雄厚财力资本，“以海外弹丸之地，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以前，两广和江西、福建严重的“土客械斗”，就已经说明清朝内部的内卷已经趋于白热化了，它是天下大乱的先兆。满清政府并未加以重视，或者即使是重视了，按照当时的社会治理思路，也就只有实行“减丁政策”，曾国藩说的：“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以酝成今日流寇之祸！”至于为什么有那么多“应杀不杀之人”的出现，其实当时的人也是清楚的，汪士铎指出：“当咸丰中，海内少故，非上有失政，下有贪酷也。人满而天概之，俗奢相耀，而物力不能，乱民乘间陆梁边徼”，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其实不仅仅是曾国藩，中国自秦代以后，统治者往往把大屠杀当做解决人地矛盾的主要方法，均田政策反而是短暂的和昙花一现的。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睹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如是。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缴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

”明朝洪武时期，大量的荆襄流民涌入湖北十堰山区开荒种地，“娶妻生子、成家业者，丛聚乡村，号为‘客朋’，不当差役，无所钤辖”，朱元璋就命大将邓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而十堰“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三省间，又多旷土。山谷戹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采掘食。正统二年，岁饥，民徙入不可禁”，后来涌入该地的全国失地农民竟有两百万之众，明朝统治者居然先后派出抚宁伯朱永、兵部尚书白圭、右都御史项忠等统帅各省大军进山屠杀，“时流民有自洪武以来，家业延子孙，未尝为恶者。兵入，尽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贵者，又多道死，弃尸江浒”。

自秦代以后，中国的内卷和内乱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的。无力对外扩张，或者说不愿对外扩张，人口多了就只能内卷，内耗，内乱，内部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旦爆炸，就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见王粲《七哀诗》)，“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见曹操《蒿里行》。这就是两千多年的秦政所造成的最大弊端。

《论语》中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中国未来的路在何方？不能再形成这种内卷和内乱的局面了。现在看来，只有解放思想，放松管制，深化改革，扩大社会活力，积极发展生产，让中国人和中国企业都能够大量走出国去，参与国际竞争，收割全世界的财富。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我们中国自己重新陷入激烈的内卷和内乱，周期性的“打土豪分田地”或者搞“减丁”，毕竟不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