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苛责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他们大多数是为共产国际的政策错误背锅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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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知道，我党成立早期，党务是完全受共产国际把持的。这边苛责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人是不恰当的。说难听点，他们大多数是为共产国际的政策错误背锅。

1，三大确定了和加入kmt的策略，这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陈独秀是最初是明确表示反对的，因为这样会丧失中共的独立性。诚然，当时我党过于弱小，依托kmt这个平台能更好开展工作，马林的提议是有可取性的，但是没有保障我党的独立性也是事实。但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陈独秀最后还是得吃下，毕竟当时我党这些职业革命家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是无法进行的。

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和孙中山曾就对待军阀的态度问题上产生分歧，陈独秀认为孙中山对于军阀的态度不够坚决，孙中山则直接威胁要开除他党籍。此事经由共产国际调解后，陈独秀便不再多发表个人意见，基本共产国际怎么指示他就怎么走，直到国共合作破裂。

2，瞿秋白就更明显了，他是由鲍罗廷内定的。鲍罗廷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共产国际派驻代表，充当的是两党的太上皇角色，但他在平衡两党的操作上，完全倾斜于kmt，并且挖掘了蒋中正这个好苗子。（他的操作连加仑将军都看不下去，但是由于他当时是铁男的挚友，所以基本他说了算，直到四一二事变。）由于四一二事变后，陈独秀背了鲍罗廷的锅离场。鲍罗廷紧急挑选后，瞿秋白被提拔上来。实际上还是给鲍罗廷背锅，因为实际执行的还是共产国际“突然”转向的政策，导致“左倾盲动错误”。

瞿秋白之后去了苏修，而国内实操则是由李立三把持，“坦克车式的人物”，“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对于李立三的革命热情，我们不应质疑。但是在李立三的规划里，苏修要停止五年计划，派兵协助我党革命，以促成世界革命。此等操作把莫斯科吓得不轻，自然很快失去了支持。

3，等到鲍罗廷也坚持不下去了，失去了成为“铁男挚友”的资格后，米夫带着他的中山大学的好学生们上线了。“两个百分之百”的代表，陈绍禹，一个阴谋家，一个“为别人考虑过多，却为我们考虑过少”的家伙，他造成的破坏和隐患是非常巨大的，从白区到苏区，深受其害。

但对他的批判却很困难，因为实际上是要针对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指导进行批判。这事，往大讲，是我党和共产国际的分裂；从大局上讲，对我们发展不利，对世界革命也不利。这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和小资的问题，而是执行路线和理论实践的问题。

所以，很容易就能看到：1，批判陈独秀，很容易，因为鲍罗廷甩锅，只能陈独秀背，不然找光头么；2，批判瞿秋白，不困难，因为米夫得势，瞿秋白作为鲍罗廷选定的人，自然要背锅；3，批判李立三，不复杂，他的思路和苏修直接冲突；4，批判陈绍禹，就困难很多，米夫虽然失势，但王明可是一直在莫斯科“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和共产国际比，当时教员的自我摸索算得上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