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不是答案，是带来的思考：亚历山大到过中国吗？_风闻

世界从未忘记我们，而我们与世界隔离太久。

百转千折，百年奋斗，今天的我们终于迎来伟大转变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处在重新学习的关键时刻。

——2021年写在浙中的暮春

（一）

     2357年前的初夏（即公元前336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其女儿的婚礼上遇刺身亡，刚满20岁的亚历山大于是成了新的马其顿国王。直到公元前323年，在那一年突然英年早逝的“战神”亚历山大从未停止过征战。亚历山大先是确立了马其顿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之后整合希腊的力量开始东征，灭掉波斯帝国，在西起巴尔干半岛、尼罗河，东至印度河这一广袤地域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

    据史载，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统帅大军从里海南岸东进，征服阿富汗，进而挫败北印度诸国。亚历山大原本拟定沿着印度河继续南下，但其部下思乡情切再也不肯前进，又因印度多雨酷热，瘴气连天，军队内部普遍产生了厌战情绪。于是，亚历山大只得暂时中断计划，班师回走。

    公元前324年春，为了促进马其顿人、古希腊人和波斯人的融合，亚历山大在波斯都城苏萨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集体婚礼。他娶了刚被他消灭的波斯旧君主大流士三世的女儿为妻，其他将领同时与波斯贵族女子结婚，成千上万的士兵也纷纷娶了亚洲女子。同年，亚历山大将巴比伦作为新帝国的都城。

    公元前323年春，亚历山大在巴比伦接见了欧亚各国的使团，制订了许多宏伟战略，例如，探险里海，远征阿拉伯等等。然而，这些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亚历山大在那一年夏天突然染上恶性疟疾，连续10天高烧之后，陷入昏迷，很快就撒手人间，享年33岁。

    今天，简单复述亚历山大的这段神话般的个人英雄史，为的是这个古今中外老生常谈的有趣疑问：亚历山大有没有到过中国？

    综合近十几年人们给出的种种猜想和解答可知，大多数意见倾向于否定，即认为亚历山大不可能到过古代中国。言之凿凿的理由（推理），犹如当头棒喝似的雄辩，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亚历山大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东方有个古老文明的国家中国，因为亚历山大东征出发前坚信“印度是世界的尽头”。

    （2）亚历山大没有完全深入印度便中途折返西亚，在全盘接收波斯帝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帝国，没有再往东方进军。

    （3）中国从公元前十世纪便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如果亚历山大与古代中国交过战，不大可能不留下记录，而在中国的历史文献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亚历山大来过的信息。

    （4）如果亚历山大与古代中国短兵相接，他遇到的对手就是战国时代的霸主秦惠文王，经历了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当时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强国家，拥兵60万之众，而亚历山大总共只有5万人马，他一旦与秦惠文王交手，则肯定会被打趴下。

    （5）有关亚历山大到过中国的记载主要现存于阿拉伯和伊朗的中世纪文献中，那些记录都是虚构的，是西方世界蓄意“抹黑”中国的证据。

    面对这个千古悬疑，答案已经变得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我们看待该问题的视角和姿态。逐条分析上述五点，不难发现其中的漏洞还真是不少。

    第一，“印度是世界的尽头”，这的确曾是古希腊人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伟大哲学家、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但是，当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又征战印度之后，难道他还会保持“印度在世界尽头”的老观念，波斯人或者古印度人不会向他透露一点有关东方古国的信息吗？

    第二，亚历山大从印度折返西亚，并不代表他放弃了继续探险东方的梦想。而且，这种梦想也同样为他的众多部将所拥有。

    第三，中国古文献中没有发现亚历山大“到此一游”的记录，并不等于亚历山大没有来过中国。众所周知，两千年多来，各种原因而遗失的中国古文献不计其数。今天，我们单凭古文献无记载就作为否定疑问的依据，这不是一种明智之举，而是自我阉割了想象力，降低了学习力。

    后面我将着重讲到被湮灭5000年的巴蜀古文明的遗址三星堆重见天日的故事，经历近80年的考古发掘，今天的人们以实物形式有力地驳斥了古文献所载“蜀无礼乐，无文字”一说的荒谬。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等上古遗物，其技术含量甚至超过了从中原殷墟发掘的同时期殷商青铜器的制造水平。

（三星堆出土青铜大立人像）

    第四，亚历山大如果到过中国，为什麽只能与秦国狭路相逢，难道不会发生在华夏世界的其他地方吗？

    第五，有人臆断，中世纪的西方学者编撰出亚历山大到过中国的伪史，是为了“抹黑”中国。可是，那时候的人“抹黑”中国的动机是什麽，这一点似乎从来就没有人能讲得明白。

    综上所述，针对亚历山大有没有到过中国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他很可能曾短暂地到访过华夏文明某一角落。

（二）

    先来看一看，中世纪的西方文献资料是如何记载这段故事的。以下记载均来自于1910年代的美国东方学者Berthod Laufer（劳费尔）收集并编撰的参考书《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1960年代，此参考书在北京出版过中文版，书名为《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摘录部分如下：

    很多国家写的有关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的故事里，出现有中国，是亚历山大所到过的许多国家之一。

    费尔都西（al-Firdawsi，935-1025年，现多译为菲尔多西，为波斯大文豪，笔者注）著的书里说亚历山大以自己的使节的掩护身份来到中国，Fagfur（天子）以上宾之礼相待。亚历山大向天子递书，声明如果天子承认他为君主，向他进贡本国所产的各种水果，他可以允许天子保有领土和职位；中国天子应允了这要求。

    尼萨米 （现多译为内扎米，J.I.，1141-1209年，笔者注）著《亚历山大传》说亚历山大由印度经过缅甸、西藏来到中国，那里希腊画家和中国在举行比赛，希腊画家最后获胜。（这本《亚历山大传》的内容主要来源于菲尔多西所著史诗《列王纪》，笔者注）

    埃塞俄比亚人（无法考证此人生卒年月，笔者注）写的亚历山大故事里说：“中国王命人在长椅上铺上贵重的垫子，长椅是金质的，嵌着珠宝，镶着金图案。他坐在大殿里，他的太子们和贵族们环绕着他，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们都恭顺地回答他。然后他就命令典礼官把亚历山大大使带进来。当我（亚历山大）跟着典礼官进来的时候，典礼官叫我站在王的面前，那些穿着金银衣服的人都站了起来；我在那里站了好久，也没有一个人人和我讲话。”

    故事往下念更加有趣：中国王叫这位使节和他并坐在长椅上，天子送给亚历山大精致材料所制的衣服，重一百磅，二百个帐篷和男女仆人，二百个象皮制的盾牌，二百支镶金的印度剑，上面装饰着贵重的宝石；二百匹帝王骑的马匹，一千担最好的金子和银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山，山里可以采金。城墙是金子筑成的，居民的住宅也是金子盖的；大卫之子所罗门就是从这里取得金子来盖圣堂，他的器皿和盾牌都是用中国金子制的。

    关于亚历山大在中国的故事讲得最天真有趣的阿勒·塔阿利比（961-1038年，笔者注）用阿拉伯语所写神话式的《波斯历代国王历史》（现多译为《波斯王国史》，笔者注）里那一段说：当亚历山大带着他的军队进入中国时，中国王大吃一惊，不能入睡。他趁着黑夜往访亚历山大，表示愿意归顺，以免流血，亚历山大最初索取他五年的全部国家岁入，可是后来慢慢地让步到只要一年的三分之一岁入。第二天一支庞大的中国军队把亚历山大的军队团团围住，亚历山大以为他的死期到了，谁知中国王出现了，从马上下来，拜伏在地。亚历山大责他不忠不义，中国王否认此事。“那么这些军队是干什麽的？”中国王回答说：“我要你看看我并非因为软弱或兵少而屈服。我看出这是天意，允许你征服比你更强的国王们。谁要反抗天命必遭失败。为此我要屈服于你以表示屈服上天，顺从你，执行你的命令以表示顺从上天。”亚历山大回答说：“对你这样的人不应该有所要求。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你更贤明的人。现在我取消我对你一切的要求，我要走了。”中国王回答说：“你这样做不会有所损失。”于是他送给他丰富的礼品，如一千件绸缎、彩绸、锦缎、银、貂皮等，并保证每年进贡。

    以上便是从劳费尔编撰的书中摘录的有关亚历山大到过中国的记录。

（《列王纪》插图）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上，有一篇题为《关于亚历山大对中国的影响》的论文，一看便知是与劳费尔书中的内容一致。在这篇论文的最后，作者所持结论性观点与劳费尔也基本一致，均认为亚历山大到过中国的故事是虚构的。

    不同的是，《关于亚历山大对中国的影响》结尾提出了作者的思考，拖沓又掩不住前后矛盾地认为：“上述材料的内容都是马其顿古代作品及西方古代文献所不曾记载的。这些材料既反映了历史人物影响的超时空性，更折射出人类文明互动的多渠道性和交流形式的不确定性。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劳费尔对此的思考言简意赅，却一针见血：“虽然这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它把中国人用外交手腕战胜敌人的方法却描写得很不错。”

    劳费尔原籍德国，年轻时代深受法国东方学者沙婉的影响，在东方学界享有知识淹博的赞誉，是在美国欲称霸世界的前夕为加紧窥探亚洲而重金聘任的专家学者。

    他从浩瀚的西亚古文献中整理出有关亚历山大与中国的故事，目的不在于验证故事的真伪，真实的用意就是他的那一句评价，站在中国大门外用“第三只眼”窥探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传统、民族特质。

    顺着劳费尔的思考，记载亚历山大与中国故事的那些中世纪学者是何用意？是他们胡编乱造，抹黑中国吗？我觉得，这样的臆测过于简单，是充满孩子气的冲动思维。其实，中世纪的学者们根本不在乎那些故事的真与伪，他们写出的仅仅是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不管中国人承认与否，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很多时候很多方面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洞见，一种吃透榨尽的结语。

    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中国为何那么早就留给人那样一种印象？！今天，我们虽然已无力更改过去刻在外界的印象，但是我们还有机会更加充分了解自己的过去，更好地完成现在的变革，创造不一样的未来。

（三）

    只有虚心直面问题，带着敬畏虔诚求教过去，现在的我们才能摆正重新学习的姿态，跳出错误认知的怪圈，找到迈上世界中央舞台的阶梯。

    回到上面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亚历山大若来到中国，为何只能遇见秦国，而不能是古蜀国呢？我们的想象力被所谓的文献牢牢地束缚和困住，而那些所谓文献有意无意地淡化巴蜀区域曾经有个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而错误地把中原文明作为中国文明唯一的发源地和向外辐射的中心。

    19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人物、北大教授苏秉琦先生和社会人类学界的泰斗、复旦大学教授费孝通先生联合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为六大文化区系整合发展而成，这六大文化区系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沿海、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和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这些古代中国的区域中心文明多是独立、平行发展，彼此又有交集与融合。其中，有我们已经熟悉的红山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以及三星堆巴蜀文明遗址。

    从亚历山大东征战果看，主要集中在公元前327年——公元前324年，这四年间，他极有可能本人或遣使到过中国西南部的古蜀国，所经路线正如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所载的从印度出发经缅甸、西藏。

（何尊及其铭文拓片）

    首先，来看一下与亚历山大同时期的中国是什麽情况。当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地理概念已经形成数百年之久。这可从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何尊上的12行铭文出现“宅兹中国”四个字可见一斑。何尊，是西周早期一个名为“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一件青铜祭器。

    何尊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筑城、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记录了周天子对于宗小子何的训诰，还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即“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定都天下之中以统治万民，这是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宣言，也勾勒了周天子定鼎洛邑、治理天下的宏伟蓝图。

    其次，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正处于战国晚期。秦惠文王与亚历山大都是三十岁刚出头，而当时的古蜀之地正处于第五代蜀王——开明王的末年。史载，开明王朝的实力在很长一段时期比秦国强。这一点可能让很多人万万没有想到。

    四川大学教授段渝所著的《四川简史》介绍说，秦初居西陲，距蜀较远，至春秋初年秦文公时，两国始发生经济文化往来。

    “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也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蚕丛是第一代蜀王，据东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三代蜀王叫鱼凫，“凫”就是鱼鹰；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意思是杜鹃鸟），相传杜宇“教民务农”，备受爱戴，却无力治理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取代了杜宇成为第五代蜀王，其统治时间最长，传位至十二世。

    公元前7世纪中叶后，蜀、秦交兵，愈演愈烈。公元前451年，蜀、秦围绕南郑（今陕西南郑）的得失展开争夺，经历65年战争后，蜀国胜利。段渝认为：“开明王朝虽然盛极一时，但没有像中原诸夏和秦那样兴起变法运动，因而国力发展受到很大限制。”

    随后，秦国商鞅变法强大起来，秦惠文王即位，开始寻找举兵南下伐蜀的大道。相传秦惠文王用计，使蜀王开辟石牛道（亦称金牛道），秦军伐蜀已畅通无阻。

    这时，蜀国政局动荡，出现诸多具有亡国之征的“灾异”之说。《华阳国志》记载：武都（今甘肃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蜀王纳以为妃。不久，此妃去世，蜀王征发五丁力士远至武都取土担回成都，为妃作冢。秦惠文王知蜀王好色，乃许嫁五女于蜀。蜀王又征五丁力士至秦远娶。不料返至梓潼，见一大蛇钻入洞穴，五丁相助揽掣蛇尾，大呼拽蛇，顿时山崩，五丁及秦五女并化为石。及蜀王与秦惠文王会于褒谷，蜀王所赠秦王的珍玩之物却又化为泥土。这些灾异之说，暴露出开明王朝社会的不稳定和政局的动荡。

    蜀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剧了已存的政治危机。本来，蜀与邻近的巴国累代战争，但开明王朝分封至汉中重镇的苴侯却私下与巴方交好，引起蜀王震怒，蜀王亲率大军讨伐苴侯，占领苴侯的驻地叚萌（今四川广元昭化）。苴侯奔巴，巴为其求救于秦，这就为秦军南下伐蜀提供了充分借口。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大军从石牛道南下伐蜀。第十二世的开明王仓促率军迎战于叚萌，结果大败。开明王逃至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北），被秦军追杀身亡。此后，秦国得蜀之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实力，并据蜀以为东进伐楚的战略基地，为秦统一战争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而广阔的大后方。

    如果亚历山大在此期间到达了古蜀国，而蜀王正面临内部动荡，北方强敌压境的复杂局面，距离其被秦所灭不到十年的时间，这时突然发现南边又来了一个高深莫测的强敌，蜀王的应对则完全有可能会像阿拉伯学者所记载的那样“大吃一惊，不能入睡”，然后“夜访亚历山大”以求缓兵之计。

（四）

    亚历山大有没有到过中国，结果真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过去的重新认识。除了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之一古蜀文明，关键还需重新认识中国自古以来的国际交往历史。

    亚历山大穿越南亚到达四川的那条路径是真实的吗？回答是，此路径不容置疑。

    以三星堆的考古发掘为契机，最新的南方考古成果已获得国际学术界的一致认同，最迟在商代（第三代蜀王时期），古蜀国与中国以外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就已发生并发展了商品贸易关系。从商周一直到战国时代（大致是第四代至第五代蜀王时期），与蜀通商的主要地区有古印度、中亚、西亚和东南亚，形成了一条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

    《华阳国志》中也有相关记载，商代，蜀与印度的交通线“蜀身毒道”已打通。“身毒”即中国对古印度的一种称呼。而“南方丝绸之路”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丝绸贸易路线，比汉朝通西域的丝绸之路至少早了1000年。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初步判定，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和象牙就来源于印度地区；三星堆青铜雕像群、黄金杖和黄金面罩等文化因素的来源与西亚有关，是经中亚和印度引入。东周时代蜀国王公卿相当中流行佩戴的一种称为“瑟瑟”的宝石串饰或琉璃珠串饰，也来源于古波斯。

    可见，从商代到春秋战国，古蜀与西亚、中亚和南亚的商品贸易一直在持续不断开展，“南方丝绸之路”已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条国际商路。那么，亚历山大或者他的使者沿着这条古老的“丝路”达到中国西南部还有什麽不可能的呢？

    埃塞俄比亚人所写的亚历山大到访中国的故事，中国王送给亚历山大的“礼物”清单中，有“精致材料所制的衣服”，“象皮制的盾牌”，“镶金的印度剑”，“帝王骑的马匹”，“最好的金子和银子”等等，全都是巴蜀的著名特产！这样的记录简直是真实得让人惊讶！

    如果我们依旧不加思索、我行我素地一概否认未知，这样是否将暴露更多的无知！不论是固步自封，还是盲目自大，只会带给我们对世界认识的偏差与自我历史的虚无。

    我们应该牢记，世界从未间断地注视和考察着我们，而我们却刚刚如梦初醒。任何时候，在面对疑问，我们首先克服认识缺陷，拥抱大胆假设的想象和开放包容的姿态，直面历史的冷峻与现实的坚硬。

    亚历山大与中国的故事一再提示我们，我们太需要重新学习，于内于外的各方面值得学习的太多了，重新学习的任务从未像今天这般紧迫，这般催人奋进。

    重新学习，从解构与重装自我起步，思考并重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开启真实的自己，重塑文化的自信，以更广视野、更高站位、更开放姿态，驾驭未来文明的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