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强而生的党项争霸之路：从部落到北宋劲敌，西夏的成功靠什么？_风闻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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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建立西夏的党项人，世代生长于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河曲一带。除了少量人口在与汉地交界地区农耕外，大多以游牧为生。党项各部之间长期劫掠成风，仇杀不断，有时则联合起来侵扰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从外部环境看，党项羌长期与吐蕃、吐谷浑、回鹘、阻卜、契丹等强族为邻，又曾与拓边中的隋唐刀兵相见。所以党项政权的建立、发展、壮大与武力的使用密不可分，以武立国是其基本国策。从公元881年拓跋思恭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建立夏州政权算起，到公元1227年西夏灭亡，在其346年的历史中，战事相对稀少的时间不足百年。西夏与其周边的宋、辽、金、吐蕃、回鹘、蒙古都发生过强度不等的战争。其中与北宋在91年的共存历史中有75年处于战争状态。如此频繁的战争在我国王朝交往史上相当罕见。惯以武力解决问题是西夏人的重要特征这也使得西夏的历史充满了战争。本文就介绍下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西夏人的战争智慧。

李继迁叛宋初期力量微弱，只得依托党项各部的支持。同时也倚仗张浦等人为智囊，凡遇大事必与之咨议。这种良好的个人素质结合群策群力的决策模式，使他们在使用武力时往往表现出高超的战争智慧。所以在李继迁抗宋之初，能根据自己力量微弱的实际情况，否定了族弟李继冲的稳妥策略，在地斤泽建立根据地后，争取党项各部贵族的支持，逐渐站稳脚跟。在军事斗争中，打着收复故土的旗号，内靠党项部族的支持，外借宋辽大战的有利形势，采用游击战术与宋军长期周旋，削弱对手，壮大力量，并适时依据所掌握的手段调整行动目标，先复银、夏，再取灵州。

▲大敦煌剧照：唐国强饰演李元昊

到了李德明时期的主要作战对手是甘州回鹘和凉州吐蕃，相较之下，党项人在军力上已经占有优势。回鹘和吐蕃已经完全不是对手。实力壮大之后的李德明甚至对压境而来的辽军全然不惧，派兵直接对抗。而伴随着国势的日益鼎盛和全民皆兵的征兵制的推行，西夏军事动员能力急速增强，但其经济贫弱状况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故虽可以出动数量惊人的部队，但后勤能力却勉为其难。这也给了日后李元昊用兵提供了很多的启发。

▲日本电影敦煌海报

终于随着一代雄主李元昊的横空出世，党项人实现了称帝建国。而李元昊为了争取与宋辽平起平坐为对外战略目标，继位后先攻河湟，再取瓜、沙，在巩固了侧翼安全后将战争目标转移到军备废弛的宋朝，由于动员体制的逐渐完备，李元昊之后的西夏统治者出兵动辄几十万，矛头往往直指对方战区主力，战争行动短促而频繁，军事行动能因时、因地、因敌制宜，善于运用计谋麻痹对手，发挥西夏骑兵机动力强大的优势，迅速运动并集中兵力，形成战场力量优势，一战而胜。比如说对宋取得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胜。皆因李元昊每次都能集中夏军主力，伺机与敌进行力量占优的主力决战。这三次大胜可以说是将西夏人的战争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三川口之战示意图

▲好水川之战示意图

但伴随着战争损耗的增加和形势的恶化，他逐渐认识到完全鼎足辽宋的战略目标不切实际，于是挟战胜之威果断妥协，与宋朝达成和议，腾出手来击败了辽军的进攻，而后同样适可而止，避免战争升级。其作战目标选择先易后难，集中力量，轮次打击，“战、和”两手并用，效果显著，使西夏跻身军事强国之列，威震一时。党项首领们在目标选择上能审时度势、量力而行，使之与掌握的资源状况相符，表现出坚定的斗争意志和灵活的斗争思维。事实上除了军事外，西夏也注重外交。因为不管哪个国家外交战略都是与军事战略相依辅，统摄于大战略之下。

西夏的前身夏州割据政权建立于唐末藩镇割据时期，为在割据混战的险恶环境中求生存， 同时吸取中原优秀文明成果，党项统治者们务实地奉中原王朝为正朔，采取了依附强者、相机扩张的对外政策。当这种政策因宋太宗企图取消夏州政权的独立而无以为继时，以李继迁为代表的党项贵族走上了抗宋自立的道路，但限于实力，在斗争中屡屡受挫。为扭转局势，李继迁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宋辽矛盾和自己的地缘战略地位，采取联辽抗宋的外交战略。当时， 宋辽因燕云问题，战火不断，势均力敌。以李继迁为代表的党项势力的投靠，对辽来说是战略上的一大助益。辽人同意了他的请求，且结为姻亲。夏辽联盟的形成，为李继迁的复国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依靠辽的支持，坚毅不屈的李继迁不仅成功地收回了故地，而且夺去了宋西北重镇灵州，扩大了疆域。在附辽抗宋的同时，李继迁并不拒绝和宋，而是一边交战，一边遣使朝贡窥伺，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调整。这种灵活的方针为外交斡旋预留了足够的回旋空间，成为日后西夏对宋辽两属平衡政策的滥觞。

李德明继位后根据宋辽达成澶渊之盟，矛盾缓和而夏人久战疲困的新形势，秉承李继迁遗嘱， 在联辽的同时又转向和宋。他与宋达成和议，得以休养生息，专力西征。李德明的两属政策不仅消除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形势，而且从与宋辽的正常交往中得到了丰厚的岁赐和贸易利润， 增强了西夏的实力。为李元昊的正式称帝建国奠定了实力基础。与对宋政策一样，夏人的联辽政策始终以加强自身地位而不损害自身利益为基础。李继迁虽然向辽表示要“永作藩辅”，频频纳贡进献，但屡次编造虚假捷报骗取辽的援助。甚至出于现实考虑不顾辽的态度而一度降附于宋，并拒见辽使，不惜引发辽夏冲突。李德明虽然对辽十分恭敬，朝聘往来不断。为攻破甘州，也曾联合辽军一起行动。但当辽圣宗要求其配合镇压辽境内的党项人叛乱时，他置之不理，甚至在辽军重兵压境时公然出兵对抗。雄主李元昊则早有王霸之志，虽然再次与辽国结为姻亲，并在取胜后多次向辽献俘，继续维持联盟关系，但随着对外战争的屡屡获胜，国势日益强盛，不再甘于臣属地位，对辽的态度越发强硬起来。公开出兵援助辽境内的党项叛军，杀死辽军将领，直接导致了夏辽战争的爆发。

▲贺兰雪剧照

而后的李元昊虽然在战场上摧宋破辽，然而较之于宋辽，西夏国小民寡，资源匮乏、经济落后，与宋、辽两大国的战争虽然屡获胜利，但本国的战争承受能力已近枯竭，战争也激化了西夏的各种矛盾，人祸天灾交集，严酷的现实促使李元昊认识到自己胸怀多年王霸之志的虚妄，逐步调整了西夏的国家定位，在战争中边打边谈，最后明智地放弃了不切实际的争霸意图，降低姿态，向宋称臣，缔结了获取实惠的和约。他在对辽战争取胜后，宽大对待辽军战俘，遣使议和，修复已经破裂的夏辽关系。李元昊这种灵活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为其后的历代西夏统治者所沿袭。西夏统治者长于形势分析，重视外交，将外交作为军事手段的必要补充。即使处于战争状态，西夏仍然与敌国保持着密切的外交联系，这是西夏人战争智慧的一项固有传统。 

比如西夏虽然对军力不振的宋叛服无常，但在不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基础上与军力强大的辽国长期维系着盟友关系。在辽灭亡后又转而结盟、臣服于金，借助金灭北宋的形势扩展疆域，但对金的勒索试探却给予强硬的回应。西夏的外交战略比较明显地呈现出一条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依附强者的主线和自身利益受到强者威胁后，又试图联合第三方合纵抗强的支线。

这种以实力对比为基础，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是西夏军事战略的有力辅助，是实现大战略目标的有力手段。但是，后期的西夏在对外关系中，“附强”意识过于浓厚，而“制衡”思想相对贫乏，泥于以往经验，导致西夏在后期采取了附蒙攻金的错误战略，最终也加速了本身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