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推荐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这才是研究历史该有的态度_风闻

【本文来自《殷之光：“自由贸易”与“商人治国”》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第一，耆英是什么时候被罢职的，能详细说说吗？《清史稿》本传中我没看到他在鸦片战争后被罢职，请补充材料。我先补一段，《清史稿》卷三百七十：“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驳诘之。英兵突张红旗，置炮锺山上临城，急止之，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许据情奏闻。宣宗愤甚，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乃允之。”

第二，在学者眼中相对了解洋务的林则徐和琦善，他们后来官复原职，为何可以被解释为“也没看到哪位开眼看世界”？

第三，乾隆对世界的了解是否完全处于愚昧状态，至少欧立德《乾隆帝》对这种传统认知持有否定态度。抛弃结果论，乾隆拒绝融入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是出于利弊考量的自主抉择，还是彻底地愚昧？以当时的中英贸易来看，出于出超地位的中国是否应该改变自己的贸易政策？

第四，殷之光先生的这篇长文其实论证了英国对华发动贸易战争的必然性，这种帝国主义扩张不仅在中国发生，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发生，而且英国的侵略政策有一明确概念“炮舰外交”。在此背景下，中国是否能达成避战的主观愿望（不独避免与英国的战争）？

第五，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茅海建先生在讨论主战派和避战派时，用思想家和政治家两种思维模式来解读历史中的两难抉择，这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情，也是在历史书写中采取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中立态度。而你似乎想用当今批判避战派的人都是看了假的历史来推销自己的史观，个人诚恳地认为非常值得“商榷”。

最后，我还是推荐茅海建先生的这本书《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估计应该有不少网友看过了。

看了一下评论区，有必要对一些常见的误区进行解释。

首先，“关于抵抗侵略，这里还需要争议吗？”

对于抵抗侵略从来就没有争议，茅海建对这种出于任何民族本能的行为在道德层面是肯定的。“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

其次，“任何战前预判都属于假定，这个科学态度都没有，研究个屁啊！”

这位祖籍祖安的网友对了一半，“任何战前预判都属于假定”这句话缺少了个主语，即当时清政府的决策层。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总是在战和之间游移不定，大多数大臣对英国缺乏清晰地认知，影响到了清王朝的决策能力。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说清王朝缺乏“科学态度”，没办法对英国进行战前研究，大体没毛病。所谓学者的“假定”，请参见下一条解释。

再次，为什么有武器代差就必然失败？抗美援朝怎么打的？

能提出这种疑问，原因无非有二：对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完全不了解；不能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武器代差问题是客观事实，同时是整个问题中的一个方面，是一个切入点，而不是面。茅海建在写作时是必然要围绕着清庭君臣关于战和交锋展开研究，既然有开战风险，那当然决策层当然要就战言战，于是留下了大量相关原始材料。所以，茅海建必须要有一个章节对军事问题展开探讨，但关于军事以外的因素是不可能缺席的，请自行阅读原书。教科书上对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说得很清楚：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这种失败的必然性亦无可质疑，惟武器论和惟意志论都是不可取的。同理也不难推导出抗美援朝中国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吧。

最后，“义和团是失败了，但是义和团的失败让西方国家丧失了彻底瓜分中国的信心”。

最位网友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茅海建提到主战派和避战派的思维模式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如何理解这句话？思想家有更高的思维广度，更关注长远利益，但无益于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政治家总是关注短期利益，力图解决当前的问题，但可能缺乏对未来的规划，亦可能无魄力对政治进行全面革新。但一定要分个对错，或许也无必要。我个人更认同主战派，前文中我也说了，即便听从避战派的建议与英国媾和，能够避免法、美等其他新兴资本主义殖民国家侵略中国？只不过是将中英鸦片战争改成中法鸦片战争而已。

但是，外交妥协是不是没用？客观上说，是否有用核心还是取决于中国自己，而非外敌。白登之围后，汉对匈奴长期采取带有屈辱性的和亲政策，但汉解决了自身的问题，和平是国力蒸蒸日上基本条件。而宋就是非常典型的反例，成了“量中华之物力”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