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东：大国崛起背后的“人口钥匙”_风闻

一、从劳动力红利看全球产业链转移

根据《全球制造业四次大规模迁移启示录》的定义，二战结束后，全球产业链经过了三次迁徙 （二战前的20世纪初，曾发生过由英国转移至美国的产业链迁徙）。

第一次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德国转移；

第二次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德国向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转移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从对外净投资数据来看，日本对外投资高峰出现在80年代。。

第三次从20世纪80年代初，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中国内地等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转移；从对外净投资数据来看，亚洲“四小龙”对外投资高峰出现在90年代。

我们观察到，产业链转移的步伐，与各国青壮年劳动力增长的节奏基本是一致的。

第一次产业链迁徙，美国迁出，日本迁入：1950年至1970年，美国青壮年劳动力（25岁至49岁）占全部人口比在快速下降，而日本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则快速提升，在1975年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全部人口达到了顶点，约39%。劳动力大军涌现，使得日本存在率先承接欧美国家产业链的条件，叠加美国在二战后执行复兴日本政策，向日本输送了大量的技术，日本的经济快速发展，占全球贸易量快速上升。

第二次产业链迁徙，日本迁出，亚洲“四小龙”及拉美国家迁入：日美贸易差额在70年代逐步扩大，日美贸易关系加速紧张，贸易摩擦频现。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也在1975年达到了高峰，之后开始下滑。日美贸易争端频现，及劳动力结构开始老化，这两个原因加速了日本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链向外转移。而此时，亚洲“四小龙”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在80年代开始大幅上升（先于中国内地），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开始转移至这些地区。

第三次产业链迁徙，亚洲“四小龙”迁出，中国内地迁入：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建国一代”（1950年至1960年出生的婴儿潮）步入成年，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开始快速提升 。21世纪初，中国青壮年劳动力绝对规模，和占全国人口比均达到了顶峰，劳动力资源丰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开始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高消耗产业向中国内地转移，中国内地出口量在全球的份额快速提升。但是，中国劳动力规模的峰值在2014年开始出现，而且由于出生人口在1995年后塌陷，这导致2015年至2020年，20至30岁劳动力规模率先塌陷，劳动力年龄结构开始老化。

二、全球人口共振，劳动力增速已经触顶

1994年，全球青壮年劳动力增速达到顶点。二战刚刚结束后的1950年至1960年，发达国家和中国出现了一轮婴儿潮 ，这代人口在70年代开始成年，使得青壮年劳动力（25岁至49岁）增速快速攀升，同比增速在1994年达到峰值2.6%。之后，劳动力增速进入下滑通道，叠加上世纪70年代美苏冷战升级，新出生人口塌陷，这导致1994年至2000年青壮年劳动力增速快速下滑。之后，进入21世纪初，80年代出生的“回声潮”（即为二战结束后婴儿潮引发的出生高峰）人口开始成年，劳动力下滑阶段性放缓。2013年，全球劳动力增速再次开始加速下滑，在2017年，全球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增速下滑到1%以下，2020年，全球青壮年劳动力增速仅0.7%。

向前看，全球劳动力增长的红利逐步消退。根据联合国最新预测（2019年），全球劳动力增速将在未来80年进入缓慢下滑的通道，并在2086年进入负增长（注意，联合国尚未考虑到2020年新冠疫情对新生儿出生率的冲击）。而且，中国和发达国家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占比在2020年后快速下滑，新增劳动力主要来自于不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分散于非洲、拉美、中亚和东南亚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新增劳动力群体的劳动生产效率较低，叠加气候炎热，地缘政治动荡，难以形成较大规模的产业集群。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经济系统总产出的增速，受人口增速、资本增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人口增速的下滑，对整体经济增速会造成拖累。虽然劳动力增速在1994年就开始触顶下滑，但是进入21世纪，全球开启了两轮朱格拉周期，资本要素继续积累，互联网、新能源等科技快速发展，全生产要速率快速提升（尤其是中国、印度）。因此，资本增速、全生产要素的提升，短期内弥补了人口增速的下滑。向前看，全球经济想得到进一步发展，需要资本增速、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升。

全球人口红利渐行渐远，谁曾经享受，谁未来又会继续享受？抱着这个疑问，我们紧接着从人口的角度，讨论上世纪以来的几次大规模产业链转移。在此我们需要说明，联合国公布的人口数据，是在各国统计局公布数据基础上，依据联合国自身测算所调整得到的数据。以中国为例，联合国略高估了年轻人口的占比，并且略低估了高龄人口占比。但是，为了保证在全球对比时维持口径统一，我们在本篇报告中，仍然采用了联合国公布的预测数据。

三、谁将继续享受人口红利？

（一）全球来看，2035年前，中国青壮年劳动力仍占优势

中国劳动力结构仍然具有相对优势，近年日本、欧洲对中国投资仍然相对积极。虽然中国劳动力规模高峰已过，但是，庞大的“建国二代”群体，仍然支撑劳动力规模处于高位，在2035年之前，中国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依然高于美国、欧洲、日本。全球来看，中国内地产业链条完备，港口众多，市场开放度持续提升，法律法规日渐完善，虽然人口红利在消退，但是中国内地人口结构相对优于亚洲“四小龙”和拉美，仍然能对外商构成的较强吸引力。近年来，欧洲、亚洲“四小龙”对中国内地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维持了较高的规模。

（二）美国持续享受人口红利，2034年再迎劳动力高峰

1950年至1970年，发达国家新出生人口占全球20%，享受了第一轮婴儿潮的增长红利。发达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经济恢复情况较好，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等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战后“婴儿潮”。从1950年到1970年，发达国家新出生人口占全球20%，这些新出生人口集中于欧洲各国及北美，普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教育，在1970年至2000年后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使得发达国家率先享受了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上升的红利。

发达国家中，二战后率先出现人口增长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其他欧洲国家并未看到显著的婴儿潮。在二战结束后，主要发达国家普遍迎来人口增长，但是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只出现了小幅增长，之后就快速恢复稳定。德国出生人口在1950年至1970年之前保持较高规模，但是在1970年后出现了塌陷。俄罗斯的出生人口出现了一定波动，第一次高峰出现在1950年至1960年前后，第二次高峰则出现在1970年至1990年。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俄罗斯出生人口也出现了下滑，并在2000年至今持续小幅恢复。

美国新出生人口下降缓慢，持续享受人口红利。在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共出现了两轮婴儿潮。第一轮“婴儿潮”在1960年前后出现，生育率（妇女在整个生育期生育的孩子数）达到了3以上的高峰。之后进入7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停滞，出生人口持续下滑，这代人口也被称为“X一代”。1985年，“婴儿潮”人口进入生育年龄，带来了新的一轮出生高峰“回声潮”。叠加90年代末期美国出现的移民潮，美国至今仍然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新生儿出生规模，相对二战后出生数量并未大幅下滑，美国整体的粗出生率下滑的速度，也慢于全球和中国。

向前看，美国劳动力人口增速会在2026年触底反弹、2034年再次达峰。根据联合国预测数据，虽然2020年美国劳动力增速依旧处于下滑区间，但受到2000年左右出生高峰的支撑，劳动力增速会在2026年触底反弹，再次上行，并且在2034年达到峰值。

庞大的、持续稳定的出生人口规模，给美国供给端和需求端都带来了长久的内生动力。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将会在45岁达到支出高峰，中年人口和劳动力规模是决定了美国总需求的关键变量。从长周期来看，美国劳动力（25岁至64岁人口）增速与通胀的走势基本是趋同的。据美国著名人口学家哈瑞丹特测算，美国总需求会在2026年左右达到谷底，并且在2036年左右再次达峰，这个结论与劳动力增速基本是趋同的。

人口将是中美中长期博弈的重要变量。人口，是决定经济发展路径的重要变量。回溯过往，日本经济在上个世纪为何能够率先腾飞，又陷入低增长的陷阱，中国内地为何能在WTO后承接全球产业链，美国房地产周期为何又在疫情后能够重新启动，都可以用“人口”这把钥匙来解答。劳动力资源是国家进行产业升级、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承载体，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变量。向前看，由于我国出生率下滑的速度快于美国，因此老龄化的速度也快于美国。2035年之后，美国青壮年劳动力的占比就会超过中国。

人口红利退潮下，中国须紧抓时间窗口，通过多种方式来弥补人口增速的下滑。由于中国在2000年前后新生儿规模出现塌陷，导致未来十年，20-30岁人口快速下滑，下滑速度明显快于30-40岁人口。青年劳动力的率先塌陷，将加速适龄生育妇女基数的下滑，加速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老化。所以，中国必须紧抓时间窗口，提高新生儿生育率，同时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弥补人口增速的下滑。去年疫情以来，高技术制造业引领整个制造业投资复苏；向前看，供应链再造和“卡脖子”核心技术攻关也将激活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