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与《觉醒年代》的“瑜”中之“瑕”_风闻

央视前不久先后播完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与《觉醒年代》，是近年来少有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成功之作。它们的成功，概括说来就是：观念基本正确，表现手法新颖。

成功之作也不可能十全十美，这两部电视剧自然也有些许缺陷。虽然缺陷是瑕不掩瑜，但指出“瑜”中之“瑕”应该不无裨益。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表现抗美援朝战争。我们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正义的，这个正义，不仅体现在我们自身的“保家卫国”方面，还体现在我们的敌人——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国军队和南朝鲜伪军——的反人类性方面。

根据史书和许多志愿军老战士的回忆文章记载，在前期的运动战阶段，敌人对所占地方往往是奸淫抢掠，败退时则报复性地对朝鲜人民进行残忍的杀戮；至于敌人飞机对朝鲜城市设施和村庄农舍的疯狂轰炸所造成的巨大财物毁损与人员伤亡，更是无法统计；敌人甚至还用飞机空投伪装成食品盒、钢笔、玩具等形状的炸弹，以杀伤朝鲜平民乃至儿童。许多志愿军老战士回忆说，当时看到这种暴行造成的惨状，真是感同身受，义愤填膺，激发起消灭敌人的战斗意志。

电视剧应该对这方面进行画面和情节的展现。形象的画面和情节比单纯的口头言语更能打动观众，能够更好地反映抗美援朝的正义性。遗憾的是，电视剧中在这方面基本没有表现。

这部电视剧用大量篇幅展现我志愿军战士们艰苦卓绝的战斗场面，比如白云山阻击战、长津湖追歼战、松骨峰战斗、上甘岭坑道战等等，还再现了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例如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等，较好地讴歌了我军指战员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这是它打动观众的成功之处。

不过，我军的敢于斗争、勇于牺牲，最终是为了取得胜利，而我军是善于胜利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有更多善于胜利的光辉战绩，例如：第二次战役中，以政治攻势招降美军一百多人的黑人连；第五次战役中，战士刘光子一人俘获英军大兵六十三名；金城战役中，副排长杨育才带领十二人小分队深入敌后，捣毁南朝鲜伪军“白虎团”团部，毙敌两百多人，自己无一伤亡；等等。这些战例，生动地体现出我军正义之师、文明之师、勇猛之师、善战之师的人民军队素质，而且富有传奇性、戏剧性，很适于影视剧的表达形式。可惜，电视剧中对这些也没有表现。

另外，该剧中那几个虚构的人物，固然对剧情的推进发展无能为力，即便对剧情的生动展现也几乎无所助益，他们与整个剧情显得脱离、隔膜，是一些可有可无的角色。

如果说《跨过鸭绿江》之“瑕”在于对主题表现得不够全面、完整，而《觉醒年代》之“瑕”则主要体现在个别人物塑造对主题起到削弱作用。

电视剧《觉醒年代》，应该说是第一部全面表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影视剧。它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新文化”知识分子为主要人物，兼及辜鸿铭、刘师培等“旧文化”知识分子和一些北洋军阀政府的政客。看得出来，它在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期发展出来的中国马列主义者的历史正当性的同时，在彰扬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陈延年等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试图对其它历史风云人物的多面性、复杂性表达“温情的理解”甚至“同情”。

对于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来说，展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是可以的，对历史人物进行含蓄地表现也不无艺术性理由，但这些，都不应该损伤革命历史正当性的表达。该剧对胡适和蔡元培的形象塑造，就有这方面的缺陷。

剧中塑造的胡适，年少俊秀、风度翩翩、性情平和、才华丰茂，不但浑身闪耀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头衔所带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光彩，还与小脚发妻恩爱和谐，品德高尚。但实际上，这只是某些人以真假杂糅的手法虚构出来的政治宣传图画，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比如，剧中的胡适及其太太所表现的“恩爱和谐”背后，其实是历史上胡适沾花惹草、逍遥青楼所引起的争风吃醋家庭闹剧、一地鸡毛；剧中的胡适的“才华”背后，其实是现在能看到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之类充其量可称之为打油诗的“新诗代表作”。

关键在于，胡适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在真正的学术方面徒有虚名、乏善可陈，而在政治方面，除了给蒋家王朝做帮闲、充门面之外，主要就是给西方“文化”当买办。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有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在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效应方面助益不算大，在负面效应（过度否定中华文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方面反而是最有力的。他的一生，主要就是为西方“文化”侵略作马前卒。这是历史的评判。

同样，剧中几乎是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北大校长的“业绩”，以及他为人处事的虚怀若谷、宽厚平和、爱护学生、慧眼识英才等等，几乎塑造了一个自古以来少有的文化“圣”官形象。这也是不乏真实，但过甚其词。

应该说，蔡元培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助力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与“新文化”有某种程度上的思想契合，另一方面也与他树立自己“兼容并包”社会形象的考虑有关。但他的“兼容并包”和“宽厚平和”不是无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不能触及他所认同的“精英”统治社会秩序，若有触及，他是下得狠心、出得狠手的：西元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以及以后的“清党”中，他积极支持赞助蒋介石对中共党员、工农群众乃至国民党左派人士痛下杀手。他的作为，令许多对他具有“兼容并包”、“宽厚平和”浅表印象的老相识、老朋友大为震惊。电视剧中，陈延年、陈乔年满身伤痕、拖带镣铐、大义凛然赴刑场的后记性画面震撼了观众，而实际上可以说，“宽厚平和”的蔡元培的双手也沾上了他们的鲜血。

本质上来说，胡适和蔡元培都是认同并自归于“精英”统治秩序的，他们内心深处就鄙视、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仇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农群众。电视剧客观表现他们前期在历史进程中的一定的正面作用，自是应当，但过度美化他们的形象，就无形中遮蔽了历史对他们的盖棺论定，是不恰当的。

虽然这部剧中的胡、蔡是处于前期的五四运动时期，虽然人是发展变化的，但历史的事实是，胡、蔡两人以后的作为是他们前期意识的发展结果。电视剧客观表现他们思想品性的正、反两面，是必要的。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表现的都是历史人物，在表现历史人物的丰富多面性时，需要有基本的历史是非观。把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等革命先烈、中华脊梁，与胡适、蔡元培这样的人物完全等量齐观，确乎是对先烈们的亵渎，也是对历史正义的不尊重。同时，这样做也模糊甚至损害了电视剧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