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实事求是应肯定，现实情况要注意_风闻

　　在遭到传媒界反弹之后，立法会选管会主席唐晓峰经过几天的思考，终在日前澄清说，他此前的表述可能有些不太清晰，而他想表达的是，选管会不是限制选举的报道。访问候选人是报道，选管会限制的是纯为个别候选人作出竞选宣传的行为。选管会要求传媒在冷静日及投票日暂时屏蔽、隐藏的是竞选宣传，不是选举报道。报道的角度是中立、客观的。

　　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处理方式。毕竟，在立法会选举的竞选宣传期间，甚至是整个立法会选举的过程，绝大多数媒体并不具有「选举利益」，对总体选举情况，以至各参选团体、候选人的报导或评论，都是中立持平客观的。虽然在评议中，有肯定也有批评，并不等于是为其宣传造势或「反宣传」。即使是分析议评到每一个组别、每一位候选人的优劣势及当选机率，也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进行客观比较，并不等于是意图让某一位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

　　何况，要求媒体在冷静日及投票日，屏蔽此前海量的报导及评论，在技术操作上也较为困难，必须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为了保留历史记录，在冷静日及投票日过后的解除屏蔽，同样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重媒体经营者的负担。本来近年来媒体的经营就较为困难，去年至今更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商业广告几乎销声匿迹，不少私营媒体也像中小微企那样，苦苦支撑，人手及各方面开支能节省就节省，如何应付这笔额外负担？

　　而且，比照对印刷平面媒体，并没有要求其销毁竞选期间出版的报刊，亦即在冷静日及投票日，随处仍然可以浏览到有关选举报导及评论。其实这更是保留历史纪录，甚至等于是历史档案，可以备为日后查阅。既然平面印刷媒体可以保留，为何媒体的互联网站就不能？要求屏蔽这些媒体的互联网站的同一报导及评论，就是标准不一致，并不公平，也不科学。

　　还有「国际观感」的问题。本报在去年中就分析，特朗普与拜登不同，特朗普是只顾眼前利益，而且是孤立主义；拜登则是注重意识形态传统观念，尤其是人权等问题，并注意拉帮结盟。实际上，拜登在就职后，果然将斗争策略之一，转移到过去特朗普反而并不太着意的人权问题。而现在正是拜登发起「人权攻势」的风头火势之中，如果强行要求媒体在冷静日及投票日屏蔽此前对选举的新闻报导，否则将施以惩罚，就正好给正在为也对澳门特区插一手「找不到籍口」的国际「人权卫士」，授予把柄，让他们有机会发动嗜血式的围攻，指责澳门特区「侵犯新闻自由」。倘果如此，就是「猪队友」做蠢事。

　　特区政府是尖锐地洞察到此敏感态势的，因而颇为小心谨慎地处理此类涉及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游行自由」等的人权事务的。「新澳门学社」以「捍卫新闻自由」为由，聚众到「澳广视」请愿。其实其除了是为选举造势之外，可能还怀有另一个真实目的，就是冀望特区政府以各种理由进行禁制，引发其「抗争」，从而将事情闹大，从而造成在香港特区的反对派「抗争」平息之后，澳门特区反对派的「抗争」又起，此起彼伏的态势，并令澳门特区成为国际注意的焦点，引发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人权斗士」插手干预，从而全面地诋毁「一国两制」。

　　但特区政府并没有被「引君入瓮」，在组织战承诺遵守防疫指引，并自行订出规矩，包括要求参加者戴口罩，保持一点五米距离，入场测温之下，没有禁止这项活动，任其自由活动，只是派出十二名警员维持秩序。结果，只有二十余名「新澳门学社」的成员参加，基本上未能吸引第三者参与，无法达成当初在进行广泛宣传呼吁所预期的「气势」。不但是未能对澳门社会舆论造成影响，反而是「水过无痕」，而且更没有「闹出」足以引发国际社会注意的「动静」。实际上，就有人在社交工具帖文指出，此事态足以证明澳门特区政府尊重市民的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选管会能够主动调整对媒体的选举报导的指引，与此正确处理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策略地处理某些敏感议题。

　　当然，唐晓峰在解释新闻报导与竞选宣传的区别，指出新闻报导是为所有候选人作出报道，竞选宣传的概念之一是为个别候选人，是引起公众注意，以及建议选民支持或不支持某个候选组别之后也强调，在上届立法会选举中，留意到个别报章只刊登某个候选人的专访，内容只涉及竞选宣传，且呼吁选民支持。这是属于竞选宣传的范畴，因而必须受到选举指引的管辖。

　　这确实也是事实。实际上，与过去港澳媒体的特征是「文人办报」，「新闻人办法」不同，近年陆续有财团怀着各种不同动机收购媒体。其中一些财团在收购及经营媒体后，介入该媒体的采编事务，设定政治取向。当该财团推派人选参加各种公职选举时，就利用媒体作为竞选宣传工具，至少是在选举过程中，难免会对属于自己财团的候选人实施「倾斜」政策，甚至是拒绝报导其竞选对手的资讯，这确实是违背公平中立原则的。虽然与在冷静日及投票日仍然进行相关报导，并不是一回事，但也是涉嫌违反选举法律的。

　　实际上，《立法会选举法》第八十一条「报刊」的第三款就规定，「刊登有关竞选活动资料的资讯性刊物，在作出有关报导时，应采取不带有歧视的方式处理，使各候选名单能处于平等的位置」。第一百九十三条「资讯性刊物义务的违反」则规定，「拥有资讯性刊物的企业，违反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或不公平对待各候选名单者，科澳门币五千元至五万元罚金。」

　　因此，对于唐晓峰所指的他所关注到的，在上届立法会选举中，有个别报章只刊登某个候选人的专访，内容只涉及竞选宣传，且呼吁选民支持的情况，是要监管的，而且必须执行选举法的相关规定，以保证选举的公正公平。但不能将这样的例子，比照及扩及到全体媒体在能够做到公平报导的前提下，网站上所刊登的公平报导。

　　现在，倒是新媒体如微信、推特、脸书等社交工具的运用，值得注意。如果在冷静日和投票日仍然发出投票动员和指引，却因为其总部都不在澳门，难以监管。微信还较为好办，可以透过相关机制，请求协助及调查。其余的社交工具，则难以得到其友情协助。另外，传媒的报导及评论发表之后，可能会有人利用此类社交媒体转发，连传媒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识别？也应该有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