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英瑾 | 数字拜物教：“内卷化”的本质_风闻

目前中文舆论圈经常使用的“内卷”（involution）一词，来源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社会学著作《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 该词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本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特定社会组织的复杂性程度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技术与科技上的真正进步，只是在空耗社会资源。目前，这一术语已经开始泛指所有具有“过度竞争”特征的社会现象（如互联网经济中教育领域的过度竞争）。但从哲学角度看，“内卷化”在词义方面的上述拓展是带有一定风险的，因为格尔茨的原始讨论语境中所处理的农业生产领域，与目下很多评论者使用“内卷”的社会领域，彼此是有着重要区分的，如在资本逻辑所主导的当代社会中，对于市场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表象的营造，恰恰是这一逻辑运作之归旨，而且，按照这一逻辑自行设定的评价方式，传统农业社会所出现的“内卷现象”已经被部分克服了。换言之，“内卷化”并不是用以批评种种带有“过度竞争”特征的现象的合适概念标签。毋宁说，催生当下社会所面临的种种过度竞争现象的根由在于：评价者对于竞争参与者的品质的数字化表征的重视，已经压倒了对于这些特性的质性规定的重视，由此导致了“量”与“质”之间关系的全面颠倒。而揭露这种颠倒的合适的理论工具，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量”的本质的讨论，以及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的联系点则在于：黑格尔对于“量”与“质”之间关系的讨论，实际上构成了马克思的相关政治经济学阐述的数学哲学基础，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所要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量”的外延化表达对于“质”的内涵性本质的全面偷换。

为何说并非所有的过度竞争现象都是“内卷化”

任何严肃的学术讨论，都必须做到“名实相符”。而本节的讨论，将首先触及“内卷化”这一“名”与各种“过度竞争”现象这一“实”之间的匹配问题。先从格尔茨对于农业内卷的讨论说起。他区分了印度尼西亚农业生产的两种模式，即稻作模式与烧荒垦田模式。不仅生产流程不同，地理分布亦迥异：水稻耕种模式主要分布在生活着四分之三印度尼西亚人的爪哇岛和巴厘岛，而烧荒垦田模式则多分布在这些地区以外的次中心地带；烧荒垦田模式在荷兰殖民者手中发展出了高效的出口农业，并呈现资本密集型方向特征。与之相较，稻作模式却因为荷兰统治者的外部压力和人口增长导致的内部压力，无法向外拓展，而只能通过不断加强水稻种植的劳力投入的方式来得到缓慢的增长。很显然，基于下述三个特征，格尔茨笔下的印尼稻作模式便构成了后世“内卷化”叙事方式的某种具有潜在可拓展性的母型：第一，以人力投入为典型的资源投入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纯粹量的增长，而并不代表一种技术方面的真正进步；第二，在以稻作技术为典型的旧技术与别的生产技术之间，存在着某种或隐或现的地理或者行业的界限，其使得旧技术无法得到升级；第三，在以稻作技术为典型的特定的旧技术的束缚下，资源投入所导致的边际效用递减的现象，会随着投入量的增大而变得越来越明显。

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母型的可拓展性本身是基于如下四个前提：（甲）我们必须有相对明确的标准来说明，为何一种特定领域内的技术增长是纯粹的量的增长；（乙）我们要有相对明确的标准来判断，特定领域内的资源投入是否已经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效果；（丙）我们必须能够肯定：对于被“内卷化”的领域内的从业者来说，在该领域内进行技术升级的客观可行性已经被封闭；（丁）我们必须能够肯定，的确存在着某种与“内卷化”相对立的“非内卷化”的产业升级进路——否则，“内卷化”这一标签就会因为应用范围太宽泛而失去自己的语用价值。很显然，在印尼农业研究的语境中，这四个条件都是基本满足的。这是因为：首先，仅仅通过作物密植度的增加来增加农业投入，显然没有为印尼稻作社区的生产方式带来任何质的改变；其次，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难以抵消为之投入的劳力损耗——而这一点又可以通过印尼稻作人口的普遍贫困化得到例证；再次，由于找不到别的生产方式，印尼的稻作社区的产业升级道路客观上被封闭了；最后，在这种“内卷化”的叙事模式中，稻作模式得到了一种与之对比的“非内卷化”的对比物，此即与荷兰人主导的全球化商业模式相互接驳的烧荒垦田模式。然而，在汉语舆论圈对于“内卷化”的下述三个典型语用案例之中，以上四个条件未必都能得到很好的满足：

语用案例一（关于互联网经济）：

一段时间，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来源于对互联网用户数量和数字化运用场景的开拓。但走到了当前阶段，以量取胜的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一方面，国内互联网用户数量趋于阶段峰值，互联网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另一方面，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上暂时缺乏场景创新，对打造新消费模式的带动作用不足，这些企业缺乏新的利润增长点。着眼如是瓶颈，掌握前沿技术的巨头企业不去破土开荒，反而跑马圈地，将大量资源投入生鲜社区团购方面，固然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水平，但显然不是长久之计（这段引文虽然没有直接出现“内卷化”，但引文出现的文本本身的标题却出现了“内卷化” ——引者注）。 

语用案例二（关于教育）：

近年来，家长群引发的家校矛盾日益突出。11 月 11 日，光明网、中国青年网文章指出，家长群中矛盾的背后，是“内卷”作用下的家校关系产生的变化。媒体指出，所谓“内卷”被称为“凡人版军备竞赛”，任何无实质意义的竞争和内部消耗，皆可称为“内卷”。教育领域的“内卷”就是教育体系内部不断增加教学的劳动投入来获得成绩增长，但教学的效率和结果都没有明显提高。家校关系之所以走到了这个局面，不仅源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错位，更与过度的、无序的教育竞争存在紧密关联。在现实中，不少家长群成了教师向家长布置“任务”的工具。很多家长群显露的问题，并非家长群本身所制造的。放在大的教育环境中，在教育领域过度竞争的情况下，家长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当前升学竞争出现的“内卷”趋势，让教师的工作压力急剧上升，教师不得不把溢出的压力转嫁到家长身上；本着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情绪，家长也对教师提出了更多期待。 

语用案例三（关于文化娱乐）：

作为 2020 年的流行语之一，“内卷”本意是指事物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综观近年各家卫视的跨年“大战”，“套路”是早早官宣一批流量明星加盟吸引眼球，或在场地选择及灯光舞美上卖卖关子。2020 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但在辞旧迎新的跨年晚会上，劲歌热舞、“粉丝”追星依旧是主流，虽也有全民抗疫、脱贫攻坚等元素穿插其间，但相关节目设计大多缺乏“巧思”，时代的“主角”遗憾地成为舞台上的“配角”。跨年夜过后，各家卫视都有不少话题登上热搜，但这些热门话题无一例外都与流量明星有关，晚会内容在一夜喧嚣之后仿佛早已被观众遗忘。 

笔者不想对上述三段引文所表述出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笔者也与上述引文的作者一样，认为目下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面相（如互联网经济、教育、文化事业）似乎都出现了“过度竞争”的现象。然而，用“内卷化”一词去概括所有这些现象，却是有问题的。首先，前文所提到的条件（甲）几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未被满足。具体而言，在“案例一”中，我们很难说，基于中国互联网用户的庞大基数的中国数字经济的典型增长模式，仅仅是依赖对于某种单纯种类的资源——如农业劳力——的投入的。毋宁说，由于不同的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市场自身的需求多样性，不同的互联网企业必须针对不同的用户与不同可能的商业应用场景，开发出不同的软件产品与相关的售后服务，由此涉及的社会组织度与技术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稻作农业。类似的分析也适用于“案例二”与“案例三”，因为教育资源的投入与文创产品的投入，也已经牵涉非常复杂的社会机制（如教辅市场的运作机制）。第二，条件（乙）也没有真正被所有案例所满足。“案例一”与“案例二”虽然都谈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案例三”中的显现其实并不明显。毋宁说，“晚会内容在一夜喧嚣之后仿佛早已被观众遗忘”这一点本身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评判，而不是一个经济学评判，难以有力地说明为何对于流量明星的邀请没有带来预期中的经济价值。第三，其实条件（丙）也没有真正被所有案例所满足。譬如，我们很难设想印尼稻作区会不用增加农业人力投入来应对人口压力，因为对于特定的种植方式的锁定本身是受到某种铁的生态学必然性的限制的。与之对比，我们却完全可以设想在不依赖流量明星的前提下去举办一个娱乐活动， 因为对于流量明星的锁定效应，并未直接受到某种生态学必然性的限制。甚或条件（丁）也没有得到上述这些案例完全的满足。不过，出于对理论铺陈的逻辑次序的考虑，我们会暂时推迟对这一点的讨论。

由此看来，“内卷化”并不是真正贯穿上述大多数案例的真正的共相。真正的共相毋宁说是数字化的表征的“齐一化外观”对于非数字化的社会生活体验的丰富性的扼杀效应。在“案例一”中，这一共相的具体表现方式如下：网络经济的非风土化的数字化表征方式，正在全面蚕食线下商业活动所带来的种种心理学乐趣（譬如，一个饕餮客在不借助任何美食推荐软件的情况下，在一座陌生的小城独立探索美食的乐趣）。在“案例二”中，这一共相的表现方式如下：以分数为表现方式的统一的学生评价模式，抹杀了那些难以被分数所刻画的学生的个性的发展方向。在“案例三”中，这一共相的表现方式如下：明星（或者某些文化 IP）的流量的数字化表征形式，完全压倒了对于文娱产品的内容质量的关注。毋宁说，在单一方向进行重复的资源性投入，仅仅是这种数字化思维方式的副产品。相关的衍生路线可以被复原如下：（1）资源投入者先确定一个统一的数量化刻画方案，以便衡量诸多的候选投资对象的属性（无论这一刻画方案是基于候选投资对象的市场价值、分数还是网络流量）；（2）按照候选投资对象在上述数字化刻画框架中的次序，决定资源投资的优先性次序，并由此决定哪些候选投资对象需要被牺牲；（3）由于市场经济固有的“马太效应”，得到优先照顾的投资对象便渐渐产生了“赢家通吃”的效果，由此锁定了以后的资源投入路径。

很明显，虽然数字化表征的统治地位能产生某种类似格尔茨所描述的农业内卷化的效果，但背后的动力学机制却是与之完全不同的。在格尔茨的叙述逻辑中，印尼稻作经济的“内卷化”现象的对应物，乃是那种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运作相互接驳的烧荒垦田种植业。换言之，似乎按照这种叙事逻辑，跳出“内卷化”陷阱的最终路径，便是对于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服从。但从更高的层次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其实就是确立货币所代表的抽象化数字力量对于具体的人类劳动方式的统治地位，而且，亦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种数字化的统治方式在制造了大量旨在克服内卷化的表面性市场繁荣之后，会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重新制造出与原始的内卷化现象相似的某些“孪生现象”。换言之，只要数字化的统治方式本身不被颠覆，内卷化与对于内卷化的反抗，终将达成合谋。此外，与原始的内卷化现象不同，这种借由自觉的数字化力量而达成的“内卷化孪生现象”，是缺乏自己现实的对立物的，因为在对市场资源进行竭泽而渔的榨取之后，已经被锁死的投资路径便无法在资本逻辑中找到新的突破可能性了。而与之相对比，原始的农业生产方式至少还有“资本化升级”这一暂时有效的抗内卷化方案可用。所以，前述为原初内卷化现象所满足的条件（丁），也不为“案例一”至“案例三”所涉及的内卷化孪生现象所具备。

上面的分析已经初步说明了与资本合谋的数字化的思维方式对于一切真正反抗内卷化的努力的扼杀机制。而面对这一数字思维与资本逻辑的隐蔽同盟，汉语学术界相对熟悉的是马克思对于资本逻辑的批判，相对比较忽视的，则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于数字表征的虚假偶像地位的批判。但在笔者看来，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的相关批判，构成了作为黑格尔思想继承者的马克思的相关批判的重要思想前史。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复习黑格尔的相关微言大义。

黑格尔

黑格尔对于“数字拜物教”的批判

现代资本逻辑所衍生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便是任何事物或者事件都可以通过货币加以定义和衡量，而相关的社会成员则对被由此标价的事物的标价——而不是被标价的事物或事件本身——进行崇拜。这一现象，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由于货币本身往往是以数字的方式出现的，因此，商品拜物教往往也会采取“数字拜物教”的形式，即认为事物的某属性的量化表征，具有比该事物本身更为神圣的地位。从哲学的角度看，“数字拜物教”在西方思想史中的根苗可以上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数”的本原地位的强调，以及出现时间稍晚的柏拉图主义对于“数”的理念地位的肯定。尽管数字拜物教本身未必就会被升级为商品拜物教（譬如，柏拉图本人就强烈主张城邦的运行得服从德性的需要，而不是金钱逻辑的需要），但对于数量化刻画的迷恋却可能会为商品拜物教的产生提供合适的思想土壤。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在此之前的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的。说得更具体一点，在其名著《逻辑学》中，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个对于数字拜物教的系统批判方案，尽管这一批判的深刻意义还未被汉语学术界所普遍地认识到。

概而言之，《逻辑学》的主要任务，便是对日常语言中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思维组件——其哲学名词为“范畴”或“纯粹思维规定”——进行系统化的语义关系梳理，以便勾勒出一张人类思维范畴的谱系表。很显然，在这些范畴之中，有很多都是与数量表征有关的，比如“有一些上海人的确也是喜欢吃辣的”，“所有的猫科动物都是哺乳动物”，“桌子上有三只苹果”，等等。然而，也有很多表达并没有明确表达出对于量的涉及，比如“这只苹果似乎发霉了” 。很显然，黑格尔既然要对人类的思维范畴的谱系进行梳理，就不得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关于事物的质的规定（即“定性描述”）所涉及的范畴与关于事物的量的规定（即“定量描述”）所涉及的范畴之间，究竟何者为本，何者为末；何者为源，何者为流？

对于上述问题，黑格尔的解答非常清楚：虽然通常人们都会认为“定性描述”与“定量描述”都是针对同一事物的两种彼此独立的描述方式，但实际上，定量描述毕竟是从定性描述中衍生出来的。 譬如，在孩童学数数的时候，对于任何数字的领会都需要以对于某些质方面的差异为前提。举例来说，对于由两个“1”相加所构成的“2”的领会，就必须以领会代表第一个“1”的这个苹果与代表第二个“1”的那个苹果之间的空间性差异为前提。但对于空间性差异的领会本身却是定性的，换言之，领会者仅仅需要知道“这个与那个不一样”，却未必需要知道“这个与那个在多大的量上不一样”。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对一只疑似腐败的苹果时，我们首先只会从定性的角度判断其是否可食用（这就牵涉到了“是”与“否”这两个最早在《逻辑学》中出现的范畴），而一般不会更为精密地度量其腐败的面积的大小。

有人或许会说，上面的论证，只能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说明，对于精确的量的表征乃是在人类个体智力发展的稍晚阶段所发生的，而不能说明定量描述本身不具备本体论意义上的那种基础性。换言之，世界本身的运作，很可能就是按照某种隐蔽的数学原则而被组织起来的，尽管人类对于这些原则的认识往往需要长时间的智力准备。然而，黑格尔实际上却至少给出了四个论证，反对赋予数字表征以本体论意义上的上述基础地位：

第一，量的第一种表现方式为“纯量”，如绵延的空间整体与时间整体所体现出来的连续的量。在这种量中，虽然那种为数的出现构成前提的离散性也已经出现了，但是，离散性只是连续性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某种与连续性分离的东西。 

第二，即使是像“5”“8”“64”这样的数字，其产生也是特定的数学关系的产物，如通过对于“8”的自乘而产生“64”。正因为数字之间的这种复杂的衍生与被衍生关系的存在，我们无法不加批判地将任何一个数字当作现成的数字偶像加以崇拜。 

第三，近代科学家对于物理世界的刻画大量使用了数学工具，然而这些工具要具有物理意义，就必须与特定的物理学量纲相互结合。采用怎样的量纲，又取决于科学家们对于世界之运作机理的哲学领悟。这一领悟本身显然是定性的，而非定量的。 

第四，即使是科学家对于世界的定量描述，也要分“内涵的定量”与“外延的定量”这两种。“外延的定量”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指描述事物的属性的量化标签与特定的事物的可分离单位直接相关。譬如，当我们说“5 个苹果”的时候，其中的每个苹果都可以被拿出来，而对别的苹果不产生任何扰动；与之相对比，“内涵的定量”则是指对于事物的属性所具有的内隐的度的度量。譬如，当我们说“这房间的温度有 20 度”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将这 20 度里的任何一度单独拿出来的。很显然，内涵的定量是上文所提到的纯量的某种改头换面后的展现方式，因为这种定量的内隐性，恰恰体现了客观事物在量的规定方面的某种连续性与不可分离性。换言之，正是因为内涵的量对于特定事物的这种依附性，脱离对于特定事物的定性把握，而去抽象地崇拜其所具有的某种数字化表征，在本体论上乃是非常荒唐的。 

我们不难从黑格尔对于质与量之间关系的上述讨论中，引申出对于当下社会中种种过度竞争现象的哲学诊断。简言之，种种过度竞争现象的背后，都有一个统一的数字游戏的规则在起作用，即忽略世界本身的纯量的基本存在方式，或是通过对于内涵的定量的掩盖，武断地使用外延的量的显现方式来描述社会事物的一切运作方式。同时，这种描述又完全失去了学院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对于量纲选择的审慎性，其以随意发明量纲的方式来使计数工作变得更为便利，由此使得数字化表征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具体而言，这些问题在教育领域内的体现方式就是：（1）忽略被教育者的心理状态与智力状态在“纯量”层面上的复杂性与连续性，刻意制造出彼此离散的数学区间来对被教育者的能力进行归类；（2）使这种归类得以可能的评判框架本身又具有明显的任意性。比如，考试的题目设计与评分标准未必得到了严谨的认知心理学研究的支持，而仅仅满足于“体现得分梯度”这一外在的目标；（3）片面的计数分类法无法得到真实世界的反馈，而只能通过自我循环来自我强化（例如，对于学生能力的评价，只能通过下一次考试的分数来得到确认，而下一次考试的设计逻辑却与上一次考试完全相同）。至于“引文二”所提到的资源的重复投入问题，其根结也在于此：教育领域内的数字拜物教对于真实世界的丰富性的屏蔽，导致任何一种不能在数字积分竞赛中得到内部反馈的资源投入方式，都会被无情地牺牲掉，由此导致被教育者能力的千人一面。同样的分析也可以被轻松地沿用到对于目前文娱产业的流量经济的考察中去。而在这个新的考察语境中，数字拜物教其实是以一种更为变本加厉的方式出现的：一方面，对于网络流量的数字化表征能够更为顺利地为资本的野蛮性保驾护航（因为与对于考生分数的数字化表征相比，使得网络流量得以被表征出来的整个社会机制，更缺乏特定智力权威的约束与监管）；另一方面，在“流量经济”思维方式主导下，“外延的量”（在此往往体现为文娱作品的网络点击率）对于“内涵的量”（即对于文娱作品的内在价值的评分）的全面压制也变得更为明显。

不过，黑格尔的分析框架，只能帮助我们看清楚数字拜物教凌驾真实世界的异化现实，却不能帮助我们解释为何这一异化现实会在今天以如此“摧枯拉朽”的方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要回答后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借力于马克思。

数字拜物教向商品拜物教转化的关键：私有制及资本的人格化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纯粹的数字拜物教未必会转换为商品拜物教，而仅仅为前者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土壤。而使得上述转化得以发生的其他条件，则是权力的介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便是指出资本本身就是这样一种隐蔽的权力机制，因此，马克思意义上的经济批判是天然具有政治批判的维度的。

马克思 《资本论》

不过，对于马克思的上述洞见的表述也会带来一个字面上的困惑：资本明明是抽象的力量，它怎么会突然变成在现实世界中具有真正因果力的权力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对权力的基本构成进行梳理。权力的基本要素有三个：（甲）纯粹的质料力量，如一笔巨款所带来的购买商品的巨大潜力；（乙）在一定的社会建制的担保下对于权力的所有者的指向，如一笔被法院冻结在银行里的没有任何合法支配者的金钱，就无法构成任何权力；（丙）对于权力占有者的正常认知能力的设定，如一个无法认知到金钱的作用的自然人，就无法通过拥有金钱来行使相关的权力。很显然，前文提到的数字拜物教，只能满足对于上述要素（甲）的量的刻画，而无法自动导致要素（乙）与（丙）的出现。但这两个在上节讨论中所缺失的环节，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都得到了补足。大致而言，马克思对于要素（乙）的讨论采用的是私有制批判的方式，而他对于要素（丙）的讨论，则是以“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 这一著名断言为核心命题的。或再用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语言来“翻译”马克思的微言大义，我们便可以说：人类社会积累的抽象劳动为现实的经济权力的产生提供了质料，私有制对于法权占有者的确立为经济权力的确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形式要素，即抽象的个人实体，至于特殊的资本占有者的出现，则为上述抽象实体在现实世界中的运作提供了足够多的“触角”，也就是资本拥有者自身的知、情、意等心理属性。

但说到这一步，新的困惑又出现了：为何纯粹的数量关系，能够在商品拜物教之中，与资本占有者的心理属性构成紧密的同盟呢？难道在数量关系的客观性、永恒性与特定资本占有者心理属性的偶然性、易变性之间，就没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吗？

实际上，这条界线只有在预设了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哲学的前提下才是“不可逾越”的，因为这种数学哲学无非就是在理念论语境中对于数字拜物教的一种再包装罢了。正如前文中已经看到的，早在马克思之前，数字拜物主义的虚妄性就已经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得到了揭露。而马克思则在黑格尔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恰恰是资本家心理属性的某些特征，与数字拜物主义构成了隐秘的合谋。

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体现在两个著名的断言之中。第一个断言是：“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第二个断言是：“资本的灵魂就是资本家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值身。” 这两个断言，其实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数字拜物教是如何与资本增值的冲动相互结合的。下面便是笔者对于背后的理路的重构：

首先，数字拜物教与人类的基本心理趋势具有某种契合性，即将相对复杂的物与物之间的横向联系转换为相对简单地从物到概念的纵向联系。譬如，在数字领域，从“5只苹果”与“5个比萨”中对于“5”的抽象，实际上就是以牺牲对于感性事物之间的物理特征与时空关系的把握为代价的，尽管这种牺牲的确能大大减少人类心智机器的运作负担。因此，数字拜物教是符合知性的某种潜在的思维倾向的。

其次，分工的产生从社会建制的角度强化了上述思维倾向。这是因为，分工本身自然会带来纵向的劳动管制架构的出现，并由此带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权力上的不平等与信息掌握方面的不对称：具体而言，被管理者获得是关于劳动的直接的、感性的、却同时又是局域性的信息（比如装修一幢别墅时所遇到的一些偶发问题），而管理者获得的乃是关于劳动的间接的、抽象的、却同时又是更具全局性的信息（比如装修这幢别墅，到底需要多少劳力投入）。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性一方面鼓励了私有制的产生（因为对于劳动进程信息的抽象进程的掌握，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控制权）；另一方面，这又为更加复杂的数字拜物教形式的出现准备了社会建制方面的土壤。因为既然数字拜物教本身能够进一步强化前面所提到的那种纵向控制架构，此类控制架构的掌权者，自然就会以“乐观其成”的态度，来期待此类拜物教思想在全社会的弥漫。

再次，资本家对于抽象资本的无限增值的渴望，本身便是私有制条件下数字拜物教与人类心智固有秉性之间的另一种彼此加强方式。一方面，资本的天然数字化形态大大减少了经济权力的操控者对于物质世界的操控成本；另一方面，人性中固有对于掌控更多资源的攀比欲望，也会因为不同经济权力的种种数字形态所具有的抽象可比较性，而得到全面的鼓励。

概而言之，商品拜物教与单纯的数字拜物教之间的关系就在于：它通过社会建制方面的相应升级，使得数字拜物教的“恋物癖仪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并通过相应的意识形态构建，使得处在这一意识形态环境中的诸多社会个体意识觉得：商品的交换价值反倒就是事物自身的真正的核心属性。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才不能满足于像黑格尔那样，在纯粹学院哲学的意义上去批判数字拜物教。相反，他要诉诸对使得商品拜物教得以出现的社会现实进行“武器的批判”。

然而，市场经济万能论的持有者或许还会对马克思的上述诊断提出这样的反驳：正是因为资本本身的抽象性，它才能有资格进入各个行业领域进行增值，并在供求关系杠杆的作用下，制造出惊人的市场丰富性。对于这一点，笔者并不怀疑，所以笔者也认为对于农业语境中的“内卷化”现象的直接克服手段，的确就是诉诸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分工体系。然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产品丰富性，主要是体现在“外延的定量”的增长上，却未必落实为“内涵的定量”的增长上（举个例子来说，现在的消费者一方面都会普遍觉得肉禽市场上的鸡肉供应比过去多了很多，另一方面却又经常抱怨现在的鸡肉没有过去的好吃）。看得更深一点，对于外延的定量的片面追求，其实是通过如下两个机制来影响内涵的定量的提高的：

其一，抽象市场份额的比较机制。换言之，依据资本投入产出比最大化的原则，压制任何不能带来更大市场份额的产品生产计划，由此使得产品供应种类走向趋同。由此一来，同一跑道内的商业竞争便只能走向过度，由此引发恶性价格战，以及对于员工权益的进一步盘剥。

其二，生产时间的压缩机制。一方面，各种产品的生产有自己的周期，原创性技术产品研发的周期又会非常之长；另一方面，资本运作的循环周期（这往往体现为银行借贷的循环周期）却是固定的。资本的这种固定的运作周期会倒逼各个行业去改变自身的运作节奏，从而使得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长远投资项目失去支持。由此，在纯粹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类对未来可能生活的创新性尝试就会遭遇到某种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以上两个机制，或许能够说明：为何在已经克服了低级的农业“内卷”的现代市场经济中，还会出现大量貌似“内卷”的“孪生内卷”现象。而对于这两个机制的理解，又是以对于黑格尔的数字拜物教批判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解为前提的。考虑到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框架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格尔茨讨论印尼农耕业的原始社会学语境，用格尔茨的“内卷化”概念来涵盖如此丰富的社会现象，的确是一件非常勉为其难的事情。而这一点也印证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论点：用知性科学的概念来僭越地对那些只能在哲学层面上浮现的共相进行把握，必然会导致这样或者那样的立论疏漏。

引申性讨论

很显然，“内卷”是一个就其本义而言涵盖面并不宽广的概念。而依据笔者浅见，目下汉语思想界对于这个词的泛用，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基于此词的隐喻色彩所具有的强烈感染力。具体而言，仅仅从汉语的字面意思而言，“内卷”其实兼有“内耗”与“席卷一切”的语义，此种心理图像颇能切中目下中国中产阶级在面对各种激烈的社会竞争时所感受到的急切的焦虑与深深的无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汉语思想界对于“内卷”的误用虽然需要从学理层面予以澄清，但是，对于“内卷”的泛用本身却已经不是一个学术事件，而是一个准社会学与准传播学事件。故此，这一现象所反映的问题，也需要加以社会学与传播学层面上的诊疗。

那到底该怎么进行治疗呢？前文已经指出，商品拜物教与数字拜物教的合谋，乃是使得当下种种过度竞争现象得以浮现的根本原因。要彻底、迅速地击败此二者的强大同盟，固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对于该同盟的某种削弱性策略，却依然有施展的空间。具体而言，既然量纲的简单化（以及由其带来的世界图景的简单化）乃是数字拜物教能够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就要在相关事项的评价标准方面引入更加丰富的评价标准。譬如，在 2021 年的全国两会中，已经提出了“碳中和”的量化减排目标，以此对冲“唯 GDP 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协调化。仿照同样的思路，在教育领域，我们也要提出一些更为切实的指标防止教育负担的不断加重，如全国中小学生的最少睡眠时间的保证红线。另外，我们还需要与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合作，开发出合理有效的问卷方式，对民众对于自己生活的满意度进行更为客观的调查，以便为社会治理的有序进行提供更为可靠的民意情资。在这个问题上，开发出的衡量量纲越丰富，我们看待社会发展的维度也就会变得越丰富，社会资源按照某一维度的要求进行集中投入的风险也就会被降得越低。换言之，在社会评价领域，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想象力，以便能提出类似于“碳中和”这样的新概念，由此实现“内卷焦虑中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