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的琴声_风闻

又到清明了。今年是外公110周年诞辰，重发旧文，以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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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网上输入了外公的名字，意外地发现了很多搜索结果，这勾起了我的很多回忆。外公去世正好二十年，如果用虚岁的话，外公今年正好一百岁了。

曾经非常着迷于赫尔曼·沃克的小说《战争风云》里的亨利中校，他是一个无名的小人物，但在关键的时刻见证了关键的事件，而自己隐没在历史的阴影之中。外公正是这样一个人，身处聚光灯之外，但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见证了往来熙攘的风物人事。我曾经极力鼓动他写一点回忆录，他不肯，“那是大人物的事情，我写什么回忆录？”小时候对老人的陈年旧事前说后忘记，于是今天只能根据记忆的碎片来为外公多彩的人生拼凑一幅斑驳的图画了。

外公张沅吉是辛亥年出生的，在兄弟中排行第四。外公不大谈起老大张沅长和老三张沅鑫，和老二张沅恒接近些，但同在上海的就只有五弟张沅昌了。张沅昌从英国学医回来后，在上海华山医院开创了中国的神经内科，在毛泽东晚年曾作为专家会诊组成员，并长期担任叶剑英的保健医生。外公和姐妹们似乎更加亲近一点。大姐张维祯自己是20年代密执安大学的硕士，嫁给了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大女儿罗久芳对父母的轶事多有著述。三姐张凤桢是30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女博士，嫁给了大法官倪征燠，更是故事多多。小妹张蓉祯和歌唱教育家周小燕是最好的朋友，自己在歌唱上也很有造诣。外公的家境至少算小康，但外公出生时，算命先生说他和老太爷的命相冲，所以很不得太外婆的喜欢，早早就出门到嘉兴中学寄读，以后就自谋生路了。

外公的年轻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时代，新与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一切都在激烈冲撞，这一切也在外公身上体现出来。外公从小就显示出多才多艺的一面，自己琢磨写写画画的事情，后来学画就顺理成章了。外公没有受过太多的高等教育，上海新华艺专毕业后，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了两年绘画，成为徐悲鸿的编外弟子，从此开始了他的油画生涯。外公和徐悲鸿走得很近，对徐悲鸿的油画推崇备至，尤其是他的人体，从用光到用色，尤其是那幽幽而透明的青绿色，还有就是徐悲鸿的成名作《田横500义士》。但外公对徐悲鸿后来画马卖艺从政很是不满，经常嘲笑他的“蹩脚马”，大概是对徐悲鸿偏离学院派艺术不满。外公对印象派的忠诚是执着的。改革开放后，国外亲友寄来画册，其中有一大本精装的图鲁斯·劳特莱克的画集，外公私下跟我说，为什么不寄一本梵高或者莫奈呢？

​抗战爆发后逃难，徐悲鸿和外公打算在桂林开办西南艺术专科学校，但后来的战乱使这一打算泡汤。这也是徐悲鸿和蒋碧微最后分手的时候，徐悲鸿后来和比他小28岁的廖静文结婚。不知道是出于对先师母的忠诚，还是对学院派时代的徐悲鸿的怀念，外公说起廖静文的时候也是一脸的不屑。说起来，徐悲鸿或许是一个无女不欢之人，在桂林的时候，经常在外笙歌艳舞。大画家也时有囊中羞涩的时候，于是就来跟外公借几个大洋。外公不是有钱之人，但恩师要借几个大洋总是要从命的，不过这也是要在日记上记一笔的。可惜日记在文革中散失了，否则倒是可以在徐悲鸿的传记里增加不大为人提起的一节呢。徐悲鸿送过外公一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字，我看到过。外公把这作为一辈子的座右铭，但也不时讥嘲徐悲鸿自己一点也不淡泊宁静。

由于受到徐悲鸿的影响，外公的绘画也走法国印象派的路子，多用亮丽的色块，着意营造印象和气氛，而不拘泥于细节和写实。外公画了很多风景、静物、人物。记得工农兵学员时代，妈妈工作的大学里来了几个西藏女学员，于是外公的画廊里又多了一个披上哈达的西藏姑娘。

外公很勤奋，画作很多，但除了30年代在上海和陈秋草、潘思同等组建白鹅画室那段时间外，都是自娱性的，从来不卖画，连想都没有想过。自己喜欢的，就在墙上挂起来。从前留下来的金粉石膏雕花画框家里有很多，一个一个都利用起来，不大的家里，前厅后厅墙上高高低低挂满了自己的画作，就像欧洲古堡里的画廊一样。早上太阳升起，把窗打开，看着阳光抚弄自己的画作，这是外公一天中最高兴的时候。

改革开放后，国外的亲戚来上海，外公给过他们几幅画，他们征得外公同意后，在国外拍卖过，据说反响很不错。按照网上《老良友的主编们》一文中的评价，“他勤于创作，不事张扬。作品风格平实，不造作，题材贴近生活，”这是中肯的。

外公不是没有想过把画艺传给子孙辈，我还跟着外公学过几天素描，至今还留有当年画石膏像的素描。不知道是出于鼓励还是真有其事，外公还对我的素描夸奖有加。不过我没有坚持下去，5分钟热度后就不了了之了。外公经常带我到那个年代上海仅有的几个公园，看大自然的春华秋实。外公常说，看这些树叶，绿得多么有层次。那时的我对红花红叶（日本红枫？）比较感兴趣，好歹有点色彩，绿叶就是绿叶，有什么层次不层次的？

油画作为自娱，毕竟是很花钱的爱好。我帮外公到福州路的美术用品商店买过颜料和画笔，但画布买不起，外公大多在老的油画上直接覆盖，毕竟除了家里墙上挂出来的，楼梯下角落里还堆着很多没有挂出来的老画呢。外公说徐悲鸿也不用新画布，这样底下原画的色彩隐隐地泛出来，增加些许不可捉摸，反而有味道。但绘画没有成为外公的职业。

在20-30年代的上海滩上，有一份《良友画报》，这是中国画报界的始祖，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二哥张沅恒曾是《良友画报》的摄影记者，1939年2月接任总编。外公跟着二哥学摄影，这时也加入了《良友画报》。二哥虽然身为总编，但在文化事业和商业诱惑之间游移，外公实际负起了编辑责任。在孤岛时期，《良友画报》的形式新颖，嗅觉敏锐，情趣时尚，成为在抗战中煎熬的上海人的重要精神食粮，外公则是这份大餐的大厨。小时候经常缠着外公讲打仗的故事，外公不喜欢刀光剑影的事情，但还是经常讲“斯贝伯爵”号被追剿和西线闪电战的故事，这正好是外公主持《良友画报》的时代。也是在《良友画报》，外公结识了后来成为第二个外婆的翁香光。

第一个外婆叫经松明，她和外公生了两个孩子，就是我舅舅和我妈妈。外公说起她时，总是充满温情和怀念。记得她的名字出自于王维的诗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第一个外婆的父亲经亨颐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点名气，他推动现代教育，曾主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在任上任用、提携、资助了包括李叔同、周树人（鲁迅）、朱自清、丰子恺、潘天寿等一大批优秀人才。经亨颐的另一个女儿经普椿更加出名，这就是廖承志夫人。同为国民党元老的廖仲恺和经亨颐缔结儿女亲家，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抗战中一家逃难到西南，但经亨颐病重，外婆带着舅舅回到上海，不久经亨颐病逝，但到西南的交通受阻，外婆和舅舅只好留在上海。后来外婆在抗战的孤岛时期去世了，留在西南的外公和妈妈赶回上海奔丧。舅舅那年只有4岁，妈妈3岁。

第二个外婆的家世也不平常，父亲翁瑞午现在也是近代史上的名人了，但他的名气来自和陆小曼的40年情缘。小时候常听大人说起“六小妹”，也不知道是何许人也，直到已过而立之年了才听说徐志摩和《再别康桥》，然后才有万人空巷的“人间四月天”，才知道徐志摩、林徽因和陆小曼的悲欢情仇。在剑桥国王学院剑河桥跟见到刻有《再别康桥》诗句的徐志摩纪念碑更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说起来，知道林徽因要早得多。在高中的时候，特别迷建筑，大学差点报考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名字自然烂熟于胸。但知道这些名人之间的瓜葛还是在后来，在这时才把“六小妹”和陆小曼联系起来。外公当然和陆小曼熟识，舅舅和妈妈小时候还跟着外婆到陆小曼那里拜年，但大人不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说这些事，大人之间说起“六小妹”我也听不懂。外婆现在还在世，不久前还出席良友回归主题展。老人家还是旧貌依稀。

按照《天下良友》作者臧杰的说法，“比及哥哥张沅恒在文化岗位与商业诱惑之间的徘徊，怀揣文化理想的张沅吉本可以成为《良友》画报最有潜质的主编，但“造化”弄人，他还是被定格在了“末代主编”的位置上。”不过良友也使外公以后有机会进入新闻界，在40年代成为中央社摄影部主任。外公说，解放前夜，国民党对于退守台湾很没有信心，已经在准备进一步外逃，下一步就是往菲律宾撤退。外公已经被派往马尼拉建立中央社的办事处，但外公没有离开上海。解放后，外公依然靠摄影谋生，但早已不碰新闻或者文艺，而是改行医学摄影，专门为医学院拍病例。有时候放射科缺人手，外公也去帮忙拍X光片，冲洗，也算半个放射科的人。由于外公低调的为人，也因为这不惹眼的职业，外公躲过了反右、文革，尽管抄家归还物资里有一张蒋介石的新闻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在漫画之外见到蒋介石的样子。

绘画是外公的爱好，摄影是外公的职业，但外公最钟爱的是音乐。如果不是欧洲战乱，他已经拿到去波兰的奖学金，准备到华沙去学音乐了。

外公从小喜欢自己抚琴摸弦，成年后拜师一个白俄小提琴家，学会了小提琴和一般乐理，以后又自己学会了中提琴和钢琴，还会吹长笛，大概这些乐器对于聪明的外公来说是一通百通的吧。外公曾经有过两台钢琴，都在战乱中丢失了。外公一直想再有一台自己的钢琴，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心愿一直没有实现，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外公弹钢琴的样子。那年我到波士顿，在中心花园（Boston Common）旁看到一家斯坦威钢琴专卖店，走了进去。我不会弹琴，但抚弄着一台台斯坦威，想象着外公弹琴的样子，徘徊了许久。

但外公拉小提琴和中提琴我是见过的。文革中，小提琴是彻底的封资修的东西，外公只有门窗紧闭的时候才能逃遁到音乐的世界里。记得有时还要加弱音器，免得引起革命警惕过高的邻里的注意。由于江青搞样板戏，在京剧配乐里加西洋乐器，小提琴后来红了，曾经在沪上很是流行过一段时间，擅长小提琴可以作为躲避上山下乡，这对于知识青年是莫大的吸引力。不过外公不肯接教小提琴的事情，也特别看不惯前仰后合的所谓激情演奏风格。外公拉小提琴时稳若泰山，激情只在音乐中流露出来，最多只是微微摆动头发花白的脑袋，再在最后一个音符时，一点头，然后一扬弓。

外公有几个拉琴的老朋友，外公是他们中最年长的，他们都叫他张兄。实际上，他们中还有一个“张兄”，名叫张撷诚，他是上海歌剧院的首席小提琴。但他比外公还是年轻，所以外公称他撷弟，他称外公张兄。至于其他人，尤其是年纪更轻的，那就此张兄彼张兄一笔糊涂账了。老朋友中还有一个医生，还有一个中学老师，也在工人文化宫乐队里拉琴，还有其他几个朋友。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年轻人，绝技是修小提琴，后来还自己做小提琴。

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他们几个人时不时聚在一起，有几个人就拉几重奏，拉四重奏的时候多一点。有时多一个人，就拉五重奏。四重奏也不好办，没有拉大提琴的。那么大一个大提琴，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好带，在那个年代也容易招引不必要的注意，所以外公和朋友们的四重奏常常是两个小提琴、两个中提琴，一个中提琴就要拉大提琴的部分；或者三个小提琴、一个中提琴，那中提琴拉大提琴的部分，一个小提琴拉中提琴的部分。四重奏里小提琴是最漂亮的部分，记得外公总是拉中提琴，自嘲只有拉“苦恼嘀嗒”的部分的份。

弦乐五重奏的谱子不多，多的是钢琴弦乐五重奏，要是五个人来，没有钢琴，那五重奏就不大好办了。手头上有的三重奏、四重奏谱子也不够他们拉的。外公退休后，一大乐趣就是改编乐曲。莫扎特、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什么乐曲都改编，要改编成他们几个老朋友自己能拉的。外公对于古典音乐是彻底的自娱派，既没有什么学院派的禁忌，也是出于自力更生的不得已。他就用自己早年学的乐理知识，把本来的三重奏改成四重奏，四重奏改成五重奏。张撷诚在文革中曾把歌曲《萨里哈最听毛主席的话》改编成中提琴曲，记得最早的草稿就是拿到外公这里来的，第一份正式的乐谱也是外公帮着誊写的，后来还改编成四重奏，老朋友之间自己拉着玩。外公会绘画，抄写五线谱自然是小菜一碟，漂亮、工整，再加上改编乐谱的本事，这差事非他莫属。外公把钢笔尖斜剪一小刀，笔尖就像莫扎特时代的鹅毛笔一样了，抄写乐谱正合适。没有五线谱纸是一个麻烦。开始的时候自己画线，后来请人用油印机印，到文革末期总算有五线谱纸卖了，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到福州路文艺用品商店买五线谱纸自然就是我的事。

老朋友都或多或少沾一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边，只有在斗私批修之余，偷偷到外公这里来过一把小瘾。不管有几个人来，外公总有合适的谱子拿上来，几个老朋友就苦海余生没事偷着乐。要不是配合世博新建的地下剧场，现在记得文化广场的人恐怕不多了。在万马齐喑的文革年代，这里是激荡着“时代最强音”的地方。在离这里不远的永嘉路一个弄堂的深处，从紧闭的窗里透出幽幽的巴赫或者莫扎特，那就是外公和老朋友他们了。记得他们每一段时期有一定的“作业”，这一段集中拉巴赫，下一段集中拉勃拉姆斯。老朋友之间自己对音乐的结构、意境做分析，然后自得其乐用弓和弦诠释一番，然后大家相对轻声一笑，没有名利，只有享受。我一定是听他们演奏最多的听众了，记得他们最喜欢巴赫，但我更喜欢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好歹有一个调，哪像巴赫，吱咕嘎咕的，多烦人。多年后，粉碎四人帮了，春暖花开了，田头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海顿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咦，这不是外公和老朋友们拉过的吗？那一刻，好像头脑里的开关突然拨动了一下，从此我也爱上了古典音乐，尽管依然是坚定的动耳不动手的爱乐派。不过外公喜欢小巧玲珑的乐曲，尤其是独奏和室内乐。这一方面是他可以自己或者和朋友一起赏玩，另一方面也是他个性不喜欢恢弘张扬的缘故。受到外公影响，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听小提琴，后来才喜欢上钢琴和歌剧。受外公的影响，我对奏鸣曲和交响曲的热情相对提不起来，但对协奏曲一直情有独钟，外公对此不以为然。

其实外公搞乐队的事情早就干过。40年代的时候，外公自己拉起一个五重奏小乐队，在上海的饭店、酒吧、俱乐部里演奏，其中两个成员是李德伦和黄贻君，李德伦拉大提琴，黄贻君吹黑管，外公自己弹钢琴。后来乐队越拉越大，组织起中华青年交响乐团，里面就有医生老朋友，张撷诚则是首席小提琴，外公自己则担任指挥。乐团曾经给马思聪伴奏，不知道是不是《思乡曲》。外公特别推崇马思聪和他的《思乡曲》。

在外公的音乐生涯里，指挥一定是最短的一段时间了。但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年轻的远亲小辈专业学习指挥，还出国深造，多次到外公这里来讨教指挥艺术，我也跟着好玩，比划过几下一二三四。其实这时外公放下指挥棒已经50年了。外公对卡拉扬的指挥风格推崇备至，但对小泽征尔不大敢冒，说到底，外公还是认定激情应该在音乐中体现，而不是肢体动作。外公在50年代看到过哈恰图良的指挥，这是《马刀舞》的作曲家。外公说哈恰图良的指挥像炮兵开炮一样，雄壮干脆，但看着有点斯文扫地。

在不拉琴或者改编乐谱的时候，外公就开始编写《世界小提琴家画传》。不知道是从良友时代还是中央社时代开始，外公就注意收集世界小提琴演奏家的资料，还利用照相室的便利条件，翻拍和冲印了一些珍贵的照片，作为插图。老照片过于模糊的话，外公就操起画笔，勾描一幅插图。有一个做外科医生的琴友给了他一把报废的手术刀，依然异常锋利，外公就用它裁剪照片，精心贴图。我一定是这本书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读者，帕格尼尼、克莱斯勒、约希姆、奥厄、海菲兹、梅纽因、斯特恩、柯冈、奥伊斯特拉赫，这些名字都是从这里看到的。在外公的笔下，他们的演奏似乎活了起来，我能够听到海菲兹的疾风暴雨，梅纽因的精雕细琢，斯特恩的甘醇雨露，奥伊斯特拉赫的雄浑厚远。改革开放之后，郑京和、安妮·索菲-穆特的演奏也能听到了，但外公没有再增补，现在手稿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世界小提琴家画传》的另一部分是小提琴，从这里，我知道了阿玛蒂创造性地采用了高弧度的面板，使小提琴音质甜美；知道斯特拉蒂瓦利确立小提琴形制，把小提琴制作艺术推到顶峰，至今无人企及；知道戈乃利的小提琴比斯特拉蒂瓦利还要珍稀。那年去意大利的 时候，特地绕道到了克莱蒙纳，在斯特拉蒂瓦利博物馆里淌徉时，在一把一把古琴上，看到的是外公的身影。外公其实想过教我小提琴，但我对看琴比拉琴的兴趣更大，大概我这工科男的秉性在还不知道工科文科的时候已经发芽了。外公从不强迫小辈学什么，于是就给我讲解小提琴的制作，面板的弧度、琴孔的大小和位置、琴桥的质地和位置、胶水和琴漆的调配。在阳光下，教我欣赏琴背的虎皮斑纹，还有木质结构在清漆下像晶粒一样的闪烁。外公说，高明的小提琴制作师会把小提琴做好胶好，自己拉一拉，然后拆开，根据音质在这里浅浅地削一刀，那里轻轻地刮一刀，就这样化腐朽为神奇，听的我也把自己想象成提琴大师，想妙手造音了。当然，任何大师都是要从动手开始的，于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只动口不动手的潜在大师。

外公的资料大多数是英文的。说起来，外公没有正经学过英文，都是自己学的。文革后期政治气候有所松动，海外关系可以恢复通信，正好朋友的亲友从美国寄来一批过期的《国家地理杂志》，借给外公，外公就给我讲解杂志上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图书馆里的英文书籍也“解禁”了，外公借来不知道哪一年的大英百科全书，挑一些段落给我讲解。我对有图的部分感兴趣，最感兴趣的是飞机汽车火车，对艺术的这个派那个派不大感冒，外国只好耐着性子给我一张张图讲解那些其实对他也陌生的钢铁玩意。惊奇的是，外公还自学了法语。这大概是要研究法国绘画的缘故，也或许是准备去波兰学音乐的时候学的，战前欧洲学院派的艺术教育大多是用法文的。在抗战逃难路途中，路经越南河内，外公就志愿充当法语翻译，最后带一船人顺利地穿过越南，到达昆明。

改革开放后，老朋友的空闲时间少了，外公的肩膀也开始生长骨刺，拉琴的时候很是痛苦，于是慢慢放弃这一毕生最爱，转而重新拾起放下多年的旧爱好：金石。外公买来一堆便宜的图章石，刻起图章来了。外公最推崇吴昌硕，喜欢古朴写意。小图章刻得不过瘾，就刻大的；图章刻得不过瘾，再刻边款。自己刻不算，还给朋友刻。后来索性刻砚台了。五毛钱的学生砚台被外公左一刀、右一刀，花鸟虫鱼就跃然浮现，然后在背面钩上篆字铭文，一个艺术品就诞生了。外公给我刻过好几个，我不懂得珍惜，上学写毛笔字的时候照用不误，搬过几次家后，现在都找不到了。自从学了油画，外公就对国画就有点成见，对徐悲鸿画马、吴冠中、林风眠的中西结合痛心疾首，但这时似乎不再那么偏激了，重拾旧艺，偶尔也勾几笔国画，荷叶蝌蚪放牛娃，翠竹飞鸟水仙花，淡墨淡彩，很有情趣。

外公是多才多艺的，但我从外公那里只学了一点摄影。外公教我，拍照不能就这么看，要把风景或者人物想象成一幅画来看，用手指围成一个画框，前后左右像取景一样比划着看。不是先拍了再说，而是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画面，然后用手指画框和实际比较一下，再拍照。这在胶卷时代很重要，一张照片恨不得当成两张拍，不像现在用数码，可以广种薄收。但另一方面，出于新闻摄影的老习惯，外公教我拍照的手脚要快，抓住关键时刻就按快门，不要瞻前顾后，老想着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更好。要相信感觉。

我对建筑的爱好也是外公那里来的。外公给我解释多立克、科林斯和爱奥尼克柱式，拜占庭、哥特式和巴洛克、洛可可，带我到豫园里，给我讲飞檐斗拱照壁花窗，太湖石、假山、池塘、水榭，曲径通幽、步移景易，给我讲自由式的英国花园和规整美的法国花园。

在生活中，外公要求很低，崇尚俭朴，对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他平日最喜欢逛的地方是旧货摊，华亭路和淮海路旧货商店（在淮海路成都路那里，曾经是上海最大的旧货商店）是常客了。淘到一点廉价而又精美的艺术品，那就像挖到一桶金一样高兴。外公收藏了很多“不值钱”的东西，有几幅不知名画家的油画，估计是旧上海外国人留下来的；有一些唐三彩的陶女俑和马；还有一对黑木雕的马头，被我带到加拿大来了。外公还收集过银质餐具，但即使在旧货摊上也要价太高，所以收集得不多，凑不成全套餐具。

外公对小孩那是宠爱有加，平生最恨之事就是看到人家打小孩。表弟（舅舅的儿子）小时候有点淘，有时外公实在气不过了，就按住脚挠脚底板，这就是最严厉的体罚了。文革时代人们的戾气重，街上大吵大闹甚至大打出手那是常事，有时大人就打小孩出气。平日温文儒雅的外公这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像愤怒的狮子一样冲过去拉住打小孩的人，甚至不惜和人家拉扯冲撞，旁人拉也拉不住。我们一起上街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今天不要撞上有人打小孩，外公毕竟一介文人，和莽汉冲撞起来后果难料。外公喜欢小孩子，可惜我女儿在加拿大出生，一岁的那年，外公去世了。妈妈说，外公在医院里，还怀揣着重外孙女的照片。

文革后，我忙着考大学、读研究生、谈恋爱、出国，和外公在一起的时间少了，但一有机会，还是经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外公很早开始就每年给自己拍一张“年度照”，这时候这就是我的事情了。外公似乎永远是那个样子，不显老，很短的短发灰白，但不是满头银发，额角上有一个胎记。不知道哪年上海曾经有过加拿大风景画展，我把外公的展览资料剪贴成册，我自己都忘记这事了，外公还记得。我先出国到了加拿大，妻子在外公那里看到这本剪贴的画册，外公说，这就是缘分，难怪我到了加拿大。

外公走的时候，我在加拿大读书。那天在系里拷贝资料，顺便从信箱里把信拿出来。一边拷贝一边拆信，但怎么看不懂？那是在美国的外公小妹妹张蓉桢的女儿的来信，要我先不要对她母亲说起外公的事。外公什么事？看了好几遍，才意识到不愿意承认的现实：外公去世了。那时刻，我的眼前一片空虚，时间好像停止，呼吸也不会了。记得外公说过，莫扎特最了不起的音乐是《安魂曲》，我马上冲了出去，走了很多路，买了一张《安魂曲》的CD。凄厉的音乐在黑暗中激越，悲痛的心灵在空虚中挣扎，我只有用莫扎特的乐声为外公送行了。这以后，这张CD成为禁忌，只有家中有亲人故去的时候，才拿出来放。

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就送她学钢琴。现在女儿已经大学三年级了，钢琴就静静地留在家中。我有时想，哪天退休了，有时间了，我也学学钢琴。音乐是天堂的语言，我们从音乐中感受到天堂，或许天堂也能从音乐中感受到我们？我要弹巴赫、肖邦，要弹贝多芬、莫扎特，或许能借音乐的力量，让外公在天堂听到我的声音：外公，我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