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楼里的嘻哈歌手_风闻

　　作者：尹磊

　　编辑：江岳

　　2017年以后，所有Rapper都知道，如果上了那个节目，命运就有可能改变。

　　但说唱的普及，正在把选秀一夜成名的概率不断拉低。对年轻的Rapper来说，选择一份固定的工作，是一个相对聪明的选择。在两条人生轨道并进的未来规划里，职场中的嘻哈歌手，同样向往大厂、期待高薪，并和996的压力尝试和解。

　　在求职简历里，他们会加上这样一行描述：“我是一个说唱歌手”。

　　通常，这是一个加分项。他们在公司里正襟危坐、察言观色，然后在周末的舞台上放飞自我。

　　在都市的昼夜之间，写字楼里的说唱歌手，分饰着两种角色。

　　01

　　导演，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Rapper

　　在一场《中国新说唱》的海选之后，所有来参赛的Rapper在场外等待活动结束，几个导师相继走出来，坐上爱奇艺为他们准备的“保姆车”。最后出来的是吴亦凡，他径直走向自己的法拉利，一脚油门，马达轰鸣声呼啸远去。

　　有人脱口而出：“一个真正的Rapstar”，现场鸦雀无声，无人反驳。凯桑站在人群里，欲望在一秒钟内迅速变得具体。

　　嘻哈文化的根源中，有一种迷人的物质化光泽，它具有诱惑力。“不想红”对多数年轻的Rapper来说，是一个谎言；但在说唱事业上All in，则更加荒唐。更多的Rapper，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寻找机会。

　　凯桑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中国新说唱》的选拔，他来自PhoenixGang凤凰社，有稳定的演出渠道，95年的说唱歌手、银川的YoungOG。圈子里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则，2017年《中国有嘻哈》播出那年，是说唱玩家之间的一道分野。早于2017年的Rapper，根红苗正，更配得上YoungOG的称号。

　　凯桑的制作人咏者，在2019年的节目上被网暴上了热搜，他与福克斯的合作分歧，在爱奇艺的剪辑中被赋予了玄妙的戏剧张力。

　　凯桑为兄弟解释说：“他被节目组消费了，他本人不是那个样子。”

　　选秀节目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你可能会成为博眼球的牺牲品，对于视频平台来说，“赋予选手人设”是产品包装的一种选择。

　　平台与歌手维持着一个话语权失衡的关系。

　　凯桑依然每年报名《中国新说唱》。2020年的导演见面会在西安，他当时还在银川的桥梁设计院工作，为了参加导演见面会，他提前请了一周的假，自费买了往返的机票。

　　行程临近，设计院突然接到外出勘测的工作，雷打不动的七天到岗，凯桑要迅速做出选择。

　　和领导对话的开场白冰冷严肃，“你这一去，别人就得把你那份活儿干了，你要知道公司给你钱，你就得给别人干活。”

　　去西安这件事，对凯桑来说很重要，但对公司，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他的话让你没有办法反驳，你懂吗？”他低下头，点开App，准备取消西安的行程。

　　领导的态度突然有了松动。新的建议是，找别人协调一下，倒个班。

　　很多时候，说唱歌手在台上有多能Diss，在公司的领导面前，就有多Peace，一个打工人的桀骜不驯，是有代价的。

　　如约飞到西安，和前两年报名一样的流程——导演见面会，钻到一个录音棚里、唱自己的作品、讲自己的故事。

　　导演在现场并不会给出一个明确的反馈。工程师Rapper是凯桑身上的一个亮点，有反差效果，是节目组喜欢的一类。

　　但漫长的等待后，当节目的预告片都已经释出，凯桑知道他的第三次海选，又以失败告终。

　　“我自己是被选择的，Get不到他们的选择标准，我不觉得选上的所有人都比我强。”在他所在的银川说唱圈里，去参加节目的有十个人左右，一半去了体育场，两个拿到了链子。没有节目效果的人，在拿链子的60秒，也会被剪辑压缩到惨不忍睹。

　　创作能力的提升，有时候是在笔头上磨出来的，凯桑需要解决加班的问题。2020年，他离开桥梁设计院，投奔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成为了一名数据分析师。

　　并没有出现传闻中的互联网996风气，能支配的时间反倒变充裕了。

　　在年初拼多多员工猝死和跳楼事件时，凯桑写了首歌，一个Rapper视角的表达。他把Demo给了一些前辈听，他们说歌挺好，但是得改一改，指名道姓地写拼多多不合适，脏话也有点多。

　　“你的水平，只有在想得多、写得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快速地提升。”2020年凯桑进入了一个创作爆发期，最高产的时候，5天写出4个Demo。新的专辑也开始酝酿，还要配两支MV，这是他目前为止最隆重的一次作品集发布。

　　其中一支MV已经完成拍摄，取景在银川的岩画公园，没有布景，服装都是自己的。

　　凯桑在京东上花80块钱买了两个探路蜂，保安巡逻用的那种超强亮度手电筒；还买了一卷透光的塑料彩纸，挡在手电上，能拍出不同颜色的效果。这些是唯一的物料成本。

　　拍摄当天零下二十多度，是银川最冷的时候。一件短袖外面套一件毛衣，连拍两个晚上，从傍晚拍到凌晨，凯桑他们手舞足蹈，手电筒的强光穿过塑料彩纸，打在他们冻僵的脸上。帮忙拍摄、剪辑的也是同事，给了2000块的辛苦费。

　　“做音乐这事，完全是用爱发电，不管是拍MV还是录歌、混音、修音，都要花钱，都是工作赚来的。”

　　在国外的平台上购买一个伴奏的版权，需要500块，而且限制在一万次转发、十万次音频收听以内，超过的另付；录音的棚时费300，混音500，这还是咏者给他的友情价；做单曲封面还要至少300。

　　一首歌，最起码的成本是1600元。最后把作品发到播放平台上，换来的可能只是十几个评论。

　　不久前，凯桑刚刚和咏者合作了一首歌，新歌会在咏者的网易云上发布。两人一直是很好的朋友，2019年咏者遭到网暴，凯桑叫上所有朋友，有女朋友的叫上女朋友，让他们给咏者的微博控评，但势单力薄，后来回忆，凯桑说，“咏者和福克斯我都很Respect，但爱奇艺的魔鬼剪辑把咏者给消费了。”

　　在咏者的评论区里，有个人义愤填膺地评论道：“你们都在说Real，但一个真正Real的人出来的时候，你们却在批评他不Real。”咏者点赞了这条评论。

　　02

　　我就服那些80后

　　“我后来去咏者那录音的时候，我问他还记不记得他转发我的那条评论，他说他忘了。”豆特本来以为两人有惺惺相惜之处，但咏者的回答，让人失落。

　　咏者被网暴的时候，豆特还是另一个社交圈里的人，后来他第一次见咏者，是凯桑拉着他去录音。那时候豆特的父母逼他考事业编，在银川，进入体制是更舒服的活法，但他没有这个意愿，借口去图书馆学习，背着一书包的“事业单位招聘复习教材”，和凯桑跑到了咏者那。

　　三室两厅的房子，Muaboss和B·P·E都在里面睡觉，两个人都是有Hitsong（金曲）作品的人，有让人羡慕的粉丝量。传说中的前辈，不枉此行。

　　意料之中的脏乱，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他本以为这些人都是一副凶神恶煞，比如浑身纹身，满嘴脏话，但等前辈们睡醒，听到他们聊的都是关于“房子在哪买”“怎么找工作”，他觉得这不像一群Rapper会聊的事。

　　Muaboss跑过来跟凯桑开玩笑，说房间里还睡着派克特（2018新说唱止步六强），豆特脑子还在放空，没反应过来；凯桑信以为真，已经准备去认识一下新朋友。豆特后来说：“真是把我们唬得一愣一愣的。”那天豆特缩在角落里，他本来计划给大家留下一个Hip-hop的印象，但眼前的三个陌生男人，让他最终选择了沉默。

　　他没有选择银川的事业编，去了北京，远离家人的安排。先找份工作，在一个共青团合作单位做剪辑，要求不高，保证能活下来。

　　“我本来以为你努力就能适应工作，但在这家公司，我领教了什么叫尔虞我诈。”

　　一场活动，高强度的加班，豆特三天只睡了五个小时。最后一天结束，和公司里一个前辈吃饭，喝了点酒，价值观迅速拔高，讨论的议题变成了“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深刻的话题，酿成了出乎意料的后果。

　　“我就记得他说的一句话，他跟我说好人要有大格局，坏人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出卖别人……”前辈的话让豆特肃然起敬，临睡前不忘回味一番。

　　结果第二天，老前辈和豆特的顶头上司吵了起来，豆特坐在两人旁边，突然老前辈扭过头，盯着他：“豆特在会场上不干活，买了一堆饮料，就为了追公司里的女孩。”

　　“我人都傻了。”豆特听完脑子嗡的一响，他迅速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在公司里的所有记忆。一无所获。

　　“昨天我们一起聊得那么投缘，他今天就拿我当枪使。我就佩服这些80后，你说他跟我一样都睡了那几个小时，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还有精力玩心机。”

　　晚上，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好兄弟和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了，而且是早就在一起了。

　　“我的世界全黑了，你懂我意思吗？”采访中，豆特用手比划着，试图表达那种黑暗的面积。

　　请了假，他买了次日回银川的机票。回去路上，前面出事故，堵车误了航班，改签到凌晨两点，豆特被霉运包围。

　　一下飞机，豆特抱住母亲，脑子昏昏沉沉，心里委屈。他第一次在家里抽烟，母亲说：“心情好了就不要抽了。”

　　在家躺了三天，像治愈一场大病。

　　晚上9点下班，在北京的7号地铁线上，豆特开始了新歌创作，在家里就酝酿的一个作品。地铁前半程，他安静、专注，维持公共交通上的基本礼仪；后半程，整个车厢的人都走空了，他开始手舞足蹈，车厢里传出“动次打次”的节奏，“7号线坐到后面就没人了，我可以蹦着写。”

　　写了三天，他把歌发在了网易云上。整个歌曲的制作过程，被做成Vlog，放在了B站。

　　然而，创作者的伤感是汹涌的，但网民的回应是“骨感”的。

　　周末下午，在他的合租房里，一个固定的录歌时段。

　　他轻车熟路地把笔记本电脑、声卡、电容麦挪到两平米的阳台里。电脑放在地上，声卡搁在架子上，然后用麦克风夹紧墙壁的水管，两根连接线卡在阳台和卧室之间的门缝处，中间露出一道细缝。他养的两只猫有时候会去扒那条缝，看里面的人充满好奇。

　　他一会蹲下来戳电脑，一会站起来凑到麦克风旁边唱几句，他满头大汗，有时候气喘吁吁，在里面已经待了五、六个小时没出来。

　　猫咪一叫，他就得重录一遍。

　　03

　　每天都给领导泡咖啡

　　和豆特相比，兔子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尽管在采访的最后，两瓶啤酒下肚，豆特和兔子就情投意合地做了决定——合作成立一个新组合，未来的演出计划越说越有眉目，最后聊到了凌晨十二点，各自错过了末班车，才不舍地道别。

　　这就是兔子所擅长的，他几乎可以和各色人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在采访中，只要你不打断他，他可以一个人说个不停。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德企，兔子从一个组织各大高校说唱演出的“风云人物”，变成了每天早上给全组人泡咖啡的职场新人。

　　在北科大，他牵头创办了说唱高校联盟，成员几乎囊括了五道口的所有大学，举办的三次专场，每一张海报的联系人处，留的都是他的微信。

　　在兔子组织高校联盟的那一年，五道口的高校但凡玩说唱的，多多少少都会知道他这么一号人。

　　39块钱的门票，办完活动之后，有些学校的团体会找过来抱怨，一次活动下来，自己的学校200块都分不到。

　　兔子说在活动结束后，他自己几乎就没有收入，“我也不需要有盈利，北京小孩哪有缺钱的，我从上大学到现在，没有体会过缺钱的感受。”他又琢磨了一会，说：“也不是我凡尔赛。我跟他们去谈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也没有谈过因为我辛苦，所以要分到多少钱，从来没谈过。”

　　2020年12月27日，最后一次专场演出的时候，因为一个流程上的疏漏，导致没有把演出顺序安排好，歌手直接在兔子面前摔了麦克风，然后潇洒地走了。

　　“面对两三个人的时候，你还能应付一下，面对三四十个人同时问你问题，你怎么办？”活动前的规划没有精确到分钟，就会出乱子。

　　通过高校联盟，兔子认识了更多人，他在这个圈子里打响了名字，一些酒吧老板也知道了他能做什么。他也学会了怎么在一个活动上独挑大梁。

　　这些就是他“吃力不讨好”换来的回报。

　　今年三月，《中国新说唱》在北京的高校海选，全中国的Rapper很多都在，活动结束后，兔子又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主动攒局，把在场的所有Rapper都拉到了五道口的Young Club。

　　和Rapper以及酒吧老板两头通过气儿，资源互换，全场免单。

　　那天晚上，他和到场的每一个说唱歌手喝酒，一杯一杯地敬过去，最后断了片。据前台后来描述，喝得迷迷糊糊的，还在到处找垃圾桶，最后问前台要了个垃圾袋，又把垃圾袋套到垃圾桶里，最后才放心吐在了里面。

　　大家一致认为兔子有很强的环保意识。

　　在德企工作的两个月里，兔子还没有结束试用期，他的资源目前还没有发挥的空间，办公室里七个组员，无论从资历还是年龄上，都是他的前辈，也都是他的领导，他放低姿态，希望工作能有个Peace的环境。

　　对他自己身份最好的解释，是在三亚学潜水时，教练跟他说过的一句话：“很多人都想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但是，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成为有趣的人。”

　　面试这家德国机械类公司时，HR对他简历中最感兴趣的是他的说唱歌手身份，“我在大学就开始玩说唱，这个爱好能让我在人群中凸显出来，说唱这个标签能增加一点个人魅力。”

　　上班第一天，领导就教了他一个新本事，公司有一套做咖啡的器具，领导让他看自己做一遍。后来，这个活儿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兔子的。花上二十分钟，磨豆子、煮咖啡，每个领导的口味不一样，有多加水的，有加奶的，有加糖的，研发部的七个人，习惯不一，兔子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强调了好几次，说自己不是一个多聪明的人，但在做咖啡这件事上，他的反应力和记忆力发挥超群。

　　“我也不是特意凑上去做，就是我来了，就顺便做了。其实他们人都很好，买了东西都会一起吃。”兔子也从来不在公司里戴耳机，他觉得领导看到，观感上不好。

　　和兔子聊得越久，就越觉得他与其他的说唱歌手不同，他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尤其在职场上。

　　去德国，混进当地的说唱圈，这是兔子理想的未来生活。出国早有计划，只是疫情拖延了时间，“我是向往德国的，甚至包括那边一直被诟病的美食，我也很喜欢，我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练德语，就是想要去德国，去德国就是为了进企业。”

　　在第一次看《中国有嘻哈》的时候，他就在知乎上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PG ONE有那么多迷妹？其中一个高赞答案打动了他，“因为在全队都忘词的情况下，他能Freestyle完成。”

　　自此，兔子开始苦练Freestyle。

　　健身为了练肺活量，学两年美声给声音打基础，平时走在街上有意识地听伴奏，学小语种练习咬字……兔子为说唱做了大量的准备，后来他的风格明确为快嘴，技术流。

　　每一个八拍里，他的歌词密度都要比别的歌手多得多。在他的网易云音乐上，播放量TOP1的是和北科大社团的说唱接力《北科2021 CYPHER》，排在第二的是《为中华之崛起》，白银单曲里还有一首《朱红画卷》，后面两首主旋律的歌，搁在说唱圈子里，得到的第一反应会对作者的动机产生怀疑，而最恶毒的揣测，莫过于，它有“迎合”的嫌疑。

　　3月的时候，兔子履行了先前饭桌上与豆特的承诺，他在中关村给他们即将成立的组合安排了一个办公室，免费的，他们想了两个很酷的新组合名称，现在陷入了二选一的困扰。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在2021年，开始计划新的时间表，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兔子随时会去德国，豆特正急于沉淀，他读完了《人间失格》，内心苦涩。

　　04

　　兄弟，牛X

　　去了天津之后，唐克的说唱之路就被“冷冻”了，他找不到一起玩说唱的朋友，也找不到多少说唱演出，在当地占统治地位的相声表演，他也从来没去看过。

　　整个城市给他一种慵懒的氛围，出生在新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唐克，从中国的最西边，一个人跑到北京读书，然后就业，从一家明星培训机构离职后，去年把简历投到了天津，依然是教育行业。

　　在北京的时候，唐克的口头禅是：“骚呀，兄弟”，和刚认识的人说这句话，他会解释一番，他老家那边这话是个褒义词，代表“牛”。

　　现在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家长群里，他的这句口头禅都是禁语。

　　每堂课，他负责给主讲老师开场，开场白通常是：“我是你们的唐克老师，今天咱们新一周的课程就要开始了，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咱们要进入我们的上课状态，唐克老师今天要表扬一下我们作业做得特别好的小朋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表扬榜。”

　　对于了解唐克说唱歌手身份的人来说，他在课堂上的语调像是一种陌生的人格。他教授的学生主要是9~10岁的孩子，其话术中不断出现的“我们”，是一种亲和的姿态，他在用语言传递一种“像蹲在你身边的一个慈祥的老师”的体验，在民营教育机构，教育不光是一种义务，更多是一种服务。

　　课堂上每一个家长都有唐克的微信，助教老师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给主讲老师分担课堂以外的工作量和压力。刚上岗的时候，领导让唐克看到家长咨询要第一时间回复，反响速度会计入考核，现在时间久了，回复的监督稍有松动。但唐克的时间还是会被无穷无尽的咨询撕碎。

　　“我的精力很难从工作上抽离出来，再加上我自己又懒，在这里不到一年，总是感觉提不起劲儿，像是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仅仅是在这里打工。”

　　大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一次商演，所有的表演都是在公司。

　　“在公司的演出真的演得很傻X，他那个设备很垃圾，唱完一首就不想再多唱一句。”演出后，同事们会热情地包围过来，对着唐克说：“哇，你真牛X。”

　　后来公司只要有才艺表演，大家就会想起唐克。

　　一个数学专业的老师跑过来找唐克，说他们那也有一个Rapper，公司突发奇想，说让两人搞个配合，给公司写首歌，最好能拍个MV。

　　“毕竟人家都找到我了，我也不好拒绝。我一边受公司压榨，我还得写歌赞美它。”唐克花了半小时就“交了卷”，他总共写了八、九句歌词，“当时我就想，我们是英语学科的，那我就突出一下我们学科的特点吧。”

　　他套了小青龙一首歌的伴奏，OldSchool的风格，更亲民一些。

　　“后来那个MV就在我们公司大门口的楼梯间，上头有一个大屏幕，在那上面无限循环，播了一天。但是我没去看，各种教委和组长开会的时候都看到了，然后他们就在群里喊，夸我厉害。”他觉得同事和领导称赞他是应该的，“我花自己的时间给公司写歌 ，他们要是不称赞我，我心里也过不去啊。”

　　唐克说自己是一个性格反叛的人，有话是不会憋着的，从小学开始，因为一个“良好”的环境，他自小就形成了这个性格，“小学的时候，我妈是学校的数学老师，我哥在学校也能罩着我，我在小学没人敢惹我”。

　　“但初中就不行了，我初中在石河子上的，我在那边没靠山。”

　　直到高中毕业，唐克在新疆的石河子待了六年，他最早听到的嘻哈音乐是从吉尔吉斯斯坦传过来的外国说唱，但那里的语言和他的民族语言是相通的。

　　“那时候我听了那个国家的好多嘻哈音乐，后来听国内的说唱，第一个听的是喀什的，那里距离我住的地方大概两小时的路程，艾热就是那的人。当时我就听艾热他们的歌，就发现喀什说唱太牛X了，然后我就疯狂地循环听。”

　　高二的时候，唐克和他的同学们决定自己也试试说唱，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一个声卡，一个电容麦。

　　“我们学校是半封闭管理，只有周末才能出校门，那时候我们连网购都不会，就在校门口找了一个电脑店，让他帮我们下单，帮我们收货。”几经辗转，唐克他们在一个大冬天的夜里把设备带进了宿舍。

　　这群高中的孩子创作的第一首歌叫For My Life，歌曲发布在了一个翻唱平台，最后在克州意外地火了，他们不是当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唐克他们的歌是第一个在那里火起来的，克州的一些孩子，有时候会哼他们的这首说唱。

　　“我们出完这首歌以后贼开心，感觉就是牛X坏了。”

　　唐克的说唱生涯就此展开，在大学联合组建了自己的说唱社团，后来又在北京的DDC和School酒吧演出。直到2020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他以一个助教老师的身份，加入一家在线教育机构。在求职简历上，唐克习惯在里头加上一句话，“我是一个说唱歌手”。

　　通常，这是一个加分项。他在课堂上给小宝贝们耐心地授课，察言观色，不冷落任何一个孩子，在任何一个晚上，他的微信都能跳出一个学生家长的咨询，他知道他最好能第一时间反馈对方。

　　在北京的时候，昼夜交替，他是写字楼里的说唱歌手，而现在，说唱歌手的身份，只有当他在公司的文艺汇演上，才能被大家想起来。

　　2016年唐克第一次见到黄旭，那时候还没有《中国有嘻哈》，黄旭在圈子里已经非常有名，唐克特别激动，按他的话，就是疯狂地上去套近乎。

　　他当时自我介绍说，“我真喜欢你，我也是新疆来的，我也是一个Rapper。”

　　黄旭说：“兄弟，牛X。”

　　2017年的《中国有嘻哈》上，8强赛，唐克拿着黄旭给他的入场券，还有一条印着黄旭名字和头像的大围巾。

　　那场比赛上，唐克举着这块围巾，抬着脖子，眼前是吴亦凡、狗哥、岳哥、潘玮柏，以及日后走向中国嘻哈顶流的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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