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才子1989：与张国荣、林青霞共舞的日子_风闻

　　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已渐渐随风，融入茫茫岁月中。

　　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

　　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金庸、倪匡、黄霑、蔡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这个名号是何年何月由何人唤起，已无从考据。今时今日的人们一次次地重提，大多是因为故人难再回。

　　四个人，一个人就是一个时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当他们去的去、老的老，那个时代也随之落幕，但世人依然没能做好准备，接受这个只能缅怀的当下。

　　金庸走的时候，多方媒体要蔡澜说几句，他一一回绝了，只给无法前来的老友，作家亦舒去了一封书信。

　　据信中所记，2018年11月6日，金庸的头七在跑马地的东莲觉苑举行。仪式由法师主持念经，来人各分派一本经书，经书很厚，从头念到尾要几个小时。

　　南国的秋风不算萧瑟，但蔡澜只觉衣衫单薄，已有几分寒意，不得不中途退场。

　　六日后是追悼会，他特意添衣，还是冷，但仍在灵堂坐了许久。

　　彼时，他77岁，《倚天屠龙记》里写“人生百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他望着来来往往俯身拜礼的人，相熟的大多已白发。

　　蔡澜（左）与金庸

　　拄仗者也曾摩拳擦掌、也曾意气风发，奈何岁月步步紧逼，好不威风，“香港四大才子”成了世人温故的符号，而那半个世纪的灿烂，也终是化作回忆。

　　倪匡说：“人生有回忆不是坏事，怕只怕梦醒时无头可回、无岸可望。”

　　“尘事如潮人如水，只叹江湖几人回。”流年似水，江湖早已不再，只能长歌当哭，为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送行。

　　虽被冠以“香港”之名，但“四大才子”没有一个是在香港出生的。

　　蔡澜说，他与黄霑讲广东话，与金庸、倪匡二位讲国语。查倪二人则互相叽里咕噜讲上海话（这里指江浙地区的方言）。

　　1948年，查良镛24岁，还不是“金庸”，自上海登上南下的飞机，才想起身上并无一分港币。邻座恰是《国民日报》社长潘公弼，递来10元港币雪中送炭。

　　落地租车，他不会广东话，操着浓重的浙江海宁口音告诉司机“去餐馆”，下车后发现司机误把他送去了“差馆”（警署）。

　　青年金庸

　　查良镛此行也未想久留。他是顶替新婚的同事，前来紧急支援刚刚复刊的香港《大公报》，说好为期半年，未成想，后来乡音未改鬓毛衰，白手少年立业香江。

　　查良镛到港后的第二年，8岁的广州人黄霑，也跟随父母踏上了这片遍地希望的土地，落户九龙深水埗。

　　深水埗是一代宗师叶问发迹的地方，可以谓之卧虎藏龙，也可说是鱼龙混杂，那里的孩子，都是吃着对方的拳头、听着大人们“出神入化”的粗口长大的。

　　青年黄霑

　　有一回，表弟向其哭诉被一个名为“李振藩”的同学欺负，黄霑拍案而起，撂下战书：周日晚，巴富街沙桥见，要求与对方决一死战。

　　“决斗”仅仅维持了10分钟，李振藩的拳脚虽尚且粗糙，但对付弱不禁风的黄霑绰绰有余。

　　这一战过后，李振藩颇为欣赏黄霑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动握手言和，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很多年后，“李振藩”改名“李小龙”，而“与李小龙街斗”则成了黄霑引以为傲的“少年威风史”之一。

　　李小龙（中）与黄霑（右一）

　　像这样的打斗，在当年的香港街头并不少见。那个年代，被港人戏称为“英雄年代”，彼时廉政公署尚未成立，社会治安欠佳，乱世之中，尚武精神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半个多世纪以前，那里武馆林立，老老少少习武者众多，武侠小说也备受推崇。

　　1955年，作家梁羽生在结束了《草莽龙蛇传》的连载后，倍感疲乏，提出休整。报纸总编为了填补版面的空缺，不得不向报社内的另一个“笔杆子”查良镛约稿。

　　几乎是赶鸭子上架，为了催稿，总编特意派一名编辑坐在查良镛家等，说“九点钟前无论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报纸出来，版面“将有一大块空白”。

　　金庸（右）与梁羽生对弈

　　在编辑的灼灼目光下，查良镛仓促之间构思了小说的主角，男主角是一个有着神秘身世的儒雅书生，女主角是一对回疆姐妹。落款署名时想不出好的笔名，就把镛字拆开，成了“金庸”。

　　而那本小说的名字，叫做《书剑恩仇录》。

　　小说第二天便被刊登在《大公报》的子报《新晚报》上，随后报纸销路倍增，一时洛阳纸贵，金庸也一夜成名。

　　1955年2月8日《新晚报》上连载的《书剑恩仇录》第一回

　　武侠新风一路刮到了海外，国外诸多中文报纸争相转载。在信息传输不算发达的年代，许多国外记者每日搭飞机往返香港，将最新刊登的连载篇章带回，连夜印刷派送。

　　在新加坡，有个书香门户，家主是“下南洋”的华人，保留着订中文报纸的习惯，家里的一双儿女都是是金庸的忠实粉丝。每次报纸刚刚送到家里，两人便将连载版面一撕两半，姐姐一半，弟弟一半，如饥似渴地拜读。

　　那户人姓蔡，家主蔡文玄是邵氏兄弟新加坡公司的第一位职员，一家人就住在戏院楼上。小儿子蔡澜幼时玩闹，在楼上一探出头就能看到电影银幕，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看电影。

　　幼年蔡澜（左）

　　家学渊源，1955年，新加坡中文报纸的小说版面上是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往下翻几张，电影版面就有蔡澜写的影评。

　　那一年，蔡澜只有14岁。

　　两年后，年仅16岁的蔡澜北上日本，担任邵氏公司的驻日代表，而靠吃老鼠肉果腹的倪聪，也终于结束长达8个月的颠簸，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8个月前的冬夜里，内蒙古大兴安岭正经历着一场大风雪，运煤车无法抵达，在零下40度的日子里，到此垦荒的上海人倪聪带头拆掉一座小木桥生火取暖，侥幸活命，但也因此被指控、批斗。

　　为了逃脱惩罚，他在寒夜里扒上了一列不知去往何方的火车。火车一路开到大连，他又靠扒货轮辗转回到上海老家。

　　年轻时的倪匡（倪聪）与弟弟、妹妹倪亦舒

　　但天下之大容不下一个“逃兵”，他被迫继续逃亡。

　　1957年7月中旬的一个凌晨，一艘运菜的小船停靠在香港的一处码头。甲板上面放着菜篓子，下面逼仄的空间里挤着十几个偷渡客，其中就有狼狈不堪的倪聪。

　　很多年后，以笔名倪匡被人熟知的倪聪，早已忘记那个22岁的自己是怎样上岸，只是记得那天的香港下了一场大雨，那雨，下得惊天动地。

　　风雨之中，四个异乡人被香港影响着，并在不远的将来，影响香港的风雨。

　　到港后，倪聪没有学历，又不通粤语、英文，只能到荃湾工地做苦工。

　　现如今，一提到香港荃湾，大多数人会想到梦幻的迪士尼乐园，但在六十多年前，那里还是一片荒地，藉藉无名的年轻人们聚集在那里打地基、起高楼。

　　钻地机重达上百斤，倪聪必须双手并用才能扶住，颤颤巍巍地钻出一个新世界。

　　做工间隙，他看到工友在讨论《真报》上的时评。那篇时评连载了3天，倪聪通读之后，只觉“狗屁不通”，于是执笔为文，一个下午洋洋洒洒写下一篇与之观点相悖的万字长稿，寄给报社。

　　想不到，过了几天，报纸全文刊出，并标明是读者来稿，与该报作者意见相违云云。而那位作者也亲自约倪聪见面，当面奉上90元稿酬。

　　当时，他在工地的日薪只有2.9元，拿到这笔“巨款”笑得合不拢嘴：

　　“怎么会想得到，写文章居然有钱收。”

　　如此，倪聪成为《真报》的正式编辑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上世纪50年代末，在《真报》编辑部工作的倪匡

　　彼时的《真报》编辑部在香港荷李活道30号2楼的一个房间，十分简陋，人丁单薄，编辑们什么都要干，倪聪便变换笔名，用“衣其”写政论，用“沙翁”写杂文，用“九缸居士”写养鱼的文章……至于“倪匡”，只是他众多笔名之一，“匡”字是从《辞海》里信手捏来的。

　　一年多后，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倪匡，与相识仅仅4个月的女孩李果珍结婚。

　　两人登记那天是1959年5月20日，办完手续，他和妻子见门口有一报摊，报摊上有新报纸出版就买了一份。

　　那一天，正是《明报》的创刊日，创刊人，是时年35岁的查良镛。

　　1959年5月20日出版的《明报》创刊号

　　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金庸的主要身份是报人，其次才是武侠小说家。

　　金庸办《明报》有两大方针为历代报人所知，其中第一则即为“有容乃大”：

　　在香港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共识，《明报》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坐标，靠的就是独立社评，对任何一种意见都不歧视。

　　金庸说：“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

　　因为刚正不阿的言论，他的生命曾几次受到威胁。

　　有人把炸弹送到《明报》报社，秘书看到之后报了警，警察赶来处理，炸弹被放在马路上引爆了。政府部门派警察24小时贴身保护他，还准备了十个假车牌，每天换来换去，以防被人跟踪。

　　这样的日子，金庸过了30多年，谈及因何支撑，他笑说：“我不想被我小说中的英雄们取笑啊！”

　　年轻时的金庸

　　办报的第二则方针，是“无欲则刚”。

　　为了保持中立，《明报》曾一度谢绝外界资金，除销售报纸所得，“决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影响”。

　　然而，理想主义在任何时代都充满坎坷。

　　《明报》初创之时，每日销量不足一万份，入不敷出。借助武侠小说连载吸引读者，曲线救国，成为金庸屡试不爽，也无可奈何的办法。

　　凭借一部《神雕侠侣》，《明报》很快便创造了日入万元的成绩，但随着销路拓展，仅凭金庸一人之力难以维系，刚刚崭露头角的倪匡，杀进了他的视线。

　　1960年，倪匡25岁，他所供职的《真报》上正在连载台湾名家司马翎的武侠小说。司马翎拖稿失联，倪匡请缨代写，连载两周，竟无人发现，读者反而好评如潮。 

　　司马翎得知后，原本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但看完续写后又对倪匡说：“续得很不错。”

　　倪匡笑答：“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

　　年轻时的倪匡

　　“金庸差不多就是在那一年的年底找到我。”

　　为了节省成本，金庸给出的稿费比其他报社要低一些，但过惯了苦日子的倪匡却很知足，每月底拿着一张五百块的钞票，总是可以笑上半晌。

　　《明报》后来也成为了卫斯理系列的“诞生地”。

　　卫斯理系列一写就是41年，虽然倪匡本人从未声称其为科幻小说，但世人皆当他是华语科幻鼻祖，金庸评价他：

　　“无穷的宇宙，无尽的时空，无限的可能，与无常的人生之间的永恒矛盾，从这颗脑袋中编织出来。”

　　导演张彻与倪匡绵亘20多年的合作同样起源于他的满腹鬼才，两人之间是惺惺相惜，也是不打不相识。

　　导演张彻（右）

　　张彻早年在台湾拍过一部电影，《阿里山风云》，那句“阿里山的姑娘美如画呀……”就是源自于此。

　　赴港后，张彻以笔名何观写影评，经常跟一个叫“岳川”的影评人打笔仗。岳川每次都把何观骂得狗血淋头。

　　岳川，就是倪匡写影评的笔名。

　　张彻与倪匡年纪相仿，又同是上海人，报纸上的笔战打得多了，反倒乐意找一家杭帮菜馆，讲一讲吴侬软语。

　　1965年，邵氏公司老板邵逸夫对泛滥老套的武打片厌烦，决心要拍摄新类型的武侠片，便找到了张彻。

　　张彻的第一部武侠片是《边城三侠》，上映后没有激起太多波澜，他便想到了倪匡。倪匡闻之道：“你们邵氏那么多人才，轮得到我来？再说我只会写小说，不会写剧本。”

　　张彻放下面子，苦苦相求：“你就照着小说写，写好了我再给你改。”

　　1967年夏天，《卫斯理》的连载中断了2个月，2个月后，倪匡把剧本交给张彻，借了《神雕侠侣》中杨过断臂的梗，定名《独臂刀》。

　　彼时，香港没有彩色冲印，电影拍完后都要送到日本东洋视像所。

　　因为留日经历和日语通达，素材寄出之前，都要由蔡澜经手检查，他因此观看了所有邵氏出品的电影。

　　看到《独臂刀》时，蔡澜耳目一新。筹备电影之前，张彻就曾与蔡澜大谈自己的抱负，而这部《独臂刀》则完整地再现了他的雄心壮志。

　　不同于彼时舞台剧形式的武打片，《独臂刀》是鲜活的，一刀斩下去就有血，有骨头撕裂的声音。于是乎，蔡澜对倪匡其人，产生了无限好奇。

　　60年代，邵氏影业旗下有一当红小生，名为岳华，岳华的女友便是后来写出《我的前半生》、《喜宝》等著作的女作家，亦舒。

　　亦舒17岁便成为《明报》的娱乐新闻记者，也因此时常出入邵氏公司，与蔡澜相交甚笃。

　　前排左起：亦舒、蔡浩泉（亦舒的第一任丈夫）、蔡澜

　　亦舒姓倪，其兄便是倪匡。在亦舒的引荐下，蔡澜与倪匡开启了一段绵延至今的友谊。

　　初见时，蔡澜对倪匡的第一印象是——“他真的是外星人”。

　　然而，被称为“外星人”的倪匡在见证过、经历过后来的人间事后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宇宙间，奇妙的事虽然多到不可胜算，但是决不会比命运更奇妙。”

　　70年代，邵氏公司调转船头，邵逸夫开始有意识缩减电影投入，转而朝向电视剧产业。这与公司首席执行官邹文怀一直以来对电影的追求，背道而驰。

　　邹文怀在邵氏初创时便加入，是邵氏的肱股之臣。但是，13年的兢兢业业没有换来应得的回报，邵逸夫的爱人方逸华不断干涉侵占邹文怀的工作。

　　导演张彻曾在回忆录中评价邵逸夫的用人之道：“头等人才，三等职务，特等权力。”

　　1970年，郁郁不得志的邹文怀愤然出走，成立嘉禾公司，自立门户。

　　公司成立后，邹文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开创性地引入“卫星公司”制度，为明星建立个人工作室。而嘉禾旗下的第一个工作室的主人，正是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巨星——李小龙。

　　李小龙与邹文怀

　　彼时，为了打响李小龙回国后的第一炮，邹文怀四处周旋，请来了大导演罗维，至于编剧则选择了倪匡。

　　1971年，由罗维导演、倪匡编剧、李小龙主演的电影《唐山大兄》上映，创下香港开埠以来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第二年，倪匡在报纸上翻到霍元甲有个大弟子，便又为李小龙量身定制了《精武门》。

​　　电影上映时，李小龙拉着倪匡去戏楼观看，李小龙紧张得手心出汗，倪匡却颇为淡定。

　　《精武门》引起了巨大轰动，大街小巷的男孩儿们在玩耍时，纷纷模仿着李小龙独特的叫声。

　　甚至，还有学者开始专研《精武门》主角陈真的生平。倪匡哈哈大笑，说道，陈真的故事只是他编的罢了。

　　那一年，影迷们欣喜若狂，书迷们却是呼天抢地。

　　1972年9月23日，《明报》刊载了小说《鹿鼎记》的最终章，一同告知读者的还有另一则消息：

　　金庸宣布，就此封笔。

　　那一年，辽东鹿鼎山的竹林里，建宁公主拎起了韦小宝的耳朵，随着山中别院里传来六位夫人的笑声，《明报》完全摆脱了财政束缚，武侠小说家金庸也就完成了使命。

　　放开手脚的报人查良镛，大刀阔斧地吸纳了各类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林燕妮。

　　林燕妮

　　他对她的评价极高：“她是我见过的女作家中，写散文写得最好的一个。”那句广为流传的“一见杨过误终身”便是出自于林燕妮之手。

　　在金庸笔下，一见杨过误了终身的，有香消玉殒的公孙绿萼，有终身未嫁的陆无双、程英和郭襄，还有退而求其次的郭芙、耶律燕和完颜萍。

　　遇到杨过之后，她们的回忆是快乐的，可叹的是，以后的日子又是无比惆怅的。

　　林燕妮的“杨过”，是黄霑。

　　林燕妮与黄霑

　　1977年，林青霞在香港拍摄《红楼梦》。一次餐叙中，导演李翰祥身边坐着林燕妮，林燕妮的另一边则是黄霑。

　　席间黄霑常常提“林美人”三个字，林青霞起初以为是自己，后来才知道黄霑口中的“林美人”，永远只会是林燕妮。

　　黄霑与林青霞

　　黄霑与林燕妮的相遇，是错误的时间遇上对的人。

　　1975年，黄霑的原配，女演员华娃已经怀上了第三胎，但黄霑还是选择了要美人，不要家庭，纵使千夫所指，也毅然离婚追爱。正如他在《流光飞舞》中所写的：

　　跟有情人做快乐事/不管是劫是缘

　　很多年后，他对蔡澜忏悔，说自己一生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华娃。

　　黄霑与原配华娃及子女

　　他们相爱后的第二年，香港多了一家规模很小，但很有名气的广告公司——“黄与林广告公司”，黄是黄霑，林是林燕妮。

　　两人虽然一度成为香港媒体笔下批判的对象，但事业发展却是如火如荼。

　　当年，化妆品品牌Revlon进入中国市场，黄霑从李白的《清平调》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一句取“露华浓”作为其中文名，既有韵律又有美感，至今仍被奉为“信雅达”翻译的典范。

　　又例如他为人头马设计的广告，“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单刀直入，着眼于奢侈品的社交功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勾勒出浮华中觥筹交错的画面。

　　那些年，黄霑在广告业风生水起，成为首位获得美国广告界最高荣誉“基奥奖”的中国香港人。

　　林燕妮与黄霑相伴14年，却屡屡拒绝他的求婚，究其原因，是不满黄霑不改风流本色。

　　1988年，金庸在家中做东，黄霑下跪求婚。纵使金庸亲书赠联“黄鸟栖燕巢与子偕老，林花霑朝雨共君永年”，却也没能让美人走进婚姻。

　　林燕妮（左二）、金庸（左三）、黄霑（左四）

　　1990年，黄霑的广告公司因为债务问题宣告破产，屋漏偏逢连夜雨，林燕妮也选择离他而去。

　　四面楚歌之际，黄霑甚至一度有了跳楼轻生的念头，彼时陪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是徐克。

　　黄霑一生的金曲巅峰，都是被徐老怪逼的：“我跟徐克合作，从头吵到尾。如果杀人不犯法，施南生早当寡妇了。”

　　施南生、徐克与黄霑

　　徐黄缘起，始于1984年的《上海之夜》，此后多年，黄霑先后为徐克奉上了《上海滩》、《当年情》、《倩女幽魂》等经典之作，但每一次的创作历程都颇为坎坷，每一次都被徐克逼得发疯。

　　1990年，徐克再次找到黄霑：“我最近在拍《笑傲江湖》，曲子你来写吧。”

　　黄霑写了1稿，徐克不满意：“再改改。”

　　写了第2稿，还是“再改改”。

　　前后写了6稿，都被徐克退回。

　　不疯魔不成活，黄霑胡乱翻起了古书《乐志》，忽悟“大乐必易”，反弹五音宫商角徵羽，顿觉点起了心里的沧桑，旋律歌词一挥而就，曲谱的空白处洋洋洒洒地写着几个字：

　　你要便要，不要请另聘高明。

　　徐克听完，当即拍板定稿。

　　徐克与黄霑

　　不久，《笑傲江湖》在台湾热映，一响起《沧海一声笑》，观众们都会不由地跟着唱起来。台湾市场纷纷向黄霑求购版权，黄霑给罗大佑打了一通电话：“不如我们出一版吧？”

　　早年罗大佑微时，是靠着黄霑的接济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听闻恩公相邀，当即答应。

　　录制时，黄霑把徐克也拉进了录音棚，三人大醉一场，逸兴遄飞，连嗓音都染了酒气。

　　录完一遍，徐克说唱错了，要重录，黄霑大手一挥：

　　“不录了，这版最好！笑傲江湖嘛，就该这个样子！”

　　徐克便遂了黄霑的心意，将这版夹杂着酒肆之气的《沧海一声笑》保留了下来。

　　皇图霸业笑谈中，不胜人间一场醉。黄老邪心中的那一份俗、一份野、一份狂、一份真，这世间怕是只有徐老怪最懂。

　　2001年，60岁的黄霑患肺癌，没有告诉任何人，唯独跟徐克说：“我没有那么长时间了，让你知道，免得你觉得突然。”

　　后来，徐克说：“我对黄霑的去世还是很平静的。只是，他的歌我都不听了。”

　　黄霑之所以结缘武侠，有徐克的功劳，也有蔡澜的穿针引线。

　　70年代末，蔡澜跟随邹文怀出走邵氏后，做到了金牌监制，彼时正在制作金庸的作品《倚天屠龙记》，电影需要配乐，便请黄霑来帮忙，两人因此结识。工作之余，志趣相投，一聊就是一个通宵。

　　蔡澜的志趣早已不在电影。在那个被商业裹挟的年代，电影盛不下他的思考，他羡慕黄霑，一支笔、一壶酒便可慰平生。

　　于是乎，他便请倪匡向金庸举荐自己，希望可以在《明报》刊文。

　　蔡澜

　　蔡澜寄情写作，并不是一时之言。

　　在电影界之于倪匡犹如众星拱月的那些年，蔡澜曾经把自己写的剧本交给制片人，对制片人言简意赅地说：“这是倪匡写的。”制片人一看，剧本很好，行文也是倪匡的风格，立刻拍板，买下版权。

　　过后，倪匡被人问起，一头雾水。这时，蔡澜便会露出标志性的眯眯笑：“我写的。”

　　相识多年，老友鲜少相求，倪匡自然不吝相助，每次和金庸吃饭，就大谈蔡澜。起初金庸并没在意，后来终于忍不住要来几篇文章翻阅，的确清新。

　　从此，蔡澜在《明报》副刊开了一个名叫“草草不工”的长期专栏。“草草不工”四个字是他的自谦，形容潦草与马虎。但实际上，蔡澜对于写作锱铢必较。

　　多年后，蔡澜回忆：“当年，就算是几百字的文章，我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斟字酌句。好在那几年，我写的东西还算过得去，没有给金庸先生丢面子。”

　　金庸与蔡澜

　　在专栏中，蔡澜常常提及的一句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说的是那个年代的失意。

　　8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彼时，黑道的阴影始终笼罩着香港娱乐圈，艺人们入行的第一件事便是“拜码头”。

　　年轻时的成龙意气风发，却也是个“愣头青”，得罪了许多大佬。一次，成龙去酒店吃饭，竟被二十几个古惑仔提砍刀围上，拼了命才侥幸逃过一劫。

　　邹文怀是成龙当时的老板，他拧着眉头思索许久——除了跑路，成龙只有死路一条。

　　踌躇许久，邹文怀走进了制片经理蔡澜的办公室。

　　蔡澜是个乐善好施之人，人缘甚好，整个香港娱乐圈都愿意为他留三分薄面，如果说世上只有一人可以从古惑仔眼皮底下带走什么人，那人一定是蔡澜。

　　那一天，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只知道不久后蔡澜便带成龙离开了香港。

　　蔡澜与成龙

　　此后几年，世界成为他的片场，一行人辗转前往南斯拉夫、法国、澳洲诸国，一路将成龙送进了好莱坞。

　　那些年，蔡澜周游列国，好不快活，但是当他回到香港，周遭已然换了天地。

　　80年代末，年近古稀的金庸不再写社论，将《明报》交给了后辈；天命之年的黄霑赔光了公司，变成穷光蛋；而身形越来越沉重的倪匡则爱上了演戏。

　　彼时，倪匡时常在各种影视作品中客串，受限于外形条件，角色大多集中为嫖客、猥琐男之流。

　　有人就对倪太说：“叫倪匡演作家也就算了，叫他演嫖客，简直是污辱了大作家。”

　　倪太不以为然：“倪匡扮作家、嫖客，都是本行。”

　　发福的倪匡

　　1989年，54岁的倪匡喜欢上了一个“妈妈桑”，就拉着蔡澜和黄霑去夜总会喝花酒，三个人接二连三讲笑话，逗得那些陪酒的女人七颠八倒。后来蔡澜跑去买单，才知道一晚要花一两万港币。

　　他当下大叫：“酒又不是最好，女人也不是最美！不甘心，不如把构思卖给电视台！”黄霑、倪匡连忙说好，一拍即合。

　　如此，3个年过半百的风流才子聚首，在演播室，喝着最贵的酒，伴着最美的人，吞云吐雾、谈天说地。

　　节目名为《今夜不设防》，所谓“不设防”，就是男男女女喝到微醺再开机录制，兴之所至，插科打诨，妙语如珠。

　　视频连接请戳

　　1989年，《今夜不设防》中，33岁的张国荣，以及黄霑、倪匡、蔡澜

　　在那档节目中，张国荣轻飘飘地说“人人都有嘴巴啊，就让他们去讲咯”，黄霑兴起强吻，也不以为意；

　　林燕妮华服落座，第一句话就问主持人，你们猜我和黄生拍拖时，谁先亲的谁？

　　林青霞聊起秦汉，百无禁忌；

　　张曼玉承认，自己入行就是因为贪慕虚荣；

　　……

　　有人评价：“那时的巨星，才是真正的巨星。”如今看来，那个年代，那不设防的一夜，那些在镜头前歪斜的明星，弥足珍贵。

　　左起：倪匡、蔡澜、林青霞、黄霑

　　《今夜不设防》始于倪匡，也终于倪匡。

　　节目做了两年，倪太李果珍向倪匡提及她最怀念的时光，是两人刚刚结婚，身无分文的时候，那是夫妻两人最开心的时光。

　　这一番话勾起了倪匡对妻子的愧疚，当即决定远赴美国，找一个无人认识的角落，携手安度晚年。

　　倪匡与妻子李果珍

　　1992年，就在倪匡落地香港的第35年，他向港人留下一纸声明，拂衣而去：

　　“我已决心淡出，自此天涯海角，闲云野鹤；醉里乾坤，壶中日月；竹里坐享，花间补读；世事无我，纷扰由他；新旧相知，若居然偶有念及，可当作早登极乐。”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狂人倪匡，悄然淡出江湖。

　　倪匡与倪太一走便是14年，那段远渡重洋的日子里，唤他回港的电话每年都会响起，但他几乎都不为所动，只有两通让他的心里起了波澜。

　　一通，是黄霑打来的。

　　2002年，导演张彻离世。灵堂之上，高书“影坛宗师”四个大字。当天，黄霑和蔡澜扶灵，众人哀悼万分。

　　灵堂两侧有一副对联，“高山传天籁，独臂树雄风”。高山指的是《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曲《高山青》，独臂说的是电影《独臂刀》。

　　挽联由黄霑而作。电话里，他问倪匡写得如何，倪匡大笑说：“对得妙，改天我死了，也由你来写！”

　　倪匡、蔡澜、黄霑

　　怎料世事无常，第二通电话是在2年后的秋天，电话那头告知黄霑仙去，倪匡闻之大喝一声：“岂有此理！”

　　早年，两人找铁版神（又称铁板神数，中国古代命理术数之一）算命，算到倪匡60岁便不算了，但算出黄霑可以活到70岁。

　　“而今我已70多了，可惜他却这么年轻就走了。”倪匡说。

　　黄霑走时63岁，确有太多未竟之事，抱憾之事。

　　2003年4月8日，在张国荣的葬礼上，黄霑曾深切致悼词：

　　“是否上天想透过他，教我们从今以后要好好学懂珍惜，由今日起我们要很率心地爱护我们本来就该爱护的事事物物，因为好的事物不会永远陪伴着我们？”

　　张国荣与黄霑

　　哀恸之间，惋惜的似乎不止是棺中人。

　　垂暮之年，黄霑在其博士论文上写下一个悲观的结论：香港音乐界气数尽了。他痛陈香港流行音乐“再没有美丽的旋律”，并让人刻了一个印章——

　　“不信人间尽耳聋”。

　　“我现在有得写就写下去，拼了命写，写到没人听，写到没人要，写到死。”

　　但滚滚长江东逝水，随着他熟悉的那一代歌手老了、走了，找他写歌填词的人越来越少。

　　昔日老友造访时，看到黄霑案牍上写满了晏几道的一句诗词：

　　“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他说自己是“老头的脑袋，少年的心，更老的身体……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心里面还是很沧桑，很悲凉，很沉郁”。

　　黄霑

　　90年代，四大天王正红火，刘德华想自己尝试作词，发表处女作《情是那么笨》，黄霑听后在媒体上大骂刘德华写词文理不通，“没有看过写‘情’写得那么笨的作词人。”

　　某天，华仔碰到黄霑，忍不住对黄霑说：“霑伯，你不要那么用力骂我好吗？”

　　黄霑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不要放弃，人是会进步的，我骂你三年，你现在的作品，我听懂啦。” 

　　20多年后，当年的笨小孩也即将年满60，在鲁豫的访谈节目中说：“想推广一下广东歌，广东歌已经太久没有被记住了。”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似曾相识的落寞中，还能窥见上个世纪的华彩。

　　黄霑走后，金庸四处游学，也谈历史，也谈武侠，只是不再看《明报》。报社的老人儿说：“査先生离开后，很多方面都背离了他的理想。”

　　蔡澜还在吃、还在喝、还在玩、还在写、还在刷微博、还在解惑，但是偶尔也会感慨几代人的烦恼“通通一样，就是这么无聊”。

　　2005年，时隔14年，倪匡还是回到了香港，落地的机场是他走之后建的，当年的住所已经变成了学校，许多故人离世，“这次回来，朋辈半为鬼”。

　　连载了41年的《卫斯理》最终做结，最后一本定名为《只限老友》。书中的卫斯理和一众老友远遁星海，从此再无音信。

　　过去的精彩千姿百态，如今的遗憾相差无几。嗟叹过，大醉过，醒来后豪情只剩一襟晚照。

　　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金庸走了，很多人彻夜未眠。

　　那天晚上，唐鹤德在社交网络上发文悼念金庸，配图是金庸在1995年亲笔写下的“鹤鸣九皋，德被三世”，这幅字一直被妥善保存。配文中，唐鹤德提到自己是“超级的金庸迷”，张国荣当年曾替自己向金庸索取签名。

　　2018年10月30日金庸逝世，唐鹤德发文悼念

　　张国荣曾出演取材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电影《东邪西毒》，里面有段台词：“以前我认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很多刻骨铭心的瞬间，都在不觉间散落成一地尘埃。

　　金庸还在时，总有媒体深夜致电倪匡，问金庸是不是不在了，请他去问问怎么回事。

　　那时，倪匡每每都是心惊肉跳，但等到金庸真正去了，他却说：“人到了年纪，必然要面对死亡。不必过分悲伤。”

　　金庸与倪匡

　　金庸的葬礼上，布满了逝者生前最爱的铃兰花。铃兰花中央是逝者的遗像，上方的横额是由倪匡提出，蔡澜亲笔誊写的“一览众生”。

　　很多人不解，倪匡也写了一张纸条给查太，解释这是查先生看通看透了人间众生相，才有此伟大著作。

　　葬礼上有纪念册送给亲友，册上最后一页，记载了《神雕侠侣》中写杨过的最后一句话：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那段曾经的香江传奇，已渐渐随风，融入茫茫岁月中。但位于柴湾的明报工业大楼的一间办公室中，仍然挂着查良镛的一幅字，字体干净利落，标记着他和他们的一生：

　　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金庸，摄于明报大楼

　　时移世迁，往昔种种，是耶非耶，都已经过去。过去便是过去，纵然怀念，却也无法强求复来。

　　时代已尽，新潮已至，曾经有过他们，已是幸事。

　　与前人曾同处一个时代，仍然与有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