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记忆：万年风雨不了情_风闻

清明是中华民族一种信仰的记忆，这是一方谜一般的家园，沉积着一层又一层情感的波澜。

——写在2021辛丑年仲春时节。

（一）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唐武宗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的清明时节，后世人称“小李杜”的杜牧在不惑之年，走马上任为池州（今安徽省内）刺史。初到江南之地，下起了绵绵的喜雨，万物滋长茂盛，此情此景却让杜牧伤怀，提笔写下这首《清明》。

    后世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是一首相思情诗的事实，误把“欲断魂”的“行人”当作冒着清明风雨前去的扫墓人。而此“行人”其实就是杜牧自己。请看后两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的一问一答不是自问自答又是什麽。

    杜牧朝思暮想的“杏花村”说远也不远，与池州仅一界之隔，就在浙江湖州。在官场，这一界之隔就是不可逾越的“雷池”。

    湖州的什么人、什么事，竟让名满天下的杜牧如此牵肠挂肚，神魂欲断呢？

    事情缘起于十年前，即唐文宗太和九年，即公元835年的春夏之交，那一年，杜牧受好友之邀慕名前往旖旎水乡湖州，时值当地举行盛大的龙舟赛会，无数少男少女出城围观。

    而立之年、意气风发的杜牧与其说是应约赏会，不如说是趁机前去欣赏吴越佳丽。

　果然，在这次龙舟赛会上，一名太湖少女让杜牧的心里有了一种小鹿乱撞的奇妙感觉。无奈行程匆匆，相见恨晚，杜牧只得手书一札，送于这位少女，以作来年之约。

    其书写道：“且不既纳，当为后期，吾十年必为此郡，若不来，乃从所适”。意思说，现在不便娶你为妻，约定个期限吧，十年后我一定要争取湖州郡守之位，我若不来，你可以另嫁他人。

    为了那年追求过的女子，杜牧发奋图强，在唐宣宗大中三年即公元849年，在他第一次遇见那名湖州少女的十四年后终于争取到了湖州刺史的一纸任命。

    杜牧欣欣然前往践约。结果却是，女子守约十年，迟迟不见人来，于三年前嫁于他人。

    杜牧知是自己辜负了人，后悔不跌，只能默默地送祝福。类似的情感遗憾，千百年来并不少见，只缘有人心里爱风流，却未生得一副敢风流的胆，以致最美的情感频频输给远大的前程。

    两百年后，北宋“东坡朋友圈”里的一位著名词人晁补之作了一首《水龙吟》，在这位唐代大诗人绵绵不绝的伤口再撒了一把盐，词曰：“算多情小杜，风流未睹，空肠断，枝间子。”

    翻出杜牧的这段陈年往事，除了谈情，我更想借此说一段清明节的前世今生。

（二）

    近世，许多民俗学家称清明节“慎终追远”的墓祭传统历史悠久，有人将它最远上溯至两三千年前的春秋时期，也有人保守地查证它发端于汉代。

    然而，多数推测立足不稳，这些所谓的墓祭充其量是极少数人的专利，与扎根民间的习俗信仰的广泛性相距较远。于是，又有人退而求其次，以杜牧的《清明》诗为证，断定清明扫墓节俗在唐代已有。

    杜牧写这首《清明》诗时，距离大唐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时点仅有六十余年，诗中清明的春风愁雨引发的显然不是扫墓祭祖的哀伤，如此说来，清明扫墓节俗唐代已有的结论还是下得太早，有点草率。

    以清明为题的诗在唐代屡见不鲜。在杜牧之前的近半个世纪，有一位较著名的唐代诗人叫贾岛，他曾出家为僧，受人赏识提携后拥有一官半职。他写的《清明日园林寄友人》一诗可作为唐朝人在这一节日里的生活一瞥。诗曰：

    今日清明节，园林胜事偏。

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

杜草开三径，文章忆二贤。

几时能命驾，对酒落花前。

    诗人说，清明节这天，和几个好友在园林中小聚。长安的天气晴朗，春风和煦，吹动着柳絮飞扬，清明乞新火后，厨房里冉冉升起了做饭的轻烟。杜若芳草铺满院子里的小径，写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想起介子推和屈原。可是，一想到自己，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不走运啊。不指望何时发达了，趁现在花未落的美好时光，干一杯酒吧。

    如果清明节是“礼敬祖先”的重大祭日，唐朝的诗人们怎能因私情幽怨或怀才不遇而到处找酒呢。真相或许是，清明节日是唐朝人忙完正经事后难得清闲的私人时间。而专门被当作扫墓祭祖的日子则是与清明节紧挨着的寒食节。

（清明宴饮图）

    据史载，早在唐玄宗时，即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朝廷颁布政令规定，寒食节连同清明节放假四天。随后，大历十二年（777年），朝廷又发诏令寒食清明放假五天。到了贞元六年（790年），“两节”假日再次加长为七天。

    另据大唐开元五年进士王冷然的《寒食篇》中说：“秋贵重阳冬贵蜡，不如寒食在春前。”由此可见，寒食节才是唐朝人隆重祭祖之日，而长假顺带包含了清明节，恐怕是当时搞活“假日经济”的一种尝试。 

    再回到贾岛的《清明日园林寄友人》，诗中透露的“乞新火”、“介子推”等信息很有意思。恰恰表明，唐朝是酝酿现代清明节在历史的融合演变中的关键时点。

    传说寒食节是在春秋霸主晋文公为纪念忠义之臣介子推而设立的，但寒食习俗的起源却早于春秋时代，而是沿袭了上古时代的改火旧习，即如《周礼》所说“仲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

    寒食节是流传于我国北方中原一带古代较早的节日，初为节时，禁烟火、只吃冷食。据《后汉书》记载，早期寒食节最长105天，最短也近1个月。长期生食，对人的健康不利，到了唐朝趋于废止。在后世的发展中，寒食节逐渐增加了上坟祭扫、蹴鞠、秋千、斗鸡等民俗活动。现代的清明节是融合与取代寒食节等传统节俗基础上逐渐生成的。

（三）

    为把清明节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讲得更充实，有必要继续往汉唐之前翻一翻，清明节期的人们还有哪些忙活？

    中国自古以来幅员辽阔，精耕农业的历史悠久，而南北地理与气候的差距很大。清明前后，往往是一年耕作的关键期，南方在此时喜雨连绵有利田间庄稼，但在北方（华北平原及黄土高原地带），春雨贵如油，易发旱情，劳动人民常常为此愁断了肠。

    造成这样的南北差异，主要原因是大气季风环流所致。1930年代，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对华北干旱成因进行科学考察后发现，带来降雨的东南风在南方吹向陆地，而在北方几乎是顺着海岸线上行。竺可桢感慨，“自纪元初以至十九世纪，其间在华北境内发生之旱灾凡九百八十次，……皆历史上著名之天灾”。

    “惊蛰乌鸦叫， 春分地皮干”。北方大地从感知春天的第一丝信息开始，各地满城竖起青幡旗，让男童头裹青色方巾，身着青衣，在城郭的东郊野外迎接春神。所祭祀的先农、风伯、雨师等成为北方社会农耕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神明。

（清明祈雨图）

    青，在上古青铜文字中，由上“生”下“丹”合成，是西北广阔草原的自然本色，也是齐鲁大地的东方底色，正东曰青州（包括山东及河北部分地区），北境筑青城（今呼和浩特），西南有青衣（今四川雅安）。

    清，从青音，是敬奉给神明的滤去酒糟的甜酒。神明喝得满意痛快，或许就会向人间施舍甘霖雨露，这只能是古人淳朴而美好的愿望。

    近万年来，在求神媚神的信仰世界，人们竭尽全力地调动自己征服自然的潜能，但始终难以摆脱依赖神灵取胜的观念的桎梏。与天与地的全部斗争，似鼓点般焦灼人心，像跳神一样旋转、盘桓。有些瞬间，愚昧中闪出智慧，病态中深藏质朴，野蛮中隐现勇武，怯懦中孕育力量。

    有迎神，必有送神。古人在这种事情上特别有讲究。古老的《诗经》中有一首《郑风·子衿》，间接唱出了暮春时节送春神的一幕场景。诗曰：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青青的是你的衣领和腰带，悠悠的是我心里的思念。穿着青服的人儿去了哪里呢？他正随一队人马在郊野送春神去了。而城里有人在焦急等待，一日不见如隔三月。

    一代理学宗师朱熹见此诗大动肝火，斥其为“淫奔之诗”。倘若孔子在世，应该不会赞同这位南宋后生的见地。

（四）

    孔子作《礼记》，对祭祀提出过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如在《礼记·玉藻》篇中具体提出，“凡祭，容貌颜色，如见所祭者。丧容累累，色容颠颠，视容瞿瞿梅梅，言容茧茧，戎容暨暨，言容咯咯，色容厉肃，视容清明。”

    这段文字中出现了“清明”一词，整段大意是，凡参加祭祀者，其容貌颜色要像是真正看到了所祭的鬼神，切不可有虚应故事的神态。孝子在居丧期间，总要显出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满脸愁容，眼神是惊愕而又茫然，说话的声音也有气无力。身着戎装时就要神态果毅，发号施令，表情严厉，虎虎生威，眼神明察秋毫。

    但是，孔子所作的礼仪规范的是祭祀活动的实际参与者，而没有无限扩大到围观者或其他旁人。与此同时，孔子反对盲目崇拜鬼神，更反对不把人世间的事情做好而把时间、精力、金钱都花费在敬奉鬼神上面，提倡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这些古代先进思想集中收录在《论语》中。其中，有一篇专门讲到孔子让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等几位弟子谈一谈人生志向。

    子路、冉有大谈治国富民的从政理想，一不小心在孔老师面前暴露了呼风唤雨的野心，公西华谨慎地表达了在诸侯大夫那里做个助理祭司的小小梦想。轮到曾皙时，他说自己和三位同窗有所不同。

    曾皙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曾皙没有空谈道理，而是设计了一套实际可行的具体操作。他用了一个美妙的比喻，向孔老师描绘出一幅诗情画意的场景：暮春时节，新的青服做了，约上五六个成年男子和六七个童子，先到沂水中洗个澡，再上舞雩台祭一祭天，为求得风调雨顺而放声歌咏，敬献美酒佳肴，满载而归。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以为“咏而归”类似于“打靶归来”的意思。其实，这样的理解不够准确。在古代鲁地方言，“归”与“馈”音同，因此这里的“归”应理解为“馈”的同音假借字，是敬献酒食的意思。后世整理《论语》的人或许为了凸显曾皙的潇洒不羁，才别有用心地书作“咏而归”，这是我个人的一点不成熟的推想。

    曾皙所说的是古代北方暮春时节的一个重要习俗：上巳节。上古时代以“干支”纪日，三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谓之“上巳”。上巳节，又称三月三，古人常在这一天结伴去水边沐浴为“祓禊”，此后又增加了祭祀宴饮、郊外游春、喊山对歌等内容，也逐渐融合进了现代的清明节俗。

    孔子听后，欣然点赞道：“我同意小曾！”揭示出孔子内心盎然的生活情趣。孔夫子似乎在启示后人，“清明”不能只有一种祭祀的庄严神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清明更应成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

（五）

    公元前2世纪，《淮南子·天文训》中正式出现了与今天版本相近的二十四节气。可以想象的到，西汉初年，节气歌在田间地头嘹亮唱响，一个崭新时代缓缓走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先民们正熟练掌握和运用天文、气象、物候等多方面规律，科学地指导农耕生产活动。

    《淮南子·天文训》是按“斗转星移”的原则，根据北斗星斗柄的指向来定二十四节气的，有关清明节气的全名为“清明风”。

    隋朝天文学家刘焯创作的《历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注重“清”和“明”，隋唐之后日渐成为清明节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直至北宋，不断发展丰富起来的清明节内容越来越接近现在，但总体来说还不能算是以扫墓为主题的节假日。

    据北宋相关文献记载，朝廷为方便官员开展家祭活动，在“元日、寒食、冬至“这三个节日各放假七天。

    在公元991年至993年之间，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者王禹偁因不改直言讽谏的个性，再次受到贬谪。这一时期，王禹偁贬居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写了一首《清明》诗。诗曰：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与唐朝贾岛的诗一样，王禹偁也提到了“新火”，还有清明的酒。大意是，清明节这天，本应出外踏青赏花，举杯畅饮。可是此时的诗人一贫如洗，既无花又无酒，如置身于荒山寺庙里的和尚，清冷孤独，幸好还有写诗的乐趣。

    公元1086年—1094年的北宋末年，因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政，新旧两派势力缠斗不止，站在“旧派”阵营的黄庭坚难免不受些憋屈，期间他也作《清明》诗一首。诗曰：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

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

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

    这首诗的寓意深藏。前两句说，清明时节，桃红李白，含笑盛开，而田野上长满杂草的凄凉坟墓却令人生愁。春雷滚滚，惊醒冬眠中的龙蛇百虫；春雨充沛，滋润郊原旷野，使草木获得了柔美的春色。

    然后，笔锋再次一转。“人乞”一句源自《孟子》中的一则寓言典故，说的是齐国有一人每天出外向扫墓者乞讨祭祀后留下的酒饭。回家后却向妻妾夸耀是别人请自己吃饭。这是一个隐喻，暗讽改革者的贪鄙愚蠢形象。而“士甘焚死”说的是春秋名士介子推因拒绝做官而被大火烧死的故事。

    最后，诗人一阵感叹：不管是贤者还是平庸之辈，千年之后又有谁知道呢？留在世间的只不过是满目蓬乱的野草而已。

    之所以细述黄庭坚的《清明》诗，主要是想说明，从此诗的内容大致可以看出北宋末年，清明节已显现出民俗大熔炉的强大融合力，扫墓新风正逐渐取代旧日的寒食祭祀。

（六）

    “旧时王谢庭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魏晋南北朝，到北宋末年，全面垄断政经文化的贵族集团宣告土崩瓦解，士人大族再次掀起南迁大潮，一而再地加速了中华文化“下乡”的进程，民族文化意识在百姓中间深深地扎下根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时代变得越来越沉重，人心也面对着越来越严酷的考验。公元1210年，南宋初年即嘉定三年，85岁高龄的陆游一病不起，写下绝笔，既是遗嘱，也是最后的抗战号召。此时的“家祭”已经不限于清明扫墓的日子。

    陆游身后的南宋，江湖诗派的一代宗师高翥面对着更加冷峻的现实，他只用冷眼考察人间的悲欢离合，一首《清明日对酒》是高宗师留给后人一则珍贵的时代写真。此诗四句，五十六字。

    首句曰：“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诗人开门见山地说，四面八方的山头上竟有这么多的坟墓，清明时节，来祭扫的人纷纷然，很多啊。这里，诗人强调了一个“各”字，意指每家祭扫每家的坟墓，彼此不相干，写出的不正是当时“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状况吗？

    诗人的心顿时寒了，紧接着在第二句写道：“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蝴蝶，是沟通阴阳二界的使者，冥纸当然是起到这样作用的替代品；诗人转告诉阴间的人，“我们”想“你们”想得把眼泪都哭干了，现在啼出来的是血啊！

（自制清明粿）

    最后两句：“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

    一天的祭扫结束，人人各自归家，只有一种动物是不会离开，那便是狐狸。回到家，看到孩子们在灯前玩闹嬉戏，他们怎知大人心里的苦与痛？突然，诗人想到，死后别人祭祀他的酒，可能一滴都尝不到了。“有酒须当醉”，可以理解为人要珍惜活着的每一分钟，也可以理解为对死与虚无的回避，那是孔子所倡导“不知生，焉知死”的人生态度。

    这首诗很另类。有悲伤，有讽刺，有冷峻，有狂放，甚至有一种冷眼让人惊心的感觉。

    道不存，则隐。高翥学富五车，却布衣终生。晚年，搭了一个茅草棚隐居江南。72岁，病故于杭州西湖。这首诗是寄给30年后南宋王朝灭亡的挽歌。

（七）

    汹涌崛起的民族意识大潮，集结起悲壮的家国情怀，清明这部民族的信仰巨著，谱写出神灵般的英雄赞歌，爆发出被压迫者对现实灾难的抗议。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元代末期，从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广大平民百姓遭受剥削与战火双重苦难。又是一年清明节，诗人高启（1336～1374年）送其友人陈秀才回乡，感时伤乱而创作了上面这首题为《送陈秀才还沙上省墓》的诗。

    战后，高启受朱元璋诏唤，编修《元史》。洪武三年，朱元璋拟委任高启户部右侍郎，但高启固辞不赴，返回青丘（今吴淞江畔）授徒，自号青丘子，打算下半辈子过着自给自足的清净生活。

    不知高启这种神似陶渊明式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人生志向是否正确，但是，做出这样的选择肯定是他目睹了什麽，感悟到了什麽，而后豁然通达，努力把握住生的“清”，追求死的“明”，留一个“白”的名声。

（《儿童教育》，1908难第4期）

    树欲静，而风雨不止。历史犹如在大陆与海洋间循环的季风般往复。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明末清初，深刻影响近现代人文精神的顾炎武奋笔疾书，他以现实犀利的理性，将天下兴亡的秘密解剖开来示众。这段话便出自《日知录》卷十三《正始》篇。

    两百多年后，民国初期的大学问家梁启超又将这段话精炼成一句更加脍炙人口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梁启超愤笔“少年中国说”，李大钊则召唤“青年之文明”。

    “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与境遇奋斗，与时代奋斗，与经验奋斗。故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这是李大钊寄以厚望的青春匹夫所应具备的勇与责，鼓舞和激励着中华儿女踏上民族解放的伟大长征路。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这是民族危亡的1937年，清明时节，毛泽东手书黄帝陵祭文中的四句。祭文主题诗词共56句，一句四字。

    这是共产党人的抗日“出师表”，气壮山河，引无数志士仁人竞折腰，前仆后继、甘洒热血，铺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

    青春中国，巍巍上国。腥风血雨，昨日黄花。改革潮涌，东方雄起。21世纪的华夏大地，繁华归来，一派锦绣。

    风雨中，那些痛算什麽？每当清明时节，人们在山林中洒下祭酒，重复从祖辈那里听来的支离破碎的祷词，求吉祈福、避凶驱邪已然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精神生活。

    不能忘却什麽？古老的祭祀仿佛就发生在前天和昨天，而今天的祭奠又有何特殊。我们的祭奠需要多一份缅怀，多一份情感的升华，感恩和礼敬那些为今天美好生活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

    站在历史和先辈的肩膀上，环视世界与未来，我们责无旁贷，以自然环境的“清明”，社会政治的“清明”，人生境界的“清明”，从新的起点再出发，以期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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