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朽与动荡∶ "阿拉伯之春"十周年反思_风闻

作者：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

来源：国际论坛2021 年第 3期

2021年是中东剧变十周年。当年西方媒体将这场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阿拉伯觉醒”，并将其与1848年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89年苏东剧变相提并论。然而，整整过去十年，阿拉伯世界非但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相关国家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与经济萧条。国际政治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总结和反思中东剧变悲剧性结果的根源，不仅有助于深化中东政治研究，而且可以为其他国家提升治理水平提供有益镜鉴。

一、“阿拉伯之春"十年来的悲剧性演变

2011年以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众抗议潮和政权垮台潮席卷阿拉伯世界。在这次中东剧变中，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执政数十年的强人政权相继垮台，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一度摇摇欲坠。这场剧变既是阿拉伯国家各种弊端长期累积的结果，同时也被视为是这些国家探索复兴之路的开端。然而，十年过去，阿拉伯国家面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丝毫没有缓解，转型国家反而今不如昔，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

（一）“民主化"转型导致政治衰朽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独立的阿拉伯国家基本都采取了强人—威权政体。这种政体最大限度地增强了国家行动能力，可以确保政局稳定，向民众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乃至参与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然而，近几十年来，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出现权力腐败、政体僵化、家族世袭等诸多问题。阿拉伯民众日趋不满现状，并将问题归咎于集权政体本身。因此，在 2011 年中东剧变中，突尼斯、埃及等国的抗议者推翻强人统治后，这些国家主动或被动走上"民主化"道路，尝试通过分权政体解决自身问题。

然而，民主化改革非但未能使相关国家实现复兴，反而出现了政局动荡、权力内耗、治安恶化乃至全面内战等一系列政治衰朽问题。埃及在 2011年政坛剧变后政党数量一度达到 400 多个，即使到现在仍有上百个政党。突尼斯在"茉莉花革命"当年选举中出现了 81个政党和独立候选人。政党林立导致这两个国家政坛权力争夺激烈、中央权威极大弱化。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情况更糟。利比亚原本是非洲最富裕的国家。2011年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该国很快陷入一盘散沙局面，并长期面临"两个议会、两个政府"状态，相互内战不止，由此导致民不聊生。据联合国2021年2 月报告，利比亚内战造成4.3 万丧生，700 万人口有 39.2万人流离失所，100 万人需要救济。同时，该国基础设施近乎瘫痪，每天缺乏供水和电力时间经常超过18 个小时。在叙利亚，持续多年的内战导致该国半数人口流离失所，极端恐怖活动盛行，经济倒退数十年。叙利亚原来是农产品出口国，但持续多年内战使该国田园荒芜，粮食短缺问题日趋严重。2019年 11月以来，叙利亚粮食价格平均上涨251%，2020年叙利亚有 930 万人面临食品短缺。在也门，萨利赫总统下台后，该国很快陷入政局混乱，北部胡塞武装乘机占领首都萨那，引发也门内战。2015 年沙特等国军事介入也门，导致也门内战升级为地区战争，也门民众由此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人道主义灾难。据报道，持续六年的战争导致也门 25 万人丧生，2800 万人口中 2/3 处于饥饿状态，2020年至少有 9.8 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总体看，相关转型国家的政治状况普遍今不如昔，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开始重新怀念昔日的强人政治统治。

在这种背景下，中东地区重新出现了"再集权化"趋势。2013 年，埃及国防部长塞西推翻穆尔西政府，重新确立了军人—威权政体。塞西政府为镇压抗议者和穆兄会，恢复了1958 年制定并在穆巴拉克时期始终执行的国家紧急状态法。塞西的铁腕统治比穆巴拉克时期毫不逊色，甚至有过而无不及。2020 年12 月，欧盟警告称，埃及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中急剧恶化，理由包括任意拘留 4000 名公民、基于政治理由监禁6万人、有计划地强迫政治对手失踪、严重侵犯生命权等。普通埃及人的生存状态比2011年前更糟，他们没有政治自由、缺乏经济机会、生活更加困顿。

从地区范围看，求稳怕乱导致中东其他国家（ 如土耳其、沙特 ）也出现强化集权趋势。典型表现就是舆论管制及对新闻从业人员镇压加剧。截至 2020年 12月，有89名记者在中东和北非的 10 个国家被监禁，这是自 1992年"保护记者委员会"有统计数字以来该地区的最高数字。大多数记者因反国家和虚假新闻而被指控、关押，许多人未经指控就被拘留。关闭网站在该地区十分常见。在约旦，当局关闭了据称缺乏适当登记的网站;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网站因虚假新闻指控而被关闭;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则关闭了卡塔尔资助的网站。当局关闭网站前并不总是给出解释或警告。过去 10 年里，该地区的政府越来越多地指控记者使用虚假新闻、反国家和恐怖主义法，而不是出版或媒体法。

上述这些国家能够采取措施强化集权，至少说明国家机器仍能正常运转。相比之下，利比亚、也门等国的国家机器已然崩溃，纵然想回到强人统治状态已不可得，面临"回不到过去，看不到未来"的困境。

（二）经济民生每况愈下

发展滞后是导致"阿拉伯之春"的最主要根源。2011 年中东剧变前，阿拉伯世界1/3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埃及将近40% 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下，约旦1/4 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也门近半数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超过2美元，1/3 长期挨饿。经济滞后、民不聊生最终引发了2011年中东剧变。然而，这场剧变非但使中东经济起死回生，反而每况愈下。

埃及的情况最为典型。“1·25革命"后，埃及很快陷入外汇枯竭、经济下滑、失业率和通胀率居高不下等种种不利局面。近两年来，政局稳定使埃及的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失业率基本回到中东剧变前水平。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埃及的经济结构仍未摆脱"食租经济"模式，经济发展依然高度依赖石油、旅游、侨汇等食租型产业。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也未得到清算和纠正。相反，为获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埃及继续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减少补贴等新自由主义政策。穆兄会背景的埃及总统穆尔西，其竞选纲领称为"复兴计划”（Renaissance Project），呼吁在埃及 2007 年停止私有化后，恢复战略性经济部门的私有化。穆尔西执政一年（2012—2013 年），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成为穆兄会经济计划的核心。有统计称，2013 年上半年埃及发生了超过 4500 起抗议活动，大多数抗议活动的动机就是不满穆尔西政府的政策。继任的塞西政府同样沿袭了穆巴拉克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由此使其该国经济结构性难有根本改观。埃及以往就存在人口过剩、基础设施落后、军民关系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自"阿拉伯之春"以来持续恶化，并可能在未来继续持续下去。

突尼斯被视为中东剧变唯一"成功"的案例。按照西方机构的统计，突尼斯在全球180个国家中，言论自由程度从 2011年的150 位提升至 2020年的72 位。透过现象看本质，突尼斯的实际状况却十分悲惨。2011年本·阿里倒台后，政局动荡导致突尼斯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汇日渐枯竭。据统计，2010—2019年间，突尼斯 GDP下降12%（从440.5 亿美元降至 388 亿美元），人均收入下降18%（从4130 美元降至 3370 美元）。年龄在24—39 岁的年轻人 30%没有工作，2020年GDP下降 11.5%。盖洛普民调显示，64%的突尼斯人不信任本国政府，79% 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政府比本·阿里时期更加腐败，76% 的受访者认为难以找到工作。

总之，与过去相比，突尼斯人更自由了，但也变得更加贫困。普通民众对未来日趋绝望，突尼斯参加极端圣战组织的人均数量位居世界之首。许多突尼斯人甚至迁怒于引发"茉莉花革命"的自焚小贩布瓦吉吉，认为是他毁掉了突尼斯的正常生活。英国《卫报》调查显示，84%的突尼斯人认为"阿拉伯之春"后贫富差距扩大，59%的人"不会原谅当时的革命者”。近年来，几乎每年"茉莉花革命"周年之际，突尼斯

都会出现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仅 2019年，突尼斯就发生了 9000 多起社会抗议。

从整体看，“阿拉伯之春"十年来，中东国家经济状况普遍不乐观。一是经济指标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支机构"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AMF）统计，过去数年，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预算赤字。二是腐败问题严重。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指数”，在 21个阿拉伯国家中，除卡塔尔和阿联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得分均低于50 分，其中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也门等排名最后，腐败仍是阿拉伯国家的顽疾。三是失业问题严峻。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中东北非有 800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8年这一数字飙升至 2800 万。该地区年轻人失业率世界最高。四是中产阶级贫困化加剧。据 2015年瑞士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财富分配不公平，导致埃及中产阶级人数急速减少。2000—2015年期间，埃及中产阶级的规模从 48.2% 降至当前的 5%。五是难民问题突出。中东剧变还导致大量民众沦为难民。几年前一项统计表明，西亚北非内部流离失所者接近 1200 万人，是2005年 5倍。部分难民涌向欧洲，造成欧洲二战以来最大难民潮。根据《卫报》和YouGov2021年初的民意调查，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苏丹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生活比中东剧变前更加糟糕。即使最接近民主成功的突尼斯也有 50%的人认为当前生活更糟，只有四分之一受访者认为生活更好。在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苏丹和突尼斯接受调查的多数人认为，他们的孩子的未来将比中东剧变前更糟糕。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以来最重大转变后的十年里，中东和北非地区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经济萧条、民生艰难导致中东国家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尤其 2019年以来，许多阿拉伯出现持续性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潮，阿尔及利亚、苏丹、伊拉克、黎巴嫩相继出现政权垮台或领导人更替。表面看，这次"阿拉伯之春 2.0 版"与 2011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如出一辙，都是先有大规模民众抗议，后是政权垮台，但二者的最大区别就是此轮民众抗议潮主要是不满经济恶化、要求改善民生，并无政治转型的深层次诉求。“人们的这种勇气并非源自某种更具眼光的战略，而是来自纯粹的愤怒和绝望。“2011 年中东剧变原本是阿拉伯国家寻求解困与复兴之道的新探索，最终却使阿拉伯世界陷入深重灾难。这些国家迎来的不是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是更动荡的政局、更严重的腐败、更萧条的经济、更频繁的恐袭。不夸张地说，“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国家带来的是悲剧性的结果。

二、阿拉伯国家陷入悲剧性结局的深层原因

阿拉伯国家陷入悲剧性结局，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向性错误导致灾难性后果

衡量政治治理优劣主要看两大标准∶一是代表性，即政权的阶级基础问题，也就是"为了谁，服务谁，依靠谁"的国体问题; 二是有效性问题，即政府权力能否有效行使权力，也就是通常说的政体问题。毫无疑问，代表性强（即能够代表多数民众意志和利益）和有效性强（有效汲取和配置资源）的治理模式，无疑就是一种"好的治理”。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评论先秦政治制度得失时曾指出; “周之失在干制，不在政;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意思是说，周朝的失误主要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治理问题;秦朝的失误主要是治理问题而不是制度问题。柳宗元所说的"政"与"制"类似于代表性与有效性两大指标。用这两个标准衡量，中东国家陷入困境主要是治理理念和政策方向有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有问题，也就是"在政不在制”。这是因为，政局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集权政体在确保秩序与稳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集权政体原本就是阿拉伯国家的主要政治传统。从 661 年建立的倭马亚王朝到750年建立的阿巴斯王朝，再到 1299 年建立的奥斯曼帝国，伊斯兰世界基本采取都是东方式集权政体。进入近代后，随着"西风东渐”，中东国家开始效仿西式政体，并在 20 世纪 20年代一度出现所谓"自由阿拉伯时期”，但这只是昙花一现。二战后新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如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都是清一色的一元化集权政体，即所谓威权政体。按照"自由之家"的统计，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的 47 个国家中，有 38 个不是民主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中只有 19% 有民选政府。而非伊斯兰世界有 77% 国家有民选政府。在中东 22 个国家中，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余均为威权国家或半威权国家。换言之，实行集权政体乃是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常态。

黑格尔曾说过，存在即合理。中东地区集权政体盛行，是诸多客观因素共同塑造的结果。

一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迄今为止，阿拉伯世界并未充分经历类似西方的工业文明洗礼，多数地方仍沿袭着传统生产方式。这种传统生产关系的地方性特征，决定了各个个体间彼此隔离，不足以建立起一种全国性的横向经济联系和社会互动网络。这种松散的社会关系使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就像马克思形容的马铃薯一样，它们虽然装在一个袋子里，但却彼此隔绝。对他们的生存来说，与庇护者（国家、宗主、地主、部落首领等）的垂直联系远比相互间的横向联合更为重要。落后的生产方式铸就了一种金字塔型的政治结构和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更易诱发个人专制和集权统治。

二是不成熟的国家建构。阿拉伯世界的国家版图大多是英法殖民者人为划分的，其疆域并非按照自然边界和种族教派划分，经常是不同种族教派同处一国，或同一种族教派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因此，在多数阿拉伯国家，民众的部族和教派意识强于国家意识，至今没有完成国家建构。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国家只有依靠强有力的集权统治，才能将各怀心思的不同部族和教派民众整合进"国家共同体”。而且，越是种族构成复杂的国家，越需要强化中央集权。美国学者卡普兰就指出，地理学证明，突尼斯和埃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凝聚力就没有这么强。因此，突尼斯和埃及只需要温和的专制形式即可维持统治，而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需要更强硬些。

三是严峻的地区安全环境。中东地区"小国林立"，各国间相互征战，外部大国也频频进行军事介入，所有这些导致中东各国始终面临严峻的外部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各国只有依靠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权政体，才能有效汲取和分配资源，应对外部安全挑战。有学者指出，中东地区政治很大程度上是由二战以来高度的安全/不安全特征界定的。战后中东的地缘政治为阿拉伯国家建立中央集权的"安全国家"提供了主要理由。安全稳定高于国家建设和发展，这一中心目标为阿拉伯国家建立集权政体提供了合法性根基。

总之，中东国家几乎同时面临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国族建构、国防安全等多重任务。当地政权必须应付与贫困、文盲、健康、住房和快速城市化，以及渴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在这种环境中，中东国家最好的选择是大力强调管理、监督和控制。“正是在各种客观因素的共同塑造下，阿拉伯国家形成了集权统治的政体模式。通观阿拉伯国家政治演变史（包括中东剧变十年期间），尽管各国起初政体差异甚大，但最后基本都殊途同归，走上高度威权化的道路∶ 总统主导的国家，最后往往演变为"老板国家”;军队主导的国家，最终往往演变为"安全国家"（包括"警察国家"）;而政党主导的国家，一般最后会变成党国体制。从效果看，这种政体比分权政体更能有效动员民众、汲取和分配资源，并使阿拉伯世界获得世界性影响。

近几十年来，这些阿拉伯国家出现治理危机乃至爆发"阿拉伯之春"，主要症结并非集权政体本身，而是当权者日渐背离人民，也就是代表性减弱。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普遍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将服务中下层民众作为执政理念。由此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即使政府出现政策失误，例如埃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中战败，民众仍继续支持现政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后来的阿拉伯统治者逐渐背离人民，将服务多数民众转向服务少数精英，乃至完全服务于家族利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集权政体从服务人民的国之公器，变成了为权贵捞取好处的方便工具。这样的统治模式当然会遭到广大民众的反感和反抗，乃至重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

当政者背离民众，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追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主张，如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管制化等，归根到底都是"为资本服务"。这种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本土工业萎缩、贫富分化加剧、经济"有增长无发展"，乃至陷入经济停滞。有学者指出，中东剧变

的经济成因，可以归咎干阿拉伯财政的食租模式和新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日趋激化的矛盾造成的结构性扭曲。衰退的农业、停滞的制造业和不断增长的服务业，逐渐耗尽了经济提供有报酬就业的能力，同时造成民众流离失所和海外移民，以及经济的非正规化。2011年"阿拉伯之春"前，阿拉伯民众对公共交通、医疗、就业、住房等政府服务质量日趋不满，尤其对住房问题不满意比例上升显著。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拉大也是导致"阿拉伯之春"的重要因素。

埃及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在服务少数权贵和精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推动下，埃及在"1·25 革命"前的三十年里经济增长率连年保持正增长，且大部分年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则是严重的民生问题，低效而脆弱的国家治理。尤其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包括阶层分野日益极化、严重的政治冷漠、极低的政治信任、不公平的公共资源分配，使埃及威权政体日趋脆弱，并最终成为诱发政权垮台的主要催化剂。曾经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在其子赛义夫·伊斯兰影响下，最终也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自由主义药方，由此引发民众日益强烈的反抗。

因此，阿拉伯国家推翻原有政权后，摆脱治理困境的正确路径应该是∶ 用工农阶级的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此使国家内外政策从服务资本和权贵转向服务普通大众，而不是简单地从集权政体转向分权政体。打个形象的比喻，一把刀非常锋利，这应是优点而不是缺点，关键是"刀把子"握在谁手。正确做法是让好人掌握"刀把子"，而不是将刀变钝。正如亨廷顿所说;“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遗憾的是，在西方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下，阿拉伯精英和民众日渐沉迷于"民主万能论"，它们没有认识到导致结构性困境的症结所在，也就是"政"的问题，而是简单地将所有问题和弊端归咎于集权政体本身。由此，在 2011年中东剧变后，在何去何从的政治转型历史关头，阿拉伯国家错误地将打碎集权政体、转向分权政体视为头等大事，将"民主转型"作为纾解困境的制胜之道。这实际是个"把刀磨钝"的反常识过程。这种方向性错误导致阿拉伯国家"鸡飞蛋打"，陷入灾难性结果。

列宁曾说过∶“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变动。“照此衡量，“阿拉伯之春"不是一场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革命，而是一场"只开花不结果"的"假革命"乃至"反革命”。这场剧变看似使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重构，但资产阶级还是设法保住了权力。最初引发叛乱的结构性因素依然存在，有些情况甚至更趋恶化。中东的资产阶级及其服务的帝国主义国家，巧妙地利用民众的情绪反对中东独裁政权，以便为垄断资本市场拓展提供便利。北非所谓的"自发运动"被证明是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工具。

（二）西方干预导致中东剧变走向西方设定的轨道

在 2011年中东剧变中，抗议者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这意味这场剧变原本是包含多重诉求的全面性变革。这场群众性运动究竟走向何方，不仅事关地区格局走向，还牵动大国利益重组。西方大国十分担心中东剧变失控，威胁其在中东的利益。为此，西方国家从实用主义目的出发，想方设法对中东剧变进行塑造和引导，力争使其朝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萨米尔·阿明曾指出∶“中情局所力图做到的，是逆转这场运动的方向，令运动人士远离他们实现社会进步变革的目标，将他们导入运动的歧途。“这种人为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前进行理论和舆论引导。“阿拉伯之春"爆发前一年，即 2010年，西方媒体开足马力，不断曝光阿拉伯世界的人权问题，由此给民众营造出一个强烈印象∶即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高度统一、数量庞大的阿拉伯民众，正在为实现"人权"反对压迫者。在西方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面前，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知识精英日渐丧失了理论辨别力，完全处在道义和法理被告席。他们沉迷于西式民主的理论与道路，“民主是解决之道"的观点颇为盛行。他们既看不到诸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导致衰落"的失败经历，也没有考虑自身国情和实际需要，将实现"西方民主"当成了纾解困境的救命稻草。某种程度上，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及其后来的"民主转型”，就是西方长期进行文化渗透的结果。

2011年中东剧变爆发后，西方媒体又抢先将其冠名为"阿拉伯之春”，推动中东国家向"民主化"方向转型。有人指出，这一概念很容易让人想起 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而且，“春天"是四季之首，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印象，它等于暗示阿拉伯民众，即使不采取任何行动，春天仍会到来。西方媒体和学者还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词汇描绘这场剧变，如"第四波"“阿拉伯觉醒"“民主化"等，还有人将改革（reform）与革命（revolution）两个词糅合，创造出"改革命”（refolution）的新概念。这些表述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暗示，目的就是给中东剧变"定性”，引导其朝西方期待的"民主化” 方向演进。

2、在中东剧变过程中参与策动"颜色革命”。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巴林等国的民众抗议中，抗议者采用的所有方式，与发生在东欧、中亚的"颜色革命"的策略如出一辙。例如，各国示威者使用的口号都是极具煽动性的简单标语，如"人民希望政权垮台"“离开” “尊严"“结束了"及"该让我们决定了"等等，这些类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颜色革命"策略在中东剧变数年前就已出现。

在"阿拉伯之春"中，西方社交媒体通过网络动员民众、传播挑衅性信息。与此同时，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被用作破坏突尼斯和埃及稳定的强大工具。他们通常不会宣布其政权更迭的真正日标或强调其外国血统，但尽其所能传播其反政府议程意识。它们还鼓动民众与当局对抗，通常做法是在一个法律不允许聚集的地方游行，然后暴力拒捕。搞这类活动的目的就是通过画面剪辑，将政府描绘成反民主的侵略者，把抗议者描绘成和平的受害者。有些非政府组织还建立城市恐怖组织，并用同情者人群作为人体盾牌应对警察警棍和催泪弹等。如果没有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策动，普通抗议者很难破坏东道国政府的稳定，更迭政权。

因此，与历史上发生的社会政治运动相比，“阿拉伯之春"更像一场纯技术性的街头抗议。那些带有鲜明政治标签的政治思潮，如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反美反西方主义、捍卫巴勒斯坦事业等，在这次民众抗议潮中统统不见踪迹。正是这种

罕见的"全民一致性”，使阿拉伯当权者难以抵抗。抗议者打出很多看似体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抗议口号，如"受够了"“是时候了"等等。这些口号空洞无物，却很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很容易打动那些不满现状的普通民众。在中东剧变中，抗议者人数规模动辄达到数十万、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给当权者造成极大心理压力，乃至最终屈服下台。

3、对中东国家进行选择性干预。为确保中东政权更替后的新政权的内外政策符合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西方国家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对不同国家的民众抗议潮采取"双重标准"做法。

一方面，尽可能支持地区亲西方国家。亲西方政权是西方在中东扩展影响力的基石和支柱，因此西方干预中东剧变，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尽可能保住这些政权。而在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如火如茶的情况下，西方国家如果赤裸裸地支持这类国家很可能引火烧身。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支持亲西方国家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 对海湾产油国这种死心塌地跟着西方走的国家，美欧明显网开一面。例如，对 2011年 3 月沙特、阿联酋出兵镇压什叶派民众抗议的做法"睁一眼闭一眼”。对埃及、突尼斯等世俗亲美国家出现的骚乱，美国开始是听之任之，甚至有意偏袒政府，但眼看形势难以控制，转而站在抗议民众一边，借此赢取民心，并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试图将这些国家继续挽留在西方政治经济体系之内。

另一方面，对利比亚、叙利亚等不听西方号令的国家，美欧从开始便煽风点火，借机谋求政权更替，必要时明火执仗地进行武力干预。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国内出现民众抗议后，西方竭力推波助澜，渲染政府暴行，对其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资助反对派武装，乃至直接发动军事打击，目的就是实现政权更替目标。2011年 3 月 19 日西方发动和比亚战争，最终用武力推翻执政 42 年的卡扎菲政权，就是这类干涉的典型表现。利比亚战争后，西方诸国趁热打铁，明显加大对叙利亚和伊朗围剿力度，试图借叙利亚动荡和伊朗核问题彻底整肃中东秩序。西方干预叙利亚危机，地缘政治利益是主要动机。伊朗长期以来一直在美国的黑名单上，而叙利亚是伊朗唯一值得信任的盟友，也是伊朗向黎巴嫩激进组织真主党输送武器和资金的主要渠道。西方国家一直在寻找机会打破叙利亚、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战略关系。

西方国家对中东剧变"选择性干预”，目的就是将中东国家推向依附性深渊。事实表明，正是由于西方势力的强行介入，中东政治转型的方向和力量对比被极大改变。而且，越是制度和理念相对先进的中东世俗国家，越是出现政权垮台或长期内战，反倒是政体落后的海湾君主国安然无恙。这种政治保守化趋势，意味着中东未来更加依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三、阿拉伯国家摆脱困境任重道远

发展是所有国家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苦觅发展之道，但真正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屈指可数。成功实现的国家之所以少之又少，主要是因为事物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而规律又隐而不彰、不易被人认识和把握。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为一，一切科学都成为多余的了。“而且社会规律发挥作用，还需要兼顾"时、度、效”。许多国家正是由于不能正确认识和利用发展规律，才导致发展之路屡屡受挫。

当前中东国家在中东剧变后遭遇困境，归根到底就是在国家治理中犯下颠覆性错误、变革方向出现重大偏差所致，由此导致阿拉伯国家面临悲剧性和灾难性结局。时至今日，当初导致中东剧变爆发的种种矛盾依然如故，乃至变本加厉。2019年以来，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发生的民众抗议，以及整个地区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紧张局势表明，“阿拉伯之春"远未结束，中东国家仍未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有学者指出，2011年中东剧变产生了三个主要后果∶对国家崩溃的担忧、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以及社会经济需求日益重要。任何政治变革战略都必须处理这些因素才能取得成功。然而，处理好这三大任务并不容易。

一是恢复秩序可能使相关国家重新走向独裁专制。经历过政局动荡带来的种种恶果后，阿拉伯精英和民众普遍从渴望变革转向求稳怕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许多中东国家强化政治高压和个人集权，由此使阿拉伯民众面临比中东剧变前更加压抑的政治氛围。这种政治高压在给相关国家带来稳定和秩序的同时，也积累下大量矛盾，由此为新一轮"阿拉伯之春"的爆发埋下伏笔。

二是实现经济发展路径和空间有限。中东剧变使阿拉伯当权者充分意识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但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并不容易。从历史角度看，中东国家已经尝

试了几乎所有发展道路，但始终未找到行之有效的发展路径。当前，阿拉伯国家元气大伤，普遍面临发展资金匮乏、外汇短缺、财政赤字扩大、外债激增等诸多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政策空间越来越小∶ 增加赋税容易引发民众抗议，如黎巴嫩;削减民众福利，如食品和燃料补贴导致物价飞涨，民生艰难;向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对方的条件又是继续奉行已被证明会导致经济衰败的新自由主义药方。再加上当前世界经济总体萧条，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中东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路径和空间均十分有限。

三是消除贫富分化说易行难。当初阿拉伯民众揭竿而起，要求政府下台，一个重要社会根源就是两极分化带来的阶级矛盾激化。从根源看，“发展不充分”（生产力不发达）与"发展不平衡”（财富分配不公）是造成中东国家贫困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但这些问题均是非常棘手的结构性矛盾，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这意味着由此导致的民众抗议仍将层出不穷，相关国家继续陷入"越穷越乱，越乱越穷"的恶性循环。

总之，当前中东仍处在动荡调整期，中东国家仍需要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奋斗，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唯有如此，才可能凤凰涅槃，迎来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