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恩 | 马克思的思维异化思想——兼及其内在逻辑的信息文明展开_风闻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和人的异化学说非常深刻，但在他的异化理论中，还有一个尚未得到关注的更深的层次——思维的异化。马克思关于思维异化的思想具有极强的理论穿透力，深刻洞察了人类发展中一个不易觉察的维度。一方面，由于其立意层次更高，而且不是主要针对资本主义而是更深刻地指向现代性，因此，马克思关于思维异化的思想不像其他异化思想那样受到密切关注 ；另一方面，马克思思想具有超前性，思维异化思想在信息文明时代才能得到更到位的理解，我们在当今时代才能看到其内含的重要信息文明意蕴。

马克思对思维异化的深刻意识和批判

学界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给予了广泛关注，但对马克思“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思想却还没有深入系统地开展研究。与此相联系，马克思的货币的抽象及其异化理论，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而马克思“精神的货币”及其异化理论却基本没有引起注意。无论是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还是精神的货币及其异化，归根结底都涉及由抽象而来的普遍性，涉及哲学层次抽象的性质和合理性。

马克思对人类认识中抽象的意义和局限有深刻的理解。关于抽象在人类认识中的意义，马克思有深刻而形象的表述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通过抽象思维，作为实体的具体事物变成了具有较少具体条件限制因而具有更强灵活性的抽象概念。这在思维活动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像实物变成具有抽象价值的货币一样，抽象概念在思维过程中变得更加灵活。而关于抽象的合理性或合理的抽象，马克思在谈及生产的抽象时，有非常确切的说明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象。” 与此相应，马克思也论及“坏的抽象”。他写道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 由此，马克思提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具体条件——雇佣劳动、私有制、阶级等都抽离掉，从而通过抽象化将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普遍化，甚至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绝对化。

一个概念的抽象程度，决定于抽象出概念的对象的涵盖面。货币就是说明抽象的一个极好的例子。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谈道 ：“就货币的质来看，货币是抽象财富的物质代表，是抽象财富的物质存在。” 与抽象的财富相比，作为一种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抽象程度具有极大的不同。作为“实际财富的纯粹抽象” ，货币是极端抽象的典型例子 ；作为一种与“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密切相关的特殊的抽象，货币又蕴含着说明抽象思维的最好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仅关注到货币抽象及其异化，而且深入涉及“精神的货币”及其异化。

在马克思关于货币的表述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纯抽象的观念和现实存在的关系性质。 而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由此，我们既可以深刻地感受到黑格尔哲学中哲学思维的异化性质，深入地理解黑格尔辩证逻辑或“思想的逻辑”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又能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哲学中精神的“现实的存在是抽象” ，从而通过理解思维抽象的意义，通过认识抽象思维的局限性和迷误，深入认识思维的异化。

抽象在使思维获得更大空间的同时，也具有逻辑空间中的随意性。在人类思维活动中，这既是从具体到抽象的魅力所在，也是其易于走向迷误的重要原因。这种迷误，在思辨哲学中暴露得最为明显。正是由此，黑格尔哲学将传统思辨形而上学推向极端，从而凸显了抽象思维及其产物的异化性质。以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传统哲学，的确像货币和宗教一样发生了异化，甚至具有一种理性宗教的性质。由此，马克思在谈到费尔巴哈的功绩时所说的话耐人寻味 ：“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 这里所说的“哲学”，就是作为哲学思维异化产物的传统思辨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在黑格尔那里获得了标志性的形态，而马克思关于哲学思维异化的思想，却具有普遍的思维异化意蕴。

对于黑格尔哲学异化的出发点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异化性质，马克思给出了非常到位的阐述 ：“黑格尔从异化出发（在逻辑上就是从无限的东西、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出发），从实体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说，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 以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抽象普遍性为终极追寻，就决定了黑格尔哲学从宗教神学出发的性质。因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逻辑的确具有神学的性质。这已经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中所发生的哲学思维典型异化的深刻揭示和批判。

马克思不仅对脱离现实实践的抽象普遍性追寻有深入批判，而且对思维抽象及其价值来源有深入的认识。“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 相对于感性实践的哲学来说，单纯的抽象普遍性追寻得到的只能是这样一些东西，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所谓事物的“本质”。

由于置身于一个新的哲学高度，马克思从抽象普遍性的思辨形而上学追寻深刻地看到了黑格尔哲学的问题所在，看到了其中人和人的思维活动及其产物的异化，看到了人的异化的精神层面。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一个错误在其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这只是就它们的思想形式而言……它们是思想本质，因而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 马克思这里的“纯粹的”就是抽象的，而且这个抽象是在以抽象普遍性为终极追寻的意义上说的。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的精神层面的探索是非常深刻的 ：“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 在马克思看来，“无内容的抽象”就是“抽象的无内容的形式”，“它的内容也只能是形式的、抽去一切内容而产生的内容。因此，这就是普遍的，抽象的，适合于任何内容的，从而既超脱任何内容同时又恰恰对任何内容都有效的，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维形式、逻辑范畴” 。如果把“超脱任何内容”“脱离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的抽象形式”作为比“现实精神和现实自然界”更根本的东西，毫无疑问将导致思维的异化。由于以抽象普遍性为最终追寻，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思维的异化，正是发生在传统形而上学中。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以抽象普遍性为哲学追寻的最终目的，意味着在现实事物背后有一个在先存在的本质。这使思维的异化在传统形而上学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作为思维自身产物的抽象概念，反过来使思维扭曲甚至变性，直至成为思维自身的对立面，成为阻碍思维自身发展的力量。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其他理论革命提供方法论。因此马克思关于哲学思维异化的思想具有批判普遍的思维异化之意义。所有把抽象概念和理论视为比现实的具体事物更根本存在的思维致思，无一例外都是思维异化的表现。“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全部逻辑学都证明，抽象思维本身是无，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 传统哲学的迷误意味着人的思维的普遍异化，这也正是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开展对思维异化批判的重要根据。

在谈到经济范畴时，马克思对思维异化作了深刻批判。他在致帕· 瓦· 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 ：“蒲鲁东先生不是把政治经济学范畴看做实在的、暂时的、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而是神秘地颠倒黑白，把实在的关系只看做这些抽象的体现。这些抽象本身竟是从世界开始存在时起就已安睡在天父心怀中的公式。” 马克思由此揭示了范畴的形成和性质。他说 ：“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产物。” 把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当作是更根本的东西，这是马克思最不能接受的。他使用“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抽象” “空洞的抽象” 和“空洞的抽象概念” 等表述，揭示抽象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谈到抽象的“劳动”概念时，马克思甚至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更深刻地指出 ：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是一些逻辑范畴。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在马克思看来，“抽象形态的运动”是“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者纯粹理性的运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对“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做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到位而形象的表述 ：感性具体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思维抽象的过程则是“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在这一过程中，“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由此，就能更好地看到抽象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抽象规定是人类理性事业的基础，没有抽象规定就没有科学理论。但抽象规定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源自柏拉图。正如马克思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所指出的 ：“柏拉图认为，运动是一种观念的东西……柏拉图的理念、他的哲学抽象也是世界的原型。” 西方哲学史上有各种将抽象普遍性当作事物本质的不同形式的哲学，例如“布鲁诺经常宣称抽象的东西就是符合于本质的东西” 。不仅抽象概括的产物，人们甚至把抽象的理性本身也归于抽象。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常常把具体事物看作现象，而把从这些具体事物抽象出来的概念看作真理和本质。在谈到所有制时，马克思指出 ：“这种真正的所有制的理论把至今存在着的一切现实的私有制只看成是一种假象，而把从这种现实的所有制中抽象出来的观念看成是这种假象的真理和现实 ；因而这种理论彻头彻尾是思辨的。” 即“先从事实得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宣称这个事实是以这个抽象概念为基础的” 。马克思对脱离现实实践的抽象的揭示是十分深刻的，对思维异化的批判也入木三分。正是基于对思维异化的批判，马克思的思考不仅深入思维异化的实质，而且从其内在逻辑看，甚至涉及对思维异化的扬弃。

思维异化扬弃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深刻地看到，传统形而上学的迷误就在于 ：通过把对具体事物的概括看作这类事物的本质，将事物乃至世界的抽象本质看作哲学的终极追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有极为生动的揭示，由日常事务一直推及黑格尔哲学的本性。

对抽象本质的分析，既是对黑格尔哲学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也就是对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精辟分析和批判，更是对建立在感性实践基础上的哲学的精美阐释。“思辨的理性在苹果和梨中看出了共同的东西，在梨和扁桃中看出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果品’。各种特殊的现实的果实从此就只是虚幻的果实，而它们的真正的本质则是‘果品’这个‘实体’。” 把抽象概念看作是“强加于”具体事物的“本质”，而它们只是“观念的本质”，可见思维异化的实质已经内含在马克思思维异化思想的内在逻辑中。马克思在这一关键环节指出 ：“用这种方法是得不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的。” 而要得到“内容特别丰富的规定”，绝不像从具体的个别事物得到抽象规定那么轻松。

马克思已经明确认识到，要得到内容丰富的具体概念，必须带着抽象普遍性整体观照回到具体事物，回到感性实践。“思辨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中得出一个抽象的‘果实’——‘果品’，所以，为了达到某种现实内容的外观，它就不得不用某种方法从‘果品’、从实体返回到现实的千差万别的平常的果实，返回到梨、苹果、扁桃等等。但是，从现实的果实得出‘果品’这个抽象的观念很容易，而从‘果品’这个抽象的观念得出各种现实的果实就困难了。如果我不抛弃抽象，甚至不可能从抽象转到抽象的对立面。” 从抽象的观念得出现实的具体事物不容易，更不用说因为以抽象普遍性为终极追寻而使自己困守在抽象中了。

由于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出发点和目的，从抽象回到具体不仅不易，而且更重要的是，很可能走向与从抽象到具体相反的方向，走向抽象普遍性概念的实体化、神秘化——这正是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逻辑。在《神圣家族》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日常经验说明。马克思用一个“果品”，把思辨形而上学晦涩神秘性质的根源生动托出。

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辨特质，而且清晰地揭示了这种思辨形而上学的理性宗教性质 ：当从“果品”这一超自然的理智本质返回到各种现实的天然的果实，就把它们变成了纯粹的抽象。马克思由此所感受到的，不仅比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家深刻得多，而且在完全不同的层次上。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见，抽象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一个抽象普遍性整体，只是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家那里，不是把这种抽象普遍性当作提供整体观照的思维成果，而是当作哲学追寻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家错把思维的创造物当作最终的结果。“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从‘果品’这个非现实的理智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也就是说，他从他自己的抽象的理智（即他所设想的在他身外的一种绝对主体，在这里就是‘果品’）中创造出这些果实。” 从“抽象的理智”“创造出”的抽象概念，诚然是思维的创造成果，但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家却把它们当作“绝对主体”的创造而绝对化了。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这些创造物是思维主体“发明的规定”：“思辨哲学家之所以能完成这种不断的创造，只是因为他把苹果、梨等等东西中为大家所知道的、实际上是有目共睹的属性当做由他发明的规定塞了进来，因为他给只有抽象的理智才能创造出来的东西上，即抽象的理智的公式起了现实事物的名称，最后，因为他把自己从苹果的观念过渡到梨的观念这种他自己的活动，宣布为绝对主体即‘果品’的自我活动。” 如果看到这些“发明的规定”就是根据具体事物的属性所作的思维的规定，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迷误就可以得以避免。正忙于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当时或许不会有时间在这一方向进行系统思考，但其所蕴含的逻辑已经非常清楚。而传统形而上学思辨哲学家把这种“发明的规定”宣布为绝对的主体的“自我活动”，就只能走进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事实上，这也正是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只是作为传统思辨形而上学体系哲学的巅峰，在转向下坡趋势的同时，其“合理内核”也注定要幻化为另一种形式，继续展开其内在逻辑，进一步发挥思想的活力。在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中，马克思不仅吸收了其辩证法，而且涉及黑格尔关于思维规定的研究，从而涉及思维异化实质的最深层次，为思维异化的扬弃提供了理论前提。

黑格尔逻辑学致力于对抽象规定异化的扬弃，但作为登峰造极的传统思辨形而上学，其哲学体系却导致哲学思维本身的严重异化。正是马克思的哲学，将传统形而上学对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拉回到感性实践。马克思既看到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中哲学思维的异化，同时又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对抽象思维规定异化扬弃的重要内容，从而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对整个哲学思维异化的扬弃。

关于思维异化的扬弃，其核心机制就隐含于马克思关于“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这一历史性认识推进之中，它包含马克思为人类进步作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人类认识的发展经历了感性具体、思维抽象和思维具体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的发展有两个重要转折，即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由三个阶段两个环节构成的整体过程。在这一整体过程中，蕴含着扬弃思维异化的内在逻辑。在马克思那里，由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过程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结果是生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正是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隐含着马克思扬弃思维异化内在逻辑的核心环节。“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 关于思维抽象的理解及其处理是关键环节，如果由此走向对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就陷入了传统形而上学 ；而由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则正是抽象普遍性的整体观照过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是非常富有智慧的预见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这一论述及其相关展开和具体应用，对于思维异化扬弃机制的理解启示，无疑具有历史意义。

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命题蕴含着整体观照的深意，这与把抽象普遍性看作不同于具体事物现象的本质的理解全然不同，更与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致思相反，蕴含着马克思扬弃思维异化的整体观照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抽象普遍性跟生活实践相脱离就会失去意义，这正是在与经验的关系上，科学和哲学常常呈现出不同形态的原因。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整体观照的经典案例，而其中所蕴含的内在逻辑，只有在信息文明时代才能更好地展开。在这种展开中，思维异化的实质会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思维异化及其实质的信息文明呈现

据基础上的创构活动不存在一个与其相符合的问题 ；其次，大数据本身不存在所谓“本质”表现得最为明显 ；最后，大数据以具体的量的整体把握，空前揭示了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迷误，照见了思维抽象的意义不在于具体事物背后的本质，而是为具体事物的认识提供抽象普遍性整体观照。更为基本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标志，从对既存对象的描述到对从未存在过的新对象的创构，空前凸显了思维规定。

“思维规定”是黑格尔逻辑学的重要基础概念，“黑格尔逻辑”是建立在思维规定基础之上的。随着信息科技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活动从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发展到创构世界，而创构世界的前提性规定，就成了新的重要课题。这使思维规定不仅日渐凸显，而且日显重要。思维规定是人们在思维中对自己与外部对象相互作用生成的意识现象进行（逻辑）整理，形成概念和范畴的过程或产物。 正是在思维规定层次，思维异化的实质从根本上得以呈现。

关于思维异化的实质，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论述，但多次作了形象的阐明。马克思关于“果品”的概念分析最为形象而深刻，从中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果品”概念有助于我们对具体植物果实的认识，“果品”的整体观照，使我们知道水果富含维生素，食用有利健康。但如果把“果品”等抽象概念客观化，并运用于实践，就容易造成由思维异化导致的严重后果。因为事实上，“果品”富含维生素、有益于人体等属性都是我们基于人类学特性赋予的关系性规定，并不只是根据具体植物果实的客观性质概括的结果。事实上有些具体的植物果实与水果具有同样的生物属性，只是由于食用价值低，甚至对人体有害而不能列入果品。如果以植物果实的纯客观特性为标准，就得不到“果品”的概念。而如果在那样的标准中规定“果品”，实践中就会导致人中毒甚至身亡。这种看似简单的情况，在社会领域会变得非常复杂。很多触目惊心的社会悲剧都是由抽象的迷误造成的，具体情况下分明的是非观，一旦处于异化的抽象概念笼罩中，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不仅在经验领域，形式科学领域也是如此。“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根据马克思的思维异化思想，在思维规定的信息文明凸显中，可以根据其内在逻辑展开思维异化的实质。

在马克思那里，对抽象的“本质”的理解，事实上已经在更深层涉及黑格尔的“思维规定”。作为黑格尔哲学合理内核的承继者，马克思不仅把抽象的“本质”理解为思维规定，而且认识到这种抽象的“本质”是知性规定的结果。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有通过理性规定才可能得到不同于知性规定的结果，即得到具体概念。抽象概念体系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这对于认识推升到更高层次的整体至关重要，但这种抽象普遍性不仅必须来自对现实的具体个别事物，而且必须用于对相对具体事物的整体观照，从而让相对的局部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入和更为到位。而其中所具有的意义是根本的，因为没有这种更高层次的整体观照，不可能真正理解较低层次的内容。

任何抽象都只有在被抽离掉的具体条件下，才是普遍有效的。如果把抽象的相对性误认为是可以与具体条件相脱离的普遍“本质”，并因而进一步将抽象普遍性本质作为哲学的终极追寻，就必定使哲学之舟搁浅在抽象的沙滩，甚至碰触通过悖论形式引人注目的规定“暗礁”而沉没或“涅槃”。数学中的“无限”就是这种规定“暗礁”，它们则几乎无处不在。“数学家一旦退入他们无法攻克的抽象堡垒，即所谓纯数学，这一切相似就都被忘却了，无限就变成完全神秘的东西。” 远离经验的抽象是没有限制的，即使在经验和逻辑领域，极端的抽象只是相应规定构成的关系的极端推衍，只相对于相应的规定有意义，只对规定负责。由于规定具有相对性，抽象到极端也可能走向反面。在这里，隐含着人们关于思维抽象和现实存在之间关系的认识迷雾。马克思关于思维异化的思想，正是这重重迷雾中极具穿透力的一道智慧之光。

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揭示思维异化的实质，但在信息文明空前凸显的思维规定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展开关于思维异化的实质和思维异化扬弃的观点。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思维异化的实质 ：本来应当是为具体事物认识提供整体观照的思维抽象，反而变成了具体事物认识的屏障。如果进一步深入到思维规定中，思维异化的实质就呈现得更为清晰 ：将思维规定看作天经地义的，以致本来作为认识桥梁的基本假设反而成了束缚思维的牢笼。比如把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空间概念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从而使思维永远僵化在宏观低速运动范围。由于思维异化的根源在于抽象思维规定的理解，思维异化在根本上表现为思维规定的异化。思维异化实质的更深入揭示，为思维如何被异化甚至思维异化扬弃机制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说明思维如何被异化，在信息文明发展背景下，我们可以通过对思维异化实质的理解，看到思维抽象被误解为具体事物背后的本质。马克思也没有明确定义思维异化，在思维异化实质展开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给出思维异化的定义 ：本来应当用于具体事物认识整体观照的抽象概念和理论，被颠倒过来当作更根本的存在贯彻到实践中，使思维从而实践因抽象普遍性概念和理论成为根本标准而反受其害。在明确定义思维异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展开马克思关于思维异化扬弃的内在逻辑 ：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

在抽象上升到具体，即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思维规定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信息文明的发展，特别是数字创构，空前凸显了思维规定，这集中体现在“设计本体”（designing ontology）的概念中。由此反观，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思维规定的历史和逻辑发展。

从历史发展看，关于思维规定的研究开始于黑格尔，而从逻辑发展看，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还是一种知性规定，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则是理性规定。思维抽象和思维具体都是思维规定的产物。它们虽然具有客观根据，但主要是思维规定的结果。这种规定具有客观根据，因此，我们才可能在实践中由这些规定得到主客体关系中的某种确定性。对于主体而言，这种确定性是最为重要的，因为正是这种确定性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人的需要。

由对具体个别事物的抽象，我们所得到的抽象概念规定是逻辑的抽象规定，而逻辑总是被认为也是某种客观存在，甚至是先验的东西，不可能是主观规定的结果。其实，逻辑是建立在一定规定基础上的关系体系，我们在任何规定的基础上都可以推导出一定的关系，并建立起一个“客观的”关系体系。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可以建立主观的思想上层建筑，在主观规定的基础上也同样能够建立起具有客观性的关系体系。而这正是思维规定的意义所在，也是它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在。

然而，西方哲学的发展表明，对抽象观念的先验理解，会导致对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从而导致传统思辨形而上学中思维规定的普遍异化。在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传统思辨形而上学主要是建立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并因此从抽象思辨走向极端，在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的环节误入歧途，走向对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带来思维的深度异化。事实上，不仅在哲学史上，在科学中，思维的异化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科学的实证经验要求，决定了不可能体现为对抽象普遍性的终极追寻。

经典物理学可以进行理想化描述，以至经验领域的事件可以像几何学那样处理，不仅有可进行统一描述的“波动”和“粒子”，甚至还有“全同粒子”，这是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肇始于几何学，形成于近代经验科学支持的基本根据，由此构成科学和哲学之间一种相互支持。理性主义从几何学获得最初的样板，从而给了近代科学抽象普遍性追寻一种隐蔽的哲学根据，而近代科学理性的长驱直入，又反过来为哲学的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提供了“科学”基础。非经典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事实上表明即使是经验科学，也不能以抽象普遍性为终极追寻，因为经验领域最终都不可能以理想化的方式描述。这既是哲学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幻觉的终结，也是经验科学抽象普遍性追寻（事实上这就是理想化描述在经验领域）局限性的晓示。由此可见，思维异化的最基础层面，就是思维规定的异化 ；而思维规定的异化，又集中表现为抽象思维规定的异化。由此可见，思维异化的思维规定异化性质，以及思维规定异化的抽象实质。无论在哲学还是科学领域，抽象普遍性都只具有观照具体事物认识的意义，而不具有揭示所谓事物“本质”的本体论地位。用抽象之物来观照具体之物，这是抽象之物的重要也是唯一重要的意义。其中不仅包含了马克思对“本质”概念的深入理解，而且伸展着思维异化扬弃机制的内在逻辑。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可以进一步展开思维异化扬弃机制，从而使扬弃思维异化的意义同时得以展开。

思维异化扬弃机制的信息文明展开

马克思的理论不仅关系到思维异化的扬弃，而且关系到思维异化扬弃机制的信息文明展开及其意义彰显，两者间具有深层次的机制关联。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马克思关于思维异化扬弃机制的内在逻辑可以进一步展开。而关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的内在逻辑展开，则将彰显马克思关于思维的异化思想在信息文明时代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发展出了科学和哲学的抽象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将抽象普遍性当作更根本的存在，发生了思维的异化。只有进一步从思维抽象提升到思维具体，才能够扬弃思维的异化，达到更高的人类思维层次。关于思维具体，文献大多语焉不详。而信息文明的到来，在这个关键环节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在信息科技中，“profiling”是一种越来越重要的新方法 ：即用数字数据勾勒具体对象，由此生成的“profiling”可以理解为“数像”。数字数据勾勒具体对象是一种量化的“思维具体”，其所生成的“数像”是对象独一无二的量化数据描像，它和具体事物一样具有个体性。作为量化意义上的“思维具体”，这种具有个体性的“数像”启示了抽象意义上的思维具体意味着什么。

当抽象概念构成的具体对象仍然不足以与其他个别事物区别开来，就只是思维抽象阶段，而当对象达到足以形成区别于所有其他个别对象的独一无二个体时，就成了抽象具体意义上的个别存在，这就是思维具体。比如无论“马克思”是一个“哲学家”还是“革命家”，都只是思维抽象意义上的存在，有很多个别对象都是“哲学家”或“革命家”甚至像马克思那样两者兼俱，而当关于“马克思”的抽象描述达到可以与其他任何个别存在相区别的程度，“马克思”就是一个思维具体意义上的存在了。因此，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不仅是一个连续系列，而且与具体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有的语境中不可以与其他个别事物相区分，在特殊语境中也许可以。

由此可见，只有从整体观照而不是最终本质的意义上，“思维具体”这一重要概念才能得到更到位的理解。简单地说，思维具体就是由思维抽象构成的关于具体事物认识的整体观照结果。比如在感性具体中，“马克思”就是一个个别具体存在。对这个个别具体存在进行思维抽象，就可以有“德国”“人”，也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经典作家”，还有“无产阶级”“理论家”和“革命家”，以及“哲学家”甚至“数学家”等抽象概念。当这些抽象概念足够丰富全面，就构成了对作为感性具体的“马克思”的整体观照。在这种由思维抽象构成的整体观照中，我们所得到的就不是那个感性具体的“马克思”，而是思维具体的“马克思”。思维具体的“马克思”和感性具体的“马克思”是完全不同的。由于抽象普遍性整体观照，作为思维具体的“马克思”一方面与作为感性具体的“马克思”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具体存在，另一方面又有了感性具体所没有的理性内容，并且具有感性认识所不可能捕获的深刻内涵。这就形象地表明，正是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从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到抽象普遍性整体观照，扬弃了抽象思维的异化。由此，我们得到的就是扬弃思维异化的具体机制：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以思维抽象把握对象，以思维具体观照对象。也正是由此，抽象普遍性追寻的真实意义也得以充分揭示。

抽象概括把抽象普遍性视为具体事物的“本质”，因此，其在给人类带来现代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思维的异化，从而带来理论和实践领域的重重迷雾。由于认为抽象概念是对事物根本特征的概括，因而把抽象普遍性看作是比具体事物更根本的存在，这种观念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认识和实践。思维的异化会带来观念的扭曲甚至疯狂，而人是观念的动物。观念的动物可以十分复杂，由观念的动物组成的社会就更是如此。一旦受扭曲甚至疯狂的观念支配，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行为，甚至走向人性的丧失，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作为“强加于”具体事物的“本质”，“观念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与思维规定密切相关的，这一“观念的本质”具有思维规定的性质。由于思维的异化意味着不可能真正理解思维规定，必定将思维规定客观化。思维规定的客观化往往带来严重的认识和实践后果。如果把牛顿的绝对“时间”和“空间”规定看作纯客观的，人们就只能发现低速运动条件下的科学定律，而不可能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从而超越不了日常直观生活。而在人类社会，最可怕的罪恶不是来自人性，而是来自观念。来自人性的罪恶不仅有人性的极限，而且总是会引发大众的愤怒甚至报复性灭止 ；而来自观念的罪恶却不仅可以伪装成正义，并在正义的名义下激发人性中的恶，而且反过来将人性的恶置于炫目的观念掩映之中，因观念的迷惑性带来欢呼甚至崇拜。在这里，“罪恶”可以替换为任何极端的残忍行为，就如某些暴行触目惊心，但当事人却认为理所当然。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就是作为观念动物的普通人甚至“好人”因观念而不是本性所具有的“恶”。疯狂的观念有疯狂的逻辑支撑，而疯狂的逻辑就根源于思维的异化，由此可见扬弃思维异化的重大意义，尤其是在信息文明时代。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在进一步深化其实质理解的基础上，彻底扬弃思维异化的意义越来越重要。

以抽象普遍性概念和理论为本，会导致对具体事物的忽视。事实上，抽象普遍性概念和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构成对具体事物认识的整体观照，如果把它们本身理解为比具体事物更根本的存在，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不仅会使思维反受其害，而且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实践灾难。因此，思维异化的扬弃意义不可估量。正是因为抽离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和理论不顾具体条件的运用，由思维异化造成的认识误区和实践恶果，在“抽象社会”俯拾皆是。

在思维异化情况下，越是简单的抽象，越容易形成非黑即白的粗暴二分。对大数据量的整体把握，为思维异化的扬弃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思维的异化所造成的最普遍误区，就是在抽离具体条件的情况下，认为抽象的质比具体的量更根本、更重要。事实上，在特定具体条件下，有时候量比质重要得多。一个国家的犯罪率和腐败程度等，往往比是不是存在犯罪或腐败现象更重要。反问哪个国家没有腐败现象，但不能因此为严重腐败的存在提供借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提供合理性根据。这些误区之所以随处可见，就因为我们处于现代性所意味着的“抽象社会”。而信息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则是从“抽象社会”向更高层次的“具体社会”发展。社会的认识基础将从主要是抽象的向抽象和具体一体化提升，即由以思维抽象为主要基础到以思维具体为主要基础转变。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抽象的质和具体的量之间的区别和意义，看到思维异化的扬弃对于信息文明发展的特殊意义。

大数据开启的信息文明，在最基础的层面，意味着抽象普遍性整体观照与具体全体性整体观照的互补整合。由于信息文明发展中量的重要性空前凸显，一方面思维异化的扬弃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为思维异化的更到位理解提供了时代条件。由于量的具体性，人类信息文明的发展彰显具体，凸显从思维抽象到思维具体提升的重要性。作为现代性的超越，信息文明的发展最需要扬弃思维的异化。

在信息文明时代，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到位地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批判抽象普遍性终极追寻的思维异化，而致力于思考感性实践中的具体存在 ；另一方面，可以在此基础上作出更进一步的理解，即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以抽象普遍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性，将会在思维异化不断扬弃的前提下，提升为以抽象和具体交织的整体观照具体事物认识的时代性。大数据量的具体整体性，信息作为感受性关系的具体性，以及人工智能通用化的具体社会关系性质，都凸显了思维异化的问题，而且宣示着扬弃思维异化的必要性甚至紧迫性。

作为感受性关系，信息本身具有更深层次的感性实践性质。感受性关系是具体的，其与感性实践具有内在关联。作为感受性关系的信息可以在更深层次看到感性实践的具体性。感性实践的具体性不仅为人类认识结果检验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标准，而且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机制和性质。

作为信息数字编码的产物，大数据不存在认识必须与其相符合的抽象本质。与抽象普遍性整体把握不同，大数据量的整体把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整体把握。虽然那是量的具体性，但不仅可以在抽象整体观照的基础上提供一种具体的整体观照方式，更重要的是彰显了抽象普遍性思辨体系的整体观照性质。这对于避免思维异化，促使信息文明健康发展，无疑意义重大。

而作为类人智能，通用人工智能则必须在类群亲历中生成。 向通用化发展的人工智能不是“抽象机器”，其核心机制不能停留于抽象的推理，而必须涉及个别具体事物。人工智能的当代发展晓示了具体感性经验的重要性，抽象的概念特别是符号推理解决不了从专用人工智能到通用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与其说更需要超级计算机的抽象符号推理能力，不如说更需要的是儿童就具有的具体认识能力。儿童在还不拥有抽象概念时，就能运用自己的具体经验解决目前人工智能不能解决的问题。通用人工智能不可能从车间流水线一个个生产出来，而必须是在具体的类群亲历中进化生成。由此不仅可见信息文明发展对于马克思思维异化思想内在逻辑的展开，而且可以进一步看到，无论对于信息文明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通用化发展还是人类发展，思维异化的扬弃、思维具体的提升以及从异化思维到感性实践，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正确发展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