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巍：新疆民族文字改革沉痛教训_风闻

近日读了《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2008年8月第一次印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对其中涉及新疆民族文字改革一章印象深刻。我为那次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最终导致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功亏一篑而扼腕叹息！这也可以看出，在新疆历史上，地方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生存土壤还是比较丰富的，其实力也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与以各种面目出现的地方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很多时候，这种斗争甚至是隐形的，经过伪装了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曾在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的部分中小学里，推行过以斯拉夫文字为基础的文字改革。到1943年盛世才统治新疆后期，随着他与苏联关系的最终破裂，就不再使用斯拉夫文字进行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了。

1949年10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推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进步，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后改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作为国家指导文字改革的最高权威机构。改革最先是从汉字的改革开始的。1955年起，国家开始大力推广汉字简化，并制定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汉语拼音方案”。同时，也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帮助各少数民族进行文字改革。

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为推动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也成立了对应的“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阿不都拉·扎克洛夫任乌鲁木齐市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长贾哈达任伊犁州的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主任。可是他们提出的文字改革方案，竟又倒回到了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的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老路上。

1957年8月，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在青岛举行，周恩来作了《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总理在会上指出:“我们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目的……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民族合作的条件，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给了我们合作的基础。因此，解放后我们采取的是适合我国情况的有利于民族合作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不去强调民族分立。现在若要强调民族分立，帝国主义就正好来利用。即使它不会成功，也会增加各民族合作中的麻烦。例如新疆，在解放前，有些反动分子进行东土耳其斯坦之类的分裂活动，就是被帝国主义利用了的。有鉴于此，在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我们没有赞成采取维吾尔斯坦这个名称。新疆不仅有维吾尔一个民族，还有其他十二个民族，也不能把十三个民族搞成十三个斯坦。党和政府最后确定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也同意。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帽子’还是戴的维吾尔民族，因为维吾尔在新疆是主体民族，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他民族也共同戴这个帽子。至于‘新疆’二字，意思是新的土地，没有侵略的意思，跟‘绥远’二字的意思不同”。（作者引自《周恩来选集》第259-260页）

这次在青岛召开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新疆派去了赛都拉·赛普拉也夫、安尼瓦尔·贾库林、帕提汗·苏克尔巴也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库夫、瓦哈甫、达夏甫、阿满土尔、维吾尔·沙依热诺、巴塔等十多位代表参加。同月，自治区党委在乌鲁木齐天山大厦召开会议，由赛都拉·赛普拉也夫等同志传达了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精神。

1958年1月，周恩来总理又在全国政协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指出，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关于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周恩来总理说：“汉语拼音方案还可以用来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习的人随时查考不断校正自己的发音，收效才大……今后我们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是科学技术等方面广泛使用的，大家使用和接触的机会很多，学过之后就吧容易忘记。因此，采用这套字母，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好处……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其中有许多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虽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进。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汉族用汉字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朝鲜字母的，还有用其他字母的。这些兄弟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时候，应该以什么字母为基础呢？能不能就用汉字作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呢？过去曾经有人这样试过，没有成功，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几十个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这不仅对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交流经验是个障碍，而且印刷、打字、电报设备势必各搞一套，对于各民族今后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极其不利。……**汉语现在既然决定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字母，那就应该确定这样一个原则：今后各民族创造或者改造文字的时候，原则上应该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且应该在字母的读音和用法上尽量跟汉语拼音方案取得一致。**可以预料，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各兄弟民族的创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后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将有极大的利益。”（作者引自《周恩来选集》）

1958年4月，国家民委在北京召开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改革讨论会。会议明确规定了帮助少数民族文字改革的原则和方针，就是必须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拉丁字母进行文字改革，有文字的民族按这个统一的方针进行改革，没有文字的民族也按照这个原则创制文字。

由此可见，各种有关民族文字改革的会议是密集的，国家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改革已经逐步制定了严格的要求和原则。但是这种正确的方针政策，各省的执行的情况却并不一样。尤其是在新疆，这个政策就没有得到贯彻与执行。

格尔夏在书中披露：1959年，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的方针作出决定：撤销原来的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委员会成立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先后由阿不都拉·扎克洛夫、艾斯海提·伊斯哈克夫、赛福鼎担任，赛福鼎还兼任党组书记，格尔夏担任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艾里哈木·艾合塔木任。会议决定，立即在部分维吾尔、哈萨克学校进行新文字改革的试点工作。

由于新文字改革方案是国家文委研究会帮助制定的，且经过大批专家、学者的反复讨论、修改，新文字改革方案已经达到了科学完善的程度，所以具体实行起来很少遇到技术性问题。但是在政府部门召开的各种新文字改革的座谈会上，新文字改革问题竟遇到了宗教及旧的习惯势力的顽强抵触和激烈反对，推行起来极其困难。

新疆石油局原副局长吉拉诺夫就借口新疆宗教界有人反对，攻击新文字改革是“卡伯尔”（异教徒）文字；还有人提出来，维吾尔文字应该以阿拉伯文字来进行改革；还有就是赛都拉·赛甫拉也夫、扎卡洛夫等人鼓吹的坚持用斯拉夫文字来进行文字改革。各种说法、借口、意见，归结起来，就是要千方百计反对以汉语拼音为基础进行的少数民族文字改革。

最后，各种反对新文字改革的意见，由格尔夏汇报到了自治区领导和王恩茂书记处，王恩茂书记当即指示说：对那些认识模糊的同志，要耐心的分析、解释，通过说服教育来提高认识。赛福鼎同志亲自出面去做民族宗教人士的工作。他严肃地向二道桥大清真寺主持阿不都拉热合曼等人指出：要认真执行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能以歧视的口气把不信教的人称为“卡伯尔”，更不能说新文字是“卡伯尔”文字。

自此以后，新文字的改革工作进行的就相对顺利一些。1962年，自治区党委根据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改革试点工作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决定：在全疆维吾尔、哈萨克等各级各类学校和全疆机关干部及广大群众中普遍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

与此同时，各种新文字的教材和出版物也大量出现，以适应广大学生和青年学习的需要。各种新文字的培训班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种媒体有关新文字改革的宣传报道也是铺天盖地。一时间，在全疆在内，很快形成了一股学习新文字的热潮。据初步统计，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学生、机关干部和社会青年中，会读、会写、会用新文字的人数就达到了130万人以上。

由此，**1964年，自治区人代会通过决议，确定了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的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文字，为维吾尔、哈萨克民族的法定文字。**应该说，这种以地方立法方式定下来的事情，是不应该随意的、轻率的予以取消或废除的！

在成功推行维吾尔、哈萨克新文字的大好形势下，自治区“文改会”根据各民族群众的迫切要求，又起草了新疆蒙古族托忒改革采用拉丁文字的方案，也为柯尔克孜族创制了拉丁文字方案。

可是，1982年，自治区召开的第四届人大常委会上，赛都拉·赛甫拉也夫竟又旧话重提，突然提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废除了维吾尔、哈萨克拉丁新文字，恢复阿拉伯字形的维吾尔、哈萨克旧文字。

历史再一次以貌似客观、民主的方式对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进行了一次耍弄！而且是以人代会举手表决的方式，是以多数人赞成的方式通过的。由此可见，当时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势力是何等的强大！

作者格尔夏也愤懑的诘问，“至此，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巨大成果，被完全、彻底地取消和否定。新疆的民族文字改革工作夭折了，新疆民族文化进步的列车被拉上了历史的倒车。……这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悲剧。它使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民丧失了一次与祖国人民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在全国正在兴起的改革浪潮中，新疆竟出现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反对文字改革的怪事，岂不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的确，语言、文字是人们相互交流相互传递思想感情的载体，是一个民族的徽记，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媒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和谐、有机地运行，就是靠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彼此相通的语言文字，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减少偏见和隔阂，走向共同进步，实现共同繁荣。但是，1982年的那次人代会却使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族的人们丧失了一次与祖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接轨的绝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