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乃根本问题_风闻

张岱年先生说：“义即当然，亦即行为之裁制。然义之表准何在？何者为应当，何者为不应当？···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即人民之大利或人群之公利。···一说认为应当之表准在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前一说义即当然不脱于利，后一说义即当然益于人性。

人性本恶，但倾向于善。适宜人性不能算是义即当然，促进人性向善才是义即当然，这就是裁制。而怎样促进人性向善？既解放压抑人性向善的外部环境和去除封闭人性向善的内部愚昧。这样做即是应当，即是义。

但解放压抑人性向善的外部环境和去除封闭人性向善的内部愚昧主要靠正义的社会大道，让社会大道充满着正义才能促进人性向善，才能义即当然。

一切无等差的爱、公平、公正、诚信等看似不能得利，但能融入义，充盈义，有利于建立正义的社会道路；一切自私、虚伪、阴险、欺骗看似能得利，但不能融入义，不能充盈义，无益于建立正义的社会大道。

古今中外一切社会领域的斗争根本的就是是否建立正义的社会大道的斗争，亦即是否愿意或能够解放压抑人性向善的外部环境和去除封闭人性向善的内部愚昧的斗争，亦即义利的斗争。

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墨子亦曰：“天下莫贵于义。”但墨子的义是天下之大利，即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这个利基本还是指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还不是促进人性向善，所以墨子的义从现在眼光看还是利，比孔孟的义低一个层次。

张岱年先生说：“孟子认为如专讲利，则必会引起危乱，因为利本身是矛盾的。而义则是谐和的。”利不论怎么讲都是争，因为向内，义则不争，因为向外，讲包容和谐。

利字当先，不要说一己之利，即使是团体之利、一国之利亦不免于争，这是利的本质决定的，它更接近于人性本恶，而不是接近于人性向善。

很多人谈利字有两个倾向，一是利能养生，利是义的寄托，活着才可以取义，如果连生命都活不下去，何谈取义？义有何用？何况衣食足自然知荣辱，足见利字重要。岂不知这正是利威胁义的地方，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威胁下放弃了义，因为它提供了一个苟活的借口，贪生怕死，舍义取生。至于衣食足和知荣辱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人性一旦逐利就无止境，很多人贪得无厌，为利不但可以放弃荣辱，而且可以以身犯法，置生命于度外。

二是大利、公利就是义，岂不知这仅是利之扩大，立足点还是利，还是满足人的生活需要，而不是促进人性向善，不是义。是利字当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社会依然弥漫着利的观念，利产生的矛盾随处可见。

这种大利、公利即义的观点在中国古代随处可见，墨子、董仲舒等为代表，并演化出一系列的观点。

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南宋叶适说：“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

明末清初颜元说：“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后又自己解释说：“这不谋不计两不字，便是老（子）无释（氏）空之根。先难后获，先事后得，敬事后食，三后字无弊。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是欲速，是助长；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

其实我并不是只重义不重利，这一点和颜元相似，但我不是把义利放在前后的问题，而是先把义立为根本，利只是服务于义，义利是主仆问题，这一点和颜元不一样。

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义以为上，利字不能当先，利字当先必乱。

当今社会不论是世界性的、中国性的、中国和世界关系性的、个人性的状况之所以出现恁多纠纷纷扰矛盾，究其原因：利字当先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