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带一本《毛选》穿越回民国，你就能发动群众闹革命了吗？太天真了！_风闻

我们总说，解放前的老百姓吃够了反动派的苦，我党登高一呼，群众就奋起响应，跟着我党干革命。这样其实是把发动群众的过程大大简化了，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么容易。

以建国初期甘肃土改中遇到的问题为例，工作组在初期非常细致的宣传之后，仍然遭到了农民们的冷遇，反应极其消极。干部找上门宣传政策，发动他们起来反抗地主压迫和剥削，人家连话都不搭，或者干脆就怼回来了。

山丹龙山区三乡有个叫赵维均的长工，一年到头穿不上一件暖和的衣服，吃不上一顿饱饭，赚一点工钱地也会被地主扣光，三个孩子饥寒交迫。按说这样的人，应该会积极参加土改吧？并没有！土改工作组去发动老赵参加土改，头一次找见他，二话没说就走了。第二天，老赵正在地主家磨房干活，我们的同志看着他说：“大冬天的，你穿的这么单薄，这么破旧的衣服不冷吗？”

老赵：“不冷。”

我们的同志说不下去，就去帮他推磨，但人家老赵一看你来，自己抬腿就出去了。同志倒是厚道，帮他推了半小时磨，老赵回来一个谢字儿不说，把磨收好，就出去挖土豆。我们的同志跟上去，一边帮他挖，一边问：“地主待你怎样？”

老赵：“地主待我很好”。

同志接着问：“你为啥这样穷？”

老赵：“我命里该穷”。

我看到这里，隔着屏幕都气乐了。你说，这还怎么往下继续发动？

还有的干部，从早到晚不睡觉，连着给老百姓讲了好几天，以为工作做通了，结果一到斗地主的现场，人家还是一言不发，坐在后排抽烟，根本就当什么都没听见。稍微积极一点的群众，为了应付差事，只挑些不咸不淡的事出来说，根本谈不到追究根源，更挖不到地主的头上去。

那么，老百姓不愿意诉苦，是因为他们不苦吗？不是的，解放前，我国农民的生活用炼狱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还是以甘肃为例，皋兰县五墩乡，地主只占总户数的7%，但他们占有了60%的土地；临夏县堡子乡，地主只占总户数的2%，土地占有量66.8%；抱罕乡就更离谱了，地主只占总户数的1%，土地占有量达到了87%！

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还只是土地分配上的不平等，要是说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那就更离谱了。自来佃农给地主交租，分“活租”“死租”两种。“活租”一般是三七、二八分账，按每年的收成，地主占大头。要是“死租”就更惨了，不管年成好坏有没有灾情，甚至颗粒无收，佃农一样都要交租。今年交不起，明年分期补交。两年都交不起，直接加利息，地主拿着租约，带着打手，到佃农家亲自打粮食，到手之后全部拿走！佃农有没有饭吃，孩子会不会饿死，一概不管。

以此产生的、农民欠地主的高额欠款，以及农民为了还债而不得不借下的高利贷，让很多穷苦农民一辈子都还不清，逼得无数人家破人亡。比如甘谷县东南区巩家石滩村，欠着地租和高利贷的农民占全村人口的85%以上。有些春天借一斗粮，秋收要还一斗五，还有些借一斗要还两斗；高利贷有各种明目，“黑驴打滚”是债主放债，本生息，息折本，越滚越多；“黑到明”是第一天借第二天还，利息50%；“金鸡上架”是一天时间，利息100%……还有的地主，债户还债之后不销账、抽地不退约，使得农户子子孙孙都要还账，越还越多。

农民还不起账，只能被迫卖身给地主打工，忍受各种盘剥不说，还没有人身自由，甚至被毒打丧命。农民吕振清，因借小麦二斗豌豆一斗，无力偿还，自己和两个儿子都只好当了雇工。民勤县一个雇工，病休三天要克扣工资粮食一斗，用坏了锄头要扣二斗。张掖县农民梁六，因为打了一下耕牛，被毒打不说，还写字据赔了三斗麦子。另一个老雇工，饿极偷吃了一个馒头，被工头活活打死。

此外地主勾结官府欺压百姓、霸占民田的事件层出不穷——临夏县地主马步青，强行圈地600余亩，铲平了三个村，逼得300余户农民无家可归；海原县地主傅天宝、田瑞轩先后霸占民田3000余亩，勒索银子3200多两，白洋600块；武都县47个恶霸地主，用挖眼割舌浸猪笼等方式残杀农民164人，毒打农民8792人，致残96人，霸占妇女53人。

有个农民闫世清，路过庄头摘了两个桃子，被地主发觉，绑在树上用火烧没烧死，半夜竟被活埋。海原县地主冯汉蔚，因为一个放羊娃娃给他端饭打了碗，居然一脚踢死了这孩子。马连滩地主马敬孝，家门口吊打农民的树下磨出了一条沟。定西县地主李富成，奸污妇女100多人。平凉县地主张勤学、曹跃亭，逼卖寡妇18人，赚取白洋1000余元。临夏县莫泥沟一个乡，被强奸的妇女多达700多人！地主马子英，强奸17岁丫鬟未成，把人家吊起来毒打，上脑箍、挑断筋还不算，还把人卖到了河南！

其余地主或者串通官员，或者自己买官为祸，私设仓库，欺行霸市，强迫农民服劳役，克扣赈灾物资，私收军粮等等行径，罄竹难书，黄世仁杨白劳和喜儿的悲剧每天都在上演！

当时甘肃农村流行的歌谣，把农民的悲惨生活描述得淋漓尽致：“借着吃，打着吃，跟着镰子过个年”，“ 由得肠子住不上间房子，由得肚子穿不上一条裤子”，“ 炕上没有铺的，身上没有盖的，圈里没有养的，锅里没有下的 ”，“ 农民头上两把刀，租子重，利息高 ”……断炊挨饿是常有的事，有两尺土布，要先给男人做衣服，女人穿的都是旧衣服改的，大家都是单裤子过冬，孩子们甚至一年四季没有裤子穿，早上太阳一出来，就要出去取暖。

地主剥削加上连年灾害，到了1946年，仅皋兰县13万3500人口中，灾民高达10万3100多人。同年春天，兰州乞丐多达8000人。很多地方的人民都被迫以树皮草根充饥，有的农民全家饿死，卖儿卖女更是屡见不鲜。

可是你说，地主罪恶滔天，老百姓受尽苦楚，为什么就不愿意控诉，不愿意站起来批判他们，翻身做主人呢？

是老百姓目光短浅、思想不够进步吗？也许吧，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啊——两千年来，中国社会就是在这样的阶级枷锁下过来的。我们的老百姓，早就在吃人的旧社会中锻炼出了一套朴素的实用主义逻辑，能让知识分子和小青年热血沸腾的理想主义信念对他们来说纯粹是狗屁，他们只会依靠自己的经验和逻辑来判断问题。所以群众对初来乍到的我党保持着观望、甚至怀疑态度，这没什么奇怪的。

有些人觉得自己过得并不苦，祖祖辈辈都这样，到自己这里挨饿受冻也是常态；有些人觉得，和地主都是乡里乡亲，抹不开面子，要么就是觉得，主子奴才衣食父母的地位是不可改变的，离开人身依附关系就活不下去；有些人是想着，今天诉苦斗倒了地主，明天地主回来，我还得被报复；或者就算是翻身，也是干部们翻身，我们小老百姓还是翻不了身，不过是像过去一样换个皇帝换个军阀，谁知道哪天又变了；还有的人因为遭遇过果党/日伪军的暴行，或者听信了之前果党进行的欺骗性宣传，所以根本不信任我党，觉得说什么都是骗他的。

两千年来，中国农民都是处于“被主宰”“被分配”的地位，忽然有人拿出一套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给他们看，告诉他们，从今往后天变了，你们可以自己分田，自己当家做主，不用再怕地主，并且可以清算地主，大家都拥有一样的权利，你猜老百姓会马上热泪盈眶的表示相信吗？那才有鬼呢！

所以能怎么办呢？难道就不发动群众、不走群众路线了吗？当然不会，那就不是中国共产党了。

要宣传党的政策，需要“说理”，还需要“算账”，只有把输赢帐给老百姓算明白，从经济上、政治上、情理和道义上都把问题讲清楚，他们才能认识到翻身的好处，从而积极参与进来。

话说得容易，怎么做呢？在北京市政府改造妓女的时候有个很好的例子，带女学员们看戏。带妓女看的是《日出》，看妓女”小东西“是如何被卖到妓院，被恶霸殴打，最终被迫上吊自杀，女学员们受了触动，明白这是不公平的事，所以泪流满面，打开了话匣子。那么给农民们看什么呢？看秧歌舞、快板书、黑板报、自编自导的歌曲、村剧团编写的翻身戏。

《白毛女》《大报仇》《穷人翻身》《血债血还》《穷人苦》《控诉》……都是以真人真事编写出来的乡村戏剧。在编写的《穷人乐》过程中，剧团“召集了许多受过剥削最深的人开会，从中找出典型人物李逢祥，就从他的叙述中，不但剧社同志被感动了，连许多参加会的人都哭了”。杨家庵村剧团在创作《穷人翻身》时为塑造一个典型的地主形象，经过了广泛而长期的素材搜集工作：“卖儿女是阜平高街的事，大斗收租见群众剧社编的王瑞堂的事，傻小子娶媳妇是唐县旧二区的事，地主打死羊倌是中迷城的事，取租过风无故收地是杨家庵与张各庄的事。”

这些文艺形式嵌入了乡村的日常生活现实，让农民们感同身受，给他们演示了翻身之后带来的好处，脱离了传统戏剧的因果宿命论，提供了一种打乱了千百年来农民日常生活与历史连续性的爆破力量。演出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唠嗑，用故事形式说起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联军的历史和功绩，拉近距离，以分享和引导取代了单方面的灌输、发动或控制，建立一种沟通而非对抗的教化关系。

从闲聊当中找到突破口，直达农民心中情感经验的接受层面，发掘大家心中对地主的刻骨仇恨，告诉农民，通过他们自发的抗争，就可以挣脱祖祖辈辈深陷的命运，他们可以走上一条新路，得到更好的结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加到斗争大会中，他们将地主家的院子团团包围，用新学到的歌曲来声讨地主，敲锣打鼓，吹着喇叭喊着口号，用一种强烈的仪式感宣告自己的胜利。

天，可以变！

人，可以做自己的主！

开天辟地以来就存在的剥削阶级，是可以被共产党消灭掉的！

“看戏”“唠嗑”只是开始，发动起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参与到“翻身”中来，还要把农民翻身后能够得到的好处落到实处。以黑龙江地区土改为例，根据不同的阶级成分和土地等级，按人头不论男女老少，进行平均分配。满足了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保护了中农的土地，一般富农、小地主和贫雇农同样分配土地，大中地主也能够留有土地维持基本生活。在此基础上，各地进行挖财宝、分浮财的斗争，并使用分到的生产资料，开展大生产运动。

到1948年3月，仅据松江、黑龙江、嫩江、合江四省统计，共平分土地5000多万亩、牛马4.8万匹、挖出金子1.95万多两、银子4.73万多斤。同时，我党运用经济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发动农民掌握武装，组织农民翻身队，防匪除奸。各地还普遍建立了代表雇农、贫农和中农利益的农会组织，培养了大批农村干部，有效的巩固了土改的斗争成果，给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有了经济基础和精神翻身的双重保证，才能够激发出农村广大群众、特别是占大多数的贫雇农的活力，让他们明白自己真正掌了权，成了农村的主人，由此认识到我党才是广大农民利益的代表，因而团结在党的周围，壮大党组织，并听从我党的指挥，在此后的各项战役中踊跃参军入伍，支援前线，也就为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发动群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千头万绪。今天说到的只是土改中遇到困难的冰山一角，真正研究起来，可以写满好几本书。只要想想今天扶贫工作中出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不难理解以当初的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环境，我们的同志曾经经历过多么大的挫折，又克服过怎样巨大的困难。

问题千千万，解决的办法也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宗旨是不变的——“发动群众”的根本目的不是“如何利用群众”，而是如何让群众认识到，只有行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和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当老百姓彻底明白“党是在为谁做主”“解放军是在为谁打仗”“打了仗胜利果实归谁”，他们就会自发的起来承担责任和义务，全心全意支持党的工作了。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

（全文完）

参考资料

①《建国初期甘肃土地改革中农民不愿“诉苦”的矛盾心态研究》张国仁

②《解放前甘肃地主阶级的罪行》许宪章

③《斗争与劳动——土改叙事中的翻心难题》路杨

④《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黑龙江土地改革》曲晓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