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论民族自决权》节选_风闻

6．挪威从瑞典的分离

　　罗莎·卢森堡正是引用了这个例子，并且根据这个例子推论说：

　　“联邦关系史上最近的一次事变，即挪威和瑞典分离这一事变发生时，波兰社会爱国派报刊（见克拉科夫的《前进报》[22]）马上就把它抓住了，并且把它看作国家分离趋向具有力量和进步性的一种可喜现象，但这次事变立刻鲜明地证明，联邦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分离，决不是进步或民主的表现。挪威发生了这次撤换和赶走瑞典国王的所谓‘革命’之后，挪威人用人民投票的办法正式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安然地选出了另一个国王。那些崇拜一切民族运动和任何一种独立的浅薄之徒所宣称的‘革命’，原来只是表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具有分立主义，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自己的’国王，来代替瑞典贵族所强加于他们的国主，因而过种运动是与革命毫不相干的。同时，这次瑞典和挪威君合国破裂的事实又一次证明，迄今存在的联邦制，就在这里也不过是纯粹代表王朝利益的，因而也显是君主政体和反动统治的一种形式。”（《社会民主党评论》）

　　这就是罗莎·卢森堡在说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一切！！应当承认，罗莎·卢森堡立场的脆弱在解释这个例子时暴露得再明显不过了。

　　过去和现在的问题，都是在民族复杂的国家里社会民主党有没有必要制定承认自决权或分离权的纲领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罗莎·卢森堡所举的挪威的例子究竟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我们的作者转弯抹角，绕来绕去，故作聪明，大叫大喊反对《前进报》，但是不回答问题！！罗莎·卢森堡什么都说到了，就是对问题的实质不置一词！！

　　毫无疑问，挪威的小资产者既然想用自己的金钱找一个本族的国王，并且用人民投票否决了成立共和国的草案，也就暴露了小市民的最恶劣的品质。毫无疑问，（前进报》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它也就暴露了同小市民一样的恶劣品质。

　　但是所有这些究竟同问题有何相干呢？？

　　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关于民族自决权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对待这种权利的态度呵！为什么罗莎·卢森堡不回答问题，而只是兜圈子呢？

　　俗语说，猫是老鼠心目中最凶的野兽[23]。看来，“弗腊克派”[24]也是罗莎·卢森堡心目中最凶的野兽了。“弗腊克派”是“波兰社会党”的俗称，即所谓革命派别，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是赞同这个“派别”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候因为努力同这个“派别”的民族主义立场作斗争，竟弄得头昏眼花，以致除了《前进报》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了。

　　如果《前进报》说个“是”。那末罗莎·卢森堡认为她的神圣义务就是要马上说个“不是”，殊不知她运用这种手段，并不是表明她对《前进报》没有依赖，相反地恰恰表明她对“弗腊克派”依赖到可笑的地步，表明她不善于用一种比克拉科夫这个地方的鼠目寸光的人稍微深刻、稍微广阔的观点去观察问题。《前进报》当然是个很糟糕的报纸，而且根本不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但是我们既然举了挪威的例子，那就不应当妨碍我们分析这个例子的实质。

　　为了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这个例子，我们不需要说明那些极可怕的“弗腊克派”的恶劣品质，而首先要说明挪威从瑞典分离出去的具体历史特点，其次要说明两国无产阶级在发生这个分离时所担负的任务。

　　使挪威同瑞典接近的那些地理、经济和语言上的联系，其密切程度并不亚于许多非大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同大俄罗斯民族的联系。但是挪威同瑞典的联合不是自愿的，所以罗莎·卢森堡谈论 “联邦制”实在毫无道理，只是因为她不知道要说什么罢了。挪威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代由各国君主违背挪威人的意志送给瑞典的，而瑞典人为了征服挪威，曾不得不把军队调到挪威去。

　　此后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虽然挪威享有非常广泛的自治权（有自己的议会等等），但是挪威同瑞典经常发生摩擦，挪威人极力设法摆脱瑞典贵族的束缚。1905年8月，他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束缚：挪威议会通过决议，不再承认瑞典国王为挪威国王，后来挪威人举行了全民投票，全民公决，以绝大多数的票数（约二十万票与几百票之比）赞成完全从瑞典分离出去。瑞典人经过一些犹豫之后，只得容忍了分离的事实。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下，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民族分离并且实现这种分离，以及在有政治自由和民主制的情况下，这种分离有时通过什么形式来实现。

　　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不敢说政治自由和民主制问题同他无关（他要是这样说自然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了），就不能否认，这个例子在实际上证明觉悟的工人必须不断地进行宣传和准备工作，使那些因民族分离问题而可能引起的冲突，只能按照解决1905年挪威同瑞典之间冲突的那种解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按照俄国方式”去解决。这也就是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纲领要求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罗莎·卢森堡只好用猛烈攻击挪威小市民们的市侩习气和克拉科夫的《前进报》的方法来推开这个不利于她的理论的事实，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个历史事实把她所发表的民族自决权是一种“空想”、等干“用金豌吃饭”的权利等等言论，驳得体无完肤了。这种言论只是表现了相信东欧各民族间现有力量对比永远不会改变的那种贫乏而自满的机会主义思想而已。

　　我们再往下看吧。在民族自决问题上，也同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首先注意和最注意的是各民族内部的无产阶级自决。罗莎·卢森堡把这个问题也轻轻放过去了，因为她觉得，用她所举的挪威的例子来分析这个问题，不利于她的“理论”。

　　在因分离而引起的冲突中，挪威无产阶级和瑞典无产阶级究竟采取了什么立场，以及应当采取什么立场呢？在分离之后，挪威觉悟的工人自然应当投票赞成共和制，（如果当时挪威民族中的大多数拥护君主制，而无产阶级拥护共和制，那末一般说来，在挪威无产阶级面前就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是实行革命，如果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话；或者是服从大多数而去进行长期的宣传鼓动工作。）如果有投别种票的社会主义者，那只是证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间往往还有很多愚蠢的市侩机会主义成分罢了。关于这一点是不能有两种意见的，我们所以提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罗莎·卢森堡想用文不对题的空话来抹杀问题的实质。在分离问题上，我们不知道挪威社会主义的纲领是不是责成挪威社会民主党人坚持一种确定的意见。就假定说他们的纲领没有责成这样做，假定挪威社会主义者是把挪威自治能不能充分保证阶级斗争自由。以及同瑞典贵族经常发生的摩擦和冲突如何妨害经济生活自由的问题当作悬案吧。但是，挪威无产阶级应当反对这个贵族而拥护挪威农民民主运动（即使这个运动具有小市民的一切局限性），却是无可争辩的。

　　而瑞典无产阶级呢？大家知道，在瑞典神甫支持下的瑞典地主们曾经鼓吹用战争反对挪威。同时又因为挪威比瑞典弱得多，因为它已经遭受过瑞典的侵犯，因为瑞典贵族在本国内占有很大的势力，于是这种鼓吹就成为非常严重的威胁。可以担保说，瑞典的科科什金之流长期以来竭力号召大家“小心地对待”“民族政治自决这一有伸缩性的公式”，大肆渲染“国家瓦解”的危险，硬说“人民自由”可以同瑞典贵族制度的基础相容等等，他们用这些言论蛊惑过瑞典民众。毫无疑问，如果瑞典社会民主党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既反对地主的思想和政策，又反对“科科什金的”思想和政策；如果它除了一般民族平等（科科什金之流也是承认这种平等的）之外，没有坚持民族自决权，即挪威分离的自由，那它就是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和民主事业。

　　瑞典工人这样承认挪威人的分离权，结果促进了挪威和瑞典两国工人的紧密联合，促进了他们同志般的充分的阶级团结。因为挪威工人相信瑞典工人没有沾染瑞典民族主义，瑞典的工人把他们同挪威无产者兄弟般的联合看得高于瑞典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欧洲各国君主和瑞典贵族所强加于挪威的这种联系的破坏，使挪威工人同瑞典工人的联系加强了。瑞典工人证明他们不管资产阶级的政策发生各种变动（在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完全可能发生用暴力迫使挪威人服从瑞典人的事情！），他们始终能够保持和捍卫两个民族的工人的完全平等和阶级团结。来同时反对瑞典资产阶级和挪威资产阶级。

　　由此可见，“弗腊克派”有时企图“利用”我们同罗莎·卢森堡的意见分歧去反对波兰社会民主党是毫无根据的，而且简直是不严肃的。“弗腊克派”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而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同波兰的社会革命党相类似。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该党达到任何统一，任何时候都谈不到，而且根本不可能谈到。反之，任何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来也没有“懊悔过”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接近和联合的事情。波兰社会民主党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它第一次在波兰这个完全浸透了民族主义要求和狂热的国家里，建立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但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所以有这种伟大的功绩，并不是由于罗莎·卢森堡说了一些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纲领第九条的荒唐话，而是尽管有了这件可悲的事情。

　　“自决权”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当然没有象对俄国社会民主党那样重大的意义。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由于同醉心于民族主义的波兰小资产阶级进行了斗争，特别（有时候也许是稍微过分了）喜欢“矫枉过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来没有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想把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波兰分离的主张当作他们的罪过。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只有当他们试图否认（象罗莎·卢森堡那样）必须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纲领上承认自决权的时候，才是犯了错误。

　　实质上，这就是把从克拉科夫这个天地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关系，搬到俄国一切民族（包括大俄罗斯人在内）中来。这就成了“改头换面的波兰民族主义者”，而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人。

　　因为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正是主张承认民族自决权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

7．1896年伦敦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个决议写道：

　　“代表大会宣布，它主张一切民族有完全的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它同情现在受到军事、民族或其他专制制度压迫的国家的工人，大会号召所有这些国家的工人加入全世界有觉悟的（Klassenbewusste，即觉悟到本阶级利益的）工人队伍，以便和他们一起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见用德文公布的伦敦代表大会正式文件：《伦敦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记录和决议（1896年7月27日至8月1日）》（《Verhandlungen und Beschlusse des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ischen Arbeiter-und Gewer Kschatts-kongresses zu London,vom 27.Juli dis 1.August 1896》）1897年柏林版第18页．历届国际代表大会决议已经印成俄文小册子出版，译文中把“自决”一语误译成“自治”了。]

　　我们已经指出过，我们的机会主义者，谢姆科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个决议。但是罗莎·卢森堡知道这个决议，并且引了它的全文，其中也有同我们的纲领一样的“自决”一语。

　　试问，罗莎·卢森堡是怎样来铲除横在她的“新奇”理论路上的这个障碍的呢？

　　呵，简单得很：……这里的重点，是在决议的第二部分……这个决议带有宣言的性质……只是由于误解才会引用它！！

　　我们这位作者一筹莫展和狼狈不堪的情况，简直令人吃惊。通常只有机会主义者才把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纲领条文说成是宣言性质，并且怯懦地回避公开反对这些条文。显然，罗莎·卢森堡这次落到谢姆柯夫斯基、李普曼、尤尔凯维奇之流的先生们这一群可怜的伙伴中去，并不是偶然的。罗莎·卢森堡不敢公开声明，她到底认为她所引证的决议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她支吾搪塞，躲躲闪闪，好象指望读者都是些不细心、不懂事、读到决议后半节便忘掉前半节的人，或者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伦敦代表大会以前在社会主义报刊上进行过争论的人。

　　但是，罗莎·卢森堡如果以为她在俄国觉悟的工人面前，可以这么容易地把国际关于重要原则问题的决议随便加以践踏，甚至不愿用批评态度把它分析一下，那她就大错而特错了。

　　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伦敦代表大会以前的争论中，主要是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杂志《新时代》上发表过，而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这就是俄国读者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实质。

　　当时争论的是关于波兰独立的问题。有三种观点：

　　（1）“弗腊克派”的观点，代表他们讲话的是黑克尔。他们要国际在自己的纲领中承认波兰独立的要求。这个提议没有通过。这个观点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2）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波兰社会党人不应当要求波兰独立。从这个观点来看根本谈不上宣布民族自决权。这个观点也在国际面前遭到了失败。

　　（3）卡·考茨基当时发挥得最周密的观点；考茨基反对罗莎·卢森堡，证明她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极端“片面的”。按照这个观点看来，国际现在不能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纲领，考茨基说，但是波兰社会党人完全可以提出这类要求。从社会主义者的观点看来，在有民族压迫的情况下忽视民族解放的任务，是绝对错误的。

　　在国际的决议中也就采纳了最后这个观点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一方面，完全直截了当地而不容许丝毫曲解地承认一切民族都有完全的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同样毫不含糊地号召工人建立他们阶级斗争的国际统一。

　　我们认为这个决议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对于二十世纪初期的东欧和亚洲各国来说，只有根据这个决议，只有把它这两部分密切联系起来，才能够给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政策提供唯一正确的指示。

　　现在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上述三种观点。

　　大家知道，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认为极积支持波兰的独立要求，是西欧一切民主派，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绝对职责。对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即奥地利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俄国“农民改革”[25]时代来说，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依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26]不但从全俄，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如果把1863年波兰起义贵族的立场、全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立场和乌克兰小市民德拉哥马诺夫在多年以后的立场加以比较，倒是一件极有趣味的历史研究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能够（和马克思一样）重视波兰运动的意义，而德拉哥马诺夫则代表了农民的观点，极端粗野愚昧，只看见自己眼前的一堆粪，这种农民由于对波兰贵族的正当仇恨，不能了解这些贵族的斗争对于全俄民主运动的意义（参看德拉哥马诺夫的《历史上的波兰和大俄罗斯民主派》）。德拉哥马诺夫后来得到当时已经变成民族自由主义者的彼·别·司徒卢威先生的热烈亲吻，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或第三个四分之一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到二十世纪就已经不正确了。在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甚至其中最落后国家之一的俄国，都掀起了独立的民主运动，甚至是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贵族的波兰已经消失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波兰了。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义。

　　波兰社会党（现在的“弗腊克派”）在1896年企图把适用于另一时代的马克思观点“固定下来”，这已经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了。因此，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人起来反对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狂热，指出民族问题对于波兰工人只有次要的意义，第一次在波兰创立了纯粹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宣布俄罗斯工人同波兰工人在其阶级斗争中结成最紧密联盟的极重要的原则，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

　　但这是不是说，国际在二十世纪初，可以认为民族政治自决原则对于东欧和亚洲是多余的呢？可以认为民族分离权是多余的呢？如果这样认为，那是荒谬绝伦的，这就等于（在理论上）承认土耳其、俄国和中国国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已经完成，就等于（在实际上）对专制制度采取机会主义态度。

　　不。对于东欧和亚洲来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开始的时代，在民族运动兴起和加剧的时代，在独立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时代，这些政党在民族政策上的任务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承认一切民族都有自决权，因为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还没有完成，因为工人民主派不是用自由派态度，不是用科科什金派的态度，而是彻底、认真、诚恳地捍卫民族平等。另一方面是主张该国各民族的无产者建立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阶级斗争联盟，不管该国的历史怎样变迁，不管资产阶级怎样变更各个国家的界线。

　　1896年国际的决议所规定的正是无产阶级的这两方面的任务。191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夏季会议所通过的决议[27]的原则基础也正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这个决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决议在第四条上承认自决权——分离权，似乎是对民族主义“作了”最高限度的让步（其实，承认一切民族有自决权，就是最高限度的民主主义和最低限度的民族主义），而在第五条上，却又提醒工人要反对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口号，要求各民族的工人都统一并且融合为统一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可是，只有头脑简单到极点的人，才会认为这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种事实，例如，为什么瑞典工人捍卫了挪威实行分离而组织独立国家的自由，结果就是促进了瑞典和挪威两国无产阶级的统一和阶级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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