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四一二大屠杀中第一位受难的共产党员，以鲜血化为细星，照亮了黑暗中的上海_风闻

一领淡鹅黄-独立撰稿人-清源妙道，显化无边。2021-04-12 09:18

2021-04-12

“晚上没有月亮，天色正黑暗呵！几点细星，那里能够使得地面上明亮呢！”

1919年，18岁的汪寿华在日记里写下上面这段话。那时的中国，正在经历近代史上最漫长的黑夜，强敌环伺，虎视眈眈，地土四分五裂，百姓蒙昧无知。正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的汪寿华心痛不已，却只能在日记中指责列强“各图私利”，北洋军阀“纵兵横行”，发誓要“努力，努力，无时无息，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但手无寸铁的少年书生又能做什么呢？怎样才能让积贫积弱的中国重新站起来？怎样才能帮助贫苦的大众获得新生？汪寿华不知道。

但很快，汪寿华得到了答案——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这个于两年前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让包括汪寿华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丝光亮，于是1920年，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汪寿华将革命同志组织起来，决意前往俄国考察，学习革命经验。

1924年，汪寿华奉命回国。在俄国，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远东华工的代表和海参崴职工苏维埃委员，并且深受华工们的爱戴——这时的汪寿华，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懵懂的学生，他终于找到了毕生为之奋斗的方向，那就是发动和领导工人，激发出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

在上海，汪寿华多次组织工人罢工斗争，发动和领导数万人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参与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上海总工会成立，汪寿华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他和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一起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人进行总罢工。1927年，汪寿华还和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人一起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指挥了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

3月21日，汪寿华代表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工人们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次胜利不但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壮举，也是北伐战争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最高峰。其中汪寿华代表我党积极活动，与上海的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青洪帮头目等广泛联系，团结了上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起义成功与他的努力密不可分。

汪寿华主办的报纸

起义胜利后，汪寿华当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此后在他的领导下，上海工人运动发展迅速，上海总工会所属工会会员到1927年2月底即达到28.9万人。1927年3月4日，汪寿华主持召开工会干部会议，决定组织5000人的工人纠察队。至3月底，加入总工会的工会即达到502个，会员82万人；工人纠察队经过整编，成立14个大队共2700人，拥有机枪20多挺、步枪4000余支。

然而这样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形势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在沪列强们的恐慌。他们无视总工会的命令，阻挠工人复工，并非法逮捕工人。汪寿华得知后，立即向英租界工部局总办爱德华、法捕房总巡费沃礼提出强烈抗议，并限时答复，否则将取消复工命令，重行总同盟罢工。由于汪寿华领导工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列强们被迫答应工人复工，并同意改善工人待遇。汪寿华在工人中的威望进一步提高了，可是与此同时，危险也悄然在向汪寿华接近。

汪寿华在工人运动大会上

当时上海总工会有一名财务人员，与汪寿华是同乡。有一天，那人对汪寿华说：“现在形势这样紧张，我们拎几箱银洋走掉，发点财算了。”汪寿华当即愤怒地拒绝：“你这样是来革命的吗？你把箱子留下，马上给我滚！”

那人虽然胆小如鼠，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汪寿华本人已经成了包括列强、反动派和上海帮派流氓在内的各方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计划着向汪寿华发起攻击，以此打击我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果然到了1927年4月11日晚，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邀请汪寿华去其府邸赴宴。

总工会的同志担心汪寿华的安全，认为青帮的流氓是什么都干的出来的。但汪寿华表示，自己过去常和这些人打交道，不去会被人耻笑。为了摸清底人的底细，缓和当前紧张的局势，更为了维护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汪寿华宁可牺牲一切，也要冒险去一探究竟。

于是当晚，汪寿华带着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李泊之前往杜宅。为了将伤害降到最低，汪寿华在离杜宅不远的地方让李泊之下车，并告诉他，如果自己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说明发生了意外，请李泊之向组织报告。

情况不幸被汪寿华料中，杜月笙早已被蒋介石收买，这次邀请就是为了暗杀！一进门，汪寿华就被杜月笙手下的打手团团围住，一棒打昏，等到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被五花大绑塞进了汽车。据后来1986年台湾出版的《杜月笙传》说，杜月笙授意打手将汪寿华拉到了枫林桥，残忍的直接活埋；也有人说，汪寿华是先被枪杀，然后匆忙埋尸……在那个漆黑不见五指的夜晚，年仅26岁的汪寿华就这样被黑色的泥土吞噬，再无踪影。

汪寿华的烈士证

**汪寿华是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屠杀”的第一个受难者，亦是我党在这次惨案中牺牲的第一位同志。**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日子，2700多名工人们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打扮成工纠队的流氓缴械，激战中工友群众死伤300多人。工人领袖、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被逮捕，上街请愿的10万群众和工人们被自己曾经全力帮助的北伐军队用机枪扫射，100多人牺牲，宝山路上血流成河。驻扎在上海的列强军队也纷纷出动，帮助蒋介石进行屠杀和逮捕。3天之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

上海总工会被解散，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的解除武装，2000多人被逮捕。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4月６日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我党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牺牲，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牺牲，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牺牲，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彻底失败。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列强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踏在我党同志和革命群众的尸山血海上，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

被抓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送进了枫林桥监狱，在这里，敌人无所不用其极的采取各种刑罚毒打逼问我们的同志——

“板蹭吊”是以麻绳捆两手指及两大足趾高悬空中，面部向下，不到五分钟，四肢流血如注，若不肯招，再在背上置一大石，不到十分钟便会停止呼吸。在呼吸将要停止，人已昏过去的时候，用冷水泼身使之苏醒。

“倒悬刑”是以绳缚其两大足趾，倒悬于空中，另以香火烧头部，不招则永远吊着、烧着。

“毛竹签刑”是以绳合缚两手腕处，用毛竹削成竹签多根，其形如箸，一一贯在两腕的中间，愈贯愈紧，痛苦难忍，时间稍长，则神经麻木，舌头伸长，眼珠翻白。

“夹棍刑”又名大刑，每遇一犯人经过多种刑具以后还不肯实招，最后就用此刑，系以大木棍一根，夹在犯人之两膝之后(人跪在地下)小膀大腿的中间，木之两端，立着两人。顷刻之间，即要昏死，喷以冷水使之苏醒。

“抽皮条”是用长二尺许宽半寸之皮条，在一端上栽着数(十)枚小钉，拿来毒打被捕者，并剥去上下衣服，或倒悬，或吊起，随意乱打，满身鲜血淋漓，奇痛难当。

“十子莲刑”是以铁针十枚，在每一指甲缝处用一针下贯，如不肯招则用铁锤击针头，愈击针头愈深入十指，血流如注。

“跪红链”是以粗大的铁链用火烧红，置在公堂之上，如遇不肯实招时，立即强迫其跪地，以致两(膝)皮焦肉烂。

“铁销子”则是以尺许之铁针插入被拷问者之两膝间，酸痛至令人狂呼，说不出痛在何处……

中共中央机关内部交通主任张宝泉，意志异常刚强，从被捕之时起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一言不发。酷刑使他双腿腿骨折断，全身血肉模糊，最后以乱枪乱刀残言致死。

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的赵世炎，被敌人酷刑逼迫交代组织关系，他却奋笔疾书，在1个小时中写满了8张纸，严词申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并满怀信心地写到：“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血债自有清偿之日！”

敌人恼羞成怒，第二日便决定将赵世炎处死。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不慌不忙地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沾有血渍的旧西装，扣好纽扣，从容地走到牢房门口，向难友一一点点头以示诀别。一踏出牢房，赵世炎就举起带着镣铐的双手，高呼“共产主义万岁！”、“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工农兵联合起来”等口号。刽子手们闻听之后，不禁慌神，为首者赶忙嚷道：“砍，快拿刀砍！”就这样，赵世炎牺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年仅27岁。

像赵世炎这样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太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中共浙江组织的早期领导人宣中华，中共党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孙炳文，中共上海区委委员、沪西区工联主任佘立亚，沪西工人纠察队大队长鲍孝良和糜文浩、安体诚、黄竞西、安友石、郭伯和、杨培生、施良才等等都牺牲在枫林桥监狱。中共沪西区部委书记佘立亚(王炎夏)，因行刑时十分刚烈，竟遭敌人腰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