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人物系列之一“敦煌守护神”常书鸿（下）_风闻

      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大家就开始着手业务活动了，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从兰州带来的那点纸很快就用完了，而由于交通闭塞，在敦煌很难买到临摹效果比较理想的四川夹江纸，艺术家们只好就地取材，收集了许多质地较好的窗户纸，自己裱褙。颜料需要量很大，靠兰州带来的那点，简直是杯水车薪，于是他们想起了古代艺人用的颜料，就自己动手试验。艺术家们找来许多红泥，用水漂净，再加上胶汁，就成了红色颜料，依此类推：黄泥巴做成了黄颜料，黑泥巴做成了黑颜料。经常是这样：当艺术家们在洞子里临摹了一天，回到住处吃过晚饭后，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每人手里端个大泥碗，拿根小棍子，一边天南海北地侃着，一边搅动小棍子。上下五千年侃完了，那碗里的颜料也就碾成了。 

 最头痛的是临摹一些巨型壁画，特别是高达五六米的洞顶画面，简直无从着手。因为洞子幽暗深邃，很像是神话传说中的炼狱。天阴的时候，连自己伸出的手掌都看不清楚，何谈原原本本、一笔不错地临摹？聪明的艺术家们发明了一种“蜈蚣梯”—在一根两丈多长的圆木上，钻上距离相等的圆孔，插入一根根木桩，便成了一条百脚蜈蚣。临摹时，常书鸿喊着号子，董希文一帮年轻人一齐用力，将蜈蚣梯竖起来。李浴、乌密风、潘絜兹便上到梯子的顶端，将画板、画架、颜料箱、水瓶、水罐一一用绳子吊上去，然后手里掌一支蜡烛，摩顶放睡，俯仰伸屈，一站便是半天。满身的汗水和沙子粘到一起，发出臭烘烘的味儿。

 常先生的心思不在家里全部在工作中，破旧的洞子要修补，一些重要的石窟要安上木门，至于壁画的临摹，文物的研究，工作量就更大了。常先生早晨五点多起床，晚上一两点睡觉，每天劳作十八九个小时，一上床就鼾声大作，根本顾不上去关心体贴妻子。而他的妻子陈芝秀出身于浙江大户人家，从小吃惯了大米鱼虾，而在敦煌莫高窟，她所能享受到的，除了沙子和紫外线之外，就是无边的寂寞了。当时的敦煌就一个小县城，莫高窟还在离县城25公里的地方，交通工具就一辆牛车，去趟小县城路上都要当天都不能往返，吃的更惨，碱水煮面条和杂粮馍馍，没有筷子，就用红柳枝一折，就好了。这样的物质条件，加上精神生活上的空虚，使她无法安心，就在这时一位浙江诸暨枫桥镇的小同乡－赵忠清走入了她的生活。两人很快就形影不离，陈芝秀以去兰州看病为名，和赵私奔，陈出发以后常先生从董希文那里得知了一些情况，才知道她耐不住敦煌有如修道士般的生活，打算不再回来了。常先生策马携枪狂追，跑了二百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被在玉门找矿的地质工程师孙建初和一位老工人救起。常先生被抢救了三天，苏醒以后，理智又占了上风，在孙建初先生的劝喻下，还是毅然选择了事业，又回到了敦煌。后来妻子在兰州登报离婚。常先生的女儿沙娜出生在巴黎，这时已经14岁了，母亲出走以后，她停止了在酒泉中学的学习，一方面带养弟弟－常嘉陵，一方面跟着父亲学画，参加了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1945年7月国民政府以精简政府机构为由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下断了经费，再加上抗战结束，很多人都想念家乡，好不容易聚集的人才一下都走光了，老职工就剩下常书鸿和2个人（窦占彪和范华）。加急电报，联名写信，都没人理睬，为了推动复所，常先生和女儿离开了敦煌，先到兰州举行了临摹作品展，获得了极大轰动。很快常先生又携子带女回到重庆，经过几个月的奔波，并且联系联络了向达、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一批敦煌艺术的忠贞卫士，在报纸上写文章，发呼吁，先把舆论造起来。十分幸运的是，著名学者傅斯年此时代理朱家骅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先生对敦煌艺术颇感兴趣，对敦煌遗书的研究亦有心得，常书鸿找到他，向新任的研究院长汇报了几年来他和他的学生们在大漠绝地孤军奋战的情形，请求恢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建制。傅斯年听了以后十分动容。时间不长，就正式宣布敦煌艺术研究所归中央研究院管辖，为研究院的一个所（原来是归教育部管理的），解决了经费、编制等问题，甚至还给了一部十轮大卡车，常先生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并在1946年中秋前返回了日思夜想敦煌。研究所又增加了陆续增加了一些新人，包括段文杰（后来的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还有李承仙（1947年秋，常书鸿和李承仙组成了新的家庭）等等。

 1948年夏秋，常先生带着各专题五百多幅摹本在南京和上海又举办了一次展览，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和许多党国要人都前来参观了。这时研究所又重归教育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下令将这批摹本全部送到台湾“展出”，常先生察觉到其中的用意，没有执行，将所有摹本妥善秘藏于上海和杭州，自己带着子女，悄然飞回兰州，回到敦煌。在兰州已经解放、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撤退到酒泉以后，对于作战一窍不通的常先生披挂上阵，像一位将军似的指挥着手下的几十号人马积极备战。他们在石窟群最高的130、156、159号洞子里储存了干粮、咸菜和水缸，准备了大量的石块和沙袋。保卫人员手持破旧的步枪，在石窟周围日夜巡逻，准备迎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溃兵和土匪特务。马步芳的散兵几次前来抢劫，都被洞子里射出的子弹和震耳欲聋的呐喊吓退了。1949年9月28日，也就是建国前三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敦煌，研究所迎来了新的时期。建国后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先生又继续战斗在自己的岗位上，在建国后的一些政治斗争中，先生和李承仙即斗争过别人，也被别人斗争，1970年因为韩素音点名要见常书鸿，他才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解放”出来，1982年调到北京，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誉所长，198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后，任名誉院长。在一本被称为“报告文学”的书里，是以这样轻松的笔调描述这件事的：“常书鸿举家迁往北京。在首都温馨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的最后时光。他人到了北京，心还系着敦煌。每年夏天，他都要和夫人来到莫高窟生活一段时间……感觉着心灵上极大的快慰。”但实际上先生最后十几年的岁月却过得十分压抑，人们对待他老是不够公正的。尽管他住在北京木樨地高干楼里，“享受”着部级待遇，尽管他还挂着许多头衔，尽管在莫高窟树起了青铜像，办起了故居陈列室，但那些都不是常先生要的，90年代据萧默回忆，对常老的多次拜访中，先生永远不会忘记、永远不变的一个话题总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他激愤地喊着：“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萧当然劝常老就不必再回去了，要是回去了，在那个对他老并不友善的环境中，他老将更加不得安宁。但先生不愿意听，有一次，竟怒拍着座位扶手，对萧默发起脾气来，大声说：“你怎么也是这个样子？” 1994年6月23日常书鸿在医院逝世。依照遗嘱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自己故居的手植的梨树前，生前画作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就在西湖孤山）。

常书鸿办公室

常书鸿办公室2

常书鸿故居1

常书鸿故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