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日本对外做过哪些“文宣”工作？_风闻

日本本次核灾人祸，外务省掏了24亿，内阁府掏了100亿，厚劳省掏了35亿——全都用于投入海外舆论。

1920年，日本外务省成立对华情报部，陆军省成立新闻班；

1924年，日本海军省成立军事普及班，关东军成立“报导组”；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杀我平民近两万人。惨案一周后，胡汉民从巴黎来电表示“可以承担国际宣传之责任”，需要蒋光头提供日军暴行图文材料、告知全世界“济南惨案”之真相——然而光头却异常“谨慎”，到惨案两周后还要求向报纸披露的刘峙“对日案切勿擅自通电发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日本三大综合性报纸之一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版，即刊登了这一事变的第一篇报道，此后还全程报道“九一八”事变过程。据统计，这套号外累计刊发了5万余字报道并配有210张图片，其中几乎全数刊印伪证、谎言、片面性报道，比如“zhi na兵爆破铁路。”“粗暴的zhi na兵向着守备队猛烈开炮……”

1931年，东北沦陷后，沈阳《民众报》《东三省民报》《沈阳市报》仍坚持爱国言论、发表抗日救国文章——“文明”的日本人来了，直接砸毁机器，殴打报人（近年来“东北不抵抗”、“投降三省”等地域歧视言论从哪来的？）；

1932年，蒋光头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大会上说：“我国此刻必须上下一致，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法之决断……”

1932年，蒋光头在石家庄与张学良交代：“他们（日本人）嘴大，我们嘴小，倘若舆论上抵抗，国际上就不好说话了……” 寄希望西方帮忙的同时，进一步助长日军的宣传气焰；

1932年，日本陆军省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安插摄影师和文人，摆拍宣传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之友好”；

1936年，日本关东军出资成立“弘报协会”，控制中国北方宣传组织，高柳保太郎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板垣征四郎担任最高领导人（委员长），他们手握四大报——《盛京日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对中国爱国报纸、宣传机构则赶尽杀绝、血墨混染一片；

1940年，汪伪政权在南京建立后，在日本人指导下以“反共，和平，建国”为幌子，对教科书进行颠覆式修改，由三通书局修订《国定教科书》，同时规定中国小学生必修课有《日语读本》一至四年级和《日语教学》，中国初中生必修课有《日本名作集》和《大东亚文宣论集》；

1945年，汪伪政权治下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如是报道：“皇军经过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宁可选择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不出几日，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1993年，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发表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云晓文章《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后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又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

1997年，天津的日资企业“光荣软件有限公司”开发了大批美化侵华日军的产品，被天津人民强烈抗议，最终被处罚，但罚量轻得不能再轻；

2000年，著名精日分子徐静波创办所谓“日本新闻网”（一个无域无照的野网），并担任所谓“亚洲通讯社”（一个无域无照的野媒）的“社长”，开始长达二十年对中国大陆的日吹宣传；

2011年，南方系阵营重要媒体《南都周刊》，将温州事故中的动车命名为“死亡快车”并刊登封面，同时纠集南方系媒体要求高铁降速；同年，日本发生大地震核泄漏，同属南方系阵营的《南方人物周刊》则以“日本给世界献上一课”为专题，刊登封面；

2011年，著名异见分子王痔安在微博高呼：“一年之后，整个世界一定会惊诧日本重建的速度与勇气！立帖为证！” （然而之后日本政府及日本自卫队的救灾水平，全世界都看到了）；

2012年，《人民日报》主管的《文史参考》（后改为《国家人文历史》）在2012年第14期中，对日本明治维新发表评论：“民主战胜了专制”、“融入资本主义体制因而逐渐富强”云云；

2013年前后，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连续在微博发布精日言论：“太君威武，不尊重工匠的民族都是大xx ”、“没有日本，亚洲不值得一提”，并屡次称中国人为“zhi na 猪”；

2016年，日本外务省的文宣公关拨款达到历史峰值：7568亿日元，约405亿人民币；

2016年，《新京报》登载整版广告“AV女优苍X空急招助理一起工作”，《新京报》官方微博转载这份广告，公然称呼AV女优苍X空为“老师”；

2017年，英国《星斯日泰晤士报》爆料：日本驻伦敦大使馆每月出资超过一万英镑，资助英国右翼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专门撰写抹黑中国、吹捧日本的文章，如“工匠精神”、“日本人高素质”、“赞美日本景色、城市街道景观”等；

2018年，一家成人性用品企业在云南德宏州举办“公益助学活动”，邀请苍X空担任“助学使者”，并给她戴上红领巾，被全国少工委点名批评；

2018年，徐静波成为“在日华人两位全国政协会议海外列席代表”之一，并在一年后作为“海外华人华侨代表”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观礼。

2018年国庆节前夕，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平台在海外业务打出广告语：“他乡遇故支”；

2020年5月，《新京报》将台湾省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称为“日治时期” （另：“新京”为日本占领东北即伪满洲国时期，长春市的被殖民市名）；

2021年3月，中国作协成员阎连科，在接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仪式上，演讲“日本侵略者给予一位中国母亲一颗糖果”的故事，引来中国体制内文人与西方世界一片称赞………

杀人诛心，赫然奏效。

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华北抗日游击区大肆实行“三光政策”屠杀中国百姓、奸淫掳掠我族人如鱼肉。

然而这个“三光政策”最早的创始人中竟有一个中国人，王揖唐。此人为前清进士，“国学大师”，抗日时期投靠日本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制造无人区和屠村惨案，强征300万华北青年运往日本、伪满做苦工，同时搜刮珍贵文物送去精神祖国日本，向天皇自称“外臣”，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施行连坐法，为华北众汉奸作恶最大者。

十四年抗战，八路军消灭了超过118万汉奸伪军，甚于日军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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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义屠狗辈，负心读书人。

而文人汉奸祸国，自古乱于外侵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