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之源：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评价_风闻

作者：李晓鹏

重述伟大中华史第四卷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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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源：对太平天国革命的评价

以南京城破、李秀成被杀为标志，太平天国运动算是失败了。对它的评价，一百多年来始终存在着巨大的争议。

清廷方面，当然坚决诬之为“贼”，竭力污蔑其抢劫杀戮、祸害天下。以“卫道”自居的曾国藩等人，还额外注意强调太平军所信仰的拜上帝教教义的荒谬及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破坏。

但是，中国人民反抗清朝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并不会因为太平天国被镇压而终止。在洪秀全的老家花县附近大约只有几十里的地方，很快就又出了一个著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孙中山在很小的时候，就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听说过很多太平天国抗清的故事。投身革命后，他很喜欢自诩为“洪秀全第二”。孙中山说，他和洪秀全有好多地方很一致，包括从西方学到了新知识、主张推翻清王朝、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

在北美的时候，孙中山为了争取洪门组织的支持，授意刘成禺编写《太平天国战史》，并亲自作序。他极力赞扬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民族大革命的辉煌，并将洪秀全类比朱元璋，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吾党宣传排满的好资料”，赞扬洪秀全是“扬汉皇之武功”。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于1929年完成北伐统一。为了强调自己对孙中山遗志的尊崇，凸显自己孙中山继承人的地位，蒋介石指示民国政府通过了《禁止诬蔑太平天国案》，严禁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上攻击太平天国，并将满清时代的各种辱骂太平天国的文字资料全部查禁。

比较讽刺的是，蒋介石后来又成了曾国藩的铁杆粉丝，完全背叛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把他的中华民国政府变成了跟满清一样的反动政权，很快被新一轮的人民革命推翻。

新中国成立后，用基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了一轮大规模的梳理。在革命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上几乎一切形式的底层暴动都被认为是正义且光荣的行动，暴动领袖也一律被认为是伟大的英雄人物。而且，由于马克思主义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面的核心地位，各种人民革命的先进程度也就依据其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视程度来进行排列。太平天国在1853年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把土地等各种生产资料收归天父天王所有，然后再把土地平均分配给人民耕种，但耕种的土地收成仍然要由政府统一分配。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公有制+配给制”形式。由此，革命史观便将太平天国运动认定为 “中国农民起义的最高峰”，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也被推上了神坛。相反，朱元璋、刘邦这些真正领导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开创了伟大太平盛世的英雄人物，则因为没有大力推行土地公有制而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他们建立的政权被认为是地主阶级篡夺了农民起义领导权的产物。

对朱元璋、刘邦等人的评价，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讲过了。我们的结论很明确，他们不是革命的叛徒，而是善始善终的伟大革命领袖。中国古代人民革命的最高峰是朱元璋领导的元末农民起义，第二高峰是刘邦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第三高峰是西汉末年和王莽新朝的农民起义，第四高峰是隋末农民起义。这四次伟大的革命，创造了明朝、西汉、东汉和唐朝这中国古代四个伟大王朝。后边不管怎么排，太平天国排名肯定是在第四名以后了。因为我们评价革命成就的标准，绝不应该是看它喊出来多么漂亮的口号、提出了多么高大上的纲领，而是它所实际取得的成就。太平天国革命固然伟大，但它终究是失败了，它提出的纲领先不说好不好，压根没有实践的东西对革命而言是作不得数的。

由于基于阶级斗争和生产资料决定论的革命史观把太平天国运动抬得太高，最后的结果是让它有点“下不来台”。

太平天国运动存在着很多很严重的内部问题，包括领袖人物的特权和腐化、严重的封建等级制、宗教极端举措对人民权利的践踏、一神教意识形态对中华文明的污蔑和破坏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到了足以让它走向失败。这些问题绝不是可以用“反动阶级的污蔑”或者“农民运动必然存在的缺陷”能够解释得了。或者说，如果我们把它们理解为“农民运动必然存在的缺陷”，那就是对整个中国古代人民革命的抹黑，因为它是最高峰，而前边四个孕育了汉唐明盛世的革命都不如它伟大，那这四大革命的缺陷就会更多更严重。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中间的逻辑链条是：太平天国的古代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存在诸多证据确凿的严重问题、洪秀全个人品质问题很多——其它革命还不如太平天国——这些革命建立的王朝很糟糕、革命领袖如朱元璋刘邦等连洪秀全都不如。

在改革开放以前，意识形态管制比较严格，这个逻辑链条很少有人敢讲出来。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关于太平天国的负面材料被挖掘和公开，人们发现，沿着“太平天国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这个逻辑链条往下走，它反而成了抹黑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甚至挑战人民革命正义性的一个重要武器。

要解决这个问题，给予太平天国运动实事求是且不偏不倚的评价，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对革命史观做出修订。

第一，要明确对我们评价历朝历代人民革命功绩的标准不是旗号和纲领，而是实际取得的成就。革命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不是用来画饼充饥的。因此，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绝不能捧太高，它排不了第一，前三都进不去。

第二，要正确认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不是公有制搞得越激进，或者公有制的口号喊得越响亮，革命就越先进。

人民革命目标需要反映人民的真实诉求，根据其所处时代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只是一种产权安排。从历史实践来看，在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基础民生保障的领域，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的产权结构可以较好的发挥作用；在普通商业和日常消费品生产等领域，私有制为主、公有制为辅的结构比较好。而且，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技术水平下，二者的最佳分工方式和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不存在公有制比例越高越好的这种绝对标准。

总的来说，并不是建立公有制，人民革命就成功了；不搞公有制，人民革命就只能被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这是一种基于错误理论的错误推论。

《天朝田亩制度》是《待百姓条例》的改良版，“物物归上主”的本质不是公有制，而是神权所有制，即万物皆归天父天主的意思。《天朝田亩制度》里边还有关于定期做礼拜、听讲圣经、分男行女行等荒谬内容，总体而言是一部基于宗教幻想的一神教建国纲领，不是人民革命纲领。这里边有没有体现革命诉求的内容呢？有的，但这部分内容并没有什么特色和创新之处。把《天朝田亩制度》中的神权所有制、宗教礼拜制和封建等级制这些它最有“特色”的核心内容去掉以后，剩下的诸如优化政权建设、改善社会公平、推动民生幸福等方面的内容，是几乎所有人民革命运动都会提出或践行的目标。没有《天朝田亩制度》做指导，革命者也知道如何建立公平合理且行之有效的行政税收体系——刘邦和朱元璋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他们领导建立的国家制度比《天朝田亩制度》高明和完善不知道多少倍。

以上两点其实在我们的前三卷都已经讲过了，不再细说。而第三点则更复杂一些，之前没有提过，需要从头说起。

第三点，就是要理清楚宗教和革命的关系。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尤其突出的就是便是要讲清楚拜上帝教创始人洪秀全和整个运动的关系。

现在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看法，无论肯定还是否定，都把它和洪秀全捆绑在了一起：肯定太平天国运动的，必然倾向于从总体上肯定洪秀全是伟大的革命领袖，最多不过是有一些不重要的缺点；否定洪秀全的，必然倾向于否定整个太平天国运动。而本书的观点则是：在否定洪秀全的同时肯定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与中国古代的诸多人民革命运动相比，有一个极大的特殊性。它是西方一神教传入中国后，与人民革命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一神教意识形态引发的底层革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一神教意识形态在革命初期为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重要支持，但越到后期，其负面影响就越加突出，最终变成了一个大毒瘤，毁掉了整个运动。要正确认识太平天国运动，就必须要把一神教意识形态与人民革命诉求分开，把太平天国运动的名义领袖和宗教导师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中那些真正人民革命英雄们分开。不否定一神教意识形态，不否定洪秀全，就无以肯定太平天国运动、无以肯定这场革命中真正的英雄和领袖人物。

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这些真正的人民革命英雄都是跟洪秀全的路线方针对着干的，他们或者被洪秀全杀掉、或者被洪秀全赶走、或者被洪秀全架空。洪秀全成了伟大领袖，那他们是什么？他们与洪秀全矛盾冲突的地方是革命的关键问题还是细节问题？在这些矛盾冲突的方面他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他们反对洪秀全是出于个人野心搞分裂还是因为坚持革命原则？这些问题回答不好，我们就没法正确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一个多世纪以来，之所以没人能把太平天国的功过是非理清楚，核心就在于没有把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分清楚。不对洪秀全的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批判，并把太平天国的人民革命路线与它划清界限，我们就无法公正的评价太平天国运动。

要理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思考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底层革命？为什么底层革命能够取得成功？

从直观上来看，老百姓造反就是活不下去了，吃不饱肚子就要造反。这个回答看起来有道理，其实仅限于中国。中国古代的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会造反，其它国家古代老百姓就算活不下去了也不怎么造反，或者说，活不下去就造反的比例太少以至于成不了气候。依靠底层革命直接推翻一个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这种事情，二十世纪之前只在中国发生过。所以，这个答案不全对，还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

古代中华文明，至少从周朝开始，就是个世俗文明。尽管中国人对鬼神之说，多多少少是相信的。但跟西方基督教国家、中东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和佛教国家的民众相比，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总体而言是实用性的，要求神仙菩萨为人民解决世俗生活的实际问题，比如求雨、求子、长寿等等，只有能好好为人服务的神仙，才能获得尊重、享受人们的供奉。总体而言，中国人不是为了获得转世或者永生而牺牲今生今世的幸福去供奉神仙。在中国，宗教信仰是为世俗生活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所以，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而大部分其它古代文明都是神圣文明。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民才会因为受到政权的压迫而发动革命。在被宗教统治的古代神圣文明国家，人们普遍被宗教洗脑，把死后的虚幻世界看得比现实世界更重要，相信世间万物包括社会结构都是神灵的安排，统治阶级不管怎么压迫他们，他们也不会反抗。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有，但不能一呼百应，成不了气候，没办法推翻一个国家政权。神圣文明中的政权，只会因为统治阶级内部腐朽衰落，然后被其它国家或蛮族消灭，无法通过革命来实现文明的内部更新。

成功的底层革命即使在中国也只在秦朝建立大一统国家之后才开始出现。它是人类文明史中极为罕见的现象，产生条件极其苛刻。

首先，它需要底层人民能普遍认为现有统治秩序不公平，并能够正确理解个体苦难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个体生命与他人利益的关系，愿意为了改善亲人、后代乃至非亲非故的普通人的生活幸福而斗争和牺牲。这就要求社会意识形态的世俗化。在古代西藏，统治阶层对待老百姓极为凶残，经济上的剥削已经登峰造极，但这都还不算什么，统治者还会大量活取农奴的人皮、头骨来做法器，其手段之凶残令人咂舌。但上千年来，农奴们几乎从不反抗，因为他们相信宗教宿命和转世轮回，不管是对自己遭受的困难和亲人遭受的苦难，都认为是神的安排。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农奴革命不可能发生。其他宗教立国的古代文明，也是同样的情况。中世纪的欧洲，人民生活再苦也不会造反，因为他们相信这都是上帝的旨意。一直到近代世俗国家体制全面建立以后，成规模的革命才开始在欧洲出现。所以法国大革命震惊了整个西方，因为西方统治精英集团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人民革命的概念。跟他们说老百姓活不下去或者觉得社会不公正会起来造反会被他们笑死。西方文明史中的上一次大规模人民革命还要追溯到一千多年前的罗马共和国时代。那个时候的罗马还没有把基督教立为国教。现在很多中国学者也跟着西方学者一起“震惊”，把法国大革命看成人类历史上了不得的惊天巨变，把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奉为研究革命的“圣经”，其实法国大革命连两千年前秦末农民起义的成就都没有达到，这种事情对中国而言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第二，它需要底层人民能理解公平和自由。不懂得什么叫自由的人也就不会懂得反抗。世代为奴的人，再怎么被残酷迫害也不会主动造反，必须经过革命先行者或启蒙者的教育才能懂得反抗。罗马时期，曾经爆发过著名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大起义，但斯巴达克斯和他的伙伴们之前是自由人，并非生而为奴隶。他是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色雷斯人，罗马进兵北希腊时，在一次战争中被罗马人俘虏，被卖为角斗士奴隶。他和他的伙伴们知道自由是什么样的，才会不甘心做奴隶的命运，奋起反抗。中国人民有过长期自由生活的体验，并通过民间传说等形式，将历朝历代争取公平自由的英雄人物变成故事世代传唱，“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成了家喻户晓的谚语，才有了大规模底层革命的文化土壤。

——第一条和第二条有相似的地方，也可以合为一条。它们都说明，并不是老百姓活不下去就会造反的。活不下去，而且觉得不公平，还对公平和自由拥有憧憬和向往的人民才会大规模造反。

第三，革命成功还需要底层人民有跨越较大地域的阶级认同感。也就是说，底层人民能不分地域联合起来斗争，组成大规模的革命军团，才可能推翻一个国家政权。如果底层人民互不认同对方属于同一类人、有着共同的命运，那革命就会失败。如果山东省的革命队伍走到河北，河北老百姓认为是外族入侵，这样的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在封建制国家，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封建领主们彼此之间是比较容易联合起来镇压革命的，而人民被限制在一个一个的封建领土内，眼界狭隘，语言文字文化习俗等差异巨大，以为出了领地就是异国。小规模的反抗就算能战胜某一个封建主的武力，也很容易就周边的封建主们联合起来镇压。只有在秦朝建立了大一统国家之后，书同文、车同轨，即使非统治阶级也有很多机会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流动。像刘邦这种革命领袖人物，在造反之前负责组织本地人民去咸阳服劳役，这就是跨地域的人口流动。刘邦和他带的人都从中长了见识，沿途跟各地人民有了交往交流。这样，各个地方的底层人民彼此之间才能视为同一类人，知道大家都遭受同样的压迫。打起仗来，刘邦的山东兵杀到陕西去，陕西的老百姓也愿意支持同样出身底层的革命军队，而不会感觉是本国遭到了外敌入侵。陕西人愿意参加山东人组织的军队，大家能在同一支军队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战斗，这才能推翻一个大一统政权。西方近代全球殖民体系建立以后，大规模的革命还需要全球革命者的协同才能成功，所以马克思才会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第四，它需要底层人民具备较强的自组织能力，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知识分子阶层结合。中国古代王朝都在组织开矿方面比较谨慎，因为矿工们会在生产过程中学会如何组织起来。元末农民起义的爆发，最先就是元朝从全国范围征发劳工去治理黄河。治理过程中，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壮年学会了如何有组织的劳作，然后他们就被组织起来干革命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其中就包括了贵县的许多矿工，其领袖便是秦日纲。他们人数不多，起义刚开始的时候势力不大，秦日纲也就没机会封王。但随着战争的进行，这批人因为非常善于组织起来团结作战，其战斗力显著高于其他部队，屡屡立下战功，秦日纲也才因此成为永安建制之后、天京事变之前唯一被封王的将领。

怎样才能把人民高效的组织起来，是革命的一个大学问。在革命队伍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大量有知识的人才加入成为组织中坚，革命才能持续发展壮大。朱元璋以文盲闹革命，淮南地区底层农民是主力，但发展壮大以后，大量吸收刘伯温为代表的浙江文人精英加入，才把政权建设完善了起来。同时也为明朝建立以后淮右军事集团与浙江文人集团的政治斗争埋下伏笔。

满清为了更好的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长久的以野蛮落后的少数统治文明进步的多数，也就针锋相对的从这几个方面着手来制定统治政策。

首先，对“道统理学”思想进行改造，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建立了 “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忠君理学虽然不是宗教，但在束缚中国人思想方面也有与一神教类似的效果。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就讲过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头号“功臣”曾国藩，就是“忠君理学”意识形态工程的完美产物。同时，清政府也广泛利用各种鬼神迷信思想来蒙蔽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所受的压迫是命中注定——不过这一招是历朝历代普遍使用的招数，并非清朝特色。

第二，在满汉结合的军政体系之下，再进一步利用宗族制度来控制基层，让中国人被宗族划分成为一个一个相对孤立的小团体，以宗族意识消解阶级意识。人民从小生活在宗族以及基于宗族的保甲体制的严格控制之中，缺乏天下国家的概念，不同宗族之间的人彼此形同异族，难以实现跨宗族的阶级认同；

第三，以野蛮的酷刑来严格禁止异姓结拜兄弟、禁止拜师学武、禁止一切形式的非官方结社行为和集体意见表达，全面消解中国人民的自组织能力。

——在第二条和第三条做法共同形成的严密高压统治之下，中国人民越来越难以体自由的滋味，习惯于奴隶式的生活，也就很难再产生反抗的念头。

第四，用“文字狱”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专制来制造普遍的文明倒退，让中国人从文字和书本中除了忠君理学以外无法学到有用的知识，尤其是关于反抗和组织的知识；让更多的中国人变成文盲和半文盲，以至于根本就无法从书本中学习任何知识。这样，中国就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能看书写字但是被忠君理学洗脑的人，一种是不会看书写字的文盲。前者可以做满洲统治的帮凶，后者就会因为愚昧无知而不懂得反抗。知识分子与底层革命者的结合也变得尤其困难。

这些招数非常有效。清王朝的存在时间因此大大超过了元朝。也可以说，上千年的中国古代史，革命与反革命两个方面的水平都在不断进化。清王朝，就是镇压人民革命的力量在古代社会进化所能到达的最高峰。它将野蛮民族的残暴、理学思想的深度思辨、皇权体制的高效融为一体，对人民的反抗，屠杀的最狠、洗脑也最厉害，在硬的和软的两个方面都几乎做到了极致。

面对这样一部严密的专制机器，要想通过底层革命来推翻它，就比推翻元朝、秦朝、隋朝、唐朝、汉朝都要困难的多。

——当然，忠君理学说到底也还不是真正的宗教，其中的理性成分比一神教、佛教、印度教高得多，对人的麻痹和欺骗能力也就要差一些；清政府的统治固然野蛮残暴，但说到底也还是一个世俗政权，不是宗教政权，它也承认自己有保障民生幸福的义务，也就是说——虽然大家都不能公开说出来，但心里都能想得到——如果它未能履行这个义务，人民便有权反抗；最后，再严密的“文字狱”也只能解决文字问题，对底层人民以非文字的形式传承的各种民间故事则无能为力。所以，中华文明在满清也不算是中断了，只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出现了严重的倒退。中国人民的反抗仍然此起彼伏，而不是被消灭。只不过，要想取得成功——至少是形成规模——则非常非常困难。即使朱元璋、刘邦再世，按照他们的水平和方式来组织革命，恐怕也难以再次取得成功。

历朝历代的底层革命，在其刚开始的时候，都要借助于某些迷信思想。比如陈胜吴广起义，要先搞一个“鱼腹藏书，篝火狐鸣”；元末农民起义，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先要刻一个独眼石头人埋到黄河河道里，上边写上“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又利用白莲教的教义，宣布韩山童是“弥勒转世”，这才发动了红巾起义。这些都是因为古代社会底层老百姓有迷信思想，对天命鬼神之说多少有些畏惧。搞点迷信活动，打破大家对当权者受神权庇护的担忧，有利于增强大家对革命胜利的信心。不过，这些行为对革命而言只是辅助性的，不是决定性的。纯粹靠煽动迷信思想来干革命，肯定干不大。政教合一的国家从来没有成功的底层革命，就是明证。革命能发动起来的前提，首先是大家认为社会不公平、不造反就活不下去了，先有了一个要造反的念头，但是存在一些疑虑，才需要在最后关头由领袖人物出来通过搞点迷信活动，作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点燃革命之火。而不是大家本来不想造反，被迷信思想洗脑了，才决定造反。谁在前谁在后，谁为主谁为次，这里边的关系千万不能混淆了。

古代革命需要利用迷信思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革命初期，领袖人物缺乏权威，也需要以迷信活动来先行树立权威，带着大伙儿先把革命事业干起来。干起来之后，领导人物也需要接受革命的检验。能带领人民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人，就会逐渐的脱颖而出，成为享有权威的革命领袖。通过战争来取得权威的新一代领袖，就不再需要迷信活动来制造和维持自己的权威了。于是，最开始被利用的鬼神之说就会被抛弃，世俗化的领导集团出现，并最终建立一个世俗化的革命政权。

由于鬼神之说和战争能否取胜之间实际上没有关系，如果那些最先利用迷信活动取得权威的革命发起人不能尽快摸清楚革命战争的规律，就会失去领导权。

所以，宣传狐狸会说人话的陈胜吴广失败了，刘邦成了最后的胜利者；宣传“弥勒佛转世”的韩山童、刘福通失败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朱元璋成了最后的胜利者。革命战争对领袖人物的优胜劣汰是一种必然现象。人民革命从来都不是谁在一开头是领袖，然后就可以永远是领袖。革命者绝对没有对不具备领导才能的、或者战略路线错误的领袖个人效忠的道德义务。朱元璋刚开始也是红巾军中的一员，如果他抱着“弥勒转世”的说法不放，自己明明是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领袖，却“温良恭俭让”，不坚决掌握最高权力，而是拥护不具有领导能力的韩山童后代当皇帝，那就是愚蠢而不是谦虚，是对革命事业不负责，就会失去人心，让革命走向失败。

——一般而言，利用宗教迷信建立权威的领导人，水平远远不如战争实践筛选出来的领导人，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也是我们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关键。

太平天国的情况在这一点上与历朝历代的革命一样。人民群众之所以要参加拜上帝教闹革命，根本原因是他们觉得现有的统治秩序不公正，一直以来就想要反抗，但还心存疑虑，而且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组织起来抗争。拜上帝教的作用，就是鼓励大家打破对诸如“甘王庙”等官方宗教迷信的欺骗，用支持造反的宗教迷信对抗镇压造反的宗教迷信，获得革命胜利的信心，并且快速树立一个领导权威来组织革命。如果在底层人民心中没有对现实统治秩序的强烈不满，拜上帝教也就不可能组织大家起来革命。大规模的底层革命，都一定是先有普遍的革命意愿，再有宗教的煽动和组织发挥作用；而不是先有宗教煽动，然后大家才产生革命意愿。革命组织起来之后，接下来的逻辑，就是逐步通过战争来对领袖人物进行优胜劣汰：路线正确、能带领大家走向胜利的人就应该地位逐步上升，路线错误、领导能力低下的领导人就应该被逐步淘汰。然后，新的领导人就像朱元璋抛弃白莲教、抛弃“弥勒转世”的传说一样，逐步抛弃拜上帝教和“上帝之子”这样的宗教迷信思想，提出清晰的人民革命纲领，建立世俗化的革命政权，最终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未能完成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宗教迷信思想在早期树立起来的领导权威，没有被通过革命战争成长起来的革命权威成功替代。这个关键性的转变没有完成，主要原因在于这一次的造反宗教跟之前的大不一样，它是一神教而非多神教。一神教的特点我们在第三卷介绍过，它跟多神教的关系主要不是神灵数量多和少的关系，而是信仰体系先进完善和原始落后的差别。一神教内部的最高宗教权威一旦树立起来以后，信众的思想会高度统一，要想动摇会非常困难，基本就不可能。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会选择一神教为最初的动员思想，或者说，清朝最大规模的底层革命会在一开始以一神教作为革命意识形态，跟我们在前面讲的清朝特殊的严密而又野蛮的统治体系密切相关。在这个体系下，本土的反政府意识形态要实现大规模革命动员极其困难，很容易被官府察觉并血腥镇压。像天地会这种组织，尽管在保密方面几乎已经做到了极致，也必须分散成为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堂口，才能逃脱满清专制罗网的搜捕。过度的保密和分散，让天地会难以形成强有力的领导中央和跨地区的大规模联合。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也有类似的问题，即缺乏权威的统一领导，尽管声势浩大，却被分散的宗族士绅团练武装搞得束手无策。

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相对于白莲教和天地会，有两大优势。

第一，它来自于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力传播的基督教，可以利用基督教的外衣来为自身发展提供掩护。

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有大量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到了清朝也一直没有中断。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见识到了洋人的厉害，两广地区官员大都害怕得罪洋人给自己惹祸上身，对基督教的传播自然不可能像对待本土民间宗教那样，动不动就指为邪教予以血腥镇压。不要说政府杀掉传教士，就算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死了，死因说不清楚，地方官员都可能要背责任。在天平天国起义之前，西方传教士就已经到广西传过教了，地方官员并不敢干涉，有民间与传教士冲突的，还往往偏袒传教士，息事宁人，以免引发外交事件给自己找来大麻烦。洪秀全砸了甘王庙，轰动一时，地方士绅恨之入骨，还把冯云山抓起来送官。但官府收到人以后，却一直不处理。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冯云山辩解自己是在传洋人的基督教，还把《圣经》拿给县令看了。直到现在，大部分人学习过中国近代史的中国人也搞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区别，更别说清朝的地方官员了。若是一般本土民间宗教，县令很容易就可以杀掉冯云山结案，还可以向上汇报自己破获了邪教大案，以此表功。但对洋教，则不能不小心处理，关押审理了很久，才想出来一个“踢皮球”的办法——将冯云山押送回原籍处理，让冯云山得以半路逃脱。而洪秀全在冯云山被捕以后，就返回广州想要找基督教会帮忙营救，其实也是想要借助洋人的力量来掩护拜上帝教发展。类似的情况，在广西广东等地官员处理拜上帝教相关事件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发生。其它本土宗教，稍微搞出点动静，就会引起官方重视，然后捉拿其领袖、搜捕教众，砍掉一批脑袋，就算是破获了大案要案，可以立大功的。拜上帝教有“洋教”做庇护，才能在广西广东大规模传播，到处设立分部，还跟团练起冲突，却一直没有引来官方的大规模镇压。等到它都发展到能跨省跨州调动两万多人、训练出一万多正规军（超过了广西全省绿营总兵力）的时候，官府才如梦初醒，开始动手，但为时已晚。

第二，它是一神教，其传播和组织动员能力远远超过多神教，有利于快速建立起一个享有很高权威的领导中枢。

拜上帝教众纪律严明，在起义之前能隐忍不发秘密发展，决定发动起义以后又能快速集中，并很快训练成正规军。清军在一开始把金田武装当成天地会、白莲教起义队伍的战斗力水平去组织镇压，吃了大亏。等到搞清楚情况以后，太平军也已经度过了最危险的初创时期，成了一支成熟的、大规模的革命军队，再要想快速镇压下去就不可能了。

总之，清末最大规模的底层革命选择了一神教作为其进行革命动员的意识形态，是清王朝严密野蛮的专制体制和西方列强殖民入侵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神教为这场伟大的人民革命冲破满清的专制罗网、快速成长壮大提供了重要的庇护和支持，但正所谓“祸福相依”，它同时也为革命的失败埋下了祸根：当人民革命的英雄们在取得了革命的初步胜利之后，想要摆脱宗教迷信思想的束缚，建设符合中国人民需要的世俗化革命政权的时候，却遭到了宗教势力的疯狂反扑。宗教势力就好像潜伏在人体头部的可怕病毒一样，直接摧毁革命的指挥中枢，夺取最高领导权，让整个运动瞬间瘫痪，此后便病入膏肓、无药可医。杨秀清不仅是一个人在战斗，它的东王府僚属实际上是整个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里边有军事参谋部门、情报部门，还有管理民政的各个部门，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加国务院。把东王下属全部杀光，就是把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一夜之间彻底摧毁。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在外部强敌环绕的时刻经受得住这种冲击。洪秀全篡权成功以后，把一个成熟的、久经考验的军政指挥中枢全部换成他身边的那一小撮宗教神棍和马屁精，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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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重述伟大中华史》（原名《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本书全文在公众号“李晓鹏博士”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