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文解字_风闻

（大概说一下，不是很严谨）

1.“亚”的本义及延伸

“亚”的十字状（可以想成俄罗斯方块的组成块，有明显等同面积的5块组成，有处于中心位置的方块）造字原理是表示“中心/中央”的意思，商朝写法1示意有汇集、指向性的含义，带有显著的、重要的、崇高感等感觉，然后才有“祭祀”这个意思（或者被推测出是正面的族徽（这个理解有正确性）的示意，都是特别有“神圣感”的正面寓意；以及还没有被明确区分出来的“重要的，主要的，特殊的”等含义）；商朝2和西周的写法是周围的四面线状笔画是划定范围的意思，体现出人们对于自己生活区域边界的理解；战国5和汉朝9上加的一横是“太阳”的意思，有普天之下、接受上天监督、“合理合法”的之类的意思；战国6至之后都是上下两横的写法，上下两横表示框定范围，实际上是由于观念变迁发生的“周围/范围”写法的简化，可以类比于一条河流、一条马路或者一幅画卷，一般情况下人们只要看的一部分就明白（推断出）整体是有范围的了，而楷书的繁体写法极力追求中间结构的平衡观感以至于类似于十字装就表示本义“中心”仍然存在（说法很绕，大概就是如果这么做的效果最好（最美观），那么一开始人们就是希望你这么做的（最符合原理））；春秋4的写法实际上表明了这个字的重点在于中心位置（因为表示“中心/中央”，而不是类似于“猫”这种左右结构参照理解（同时发生或者存在、两者发生互动）或者“家”这种上下结构表示先有“住所/满意的固定环境”再有“（愿意或者能够积累）财产/所有物”这种时间顺序关系的字），所以中间有一个点或者短横线（指出重点、或者是位于中心位置的聚焦点，长化写法可能是受到了长条状两边依次摆开的宫廷宴饮或者列队进行祭祀的行为本身的影响（皇权即人们日常能接触到的、最常见的关于“人”的至高概念，这也体现出从“祭祀”的概念从有身份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围拜变成了由天子带领着（指定人员）进行祭祀，某种程度（证明春秋时在华夏文化中）是“神”以及巫术的概念被驱逐，（封建制度和）皇权的权威性/正统性/合理性已经被稳固）），战国7的写法可能是对于合法性的强调（因此有很多其他线条制造出“条条框框”的感觉，即“各种/明显的主要的”要求都符合（或者说被这些规则所保护、拱卫），所以是“理所当然”的“中心”）；“亚”作为族名或者表示位次，应该与贵族和谦称相联系，这里可以联想到我们自称生活的土地为“中国”实际上是“中央王国”、大和民族的“日本”带有“日之本地（太阳（最初）升起的地方（“本”有原本、根本、居所的含义））”地利认知荣誉感，近代翻译各国国名为“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而对于“亚洲”这个称呼，实际上应该是我们的祖先认为得到了最满意的居住地（参考寒冷的北欧和炎热的非洲，实际上温带最适宜人类这种有极强主观能动性的动物进行繁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作为“适应”某种环境，是主动行为，而不是被动的“适合”；温带季风气候区域（包括临近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和亚热带季风气候）非常适宜原始人类获取各种生存资源（在远古时代，首先不是人的本身感觉怎么样，而是以自然条件为第一考虑要素，人为了获取资源而忍耐自然环境），比如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意味着四季都有不同的植物可供采集，轮番供应，而昼夜温差大则有利于植物积累养分，即更有营养可以维持更多的动物），雨热同期（有利于植物的养分积累，高产品种被筛选出来（如果都是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子的优劣也很难影响收成），因此中国人也是最早驯化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民族），而气候的多样性也使得动物的种类增多、某个区域内的种群规模较小和活动范围更多的交叉重叠，不像是寒带的代表动物猛犸象剑齿虎等小单位大型野兽横行，也不是非洲的代表动物角马狐獴等形成超大群体或者体型普遍较小，甚至因为温带正处于地理中间位置因此有不少长途迁徙的鸟类可以捡便宜（至于为什么我国的原生种或者特有种鸟类数量和种群规模与国土面积之比和其他国家地区有较大差距，而人烟稀少的海岛则往往有大量的鸟类，合理怀疑理由和“旅鸽”的灭绝一样，基本上都是被干掉了；不用考虑弓箭或者渔网，原始人射弹弓甚至直接投掷石子以及在水域中制造简单陷阱，只要时间够、都可以大量捕获鸟类）），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混吃混喝的地方（甚至果腹之余的闲暇时间很多），可以说我们的祖先是左看右看上挑下挑（比较各种环境的优劣，这种善用思考总结而在行动上的惰性也体现在各种机器的发明和科幻作品等对于未来的设想上，包括家庭环境对于人的影响更多情况下也还是“人”被施加（/主动接受）影响（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等这类说法，不但是表明了阶级传承的稳定倾向性，也是“人”对于自己身份的普遍认知（即主动接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人”的自我驯化）的总结），即人类就是有（经过思考和谋划之后）“坐享其成”的天性），最后在中间挑选出了一块风水宝地，所以称之为“亚洲”。

而后世的“亚”的“低垂”、“次等”等含义实际上是本义的延伸和相对义的使用（“亚”的本义既然是对于“中心”的重视，那么也可以理解为对于周围、附属物或者较差的东西的轻视），差不多是借代、简化、最终误解一条龙（可以类比于因为“理性（重目的性，即“智能”）”与“非理性”（加限制词进行简单否定，非A仅表示对A的否定，（重视一以贯之的逻辑推论），没有明确说明条件时不是对于BCDEF等的指定）的关系，所以某个人把“非理性”与“理性”的对立义（注意，对立义并不一定是绝对明晰准确的反义，也可能是处于相同层次的另外一种概念，因此被相互匹配）“感性（重“心理活动”）”一词的概念相靠近，最后把“非理性”等同于“感性”，是应用范围错误；而在实际使用中“非理性”其实一般是表达外在行为不够理性的意思，而不是重视个人内心活动的“感性”；这些语义范围的区别在代入例句的时候会显得很容易分辨），而“低垂”（百科例句：（晚唐）韦庄《对雪献薛常侍》：松装粉穗临窗亚，水结冰锤簇溜悬。）这个意思实际上来自于因为外力压迫（现代人理解为地球的重力，而古人更可能认为是“上天”要求万物要懂得尊卑并且用外在形象表示出来）而低垂，这里可以想象的是高位者要求麾属进行跪拜参见，即“亚”的字义在这里发生了主语的改变，从比较明显的“中心”的主动变成了“附属”的被动（实际上表明了“中心”的寓意变得更加崇高，距离感被强化了），“次等”这个概念得诞生实际上正是关系到“亚”的本义，人类的思想中是先有了“主要”然后再有了“次等”的概念，同时这种先后之分必须有一段时间的共存状态，所以才能够被区分出来（举例来说，如果是一堆copy出来的芒果那么随便拿那个都无所谓，品质都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这堆芒果里有比较好的也有品质比较差的，那么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进行挑选甚至阶梯定价，然后就有了“特级芒果”、“一级芒果”、“普通芒果”等命名），因此例句中比如说“亚父”这个称呼是指地位仅次于主持者的尊贵的人，而对“亚大夫”的理解应该注意到这种身份同属尊贵的贵族，实际上是同类（尤其是高等级的贵族阶层之间）的比较用词（差异程度很轻微，强调区别以指代不同的对象而不是“拉高踩低”），而把“《十六经》：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的“亚”按照《说文解字》因为小篆写法的理解而解释为“丑”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山泽（山川与湖泊，或者地势高处与因低陷而有其他物质的积累处）”、“黑白（道家主要的理念“阴阳”即以“黑白”表示，同时也是夜晚与白天的自然轮换）”都是表达经常观察各种情况因而愿意接受甚至是欣喜于不同之处的带有美好寓意的词汇，所以“有美有亚”理解为“有水土丰美人们主要进行居住的地方也有边缘处生活条件稍差的地区”比较正确，甚至同义复用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类似于同属贵族阶级、“美”和“亚”是同类的（或者说都被古人认为是自己已经所有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此外，“亚”的本义其实在现代汉语中还是有留存的，例如使用“不亚于”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般是直接理解为“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意思，而不是“与……相比、不是较差的”；还有一个例证是汉典中“凡亚之属皆从亚”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差不多的，只是更为文雅（没有明说统治者是谁）罢了。

2.“四”的造字原理及今天的写法

从一二三的写法进行延伸，在商1到春秋5的写法中都为4条横线以表示实际出现的4个东西，而春秋6的写法可以理解为表示“一个比3大的概念”因此用一条绳子状（上古时代人们使用绳结记事而且与各种动物植物朝夕相处，因此造字时倾向于使用并不是横平竖直的线条以及动物一般都是有运动着的姿势的，植物则关系到最常见到时的标志，如植株本身的形态或者湖边山谷等能找到的地方，或者是特定季节去寻找时它的果实的样子）的线条把3条边（这个三角形的形象是为了在篆刻小字形时仍然好区分线条）包裹起来（包裹、控制、大于），但是人们后来却发现这种示意法容易产生误导（一个是比3大的概念的范围问题，另外则是不均等长度的线条一般表示不同地位的概念，乍一看很难意识到长线条实际上是短线条的变形），因此有了2种倾向，其一是前三种分支写法的画出范围然后再画出四条线以表示（类似于先把几条擀面杖放在桌子上，然后再来数桌子上有几件东西），其中春秋7的写法是倾向于直接根据字义重写，即上下画两条线，然后中间四条竖线以示数筹（因为都有上下文或者特定语境，所以写得随意一点其实没有关系，而且统治阶级也可能有故意复杂化文字以使知识文化不向其阶层以外流传的倾向性，理由可以参考日语假名的创造原因（“脱汉”为了打破贵族阶层对于知识文化的垄断，中下层民众痛苦于高文盲率，因此由宫廷女官等次级贵族和年轻学生们等发明出一种更为简单易于学习的文字并且能够快速且广泛的流传开来）），尤其是汉15汉16的写法；而战国8的写法则倾向于继承古代写法，因此只进行了规范化但是因为对于造字原理的全盘吸收而泯灭；战国9的写法则联系了“2”的意思，把4的表示分成了一个盾牌状区域中表示的上下两个部分，即先计数出2个再计数出2个，就是4；战国12的写法更可能与绳结的意义相联系，即固定出一个中心点的四条绳子，这里应该要注意的是中空的中心交叉点的意思（理解为打结的绳子中间的绳结，或者是共同的源头以表示某些事物具有相同属性分类）；战国10的写法其实是很意思的，这里采用了内部线条向外延伸交叉的方法，以表示春秋6中的外圈线条实际上是与中间的内容相联系的，即在示意中具有相等分量（可以理解成贵族只和贵族在一起生活，民众只与民众同住，而奴隶只跟奴隶在同一区域；偶尔的接触无碍于本质，就像是普通人不会偶然间看到一两只虫鼠的死亡而感到不适，因此被定性地表示为相互交叉的东西必是同等级的）；而战国13和战国17的写法实际上也是根据字义重写，是确定了一个源头（即事物被归结为相同的因此有共同源头；“源头”在这两个写法的上半部分的轴对称中心点）然后想拿四条绳子摆出“4”的概念，扭来扭去应该是出于便于区分笔画、美观以及为了表示自然状态的考虑（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思考造字原理最好能够代入上古时期自然地理条件塑造的古人的思维中，比如“4”等数字概念，其实一开始是表达“数量及物品本身”，因为象形文字来自于对于实际存在的物品或者与之相关的行为的整个过程的抽象，与现代人习惯的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想象”、“虚拟”的情况差异很大（比如说“我想吃苹果（不确定目前有没有苹果）”这句话对于原始人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即使是随时都想吃也不可能随时都吃到，换成“我要（去）吃苹果（苹果已经有了，所以我可以做吃苹果这个动作）”比较正常）；又比如说“4条河流”，上古时代的人们是思维是“1、2、3、4来数一下哪几条具体的河流”，即对于河流的具体位置、长短和形状等基本属性有感知以及区分，然后才表达出4条有不同之处但是都是河流的东西；而现代人对于这个词语的理解是“4（数字/计量单位）”+“河流”，即某一个数量的某一种东西，我们听到这个词汇时一般只简单出拆解理解，并不再去多想；因此古文中会有如下倾向性：要不然就是数量词关联物品名，做实际描述，说就要说清楚（历史记录和上古汉语居多）；要不然就是使用非常多的连词和代词，且只讲数字，即用主语不明确来表示虚指（哲学类论述和古汉语居多）），因为人们能够遇到的因为聚集而需要计数的东西一般都是具有相同属性的（比如说几件任务，几只羊，几个盒子）；而楷书的写法实际上是汉16与汉17的合流，即以最能明确表示字义的汉16为基础，但是又必须提示“4”这个概念来自于对自然状态的总结以及为了书写的美观性（又是中国人尤其是衣食无忧的封建贵族阶层的浪漫感，和书法相关的审美发展也有关），所以最后用了汉16为主、兼顾汉17下部带有力量感的自然写法的样子。

3.“五”和“十”的造字原理

这两个字都是和“结绳记事”有关（“七”和“九”应该也是类似原理），并且由中国人喜爱的五行五谷五官五彩五味等概念中可以看出，“五”这个概念并不单单是数字递增到某个程度的计量，而且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参照“十”是一个明显的大绳结，“五”实际上可能表示的数量多到已经达到了可以被以交叉的形式表示的程度，即“X”状的商朝2写法中，实际上两个线条的交叉点（一个点）也是在代表着一个计数单位，或者可以想象成五个盒子堆叠的情况（下面4个，上面1个；这也与人们一般见到的一定数量的东西的具体情况相吻合，即“一堆”），商朝3及之后的上下两横与“四”同理、都是表示框定范围，而后来又逐渐发现了这种写法可能产生误导（直接理解时与“4”的概念相混淆），因此最终变成了楷书的写法“五”（但是这个字为什么是四画？排除上下两笔后，可以发现中间歪曲的十字状线条可以拆解为几乎等长的5个部分，可以想象成5根小木棍摆成，即示意某个指定范围内有5个东西）。

而“十”是由记事（重要的事情才需要用到“结绳记事”，因此拿出一根绳子以及打结本身，这些行为本身就代表了“重要”）、大绳结然后到“记录重要的事情（即打这个绳结的目的是）”逐渐演变来的；而春秋5时“十”的写法就基本确定下来了，即一旦出现要表示这个意思的情况、用到这个字的场合，就表示有重要的事情（/关键点）出现、因此需要被记录的，所以明确的写出“十”的样子以快速记录下来；“甲”的金文写法同“十”实际上就是来自于“重要性”这一概念，不过后来两者被区分为“首要的，第一，最好的”和一般表示纯数字概念及相关。

4.百千万

在汉字解析中尤其应该注意与之同时出现的其他汉字或者相关的词语意思，并且学会拆字，再参考现在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的早期写法，其实会导致犯下和《说文解字》相同错误的情况不多，尤其要时刻记得汉字是“象形文字”，是在抽象地表示某种概念的。

“百”实际上是“日”、“白”再到“百”（与此相类似的可以举例“人”、“大”到“太”），“日”的本义是“太阳”，商朝1写作圆圈状，而商朝2及之后的写法中都有了一点，这一点的作用更多的是强调符号（大概上古时代需要画圆表示“范围”概念的情况很多），而这一点的区别就好比“他动了动头（表示具体动作）”和“他摇了摇头（表否定义）”的差别，即明显的区分出了表意内容；然后是“白”，这个字很有可能经历了不同的造字原理时期，在甲骨文时表示从植物上收集而来的食物（从近地面的禾本科植物上得到的通常是种子的部分），意义逐渐从水稻等扩大到橡木果等植物种子（注意与水果/果实的“果”相区分，“果”的造字原理是指那些有明显支架结构和大量果肉的东西），而“白”所指的则是除去外层的坚硬薄皮后，能够得到固体内容物（淀粉）的东西（且保留外壳时大部分具有可以长时间储存的性质），“白”字的甲骨文写法中的一横可能是表示这类东西都要坚硬的外壳（横表示棱的凸起）或者是提示可以从中间破坏以食用；再然后“白”的写法贴近与现代写法并且几乎没有变了，其实是说明“白”的字义被明确下来了，而且与今天的“白”的概念有很大的相通性，即“白”是太阳照耀长期得到的结果（上面的一瞥表示“长期”，理解成日复一日然后把大量的计量数字点相连接也行，即连点成线），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意识到了，植物从地上长出来然后让人得到食物，这个过程产生的根本是植物从太阳处吸收了能量，所以感恩之心从植物转移到了太阳，“白”的字义从“（植物带来的）食物”（描绘“种子”）变成了“太阳（带来万物生长，有太阳就有人类的食物）（描绘“太阳”的长期存在）”，也就是说“太阳的长期存在”，是“白”的本义，而太阳照耀时的纯白色光芒，则引申出“白色”这个概念，而太阳存在的时候，即“白天”，“明亮”、“清楚”等释义这是来自于“日光之下”这个概念，而“纯洁”（组词“清白”）则是较为晚才出现的概念（可能是从阳光均匀地洒满每一寸土地，从不受干扰的公平公正，这一概念中引申出“纯（单一、专一，本质好）”和“洁（不受到干扰）”，而与之组词的“清”来自于“清楚”的释义，是“能够直观地查看然后做出判断”的“清”）；在上古汉语中出现的“显著（日光之下）、真诚（可以联系太阳给人的温暖感受）”都明显与“白”的本义有较大的关联，而比如“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这里的“白”解做“亮，明亮”则明显与“白”的本义有关，把“太阳升起”作为“白”的出现，即“亮”（也就是说造字原理其实会被无意识地使用在一些词句中，即罕见义或者比喻义等这些特例很可能是能关联到造字时的本义）；而后来的 “一无所有”义则是受到了“空白”一词的影响，是先有“空”（附带“白”因为白天的太阳照耀是一种长期存在的自然状态，即属性）然后再有“什么都没有（实际上是没有其他，比如说土地一无所有，人一无所有，都是忽略了土地和人本身）”的概念；顺便，“空”的造字原理是从“有”通过人的劳动把其变成“没有”，即“空”（挖掘出洞穴），因为上古人类认为身边被各种物质所填充（天空中有风、气等自然力量在运动，是有“东西”的；按今天的物理学的“原子”概念来说是对的），并不存在自然状态下的“空”（比如说湖泊是水填满了坑洼之处，即自然状态下不存在“空”的具体概念）；“工”的造字原理和人类活动（劳动）改变自然条件（尤其是地面上的）有关，这个字的示意是在地面上留存有杆子（在其上端加上横条或者附带旗帜等标志物以方便在远处观测、确定位置后前去；并且可能和“祭祀”等重大活动的概念相关联，因为是有目的去做的事情（此概念被区分出来，即表明了具有“目的性”），必定是大事，所以很郑重的画出了左右对称的一横）作为经过了人的活动后的状态以区分自然状态（自然状态即平整的地面），即“工”的本义就和“人类劳动（劳动，有目的性的活动）”相关；然后对“白”的概念进行升级，得到了“百”，“百”上面的一横的意思与“白”的一撇是一样的（表“长期”，一个模糊的宏观概念），即“白”的日复一日就会得到“百”这种丰硕的结果（不过从古代写法来看，某段时间，“百”的意思与“粮仓”和“囤积”相关联，即“白”作为稻米义的时候，大量的稻米形成的“百”就是“粮仓”，是囤积下来的储备（这也可以与“白”相关联，以前人们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相同的物质（尤其是特定时间大量成熟的植物种子是最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立刻消耗完的，所以产生了囤积以供以后使用的概念），但是这些意义都随着“白”的本义的改变和人们对于数量概念的认知而逐渐消亡了），而汉朝写法时，“百”已经被抽象为明确的数字含义了。

“千”，《说文》以为“千”字“从十，从人”是可以的，即既可以认为是“长期”与“十（重大事件）”相组合的结果，后世的“千”多取此意即“十百为千”；也可以按照“千”的象形文字写法解释为“人的（一定时间内的）劳作”所以用一横表示劳动后留下的痕迹或者指出劳动的特殊场所（即平台）以区别一般情况下的“人”（与“人”的写法相交叉以表明这是“人”的行为的结果，或者“人”站在此范围中），即“千”的造字原理是与“人”息息相关的，上古时期的人们能够意识到“人”的行为能够达到或者带来“千”（极多，许多）的效果。

“万”的造字原理则很有意思，最早是完完全全画出一只“蝎子”，即想办法在用一个极小的图案（单个汉字的书写空间很小）来表示一个极大的概念，选用“蝎子”作为“万”这个概念的代表是因为小小的毒蝎却威力无穷（一次蝎子的触碰就可能致人死亡，甚至是大型牲畜也会很快就死亡，即“蝎子”的效果非常大和明显），令人深受震撼（并且为了避险以及描述一种非常之情况，上古时期的人们把“蝎子”传播成广为人知的一个概念），符合以极小表示极大（的结果）这种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蝎子”就代表人们对于“萬”的概念的理解，即“虽然本体很小”但是“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比如说计数一堆事物的时候，用“萬”这一个字就可以轻松地表示数量非常非常大的现实情况。但是在春秋时期，“万”的概念则明确出现（商朝时写法的上有一横尚不明显，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是此时只指代“一定时期内的人的活动”这个概念），且在之后逐渐代替掉了“萬”对于“万”这一概念表示，这实际上是因为古人们意识到了，对于“万”的概念，有一种更好的表示方法即关联到我们自己身上，“万”的示意就是“人类的长期活动造成的结果”，人类的长期劳动可以造就移山填海的效果，所以更为符合“万”的“虽小却威力无穷”的本义，所以“万”的写法被确定下来为“人（的活动状）”加上“一横”，即“人类的长期活动的结果就是“万”（以现在人类占领、使用和支配全地球的资源来说，确实是如此，我们成功地实践了先人们已经预计到的情况）”。

5.“正”是什么

“正大光明”这个词语其实比较接近“正”的造字原理，即“正”最初的造字原理与“太阳”相关，在商朝1和商朝2的写法中（商朝2写法的黑色点可能是特指的意思，即不是太阳散发出光线的状态，而特指（太阳）被地面上的植物所接收到的阳光，所以虽然源头都是“太阳”，但是需要特指以区分），示意都是“太阳照耀着欣欣向荣的植物”（下“爪”的图案最明显的代表是“植物”，但是也不排除是多种意思的抽象混合，表示受到太阳恩惠的各种存在，只是植物最多最明显所以最终形象最贴近于植物），而春秋6等写法上面的两横表示“太阳”和“天”的概念（一般以“云”作为“天”的分界线，而“太阳”则明显会被云阻挡，所以认为“太阳”处在高于“天空”的位置，即这个“天”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大气层而不是抽象概念上关于“神”的那个“天”），而春秋5和战国7的写法中有上下部分相靠近的趋势（理解为“直接承接”比较好，即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变得明确起来了，古人从A的出现立刻就可以推到B的结果，比如说因为“太阳一直正常的运行”，所以“大地上的万物都正常的生活着”），而关于“正”的寓意很多都是从关于“太阳（被认为具有的属性）”的“公正”这一概念引申来的，再后来则与“天道/法则/规则”等的一个宏观概念相替换，最终被固化为了一长横表示“道理”，所以“正”的主要释义中有“合乎法度、规律或常情”这点（尤指以人类利益角度出发的看法、做法和结果；“正”也派生出统治、决定、端正、标准、对错、政治、严肃、政务、历法、中心等释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关联一个汉字的各种释义，来溯源它的造字原理，即最开始时究竟是在抽象的表示什么）；在古文10古文12中，“正”的造字原理也被示意为“人对于规则的遵从”，即遵守天道的行为就是“正”；而在汉13以后，“公平公正清楚”则成为了“正”的本义，而且为了凸显出这个意义，“正”字的写法也越发明显清楚起来（这里可以联想到的是“画正字”以计数，每一个“正”字（写完和正在写的，或者写到一半的）都毫无疑问地不会让书写者以及旁观者们弄错其表示的数量）；而《说文解字》中的“从止，以一止”说阻止错误就是“正”，这差不多是“正”的造字原理的反解了。

而说“正”的本义为“征”则又是误解，“征”的造字原理是“以人去框定（即通过人的一段时间的行为去使得某物变得“正”；“彳”的本义与“人”的微小行为有关（因为从长期来看，人的行为是“愚公移山”的具体过程中的“一担土石”，所以认为“人”的具体行为是微小的），不过后来偏旁“彳”可能与人数众多的释义相混淆了，比如说“征”指参与人数众多的“战争（战争是快速有效且强制性的手段，所以战争也被归到了“征”的意义中）”，能够合流的概念肯定是在汉字写法和造字原理上都关联比较多的）”，所以上古时代的征战必须先具有合法性（尤其是有“承天命”的属性），然后才（会被预期能够成功所以）发动，这也是为什么“征”的后起义不但是关于“战争”而且更多是关于“统治”这个概念（如“征服”，中文语境下一般认为是占领土地并且统治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意思，而不是指战争的胜利）的原因。《诗经·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这句话中的“正”实际上是为了表示商朝的合法性（即“古帝”命“武、汤”去“正”各种地域，让他们制定规则去进行统治），即商朝荣幸地成为了“天命所归”所以才（劳心劳力的）进行统治，没道理是宣传自家祖先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取统治地位的啊。

“止”的造字原理是指“自然状态”，形象为草木或者山川的自然状态或者人类进行活动的状态（上古人类的活动可不仅仅是现代人关于“活动”所想到走路跑步做运动等简单且规则活动，而是攀爬、跋山涉水甚至需要“手舞足蹈”的在各种环境下（尤其是大量未知环境下）开展的各种各样姿势的活动，所以汉字中关于“人”（含有“人”字结构的相关汉字）的写法往往动感较强；而抽象合意其实是很常见的手法，即总结出常见事物的共性，然后用最简表示法来造字（少即是多），这里可以举例的是“神”的造字原理，拆成两半后，仍然是都是“神”的示意，并且包含诸多意象），而认为是“脚”则明显受到了“趾”的影响，把后来分化出的释义等同于本义来理解（逻辑顺序关系的错误，差不多是“爹长得像儿子”这种错法；而且可能是受到了贬低简写体影响，即潜意识中认为“止”这种笔画很少的汉字是由于地位低下的人们知识不足，写出了“白字”而误传出来的，所以把“趾”的部分字义给了（猜测想要表达的）“止”；而没有正确意识到“止”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抽象概念，后来才有了“趾”、“址”、“芷”、“祉”、“沚”等不同汉字以不同的细分概念为自己的内容，从“止”中分化而出），是严重的牵强附会。

关于“止”表示“自然状态（尤指尚未受到人类活动干扰的天生地养的自然状态）”，其实在上古汉语中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在“族名金文”中把“止”写得很明显（实际上是表示“我们这一族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在这里，是某地的原住民，理所当然的主人”的意思，因为带有骄傲的宣称的意思，故写得明显而漂亮），而《诗经·鲁颂·泮水》：“鲁侯戾止，言观其旗。”中的“止”不应该解释为“（暴戾之情的）停止”而比较符合其原意的是“脸色恢复如常”（即“止”是有实意的，是描写鲁候先非常生气所以“戾”，再平息心情、恢复常态表现出“止”），而《易·蒙卦》：“山下有险，险而止。”这里的“止”指自然状态（即提示人们这是理所当然的），（必须要注意是《易》的诞生来自于先贤对于自然万物的观察、记录和总结，所以《易》的目的是描述出所得之经验，以供自行学习，而不是直接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是“因为有山川的存在，所以山川的肯定有下面有地势险要的地方”这一规律的总结（实际上山川是因为地壳活动产生的，而山川旁的低陷险要之处着与水风冰等外力侵蚀搬运沉积作用有关（包括温度变化导致外表岩石崩落，然后碎石被水流带走），即两者的成因不同；而只能观察到短时间现象的古人则认为“山和险”的关系如同“阳与阴”是完全对应甚至互生的），这点也体现在“险”的造字原理上，右下一横的异体字写法为“灬”，实际上就是因为人们观察到“险”的地方附近往往有一条河流（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不是有河流经年累月地带走了“碎石”等脱落物，那么本来的状态应该是散落堆积的石头山，不能形成明显的险要的地形），而“险”字的左侧表示“山坡、岩石”的意义，而右侧“佥”的本义是“众人都称”即“得到广泛认同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示出来”这个抽象义（所以古文中写法下为双“人”甚至有四“人”的异体写法），但是在“险”的造字原理则更为强调山川的“险峻”形象，即我比较倾向于把右侧的“佥”状示意认为是对于山崖上裸露而出的奇形怪状的岩石的直接描绘（上古时代先民居住的地域中碰到的山川岩石应该多以大体积块状的形象出现为主（符合人们对于岩石的一般印象的岩石形象即“火成岩”），涉及到地质学和矿物的物理性质；典型形象应该是含钙、钠和钾的铝硅酸盐类的“长石”、地表最重要的造岩矿物），然后写法上与“佥”出现合流（即不同释义因为便捷的考虑而共用写法），因为以“众口称难”作为“险”的本义是不符的（表示对于预设情况的判断的引申义则可以；但是“险”的造字原理是描绘地势险要的客观情况，比如悬崖之“险”，当面前有“悬崖”这个实物时，观察它的某一个人能够直接得出“险”这个结论，而不需要“大家一致做出判断”所以才知道是“险”），比如《列子·汤问》中的“毕力平险”也仅指贤明的君主通过个人的行为而使得危险被解决（填平、平复），而《荀子·荣辱》中的“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的“险”也只是指“危害者”（个人）所想到的情况（这里“险”扩大了字义，从可以“眼见为实”的“险”，引申为了造成与此令人有相同感觉的“危险的情况”，从抽象总结的实指发展到了抽象的想象情况）；又比如《诗经·秦风·黄鸟》：“交交黄鸟， 止于棘。”是描写黄鸟站在树枝上（把人们最常观察到的“鸟站在树枝上”作为“自然状态”，即在上古时的人们有把公开的情况下出现的最多的状态理解为最合理的状态即自然状态的倾向性），即“止”在这里其实是表状态而不是实意动词；《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这里的“止”是指商朝的统治令人们能够安居乐业，整句话的大意是“商朝的边界是如此广阔，（统治者的英明）能够令人们（像上古时由先贤们统治一样的）安居乐业（即自然而快乐的生活）”；《诗经·召南·草虫》：“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的“止”并不是语气助词，结合文意可知，是把“夫妻相伴、男女交合”作为“自然状态（合乎自然、天道以及伦理等的“自然状态”）”，而把现在与丈夫两地分离的状态作为令人痛苦的非正常状态，所以后面才有“我心则降（（省略、丈夫与我在一起时是）令我安心的）”这种表态；《庄子·在宥》：“灾及草木，祸及止虫。”中解释为通“豸”估计也是不对的（上古时代人们惜字如金，很多词语实际上是统称或者偏义复词、甚至单字相组合，只是写法上的工整，或者字数太少偶然造成的相同，而在释义上其实一般是前句提供条件划定范围，而后句的含义有所引申而更为广泛或者具体），一个是当时已经有“豸”字没必要代写，且两者的写法相差较大，另外则是从句意出发，应该翻译成“灾难覆盖整个环境，祸患殃及所有（在此生活的）小动物”，即“止”是“（自然状态下所以在一起的）全体、所有的”的意思，其中“及”是“追赶，至，达到”等意义的衍生意（或者说上古时代并没有区分得那么明显，很多字义都是笼统而抽象的），而“草木”是代指整个环境，“灾祸”一词的理解可以与“天灾人祸”相关联，即“灾”更多的是指不可抗力因素，而“祸”则是由可以调控的主观行为造成的，原句为“鸿蒙曰：“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意！治人之过也。””，中后语句的大意为“使得原本成群生活的野兽被破碎，鸟类反常的夜晚鸣叫，造成的灾难在整个环境中波及了所有的对象。噫！是统治者的过错啊”，而破碎的兽群和反常的鸟类实际上都是遭受错误方法使役的人们的借代（或者说是带有“天人感应”的意味，认为“人”身上所遭遇的情况也会反映到自然万物身上也行），然后再进一步有了“灾及草木，祸及止虫。”的情况，即整体性的毁灭；这里用到“止”是因为考虑到“统治”行为的合法性（即合乎情理的“自然状态”，人们是自然而然地受到贤明者的统治），“虫”是指微小者（是同族内的地位低下者，仍然被视为自己人，是排除异族和奴隶等概念后的“人”，所以“虫”的造字原理仍然体现出有能力这点，本义并不低贱）；《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子姑止之。”中的“止”实际上是“你保持一般的状态等着就好了”，即把短暂而快捷的行动视为非常态，而人不做什么动作则是“自然状态”，所以告诉别人处于“止”即可。

而在汉代，“止”字逐渐有了规范的写法的倾向，可能是人们意识到了“自然状态”其实也是在受到某种规则的管制，所以端端正正地对“止”进行了书写；而“止”的今义也有“令行禁止”的意味，即接受某种规范所以快速做出符合要求的活动，的意思（得到认同的状态即为合乎常理的状态，所以是自然状态（中的一种），是语义的扩大化）。

而比如说“走”字的造字原理，在起初的“人”的运动姿态下面加上了“止”的写法，实际上应该是表示对于“跑”这一行为的肯定，即（虽然大部分时间为了生存原始人类都倾向于原地或者小范围低功率活动以保存体力减少消耗，即“止”所指的“自然状态”大约是原地不动的）但是为了狩猎而进行奔跑乃至跑动的练习都是值得鼓励的正常的行为，所以把“止”写在下面，标示这种行为也是必须进行的“自然状态”（除了最主要的情况，需要把其他情况也表示为“正常状况”，所以分发了“止”给“走”这个象形文字；并且对于“跑”这个行为的肯定含有对未来收益的考虑的意思）。“武”的本义可能是指“战争”（这一行为）的合法性，即上古时期的先民使用兵器来相互征伐、并且吞并弱小者，是如同老虎吃掉牛羊这种狩猎行为一样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武”的写法简直是充分发挥了想象力，表现出“人的运动（最好画出个啥工具或者不同的外表状态进行区分）”和“（因为是自然状态所以）合法”这两点即可；所以“武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尊贵的称号（起码在上古时代，不是因为“尚武、武勇”而称“武”的），姬发建立西周的过程是“武王伐纣”而称为“周武王”，这里的“武”不是因为他发动了战争，而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得到民心所向、天命所归的正义之战，即合乎情理的使用了“战争”这种快速的手段、终结了（坏的统治者）桀纣的对于人民的暴政，所以后世称擅于使用“武”这种手段的姬发为“武王”（如果把“武”解释为“征伐、战争”这种暴力手段的本身，那么称自己的祖先是“通过（暴力的）战争取得土地的人”不是过于震撼了吗，所以应该是“顺应天命而发动战争快速地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然后开创了一个新的朝代的贤明的君主”称为“武”），即开创王朝者的“武”是在强调（通过暴力手段）得权的合法性。

6.识字的意义、古今概念之变和汉字对中国人思想产生的直观影响的举例

识字的意义在此不多赘言，这也是我强调汉语学习必须同时注重汉字写法和发音的学习的原因（和英语等表音文字真的区别很大，英语绝大部分还是“拼写”），因为我有观察到幼儿教学中重视色彩形状位置等视觉输入和文字发音等听觉输入，但是忽视“汉字”结构本身的倾向性（而且因为现在的成年人的认知中，一个汉字的“形”和“音”是合二为一的，所以往往注意不到这点），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小侄子当时）在复述图画书中的内容时，实际上是靠着记忆住了他的家人当初讲述的内容，而对于内容本身并没有什么理解（类似于同时出现“苹果”的图画示意（形象）、中文（称呼）和英文（称呼），这3个元素供儿童联系“苹果（称呼）”与“apple（称呼）”的对应关系，即学外语，但是可以取巧记忆成“图画示意”与其他两者的分别关系，所以在缺少图画示意的情况下，往往会做错），因为如果讲故事的人在指着图画书时有讲错的地方，即使是文字量明显不符，孩子同样会讲错误的内容（没有自己看书的结果）。而智能手机和拼音输入法、语音输入法等的使用，以及流媒体渠道的广泛使用（更少的人在进行阅读了），也可能在强化“会说不会写”的情况。

实际上古今概念的改变是一个非常常见甚至会出现截然对立理解的状况的情况，尤其是古汉语中因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只能根据当时的汉字用法进行说文解字（只知道当时现存的使用义，而没有办法看到最原始的写法以追溯造字原理），所以对于语义众多的汉字或者是罕见字，大约是很容易做出错误理解的。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例子以供参考，你认为“火灾”和“水灾”哪个更为可怕？

对于现代人来说的正常答案应该是“火灾”比“水灾”可怕，因为“火灾”一般发生是突然发生在我们居所附近，比如“房子着火了”，所以人们对火灾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反应，然后用心检查自己所在的环境（的家用电器、电路开关、蜡烛等易燃物等）情况、去消除火灾隐患；而“水灾”的发生一般都是大规模长时间的降雨导致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听从天气预报的警告然后预估自己所处的情况（比如因为大面积积水而进行转移以躲避，或者因为房屋地势高而不用理睬）采取措施即可，如果手段得当其实并不会遭遇到太大的损失（和火灾或者地震等其他天灾相比）；所以虽然说“水火无情”但是现代人往往意识不到“水”的危险性，因此会发生年年水库淹死人这类事情。但是对于古人而言，则是“水灾”远比“火灾”更为可怕，因为“水灾”是大范围发生避无可避的情况（恐怖之处可见国民党在1938年制造的“花园口决堤”惨案，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起码30万人，然后还导致了大范围长时间的瘟疫和饥荒的发生），“水灾”不止是意味着人口的当时的损失，还会造成其后很长时间内的民不聊生的状态；而“火灾”则主要由天灾（雷劈、高温引燃）人祸（灯火等点燃物品然后蔓延）两方面原因导致，不但是发生概率比较低（注意防范即可减少发生或者降低损失程度）且与地理条件关系性小（相比于“水灾”一般与地理位置关联性较大，而“火灾”的发生显出更多的“偶然性”即“罕见性”），而且“火灾”一般在烧毁一定范围的可燃物后就会自行熄灭（用挖沟渠等人造隔离带的方法可以在一定距离上较快速阻止火灾的蔓延），所以显得比较可以接受。也因此其实中国古代的王都选址选择重视地势和气候条件大于重视其他自然条件（比如水源），即京城的选址应该先满足地势比较高、一年四季阳光充足、附近交通比较发达（起码是有主干道）等因素，然后才是贴近河流（附近有水源即可，比如“汴京”也没有把河流划入主城的范围，而只是引水）、有一定的农耕条件等因素。

汉字对中国人思想产生的直观影响的举例。有很多词语其实听起来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但是一旦见到汉字的写法，其实会让中国人强烈的意识其寓意，除了“电脑”这个非常厉害的造词以外，还有比如“崩溃”的字面示意其实是“山发生崩塌或者泥石流”和“洪水冲破堤坝而导致所有的财产都受到损失”即表示一种大范围且强力的、一旦发生会导致所有人都受到损失甚至失去生命的情况，所以造句如“英国医疗系统崩溃在即”会给观者以非常恐怖之感，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如果发生就）是关系到所有人的灾难事件，所以“崩溃”这个词的中文语义非常之重（用于个体时，造句如“这个男人崩溃了”一般是妻离子散或者赔光了所有钱这类非常夸张、短时间内遭遇巨大打击的情况，才会用到“崩溃”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的状态），较为准确的对应是“collapse”以及“crash”而不是构词法非常简单因此易于理解的“breakdown”或者“disintegrate”；而“疫苗”之所以令中国人容易接受，是因为这两个字的常用义是“瘟疫、疫病”和“幼苗、苗头、火苗”，整体解释为“虽然瘟疫很可怕但是小苗头却能够被轻易地扑灭”，所以人们知道“疫苗”会带来一定的危险性，但是为了防范瘟疫的大规模发生的情况，却能够积极主动的接受“疫苗”的注射，即“疫苗”的汉语单字义本身就向人们说明了这是一种值得冒险以换取未来省心情况的、低风险行为，而英文的“vaccine”大概需要一定的人文历史水平才能理解了；所以字幕对于中国人来说十分重要（听起来觉得没什么，但是看到文字就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程度），即使是纯中文节目也有配以汉语字幕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