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姐姐，来不及与宿命和解_风闻

　　作者：克瑞斯

　　编辑：尹   磊

　　《我的姐姐》的结局，像一面镜子，给每一个观影的人，都留下了不同的镜像。因“重男轻女”的设计捆绑在一起的姐弟，被戏剧化处理成极端的性别失衡后，两人的关系是否要达成和解，成为了影片的讨论议题。

　　开放式的电影结局，在最后一刻，给姐弟之间创造了和解的可能。影片戛然而止，更多的实际问题留给了现实中的“中国式姐姐”，他们有些依然被锁在重男轻女的困境当中。

　　囚笼，从弟弟一出生就已经出现。电影中两小时的愤怒和委屈，在现实的姐姐们身上，一生中如影随形。“和解”有时候不是解开了一个死结，是给未来留下了更多复杂性。

　　义务

　　为了弟弟，王若楠在9岁才开始上小学，这成了她失去考大学机会的伏笔。

　　在她错过的那两年入学时间里，父母给她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照顾弟弟。

　　弟弟已经是第四个孩子，从父母决定非要有一个儿子那一刻起，这个家就有了一个明确的重心。

　　超生受到单位处分，举家搬迁，离开江苏，一家人到黑龙江鹤岗投奔亲戚。得子的时候，更大的两个女儿已经上学，王若楠6岁，处在从幼儿园到上小学的中间阶段，她开始第一次承担一个长辈的责任，被父母安排照顾弟弟。

　　一陪就是两年，上小学的时间被父母有计划的推迟了。她当时的年纪不理解上学意味着什么，一个6岁孩子的思维里，大姐二姐才是上学的，弟弟是需要照顾的，自己是负责照顾弟弟的，这就是年幼的王若楠最基本的逻辑。

　　弟弟每次哭，她就抱着哄，弟弟长得胖，四肢扑腾地特别有劲儿，那种婴儿的蛮力，是她对弟弟最早的印象之一。

　　在9岁上小学那一年，问题开始出现。

　　晚入学两年，让她成了班级里个头最大的孩子，同学给她起外号，叫“傻大个儿”，她不知道什么是歧视，也不理解自卑，她只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还有她放学后的责任：给弟弟洗澡、做饭、洗衣服。“那时候我不爱回家，宁愿在学校里，因为一回去就得做好多事。” 家里没有洗衣机，弟弟的衣服，靠手搓洗。

　　大量的信息都在传递父母对弟弟的偏爱，弟弟有新衣服穿，她穿的是大姐二姐的旧衣服；和弟弟的争吵，被指责的总是自己。仇视的情绪在她对弟弟的态度中出现，同时也出现在她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中，有两年，她不和弟弟说话。

　　“我后来就想，上中学就好了。上一个寄宿学校，不回家。”沉默、逃避，成了王若楠的应对方式。

　　大姐成了离家最早的人，父母对弟弟的偏爱不单单是王若楠的感受，家里的三个女儿，都有尽早离开家的念头。“他们的想法估计跟我一样，就觉得家里只稀罕我弟，我们去哪都行。”

　　王若楠成了第三个离开家的人，上高中后，她住在学校，一个月回一次家。

　　“没钱了我才会回去一次，回去找我爸妈要生活费，还有学费。”供四个孩子上学，家庭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每次回家要钱，父亲的脸上愁云密布。

　　最糟糕的情况出现了，父亲开始了劝她辍学的试探。她在高中时已经快20岁了，这成了父亲让她辍学甚至嫁人的理由。

　　“我因为照顾弟弟导致晚入学，现在让我辍学，然后早早嫁人。”一种“牺牲品”的宿命，在她从离开幼儿园那天，就已经被家人决定。

　　起跑线上的延迟，在王若楠随后的十年，开始产生连锁反应。

　　在中国式姐姐的现实案例中，其荒唐性，不比影视作品来的含蓄。

　　很多传统观念的家庭，对儿子的执着，是通过最直接的生育来试错。这种概率背后是女儿一生的损耗，而在他们的养育过程中，随之而来的还有举家的“超生游击”，以及经济上的负债累累。

　　贫穷，延伸出来的是姐姐读大学的权利丧失。

　　选择

　　梓欣在初中毕业后，主动结束了读书的生涯，在她弟弟的回忆中，梓欣那时候至少是有机会去念一个专职学校的。一是她没有争取，二是父母没有坚持。

　　“我觉得她做了一个牺牲自己的选择，她知道家里条件不好，把机会让给了我。”在河北曲阳县的一个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念完初中就不再念书，女孩占了多数。

　　曲阳是雕刻之乡，走出校园，到石雕厂当学徒，成了一部分15岁的孩子的人生走向。一个老练的石雕工成了梓欣的师傅，跟两个同龄人一起当学徒，用一年的时间去切割一块块汉白玉。

　　每天她穿上一套迷彩服，戴着口罩，用切割机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操作，整个过程，粉尘四溅。每次回家，她摘掉口罩，抖下衣服上的粉尘，然后洗脸、洗头。从一个裹在迷彩服里的石雕工，变回一个15岁的少女。

　　“她其实挺爱干净的，但那时候也没听她有太多抱怨。”梓欣比弟弟大三岁，小时候他们牵着手放学回家，像一对同龄人，争抢一个冰棍。但走进厂子的梓欣，在弟弟眼里成了一个成年人，这种印象的转变，仿佛在一夜之间。

　　梓欣23岁结婚，找人给说的媒，五万的彩礼，一部分给弟弟交了学费，一部分给家里还了债。“我其实觉得她结婚，也是为了家。当时我上大学，学费不够，家里还有债，五万的彩礼，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弟弟印象中的梓欣，在他们班里是一个出众的女孩。12岁之前，梓欣在山西晋中长大，在城里生活，普通话标准，穿得也和村子里不一样，更洋气，爱唱歌，唱的也好。“他们班里有个男的追她，还托我给我姐送情书。”弟弟偷看了那封信，里面一句青涩的情话让他记到现在，“我爱上了你”。

　　直到结婚那一年，村子里都有人在追求梓欣，她冷冰冰回了一句，“现在说这些干什么？”

　　梓欣从来没有对自己的选择做过解释，她只是后来跟弟弟说，如果自己当时以唱歌的特长生身份，也可以考上高中。嘀咕了一句，没有多说。在她弟弟眼里，梓欣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像一个大学生。

　　“我爸妈都是普通农民，但都是讲理的人，如果孩子提出什么明确要求，他们是愿意支持的，但尽管这样，我姐几乎没有要求家里为她做什么。”

　　相比之下，弟弟是在父母以及姐姐的支持中成长的，在笔记本电脑在大学宿舍里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弟弟买了电脑；在大学毕业后，他去了北京，家人垫了首付，他在燕郊买了房。

　　一家人风平浪静，一杆天秤在无限地往弟弟身上加码。但仿佛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

　　在弟弟的视角里，梓欣在每一个人生选择的阶段，都向后退了一步，留出来的那一步，给了自己。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该给自己争取更多。”在梓欣成长的村子里，牺牲自己是一种被默许的正确。“村子里那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她是懂的。”

　　“我觉得她如果为自己的价值争取更多，她会特别痛苦，这种个人的观念在我们那里太弱小了，你没办法在农村的那种大环境中选择对抗。”

　　村子里传统的性别观念，在梓欣的身上有不容置疑的烙印，自卑都是慎重的，在梓欣心里，实现个人价值，是30多年没敢发芽的种子。

　　另一种人生

　　高考，像一块压在王若楠胸口的石头。压力的来源不是成绩，而是她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念大学的权利。

　　“要是不读书，我就得留在家里，跟我爸妈，还有我弟在一起。”离开家是她长久的计划，上大学，是离开家最好的理由。

　　“我去求我妈，想让她帮我，她一直还挺心疼我的。”母亲去大姐二姐家借钱，两个大女儿刚结婚，都有自己的家庭，但在钱的问题上，做不了主。“感觉我姐夫挺不乐意的。”母亲也没勉强，她怕大姐二姐因为借钱的事，在家里受气。

　　为了王若楠上大学的钱，父母开始从商量变成了无休止的争吵。王若楠跑到家附近的一个土坡上，一个人哭，哭很久，太阳明晃晃的，晒在脸上，她心里想：“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吧。”

　　“我也不是觉得爸妈不爱我，就是觉得他们偏心。家里确实没钱，他们也挺可怜的。”父母一边争吵，一边四处借钱。看到父亲为钱发愁，唉声叹气，王若楠慢慢将问题归因到自己身上，他开始觉得，也许真的是自己不对。

　　父亲像突然想通了一样，说，“你放心去读吧，我就是卖血、卖肾，也供你读书。”王若楠一阵愧疚，“怎么能让我爸去卖血。”

　　矛盾最终的化解，来自于王若楠的让步，“那我就不上大学了，读书，就让我弟弟读吧，他学习好，将来读个博士啥的，我们家也算是光宗耀祖。”

　　20岁那年，她来到离家3000公里的城市，开启新的生活。“我是独生女。”在新的城市里，遇到新的人，她总这样介绍自己。

　　在同事抱怨工作辛苦的时候，她没有什么感觉，她觉得开心，自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命运。与家人的联系变得更少，但怨恨也在逐渐消弭。既不亲，也不恨，更多是麻木。

　　如今已经过了三十岁的王若楠，家庭温暖的缺失像幽灵一样，时不时在她的生活中光顾，她有时候会在梦里哭着醒过来，幻想着如果没有父母的偏爱，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所不同。

　　她甚至会想那个像“小魔王”一样的弟弟。学习累不累，生活顺不顺，钱够不够花……年龄在催化王若楠的成熟，放下怨念，理解、包容。

　　弟弟最终没有让家人失望，真的考上了博士，全家人都像押中了宝一样，某种方面，就连王若楠自己都觉得高三放弃大学，似乎是一个对的选择，这才让更多的资源，倾向了弟弟。

　　她在潜移默化地说服自己，牺牲似乎变得合理。

　　降服

　　更多的合理性，出现在河北曲阳县的梓欣身上。母亲的去世，让她开始在弟弟面前，自觉地承担起一个母亲的角色。

　　母亲在病危的时候，梓欣没有和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透露过半句，“她就觉得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她不想让我承担那种压力。”直到母亲在人生的最后一程，梓欣给弟弟打了电话，让他赶紧回家。

　　“我当时回到家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姐。”

　　梓欣操办了母亲的一切身后事，所有丧礼的精力、物力、财力。除了偷偷难过，她得在弟弟面前，起到一个“定心丸”的作用。直到我们和梓欣的弟弟沟通到最后，他对姐姐的很多理解，才恍然大悟一般，让他意识到姐姐当时所做的一切，以及那背后给弟弟所带来的的意义。

　　“如果我是独生子，没有我姐，我想那段时间，天就要塌下来了。”

　　梓欣替母亲行使的责任，也包括给弟弟找老婆。找人说媒，给弟弟安排相亲。让弟弟结婚，对梓欣来说，是一种照顾的让渡，在她的观念里，在照顾弟弟这方面，母亲把责任交给了自己，而给弟弟找个媳妇，是另寻接班人。

　　弟弟抗拒相亲，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和意愿。姐姐的责任感变得一厢情愿，甚至成为“爱的暴政”。

　　“我希望你结婚，但是你结完婚之后，跟我的关系就没有那么亲了。”这是梓欣和弟弟在相亲问题上，最缓和的一次交流。

　　在梓欣的成长环境中，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渗透到了她的身上，而且不自觉地接受了一切。

　　“最悲哀的是她不知道自己在牺牲什么，她也没有能力反抗。”母亲走后，梓欣对快三十岁的弟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弟弟后来在老家买了房，房本上写的名字是梓欣，他说这房子自己并不住，他心里真正的主人，是自己的姐姐。

　　姐弟从没有走心的交流，弟弟的情感反馈细雨无声，他不希望和姐姐谈论什么姐弟情谊，对于一对三十多岁的姐弟来说，走心，带来的更多是尴尬。

　　“到了他们的后代的时候，他们的女儿也许会摆脱这种观念吧。”对于梓欣可能的另一种人生，他弟弟觉得，也许只能发生在她的下一代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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