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一星运动”，天然正义还是以暴制暴？_风闻

　　前不久，豆瓣上，围绕一本新书《休战》的翻译讨论，引发了各种争议，随后，由于一封举报信，更是发酵出一场声势浩大的“一星运动”与集体抗议。

　　在《一封举报信引发的豆瓣“一星运动”》一文中，豆瓣用户@日益斋 细心梳理了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通过各方声音还原了这次因为“过度反应”引发的文化事件，让我们看到一场原本正常的讨论是如何逐步走向失控。

　　对比以往，此次“一星运动”的讨论范围和后续风波都要更为巨大。而在此次运动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个体权力受到压迫之后的抗衡，也看到了豆瓣成为战场，它所代表的单一评分系统在当下的困境与隐忧。

　　01.

　　一星运动，一场大型权力抗衡

　　“一星运动”，顾名思义，即大量用户给一部作品打“一星”（评分系统中的最低分），来表达某种抗议的集体行动。这在豆瓣评分体系由来已久，尤其是读书领域。

　　一般谈及这种运动的开端，都会提及2013年果麦出版的、李继宏翻译的《小王子》，最初的腰封宣传语印着“迄今为止最优秀译本，纠正现存56个版本的200多处错误”（后已删除）。

　　这样的“虚假宣传”引发了众多响应，很多读者对出版社夸张的宣传文案积怨已久，集中在这一次运动中爆发了。很多用户在没有看过此书的情况下，打出一星，并希望“不要脸的出版社和编辑引以为戒”。

　　后来，同样在营销和题材上引发巨大争议的《青春版·红楼梦》《愿你历经千帆，归来仍是少年》《终身学习》，以及涉嫌压榨创作者的《天才打字机》《掬水月在手》，都引发了一星运动。

　　历数豆瓣读书的历次一星运动，实际都寄托着用户对出品方抗议的某种强烈情绪。

　　一方面，用户往往不满出品方对图书出版的“不够尊重”，比如宣传话语的名不副实、对作品的片面甚至歪曲的解读，而且这种不满很难正常表达，甚至可能还会被投诉删除差评。

　　另一方面，用户也时常会共情可能存在的压迫：具有权力的一方（比如出版机构、具有话语权力的“前辈人物”）对于“弱势”的个体（如新人创作者、个体读者）施加了不公平待遇。

　　集体性的一星运动，往往象征着大量用户感受到既有的正常评价的内容体系遭遇某种外力入侵，或者是对反馈机制产生了信任危机。用户借助一星运动，来反抗权力压迫、行使公义，可以视作是集体发出的无声呐喊。

　　像豆瓣这样的评判体系，使用的是打分与留言反馈并行的模式。留言反馈能体现单一用户的具体评价，但留言的海量信息，在抽取（Information Extraction）和呈现上并不容易，远不如打分能简洁有效地反馈用户的集体态度。

　　因而，最能直观反映、同时也是最醒目的“打分”，在诸多反馈机制中，便成为了大家在表达集体性的赞否态度时，最乐于使用的反抗工具。

　　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权力除了压制性的外部控制，更多地体现在生产性的实践中，这种弥散在一切知识生产中的权力，相互影响，“规训”着彼此。

　　在豆瓣打分时，每个没有特别权重的普通用户打分，其实正是在行使福柯意义上的，借助语言符号表达的微观权力。它在日常中，不断帮助我们呈现个体的态度，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我们非常重视的自我表达的出口，在这种意义上，它不只是福柯意义的权力，更是每个用户作为自然人最重要的个体权利：“言论”权利。

　　因此，当豆瓣用户习惯于在日常中行使这项自然权利时，也会高度敏感于它的丧失。当个体用户的评分自由受到干扰时，便形成自发的反抗。

　　这也正是此次《休战》所引发的“一星运动”的特殊之处，后续事态迅速扩大的第一个发酵点，就是高同学的点评被一位网名为“anito anago”的用户举报至学校，并在举报信中声称“这样既有利于树立贵系的学术形象，也挽救了一个失足学生，不失为教育之初心。”

　　这封举报信，不仅致使用户在网络评分体系中的打分权利受到影响，还对现实生活也造成了实质的波及，更是触动了公权力对个体生活影响的议题。

　　这种影响，涉及到韦伯（Max Weber）意义下的直线式、单向的政治权力。韦伯认为，特定形式的权力是一切组织的基础，组织中存在着法定权力（比如法定管辖权）、超凡权力（比如崇拜与追随）等单向的权力，具有结构性压迫的特点。

　　这对所有用户而言，就不仅仅是个体打分权利的损失，而是正常行使权利却可能带来现实影响的恐惧。譬如，这封举报邮件中娴熟使用的批斗性词汇和话术，都能勾起用户对行使个体权利却遭到结构性权力压制的恐惧阴影与历史记忆。

　　此时，用户集体使用一星表达抗议，就不再只是日常打分行使自我表达的权利。而是将福柯意义下的个体微观权力表达，通过集体行动，令涓滴汇聚成海浪，进而形成风暴。

　　可以说，本质上“一星运动”是一场有关个体权力对结构性权力的博弈与抗衡。用户希望通过抗衡形成制约，达成一定的现实诉求，比如：诚恳的道歉，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等等。

　　而事态扩大的第二个发酵点，则是豆瓣图书将遇到“一星运动”的《休战》与相关书籍的评分区关闭（“锁分”）。这直接导致了“一星运动”的诉求，难以通过自身获得实现，便导致了后来抗议运动的进一步扩散。

　　02.

　　豆瓣评分之所以成为战场

　　必须要说的是，豆瓣的评分之所以成为一星运动的主战场，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是，豆瓣评分对各方而言，都极具“参考价值”。

　　作为一个高度敏感作品质量的用户聚集社区，豆瓣评分几乎成为了当下评判一件作品质量的重要依据（甚至很多时候变成了唯一的标准）。 

　　大量有阅读和观影积累的“核心书影音用户”的打分，长期以来让豆瓣形成了一套对作品质量颇为有效的评分体系，具备着相当强大的公信反馈能力。

　　豆瓣用户会期待一星运动成为行之有效的抗议运动，正是离不开作品对豆瓣评分系统的敏感，而这种敏感又取决于豆瓣评分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因而，在此次的一星运动中，也不乏许多担心的声音：“评分是用来体现书的质量的，因为其他原因刷一星严重损害了评分生态。”（网友@QYW）

　　假设有过多的一星运动影响豆瓣打分与作品水准之间的相关性，毫无疑问将会降低豆瓣评分的影响力，进而也会影响单次一星运动的抗议效果。

　　这或许是个无奈的死结。因为福柯式权力的集体使用，卷起的风暴，本就必然带来对既有次序的冲击与破坏。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一星运动的评分抗议，既然是对于权力结构的呐喊与抗议，就必然期待着或许能通过舆论压力达成一些不确定的现实影响（比如影响图书销量等），进而促进不公正的事态的改进；但它实际往往只具有语言符号上的意义，并不能形成更多的现实赋权，也很难获得其它的集体表决（如投票）所能导向的一个明确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豆瓣这种评判能力背后的现实：豆瓣在图书领域，几乎可以说具有最深度和广度的用户聚集效应，几乎没有其他社区可以系统性代替。而随着购书人群的不断减少，豆瓣评分甚至演变为目前许多新书营销的决定性因素。

　　在这场运动中，有留言指出，“为什么只有一个豆瓣”？

　　是的，当我们想要选购一本新书，想观看一场新电影时，当下有哪些可信赖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进行选择呢？环顾四周，我们会发现，除了具有一定“威望”的豆瓣评分系统，有效且适合每个个体的讨论都是稀缺的。

　　在过去，有杂志、有乐评人、影评人，包括书店老板的私人推荐，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评判标准或维度，可以用来判断一件作品的好坏。准确来说，或许都不只是单纯的好坏，而是一件作品的题材、手法、表述形式是否符合“我”的口味。

　　豆瓣的脱颖而出，既有时代背景的原因，如各类讨论平台逐渐萎缩，电影节、图书节寥寥无几。而互联网平台巨头的崛起、信息茧房的产生，也更加让还注重书影音板块的豆瓣凸显出其价值。

　　也因为越来越“内卷”的时代，留给我们的有效文化休闲/学习时间愈加稀少，我们不知不觉被越来越快的短阅读、短视频占据所剩无几的时间与注意力。这也导致我们不得不更加依赖各种“评分”，做出一个快速而简单的判断。

　　这无疑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更能直接反应喜好、更方便评述的“大众评分”体系的权重越来越高。不管是国内的豆瓣，国外的IMDB、Goodreads，都是一样的状况。

　　当只剩下豆瓣等少数几个打分平台之后，我们会发现，这种把所有作品都用仅仅用分数来评判的系统，带来了新的问题。

　　譬如：在韩剧、日漫、美漫动画等领域的评分普遍偏高，尤其是续集的受众较为固定时，动辄出现9.8分这样的高评分。而一些影史之作、经典书籍，往往因为门槛较高、需要较好的阅读能力，打分就相对偏低。

　　单一的评分系统在较以往更便捷地提供价值评判的同时，也在我们面前摆出了一道难题：把所有的作品都放到了一个维度上评判时，它们之间难以横向比较。

　　虹膜上曾有一篇名为《豆瓣网友不待见国产片，真有这回事吗？》的文章，就谈论了分数背后的复杂性：“换句话说，电影的评价和地位，经常像股票一样随时间波动。每一时刻的评分，它只能代表那个特定时刻的状态，我们可以随时回顾、检讨，以便重新评估一部电影的价值。”

　　电影如此，书籍更是这样。一本书哪怕有导读和试读，选择它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也是更大的。

　　我们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判断（有时是盲猜），来决定这些平台的分值对我们自身的参考价值。我们会发现同一个分数背后，其实隐藏着完全不同的信息和评判体系。单一评分系统早已无法承载背后的复杂信息。

　　公允地说，豆瓣评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作品的质量。这一切，树立了豆瓣评分的权威性。而今天单一的具有“威望”的评分系统，却又紧紧绑住了用户与被评价方，令我们在这套单一系统中焦虑抗争，有时甚至是两败俱伤。

　　03.

　　“一星运动”的失控：

　　当系统无法承载更多信息

　　这种单一的量化评价系统，必然带来“信息拥塞”。

　　打分机制的背后，并存着多种信息（如前所述打分承载着各种用户价值），这些信息并不能通过唯一的量化指标被有效地反映出来。这些信息之间的竞争关系如何，谁的权重更高，相互之间又如何彼此影响，统统无法得到展现。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部电影的分数本身，并不能反应出粉丝（小众）与大众的支持度差异（信息间的竞争无法呈现）。那么，单一量化评价最终呈现的结果，往往是一种主要信息屏蔽了其余信息，或者让多种信息暧昧难明。比如，粉丝向作品获得较高的分数时常让大众困惑，而大众向作品的高分有时也未必能满足小众用户的需求。

　　由于该制度遮蔽了背后的信息，人们往往对单一的量化评价，会有各自的简单解读。于是其背后的“信息拥塞”，在不同群体之间就会演变加剧，最终导致信息不对称。

　　当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时，这些积累的不对称信息，必然会加剧身份区隔，集聚各种群体情绪。（如员工对打卡制度的厌恶与管理者无法借助打卡制度达到预期的管理效果，或围绕书影音评分制形成的各种诟病与阴谋论）

　　所以，单一评价系统，一旦缺乏其他沟通渠道的辅助，很容易带来阶段性的系统崩溃。比如，围绕着评分，受评者与评价者之间可能各自都不满意，认为对方没有提供/获得更加公正的分数，由此形成争执，酝酿权力不对等的施压与抗议。

　　因此，当问题出现，不得不走向集体抗议宣泄愤怒时，宣泄愤怒本身并不能直接帮助单一评价系统自我改进，尤其当人们仍然利用单一评价系统传递制衡与抗议的信息时。

　　在一星运动后期，豆瓣用户@PomBom 也谈及了运动的失控。

　　一星运动作为一种依赖单一评分系统来对抗该系统结构性弊端的行为，或许可以实现各种现实目标，但却很难推动评分制度本身的改进。

　　甚至，当单一评价系统作为运动中的主要抗争工具，又缺乏更好的多层次沟通渠道时，运动往往会更容易背离自己的初衷。随着运动的扩展，人们会试图表达更多的情绪，掺杂进更多对结构性权力的愤怒，但这样强烈的情绪宣泄其实很难真正改变什么，结果往往是不了了之。

　　比如，一星运动所形成的简单有效的抗议，是依托的评价系统是单指标的“好-坏”评分标准。那么，它除了表达不满之外，作为能指，并不能传递更多的所指内容：无法通过一个打分，承载更多的反抗内容：可能包括对书本质量、作者译者态度、出版方态度等等。

　　这些具体的抗议在不同个体的感受中是有差异的，最初都能用一星表达，但当一星无法承载更多时，愤怒就会溢出转向更多的表达途径，比如更多的人肉、举报、给新的书打差评等。

　　尾声.

　　一方面，我们只能依赖评分系统，推高了豆瓣打分的业界权重；另一方面，“粉圈”入驻、打分养号，再加上各方对于评分的重视和干涉，使得豆瓣评分愈加承受了它本来不该承受的分量。

　　比起单纯评分，我们可能更需要的是富含有效信息的推荐机制。比如，烂番茄的评分有新鲜度与爆米花的区别，一些评论人与媒体解读，也能够带来更多元化的评判系统，例如国内的“影向标”电影评分。

　　在书籍评价系统中，也许我们可以更加完善导读体系，综合接纳所有用户的反馈与推荐制，将更多的线下、线上沟通相结合。丰富更多真人参与的精准个人推荐，比如前段时间宣布关店的“盛世情书店”老板的“精准荐书”传说，再比如每个月公布的兼具时效性与质量的“万圣书园销量榜”。

　　另外，在“一星运动”之中，我们依然看到了这个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更理性讨论环境的缺失、网络言论的极化、互相举报的风气，以及亟需的一个允许讨论的公共空间。

　　以上这些都能一定程度降低信息壁垒，有效地帮助我们实现评分体系的多元化。但我们可能还是会想知道，为什么这一切如此稀缺呢？

　　或许背后更加残酷的事实是：对于内容的珍惜，想为好的内容争取生存空间，只有少数人还真正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