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逼慈禧太后向全世界宣战？_风闻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向各国宣战的诏书。

慈禧历数西方列强诸多罪行，“三十年来，恃我国仁厚，一意拊循，彼乃益肆枭张，欺临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人民，勒索我财物”，“彼自称教化之国，乃无礼横行，专恃兵坚器利，自取决裂如此乎”。

慈禧在表达完愤怒之后，最终说出那句鼓动人心的宣战口号，“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撻伐，一决雌雄”！

以此宣战诏书为转折点，清政府正式与西方诸国决裂，开启了中国与各国的战端。从今日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的这次宣战简直匪夷所思。就算是大清朝康乾极盛时期，也不敢同时向周边各国宣传。

而恰恰是在晚清贫弱交加时，中国羸弱不堪的国力，竟敢以一己之力，向世界各列强宣战，难道慈禧的脑袋被门挤了？就算是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他也不是同时向英、法、美、苏宣战。

慈禧的脑袋显然没有被门挤过，如此重大的国家决策，绝非慈禧一时愤起，一拍脑门就能擅自决定的。宣战之举，其实和当时中央权力格局、皇位争夺、派系斗争以及慈禧的治政方式等多方面因素有关。而具体到宣战一事的导火索，则牵扯到一封伪造的外交照会。

01.伪造的外交照会

1900年5、6月份，大批义和团民进入北京，大举焚烧教堂、屠杀教民，各国公使馆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大沽口外，各国军舰云集，八国联军更是想要从天津进军北京。此时，京城局势急速恶化，大有不可收拾的地步，对义和团是剿是抚，对列强是战是和，清政府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考虑了。

6月16日至19日，慈禧在四天内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召集众臣商讨应对方案，以决定是战是和。16日的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主战主和两派官员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慈禧似有主战倾向，但最终未能有所决定。

6月17日，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慈禧突然向群臣展示了一封外国照会，其内容有三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这份照会尚有第四条“令太后归政”，慈禧出于种种考虑未宣示群臣。

各大臣听到这一照会内容无不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吓得顿首“臣等愿效死力”。慈禧随后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

**第二次御前会议基本决定了慈禧的主战态度，因为照会要求显然已超过慈禧的承受底线，这直接否定了慈禧的执政基础，要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消灭，**对于慈禧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和容忍的。

此后的两次会议中，以荣禄为代表的主和派已经不敢再行劝阻了，如荣禄所言，“若再分辨，视为叛逆矣”，可见其艰难处境。

在清廷宣战举动上，这封照会可谓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关于这封照会，后人争议甚多，多数谓为端王载漪伪造的，也有说纯系传闻，压根不存在的。

据当时参加御前会议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在所著《崇陵传信录》中记载，照会是6月16日晚由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其子递交给荣禄的，再由荣禄呈交慈禧御览，然而事后凭该照会向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查询均未得出处，因而恽毓鼎判断“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

学者马忠文根据当时各相关官员的书信和日记中的记载，考证后认为，罗嘉杰应该确实给荣禄提供了这样一个情报性质的消息，经荣禄呈交慈禧后，引起太后动怒，这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02.载漪集团趁势而起

伪造照会之举，后人多认为与端王载漪有关。虽无直接证据证明，但从动机、受益等多方面考虑，载漪显然是最大嫌疑人。载漪意图通过伪造照会来激怒慈禧，向诸国宣战，以此达到消灭国外势力对国内政治的干预，进而为废黜光绪、扶持其子溥㑺登基奠定基础。这一切都要从戊戌政变后的中央权力格局以及慈禧对外态度转变谈起。

戊戌政变后，英、日等国帮助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已经引起了慈禧对洋人的不满。康、梁逃离海外后，成立保皇党，利用国外庇护著书立说，对慈禧极尽攻击辱骂，这一切都使得慈禧迁怒于洋人，对洋人怀恨在心。

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布上谕，宣布重新垂帘于便殿“训政”，中央权力格局因而发生变化，光绪帝在戊戌政变之后丧失实权，不再受到慈禧信任，两宫关系日坏一日。或许是受到来自政变的打击，或许是慈禧动用了药物的手段，总之光绪皇帝的身体竟迅速地出现问题，1899年一整年时好时坏，至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迹象，而慈禧和后党官僚也开始忙着筹划废立光绪和物色新的继承人。

1900年1月24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㑺为大阿哥，入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子，实际上就是光绪帝的接班人，因这一年是农历己亥年，故史称“己亥建储”。

（中间坐者为端王载漪）

己亥建储背后隐藏着极为复杂的斗争关系，涉及到帝后两党之争，新旧势力之争、满汉关系之争以及荣禄和刚毅之间的政治斗争等。抛开国内斗争不谈，光绪帝的日渐病重和新的继承人的设立立即引发了西方各国的强烈反应，并招致帝国主义直接干涉。

当慈禧将光绪患病通告各国在华使节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立即向总理衙门作了如下表示：“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窦纳乐甚至还向清廷推荐了一名西医专门入宫为光绪诊病。

**在此次立储事件中，洋人屡次进行露骨干涉，更进一步加深了慈禧对西方列强的仇视。**然而，尽管慈禧对这些洋大人恨得咬牙切齿，但此时也绝没有胆量和实力公开与洋人对抗。

受到立储事件的影响，端王载漪地位骤升，兵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礼部尚书启秀等势力积极与之结纳，迅速形成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京师官场顿时一片守旧氛围。以载漪为首的顽固派势起后便积极运动其中，并对慈禧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们极力宣扬义和团民的忠勇可用与洋人的恶行昭著，直接影响到慈禧对时局的判断及战和的决定，最终通过伪造照会将宣战之举坐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照会是伪造的，但在当时外国人的心中，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想法却是普遍存在的。如1900年6月19日，英国人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就曾发表社论，主张驱逐西太后及亲信党羽出北京，将政权交给光绪皇帝。洋人们对慈禧训政的阻挠以及对康梁保皇党人的维护，使得慈禧对西方列强的芥蒂更深，排外情绪也日益严重。

03.派系争夺与慈禧治政

面对如何处置日渐兴盛的义和团，慈禧始终表现出首鼠两端、游离不定的犹豫和彷徨，对西方列强的畏惧与仇恨使得慈禧既不敢得罪洋人，又不甘心受气其中；蔓延京津，日甚一日的义和团运动使慈禧感觉民心可用，民力可恃，但其愈演愈烈、日渐激进的行为举动又令慈禧担心局面失控，酿成祸端。

慈禧游离不定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下面的王公大臣迅速分成“主和”和“主战”两派，对义和团的态度也分为主剿和主抚。

前者以枢臣荣禄、奕劻、王文韶，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总理衙门大臣联元以及地方实力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为代表，主张镇压、剿杀义和团，满足西方列强的相关要求，以取得其谅解；后者则以端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刑部尚书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为代表，极力主张招抚义和团。

主战派的人大多是与光绪的废立、溥㑺的继位利益攸关的人物，本质上是因政治利益而聚集起来的小政治集团，因而主战派的目的不过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阻止列强继续支持光绪帝，进而将光绪废黜，使溥㑺早日登上皇位。可以说这些官员是为了一己私利去扶持义和团，既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也不是纯粹的反帝爱国，在他们心中只有个人私利和团体政治利益。

然而，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主战派无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单是反对列强的主张就赋予了他们天然的正义感。因其主张容易引发共鸣，故一时势力极盛。

慈禧作为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强力政治手腕的统治者，一向擅长利用不同的政治派系和权力团体来互相牵制，以寻求政治制衡，最终达到控制各方势力为己所用、巩固自身权力地位的目的。

在之前的恭亲王奕䜣，李鸿章和翁同龢，以及之后袁世凯和瞿鸿机、岑春煊身上，都充分领教过西太后这种娴熟老练的手段。此次义和团事件中，同样可以看到慈禧这一政治手腕的运用。

回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宣战诏书，御前会议虽然决定宣战，但并未提到对哪国宣战，也从未送达任何外国政府，就其内容而言，与其说是宣战书，不如说是对国内发布的内部动员令更为贴切。

以至于在宣战诏书发出几天之后，盛京将军增祺专门询问清廷：“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传闻未得其详，应恳明示，以便相机应敌”。

可以看出，虽然慈禧因极端愤怒于西方列强的若干行为，一气之下向各国宣战，但毕竟没有完全冲昏头脑，而是边打边看，始终给自己保留一定的后路，以便折冲其中。

因此才有了虽然发布宣战诏书却没有标明宣战国这样奇怪的举动，以及随后的表面上围攻各国使馆区实际上却围而不攻、暗中保护等等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行为。

然而，义和团的发展和失控远远超出慈禧和主战派官员的预料，西方列强也不是省油的灯，绝非慈禧所能掌控。慈禧太后想要在这两股势力上寻求制衡是打错了如意算盘，无异于刀尖起舞，玩火自焚，最终八国联军一路攻城略地，烧杀掳掠，落得个京城再次失守，慈禧携光绪西狩，被迫签订城下之盟的惨淡局面，其教训可谓至深至痛！

好在中央政局虽然一团乱麻，上层统治者虽然昏庸荒诞，一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地方要员尚能保持清醒头脑，如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在清廷宣战后迅速抱团，以“伪诏”为由拒不奉诏，与西方列强达成“东南互保”，使得东南半壁江山得以免受战火摧残。

面对这样昏聩无能的上层统治者，难怪李鸿章在清廷宣战后发出“政府悖谬至此，断难挽救”，“举国若狂，无可救药”的哀叹。