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在文科教育及学术研究体制中引入经史之学_风闻

       在中华民族临近复兴的伟大时刻，我们不能没有自主的话语权和思想体系，

      而自主的话语权和思想体系不是无源之水，不能凭空得来。因此在经历了百年西化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认真回顾并梳理我们五千年的文明传统，接续在这个传统中产生的学脉及其学术思想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相结合，与西方哲学精神的精华相结合，与具体的历史实践进程相结合，最终产生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称的伟大理论和精神体系。要实现以上的任务，又必须和相应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体制的改革为前提。

      对于中国这样的非一神教的世俗文明而言，教化的重心在教育及学术体制。教育学术体制的面貌及教育学术研究内容塑造着我们这个世俗文明的内在心性，是我们这个世俗文明的重要承载者。近代以来，由于救亡图存的迫切性，我们抛弃了传统的教育学术体制，以大学的建立为核心，全面引入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学术内容，由此中华传统的学脉中断了，学统丢失了。（虽然有些传统的学术研究仍在继续，但不是体系化、制度化的）如果说西化的教育学术体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我们学习西方的文化及现代科学技术发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那么随着中华文明度过危机，渐渐重新崛起，需要进一步发展之际，这套西化的教育体制就越来越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越来越呈现出弊端，越来越产生束缚作用。历史总是按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前进的，现在是需要解放思想，重新审视这套西化的教育体制了。

      教育学术体制的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行，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是这样。那么今天该如何做呢？教化的核心在于“学”，“学什么”，“怎样学”又是塑造人的第一步。在这里存在教育变革的三部曲。首先，要梳理学脉，其次，确立新的学统，最后，以此学统为指导、为统率，塑造新的教育体制的面貌，确立教育的内容。

    近百年以来，我们的教育内容本质上是建立在西方的哲学为基础的学问体系，这个学问体系总体上体现的是西方的哲学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中国的受教育者，尤其是受高等教育者，可以说在近百年中，是受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的成体系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一方面看是好事，它输入了新的精神和思维方式，扩大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但也要看到事物的另一方面，这种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及其学科的输入，是以中华文明的自身固有学脉的中断，学统的丧失为代价的。正如一个阅历丰富，饱经沧桑的成年人，不是一个未谙世事的儿童所能理解的。同样，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只有处于同等高度的，另一种高度发展的文明才能真正理解。在自身学脉中断，学统丢失的状况下，意味着人已经处于荒蛮状态下，是无法正确理解另一种文明的。同时，如果不以自身的学统为统率来引入新的学问体系，也会出现反客为主的现象，就会出现精神文化的殖民，从而丢失自我。另外，西方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学问体系，归根结底是西方历史和实践的产物，并不完全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实践需要相吻合；这套学问体系一旦脱离了其土壤，悬空植入，在没有本文明学统的指导消化的前提下，就可能生吞活剥，理论与实践分离，这也是百年以来屡屡产生教条主义的根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已经在延安时代就号召改造学风，从中国的历史和实际出发。那么今天我们的认识就需更深入一步，重新自觉的审视以西方的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为核心的整套学问体系，自觉梳理中国几千年的学问发展脉络。

      这个梳理过程，切不可以西方的哲学之眼来指导，那样会扭曲中华学问的面貌。如果我们抛开这个哲学之眼，实事求是的以中华自身的学问之眼来看待问题，那么中国自身的学问体系是环绕史学精神和思维方式来建立的。这个学问体系实际上也就是以史学为基础的经史之学。（无论魏晋的玄学，还是宋明的理学实际上都属于经学的范畴。）经史之学有其内在的主旨、理路，以及由这个主旨、理路所形成的结构和处理对象的特定方式。经和史就是中华文明话语的集中独特的表达形式。今天重新确立学统，其实也就是确立以经史之学为统率。

     2018年，国家成立了历史研究院，这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增设经学研究内容，将其进一步发展成经史研究院。经史一家，经史互补这是中国学问体制的传统。如果说史学提供经过整理的，有关国计民生，治乱兴衰的重要事实（史学本质上是对围绕人类的一系列重要信息数据的选择整理加工。）经学则对这些事实进行反思，超越事实的海洋，提炼出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基本准则，指导方针，指出文明教化的大方向。它是以形而上的“一”，也即“一以贯之"之道为依据，探讨如何经纬天地，使之纲举目张，理顺万物的学问。所谓”大一统“就是遵从这个形而上的”一“。因此经学讲“大一统”，是以此为依据理顺万物，使各得其所而不乱，而非消灭“多”，这是一种高超的政治伦理艺术。

      回顾自秦以来的两千年的学脉，汉到唐代是经学时代，宋到清代是理学时代。自明亡之后，顾炎武痛定思痛，开启了从理学重新转向经史之学的进程。但有清一代，这个过渡并未完成，并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新的经学体系。随后西学涌入，这个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脉络中，产生的从理学向经史之学过渡的过程也就终结了。但清代的经学仍然提供了资源，为开启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的学术机构要抓住这个学脉的流向，高度重视清代经学的研究，继续接续从理学到经史之学的过渡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出董仲舒之后的，以觉悟和解放为核心人文价值的，新的经学体系。 

        最后附带提一下，虽然理学心学自有其历史价值和意义，它在民族的生命走向衰颓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保守民族精神的元气的作用，不能一笔抹杀。但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任务，因此就有与这个任务相适应的学术思想。理学心学长于守成，但短于进取，它的精神遗产积极的一面，仍会作为历史发展的一环为新经学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