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的自得与堕落_风闻

最近播完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主要展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批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批“五四”知识分子，他们被后世某些人称为“启蒙”者。如果说他们有“启蒙”意识的话，那么有的是出于忧国忧民的焦虑痛感，如李大钊、毛泽东那样的平民化知识分子，有的则主要生自俯视大众“愚氓”的“高级”优越感，像胡适之类“精致”化文人。

前者，“李大钊”们，想要唤起大众齐努力，改变不适应时代的旧的国内体制以及强蛮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拯救民族危亡；后者，“胡适”们，则欲图在依附旧有体制以保证自身羽毛完整漂亮的前提下，用西方“文化”来“和平演化”政治、文化思维，使中国走上服膺西方、依从强蛮的道路。

实际上，前者并不以高高在上的“启蒙”者自居，而是脚踏实地地进行社会动员和社会革命。后者自命为“启蒙”者，但实际上只是一些趸卖外来“文化”的文业买办。

历史的结果众所周知，是前者获得了成功，建立了新中国。对此，后来的一些“胡适”们很不甘心地、念念叨叨地埋怨“救亡压倒启蒙”，或云“革命压倒启蒙”，又或云“革命压倒民主”。

不过，到西元上世纪八十年代，“胡适”们又一时扬眉吐气、极为自得起来：他们依附某种政治，逐渐实现了文化艺术乃至政治思想方面一定程度的“反动”（“反动”在这里取其在物理学中的含义，指反向运动），并利用文宣权力，把自己们封为了新时代的“启蒙”者。

这种自封“启蒙”者的宣耀，在文艺领域最为理直气壮、大张旗鼓。那年代盛兴一时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之类，表面上看来题材五花八门，写法各式各样，但中心内涵一言以蔽之：塑造“启蒙”者的“光辉形象”。比如，《班主任》中那位张老师在石红家里被“文化蒙昧”的学生们众星拱月般地环绕，《灵与肉》中那个“摘帽右派”许灵均放弃成为“先进发达”的美国人的机会留在牧场之“感天动地”，《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那位被“放逐”的梁启明用优美的音乐“感化”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和全体伐木工人，等等之类，无不竭力塑造着“具有个人魅力的知识分子英雄典型”。

与之前的新中国经典革命文学中英雄出自于群众、英雄与群众血肉相融的关系截然相反，这些“知识分子英雄典型”与大众之间呈现的是权威—服膺关系结构：“知识分子英雄”是主导，大众不过是被动的受“启蒙”者、被“感化”者；“知识分子英雄”居高临下地按自己的意志下达指令，大众则只能竭力去学习、领会、实行；“知识分子英雄”悲天悯人地教育、点化大众，大众则靠这怜悯幸运地免于“在蒙昧的黑暗中徘徊”。如此这般，新时代的“胡适”们充分实现了自己“精英主义”的满足感和成功幻想。

相较而言，“启蒙”者在政、经领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只能“含蓄”地营造“知识精英”的“国际化、现代化”形象。

不过，时过境迁，大众已逐渐发现了“启蒙”者光鲜背后的虚伪与糟污。“启蒙”者们也最终还是踢开了自己虚构的“英雄圣坛”，展现出本来面目：有的政、经“启蒙”者们以政助商、以商附政，“冠冕堂皇”地蚕食、窃夺新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积累的公有资财；文化“启蒙”者们则或沉溺于自恋、自娱、怨天尤人的书写里，或放纵在情欲色意的露癖中，更有奔着西人的“文学奖”赏赐而写自污文、写“日记”的。更有甚者，一些“启蒙”者已堕落到实质上为西方反华势力代言、张目的地步。

“启蒙”者们从“英雄”的自得到不堪的堕落，其间并没有难越的障碍，几乎是顺理成章。

“启蒙”者们堕落的结果，到现在已是“地球人都知道”：他们许多人成为了公知。

实际上，这类“启蒙”者，或曰公知，是亟待用人类基本文明常识去启蒙的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