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岁月不等人？NYT：拜登何以如此激进_风闻

来源：纽约时报

【编者按】拜登在大选中没有向中间靠拢，而是进一步向左发展，赢得大选后也是如此。拜登总统上任后，一改以前的保守作风，强势推出针对病毒救济、就业、家庭等几大计划。是什么导致拜登现在的激进主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以斯拉·克莱因（Ezra Klein）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以斯拉·克莱因2021年开始为《纽约时报》撰写政治评论专栏，他是著名的《为什么我们两极分化》一书的作者。在此之前，他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和编辑。

从四个方面审视拜登的激进主义

虽然出乎意料，但也不是无法解释

文：以斯拉·克莱因

拜登并不是某天醒来才发现自己错了30年。

我在参议院、在奥巴马白宫、在民主党的后川普推算中，都曾报道过他。拜登很少——如果有的话——呼吁转型变革或想实现雄心壮志。

但你永远不会从他的总统任期中知道这一点。这一切的标准解释是新冠病毒的出现。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而拜登正在崛起以迎接这一时刻。但这说服不了我。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救援计划》。但《美国就业计划》和即将推出的《美国家庭计划》，远远超出了病毒的范畴。它们合在一起，是对大流行前现状的全面控诉，认为这对人类和地球都是一场灾难——从各方面来说，拜登帮助建立了这种现状，而且他似乎也从来没有急于颠覆这种现状。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与白宫工作人员、国会民主党人、政策专家以及拜登政府的批评者交谈，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拜登总统要与（以前的）乔·拜登做出如此激烈的决裂。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尽管这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

**1. 共和党作为谈判伙伴的崩溃。**大多数关于民主党重振雄心的讨论都集中在左派的意识形态趋势上。然而，真正的出发点却是右派的体制崩溃。在拜登之前，民主党总统在设计政策时，一心想着吸引共和党的选票，或者至少是安抚共和党的批评者。这就是为什么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有三分之一是由减税构成的，为什么《平价医疗法案》是建立在罗姆尼医疗（Romneycare）框架之上的，为什么比尔·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份预算包括大幅削减开支。无论是作为参议员还是副总统，拜登都支持这种做法。他一直认为两党可以达成协议，并且通常认为他是有能力促成协议的人。

但在过去的十年里，国会共和党人慢慢但完全打消了民主党人的这些念头。反对《平价医疗法案》这一意识形态妥协的长期运动是这里的核心，但当时的议长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无力向议员们推销他与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谈判达成的预算协议，随后他又拒绝让众议院就2013年的移民法案进行如此多的投票。而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对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的死缠烂打，随后又迅速采取行动取代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大法官，对参议院民主党人认为麦康奈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善意的行为者的伤害是不可能再被夸大的。他们完全放弃了他。

结果是，奥巴马、拜登、为拜登提供建议的关键政治战略家以及几乎整个民主党国会党团都根本不再相信共和党会投票支持民主党的重大法案。当麦康奈尔说"只有当措施不是两党的，美国人民才会知道一场伟大的辩论正在进行"时，他们听信了他的话。于是，民主党人不再为了赢得共和党的选票而设计妥协的法案。

这改变了政策设计：现在这些都是民主党人之间的谈判，目的是找到足够受欢迎的政策，让共和党选民支持他们，即使共和党政客不会支持他们。拜登仍然说得好像他相信两党合作在国会是可能的，但他的政府已经让共和党人承担起证明这一点的责任，而且还要按照拜登政府的条件来做。这比任何其他单一因素都更能释放民主党人的立法雄心。

**2. 新一代的危机造就了新一代的工作人员。**我对民主党内部的代沟印象深刻。华盛顿现在是由20到30多岁的人管理的，他们负责数字，起草法案，向负责人汇报。而这些幕僚甚至是政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他们的成长期被滞胀、里根主义的兴起和克林顿繁荣的缓解所定义，以及那些在金融危机、个人债务飙升、种族算计和气候紧急情况下成年的人。当然，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见桑德斯、伯尼——但总的来说，年轻一代对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价值和值得认真对待的风险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我把这一看法告诉了43岁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迪斯曾是奥巴马政府中年轻的经济政策神童。现在他是管理国家经济委员会（N.E.C.）的人，他同意新一代的工作人员对世界的看法非常不同。“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做了更多的工作，试图了解经济不平等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对权力和权力动态的开放性思考，“他告诉我。

布莱恩·迪斯

迪斯表示，这让人们重新激发了对工会的兴趣——《美国就业计划》要求《保护组织权法》成为法律，A.F.L.-C.I.O.（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负责人理查德·特鲁姆卡（Richard Trumka）称其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直接补贴各行业以引导经济增长的路径。这与从吉米·卡特任内到奥巴马任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下一代经济学专业的人正在反抗前辈，他们只关注不平等，就像我这一代人反抗前辈只关注激励机制一样，这是一件好事。“曾在比尔·克林顿时期担任财政部长、奥巴马时期担任N.E.C.主任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

**3. 拜登对经济学家不太信任，其他人也是如此。**奥巴马一直以来感到沮丧的是，政治家不懂经济学。而拜登一直以来感到沮丧的是，经济学家不懂政治。

多位拜登政府内外的经济学家告诉我，这届政府中，经济学家和金融家的影响力根本远不如过去的政府。一些人对这种变化感到沮丧，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适当的角色再平衡。但完全不像萨默斯、蒂姆·盖特纳（Tim Geithner）和彼得·奥萨格（Peter Orszag）在奥巴马政府成立之初所拥有的影响力轴心，也不像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和萨默斯在克林顿政府所拥有的影响力轴心。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在内部讨论中拥有真正的影响力，其他一些人也是如此，但经济学家是桌子上众多声音之一，却不是主导声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拜登本人的情况：他的学术头脑不如奥巴马和克林顿，对经济学家看待世界和人类行为的方式更天然地持怀疑态度。但这还远不止如此。

珍妮特·耶伦

这届政府的背景是过去一代经济咨询的失败。十五年的金融危机，连续不断的不平等和反复出现的债务恐慌，从来没有在利率上表现出来，这些都让经济专业知识失去了光泽。但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气候。“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也认识到市场不能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你需要一些适度的公共支持来纠正这种适度的市场失败，“罗斯福研究所主席菲利西亚·王（Felicia Wong）说。“但他们从未设想过气候危机。这不是利润市场的失败。这是激励破坏的市场。”

N.E.C.的负责人迪斯以其出色的气候素养著称，他现在负责白宫经济决策的中枢。而气候灾难的规模，以及必须解决的速度，恰恰要求政府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你考虑我们国家的各个大型系统——交通系统是一个，电力和能源系统是另一个——为了真正解决气候变化，我们将不得不改造这些系统，“他告诉我。

经济学家们有他们解决气候变化的想法——其中主要是征收高额的碳排放税——但拜登和他的团队认为这根本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认为，碳税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答案，这种想法是如此脱离政治现实，以至于非常危险。迪斯在这一点上也变得活跃起来。“我想加倍努力，并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消息传递和叙事性的要求，“他告诉我。“必须让美国人看到并体验到，对建设出一个更有弹性的电网的投资实际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并为他们或他们的邻居创造了就业机会。”

即使在气候之外，政治风险对拜登政府的影响也比过去的政府更重。这是从奥巴马时期得到的另一个教训。奥巴马团队取得了真正的政策成功：他们防止了另一次大萧条，他们重新监管金融业，他们将医疗保险扩大至超过2000万人。但民主党在2010年失去了众议院，有效地结束了奥巴马的立法议程，然后他们在2014年失去了参议院，然后唐纳德·川普在2016年赢得了白宫，然后民主党又失去了一代人的最高法院。

许多曾在奥巴马时期任职、现在又在拜登时期任职的人都认为，他们过于关注经济风险，以至于忽略了政治风险——如果失去政治权力，就无法制定好的经济政策。拜登团队被这样的恐惧所困扰：如果他们失败了，一个类似川普的强人可能会重新夺回权力。举例说，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对1400美元的经济刺激支票虽然大受欢迎、但针对性不强的论点不为所动。就像拜登的一位经济顾问对我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向人们展示我们在帮助他们，这个国家可能很快就会回到川普手里。”

**4. 拜登是一个政客，最真实的意义上的政客。**拜登认为自己的角色，部分是感知国家想要什么，直觉人们会和不会接受什么，然后在这些界限内工作。在美国，这往往被视为肮脏的生意。我们喜欢信念的美感，我们认为领导人应该遵循自己的忠告，我们把"政客"作为一种称呼。

但拜登对政治家工作的理解比较传统，这让他有了与国家一起变化的灵活性。当情绪比较保守的时候，当大政府的理念让人害怕，而当私营企业的美德熠熠生辉的时候，拜登反映了这些政治观点，他呼吁平衡预算修正案，并警告"福利母亲驾驶豪华轿车”。然后国家变了，他也跟着变了。

年轻一代复兴了美国左派，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两次竞选活动证明了其政治的实力。共和党人放弃了任何财政保守主义的伪装，而川普提出了——但没有贯彻——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可怕的可能性，这种保守主义将把仇外和怨恨与流行的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工资停滞和世界变暖以及卡特里娜飓风和新冠病毒大流行证明，英语中还有比"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更可怕的词，正如罗纳德·里根的这句名言所说。

伯尼·桑德斯

即使拜登在民主党初选中以温和派的身份参选，他的议程也已经移到了他以前支持的所有东西的“左侧”。但后来他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他在大选中没有向中间靠拢，而是进一步向左发展，赢得大选后也是如此。他在政策设计上远离了工作要求和复杂的目标定位。他强调让社会和经济问题恶化是不负责任的，而不是把钱花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是不负责任的。他的政府的定义是担心政府做得不够，而不是担心政府做得太多。正如化名评论员詹姆斯·梅德洛克（James Medlock）在推特上写道："‘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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