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和城市化_风闻

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的限制与排斥，从早期刚性的制度壁垒，转向了软性的资源限制：购房、购车、基础教育入学等资格都与城市户籍挂钩，加之攀升的房价与地方文化也加剧了大城市对外来者的不友好，且大城市户口相当难取得。

交通拥堵、污染加剧、房价上涨、公共资源紧缺等一系列城市病，被认为是与人口数量超过城市负荷相关，于是很多城市从限制户籍入手来控制人口数量。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城镇化率是有极限的。着眼全球，快接近城镇化极限的发达国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大陆国家，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城镇化率普遍超过80%～90%，这类国家普遍地广人稀，且没有历史包袱，能够采用大规模机械农业；另一类是旧大陆国家，例如欧洲日本，山地较多，且土地产权历史较长，不太易进行大规模机械农业，这一类国家一般城镇化只能达到60～70%，但从事农业的人并不多。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会停止，大城市产生虹吸效应，更好的资源越向大城市集中，人口也会向机会更多的地域流动。如何做好人口流动管理、公共资源配置（例如地铁吞吐量、医疗资源供应不能只考虑常住人口数）、公共安全的考量（如恐怖分子在城市中租房配置炸药该如何防范，不像住宾馆可实名登记），都是需要城市管理者和管理部门进一步考虑和增强协作配合。

《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要求短暂停沪的流动人口自愿登记，可能可能算是一种利好，为政府决策带来更多信息，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公共服务。会不会在进一步执行过程中演化成一种流动障碍，也是需要我们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